再读毛泽东：一个自耕农和小米商之子的觉醒

止戈

　　党史百年，其中1921-1976的55年，绕不开毛泽东这个关键人物。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选择马列主义、进而找到中国革命正确的道路并为之奋斗，原因很多，其中就与他的童年经历和少年时期的觉醒有关，毕竟在中共第一代主要领导人中，除了他，真正种过田的寥寥无几。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自耕农和小米商之子、大名毛泽东小名石三伢子的乡村孩子。探究石三伢子的成长轨迹，有以下五点值得关注：

　　一是他的家境不错。这得益于他有个强悍的父亲。湖广熟、天下足。晚清时期的湘潭，既是湖南稻谷的重要产地，也是湖南水陆转运的重要码头。《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记载了光绪年间湖南不同地区的稻谷价格，其中湘潭最高。石三伢子的爷爷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但是能力有限导致家境窘迫，不得不把祖传的一些田产典当给别人。这样他的父亲毛贻昌17岁时就开始当家理事，因为负债被迫外出在湘军里当了几年兵，虽然没有混个一官半职，但长了不少见识，也积累了一些银钱。还乡后，赎回典出的土地，不久又买进一些地，增加到22亩，每年能收80担稻谷。毛贻昌善于经营，在妻家的资金支持下，种田之余还去做贩卖稻谷和猪牛生意，资本逐渐滚到两三千元（这笔钱什么概念呢？民国初年鲁迅的月收入大概400元，他1919年在帝都买了套500平的四合院，花了3765元）。在小小的韶山冲，毛家蒸蒸日上，可算是个财东了。

类似毛贻昌这样的人，在毛泽东1925年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被称作“自耕农”：“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还有剩余，用以造成所谓资本的初步积累。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胆子极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

关于家道中兴，1937年出版的《毛泽东自传》里说，由于他父亲辛苦种田、贩卖粮食和拼命节省，毛家一步步兴旺起来，由贫农成为中农、再达到了“富”农的状态。这也跟他同时代不少家道中落的革命者有所区别。

　　虽然石三伢子讨厌父亲爱财和苛刻，但是也要看到，父亲的“以农为本、以农促商、以商带农、克勤克俭”的奋斗经历和“亲者严、疏者宽”的言行，对他的影响还是深远的。

二是他童年受外祖文氏家风影响较深。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石三伢子2岁多到9岁、约有6年时间，生活在离家大约30里的唐家坨外婆家。文家是耕读世家，当时有房屋90多间、田地140亩，家境殷实。外婆把这外孙看得重，要保他平安，为他起了“石三伢子”的小名，并让他拜多子多福的大舅文玉瑞为干爷，大舅母也就视他为己生。舅舅、舅母把他带在自己床上睡，又把他与亲生儿女们一起排行，他排在第二十三。

在唐家坨，文氏家风（顽强向上的精神和刻苦耐劳的韧性、勤俭持家的风范、耕读并重的意识、家庭的和睦快乐，以及对佛教的信仰）对于他的个性特质的形成和行为处事乃至思维方式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在九哥王季范的榜样激励下，他热爱上了读书。

　　三是他读书上学受到父亲压制。父子关系大概总是难以相处的。爱读书的石三伢子回到韶山冲自己家，碰到的是小有成就的、暴躁的父亲。父亲只希望这个大儿子识点字、会算账，能早点帮上他的忙、以后继承家业即可。毕竟那个时代读书是少数人的行为，而且石三伢子父亲自身的小成功也使他觉得有资格按自己的模式塑造儿子。等到石三伢子13岁，父亲中止了他在私塾里的学习，这样既节省了学费，又使家里多了个帮手，收入也增加了。个子长得快的石三伢子需要花更多精力去做家务、干农活，他渐渐长大，同强势的父亲的矛盾也渐渐加大，还发生了几次冲突。经过“斗争”，父子二人达成基本谅解，石三伢子抓紧劳作，在完成父亲交给的劳动和记账任务后挤出时间看书，父亲不再干涉。《毛泽东自传》里说：“我明白了当我以公开反抗来保卫我的权利时，我的父亲就客气一点；当我怯懦屈服时，他骂打得更厉害。”

四是他一生受母亲影响很大。在同父亲的“斗争”中，居中调和的是石三伢子的母亲文素勤。当然，他也善于联合母亲和弟弟、甚至家里的雇工，一起同父亲抗争。在他眼里，“吾母高风，首推博爱”。后来他在写给老同学的信中曾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文素勤虽然没上过学，淳朴善良、极富同情心。灾荒年月，经常瞒着丈夫送米给讨饭的人，平时还虔诚地烧香拜佛，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一类的做人道理灌输给孩子。母亲的言传身教，使他从小就同情贫弱、乐于助人。他还和母亲一起想了许多办法劝说父亲一起信神佛。后来他父亲出门收账碰见一只老虎，老虎受惊反而先跑了，虎口余生的父亲对菩萨开始恭敬起来，也偶尔烧香。但是读书越来越多的石三伢子，反而越来越怀疑神佛了。佛教徒以忍让和同苦来化解世间的苦楚，这是他所不认可的。

　　五是他受中国古传奇和小说影响较大。除了课本，石三伢子更热衷读《精忠传》《隋唐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书。这些书在私塾老师看来是“不正经的”“害人”的书。他从中“读了许多故事，差不多都能够背诵出来，并且一再地谈论它们。”还和本村老人“交换地讲听”。孙悟空的“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的造反精神，水浒里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平等诉求，三国里的推动天下大势分合而勇敢“出山”的英雄气概，成为数百年来行动派的教科书，这些都对他影响巨大。

　　在以上五个方面的影响下，慈悲心+行动者的石三伢子开始觉醒，标志是《毛泽东自传》里说的：“我继续读中国文学中的古传奇和小说。有一天，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可注意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这件事使我奇怪了两年，于是我便进行分析这些故事的内容。我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人民的统治者的武士，他们用不着耕种田地，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显然是叫农民替他们工作的。”

　　这时候的石三伢子大概14-15岁，对应时间是1907-1908年。为什么说这是觉醒？让我们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运动本质特征的科学揭示，也是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初心所在。大约60年后的乡村少年石三伢子悟到了前面一句，所以后来他在诗词里说：“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当然，在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之前，国内也有人悟到了类似问题。比如和毛泽东心相通的鲁迅，弃医从文的他在1918年4月、37岁写的《狂人日记》里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还有一个和毛泽东一样做过北大旁听生的，离开军队、离开故乡去往帝都的改名叫沈从文的湘西少年，在1919年、17岁的他眼里的湘西辰州是这样的：“这地方的一切，虽在历史中照样发生不断的杀戮、争夺，以及一到改朝换代时，派人民担负种种不幸命运，死的因此死去，活的被逼迫留发、剪发，在生活上受新朝代种种限制与支配。然而细细一想，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排泄感情的娱乐看上来，竟好像今古相同，不分彼此。这时节我所眼见的光景，或许就和两千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

石三伢子的觉醒是持续的、深入的。1910年4月青黄不接时，湖南发生了一桩他自认为影响他一生的事件。长沙发生了饥荒，饥民开始只是请愿，盼着官府能给点吃的。当地政府断然拒绝，并派军队镇压。镇压引发暴动，大批饥民被砍头示众。消息传到韶山，大家“在私塾里讨论了数日之久。……许多学生都同情‘乱党’，但只是站在旁观的立场。我们并不了解这对于他们都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不过把这事当做一个具有刺激性的事件，感觉兴趣而已。然而我永不忘记它。我觉得这些‘叛徒’都是与我的家人一样的普通良民，于是我深恨对待他们的不公平了。”（《毛泽东自传》第一章）《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斯诺回忆说：“我记得有一两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

　　粮荒波及韶山，饥民组织起来“吃大户”，劫走了毛家运往城里卖钱的一船大米，毛贻昌气得不行，石三伢子却并不同情他父亲，同时也认为村人的方法是错误的。除了他家，当时韶山冲的毛氏家族也遇到了类似的事情。毛氏宗祠里锁着100多担谷，族人毛承文带领毛家贫苦子孙，请求族长毛祖渐开仓卖粮，毛祖渐非但不同意，还把毛承文捆绑起来进行毒打，杀一儆百，拒不放粮。17岁的石三伢子知道后，跑到宗祠引经据典和毛祖渐辩论。毛祖渐十分生气，最后以100多担谷按平价卖给毛家贫苦子孙的结果妥协了，但毛贻昌因为违反族规受到责罚。

石三伢子的言行，是一个伟大的觉醒和进步。他站在了人类思想的最高点——平等，他也不再是“看客”，他感情的天平已经倾向劳苦大众了，眼界已经超越家庭与家族的小我利益了，心境已经迈上新的大我台阶了。

毛贻昌不肯再让石三伢子读书，把儿子送去湘潭一家粮食贸易行当学徒。石三伢子来到城里后，“除每日稍事招待客商以外，终日居在楼上读书习字”，几个月后某天，他留下一首诗（沙水对沙洲，源源不断流。人住人脚下，何日待出头）走了。原来他受表哥文运昌影响，要去湘乡上新式小学。他请了堂伯父毛麓钟和九哥王季范等走出家乡的读书能人去劝说自己的父亲，当爹的哪有不“望子成龙”的呢？毛贻昌同意了。1910年秋天，石三伢子带着母亲收拾好的行囊离开了韶山。他没有和父亲当面道别，但是改写了一首诗，夹在了父亲每天必看的账本里，他默默的、坚定的告诉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觉醒了的石三伢子走出了“乡关”，这对他、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而言，是有着决定性意义的一步。

　　前面讲到，家道中兴和家道中落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影响的，同样是走出“乡关”，心境会有所区别。还是以鲁迅和沈从文为例。

鲁迅1898年离开绍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时17岁。对于生活上的这一变化，他后来写下了一段有名的话：“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 N 进 K 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

沈从文1917年高小毕业后为谋出路，14岁多点就当兵离家。因为少年不识愁滋味，一开始他说：“这分年龄似乎还不许可我注意到与家中人分离的痛苦。我又那么欢喜看一切新奇东西，听一切新奇声响，且那么渴慕自由，所以初初离开本乡时，深觉得无量快乐。”但是32年后他回忆往昔、写了一段和鲁迅如出一辙的话：“有谁在旧军阀时代，未成年时由衰落过的旧家庭，转入到一个陌生杂牌部队，作过五年以上的小护兵司书的没有？若你们中有那么一个人，会说得出生活起始，将包含多少酸辛。这也是人生？就是人生。我就充分经验过这种人生。这里包含了一片无从提及的痛苦现实。”63年后他还感慨，读我的自传，“部分读者可能但觉得‘别具一格，离奇有趣’。只有少数相知亲友，才能体会到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又说自己在湘西的经历是“二十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

然而“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沈从文也说，“否定因之在我生命中生长。我的生命并没有对困辱屈服。我总要想方法抵抗，不受这个传统力量和环境征服或压倒。旧家世固然容易使一个纨绔子堕落，却帮助了我个人在困难绝望中挣扎。一面随环境流转，一面从学习上找新机会”。

正因为有了这个重要的“否定”，才能把困苦屈辱逆转成生命中正面、积极、肯定的力量和追求，鲁迅、沈从文之类的少年郎才能真正走出“乡关”，书写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