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武都（一）

黄元帅

　　说起大西北说起甘肃让每个外地人头脑中马上闪现出一幅幅图画——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古有许多边塞诗人对塞外边疆豪迈赞叹造成的影响刻骨铭心、传播甚远，加上以前信息不发达、不对称，交通不便利，也对其影响不深的外乡人对西北造成很深的误解——甚至戏谑整个大西北气候都是黄沙漫天，一年只吹一场风，从春吹到冬；住的是窑洞，喝的都是苦窖水，吃的不是牛羊肉就是炒干面，出门交通工具是骆驼……

　　

　　甘肃处在中国版图中心地带，兰州地处甘肃的中心，在兰州一条黄河穿城而过，滋润着沿江儿女。岂不知在北方普遍干旱少雨地方——在甘肃南部武都这里罕有的亚热带气候一年四季温暖着每个武都人的身心。更多的时候，白龙江像一条白练穿城而过，默默的养育着沿岸的子民，护佑着一方百姓平安。

　　说起家乡在每个人心中的位置那是毋庸置言的，它就像母亲在孩子心中的地位一样，不论美丑，不论好坏，却是任何人都无可替代的。

　　当然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缺的，也没有一个地方都是尽善尽美的。家乡有时候也显露出不近人情的一面——时而暴风，时而骤雨，有时甚至翻脸形成泥石流、地震，突兀间夺去许多人家的田地、房屋、甚至夺去许多人们鲜活的生命……

　　

　　想要了解深入一个人的品行如何，水品几何？就要和他（她）在平常生活中多接触，听其言，观其行，才能略知一二；同样，想要深入了解一个地方的详细，就要在他（她）从小到大的生活点滴中才能触摸到它（家乡）的脉搏……

我作为故事的主人公，生于此地，长于此地，将来应该也会葬于此地。所以故乡武都在我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迹，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在这几十年里扮演者其中的角色；同样，武都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也会熏陶着我，影响着我，伴我成长。

李敖先生曾说上帝管两头，那我来管中间，这是多么豁达的人生观。同样，对于寻常百姓的我来说，生死两头也不是自己能掌握，就是中间这一段，好多时候都随着白龙江水一般，上下浮沉，由不得自己、随波逐流。

闲话少叙，想要了解我，真正了解那个时期的武都，先从我小的时候上学时的经历说起：

一、七十年代

　　

　　（一）

　　

　　七岁上小学，是每个人人生当中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此结束了懵懵懂懂的幼童生活，走上了一条当学生的念书之路。

　　一年级去学校报名的时候，家长们交待完注意事项，让我们几个家属院玩伴各自带上户口、学费，由一两个学哥领路，从家里走着出发，途径较为宽敞的南桥路，穿过热闹新市街，路过人民路转过中山街后，这时学哥卖了个关子在前面停下了脚步，让我们几个刚要报名的学弟猜猜看，说要去报名的学校就在附近，现在应该怎么走？我们几个同龄玩伴站在那里东张西望了好一会，茫然不知所措，胡乱指着往南或往北的街道，猜着说估计学校就在那大路不远处。学哥轻蔑的一笑，转身从电影公司对面一下钻进一条仅仅可通过架子车（手推人力车）的窄巷道，巷道左右两边都是居民自建的窄小、低矮房屋，这些人家的日常起居都明明白白的摆在了众人面前——洗衣、淘菜、点火、做饭……我不敢相信学哥带的这条小路就是通往学校的道路，一路小心翼翼的跟着，向里走了大约五六十米就到了几座不起眼的建筑旁边。学哥指着建筑上面的牌匾介绍说：靠南边是一小（原贡院小学），靠北边是二小（原葆真小学）。

　　

　　一小二小位于老武都城区的西南，位置处在城区老清真寺和武都一中之间。一小二小的校园几乎连着，只隔了个窄巷道，就像两个双胞胎一样互相依靠。

　　

　　一小的大门就像一个大大的牌坊楼，也是学校唯一的二层楼房，低年级在下面教室上课，高年级在楼上的教室上课。牌坊楼整个是用木头结构修建的。走在楼梯上会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走在楼板上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有时二楼的人脚步重了，一楼教室里就会落下些许灰尘来，它们在几扇木窗中透过的一缕缕光线中飘动成一颗颗闪光点。

　　

　　从大门进去是个小院，左右两边都是教室，再往里走，是个小四合院，一面是教室，另一面是教师们的办公室，小院坝里供学生们做操、玩耍。从两边小巷穿过去是几排平房，分别是水房、大灶、库房、职工教研室。走过慢下坡后面又是几排教室和操场、厕所……

　　

　　麻雀虽小，却也五脏俱全。穿过学校后门，往西走就是梁园子（城郊菜园子）、北裕河、钟楼滩；往北可通向县一中、西关；往南可到清真寺、莲湖小学。那一片的窄巷道如蜘蛛网般地四通八达，让不熟悉此地之人如入诸葛八卦阵般的找不到东南西北。

　　

　　武都城区在七十年代只有三所小学，不知从哪一年起，把以前充满古色古香的校名：贡院小学、葆真小学、西关小学，改成了含有革命年代感的校名：一小、二小、三小。城外旧城山小学也改为：向阳小学。

　　

　　那时候我们家属院的学生为上了“一小”尤为自豪，曾经不知谁编有一个歌谣大家互相传唱：“一小毛主席领导，二小红旗飘，三小门口挂了个猪尿泡。”至于后来新建了四小，以后改名为莲湖小学。歌谣也自然就变为：“一小毛主席领导，二小红旗飘，三小门口挂了个猪尿泡，四小戴手表。”

　　

　　我们一小的学生唱念这个歌谣时，旁边二小的学生听见后会争着唱：“二小毛主席领导，一小红旗飘……”经常一小和二小的学生还为谁的学校是毛主席领导而争吵不止。

　　

　　后来我和朋友们还为此探讨过，当年关于一、二小的学生们为此争论：哪个学校是毛主席领导？哪个学校是红旗飘？——根本原因可能都是当时学生们受当时政治社会影响，再加上年轻人爱争强好胜的结果。至于三小为什么挂了个猪尿泡？四小为什么戴手表？推测可能是以前三小那里建有副食市场，里面有猪肉卖，自然就有猪尿泡；而四小戴手表推测可能是四小的学生家长多数是双职工，家庭条件相对比较好，自然有手表带了吧。

　　

　　那时候上小学老师很少布置作业，即使布置作业也都是象征性的布置一点，回去三下两下就做完了，时间稍长做不完作业，家里也就呆不住了。跑到外面大院坝里，好多小伙伴早已在院子里玩耍开了，在那里好像总有玩不完的游戏。有好多次天都快黑了，别人都回家了，只有我一个人在院子里游荡，好像在外面院子里才能获得片刻快乐和宁静。

　　

（二）

　　

　　人的创造力是无限的，好多游戏都是在劳动中发明出来的。那时候孩子们玩得游戏工具多数都是自制的，平常的游戏如：打沙包，踢毽子，弹玻璃蛋，跳皮筋儿，打香烟盒叠的三角板，打弹弓，斗鸡，打水仗……还去水沟里捞鱼，捞泥鳅。甚至去上山摘酸枣，摘杏子，偷葡萄，偷苹果，摘槐花……

　　

　　在家属院前面院子的大槐树上挂着几大串包谷棒，那是母亲的单位职工闲暇时在单位分配的土地上种植、收获的。那时候各个单位都有自留地，我们学校也在每个星期五下午参加劳动课，学生们背着自己的背篓，拿着铁锹，锄头等劳动工具去学校分配的土地上参加劳动。

　　

　　有一次，家属院几个胆子大点的孩子，趁人不注意，捡起石头、砖块，把树上的包谷砸下来几根，然后拿到家属院后面的山底下，找个合适的地方，周围用石块垒起一个土灶，上面放上薄岩石板，四处找点干草木棍木柴，在土灶里点起火堆。又在薄岩石板上撒点搓下来的包谷粒，一会儿的功夫，包谷粒一颗颗裂开了花，空气中弥漫着阵阵香味，大家抢着吃包谷花，感觉非常香甜可口。

　　

　　闲了几个人在房背后的小路上挖个小土坑——我们俗称“陷马坑”，在坑上盖一两块快要脱落的墙皮，学电影上的样子，在墙皮上面均匀的撒点干土面，轻轻地脱下鞋在上面盖个鞋印，又在“陷马坑”旁边做个只有自己知道的标记。然后叫来别的玩伴玩耍，装作无意地走到那条路上，自己绕过“陷马坑”，让玩伴突然陷下去，恶作剧般地有莫大的兴奋。

　（三）

　　

　　那时候物资比较匮乏，娃娃们也比较嘴馋，商店里边一毛钱买十颗的水果糖都是稀罕物。邻居有个小孩儿有事没事就在商店里盘旋，别人买东西的时候，乘售货员没注意，伸出手偷偷在柜台上捡上一两颗盐放到嘴里嗦着味道（那时候商店售卖大颗粒的土盐）。后来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国民经济条件好了些，有时候家长给上五分钱，在新市街那里高高台阶上的糖酒公司里边称上五分钱的向阳花（生向日葵子），营业员称好瓜子，用秤盘子“唰”一下子倒进军帽（那时候的男生都戴黄军帽）里，又去招呼别的顾客，我从军帽里把向阳花一把把装到自己的衣兜里供以后慢慢享用。

　　

　　那时候泡泡糖（就是那种上海生产的，上面有小女孩吹泡泡的图案）很是稀罕，有条件的父母让去上海回家的同事给孩子带购一些泡泡糖，那时我的父母还没有这样的觉悟和经济条件。关系好点的小朋友看着你没有给你撕上一小块泡泡糖，咀嚼完里面糖味道的泡泡糖，可以学着吹泡泡玩，当然一小块很难吹出大泡泡来。有些孩子吃完泡泡糖舍不得扔，甚至把咀嚼完的泡泡糖放到衣角里边，第二天拿出来又可以继续咀嚼吹泡泡了。

　　

　　有一段时间，各种游戏玩的都没意思了，几个比我们大的“哥们儿”找刺激领我们去街上偷老乡卖的苹果，梨，西瓜等水果，并且提前振振有词的说偷水果，偷吃着嘴里边的东西不算偷，不像偷钱，偷别的东西，不会犯法。那个时候武都还没有统一的菜市场，好多老乡把家里边自产的各种水果、蔬菜拿到城里街边摆摊卖，换取点生活费。大一点的哥们瞅好一两个摊位，让我们有的望风，有的假装买水果，有的故意扰乱卖主的注意力，趁机偷点各样水果。有的老乡胆子小，即使发现了，也不敢太声张，有时候只是乱吼几声，让我们停止作案罢了。跟着偷了几次水果，也许是良心发现，也许觉得偷盗太冒险，后来觉得没啥意思了，就再没去。

　　

　　有一次，单位的大灶在前边大院子旁边，他们采购的蔬菜，就放在厨房的地上，几个大点的孩子教唆让我和明明去偷西红柿，他们几个假装做游戏玩，以此分散别人的注意力，我和明明悄悄过去，乘别人不注意一人抓了一个西红柿跑了出去，帮厨的胖阿姨发现后追了出来，一边嘴里喊着：“偷东西咯，有娃娃偷东西咯”。我和明明发现不对，赶紧分头跑。那时候家属院外面就是稻田地，我想着跑两下，胖阿姨就不会追来了，没想到那次她锲而不舍的一直跟着追了过来，从院子跑到马路对面稻田边，就是一条宽水渠，我一看跑不掉了，就想尽快的消灭掉罪证，赶紧把手里边的西红柿扔进了水渠里。转过身去对着追来的胖阿姨，张开手，反复申明着自己没偷东西。胖阿姨追过来后，盯着我手里，摸了摸我身上，又看了看稻田旁边的水渠——这时我抬眼望过去，平时水渠浑黄的水里冒出了一颗鲜红的西红柿，我再抬眼一看胖阿姨，胖阿姨的一双大金鱼样的眼睛也正威严地看着我。

　　后来几个大点的哥们儿叫我在房背后的山上，跟着他们偷着抽了几次香烟，感觉到了莫大的被信任感、成熟感。我也大胆地在家里的桌子上，摆放招待客人的香烟盒里偷了一两根，供他们抽烟。一起玩的几个人都分别在家里边偷拿过烟，有的让家长发现了就打骂一顿。为了可以保持这种长期抽烟的英雄行为，又不至于让别人发现，有一次几个大哥们发动我们几个年龄小的，拿着他们用纸叠的钱包，去街上捡别人抽过的烟头，尽量捡剩长一点的烟头，边拣边放到纸钱包里，捡回来后把烟头揉碎，烟丝整理好，再找点废纸，就可以卷手工香烟了。

　　

　　还有一次把晒干的橘子皮揉碎，用纸卷卷上抽，发现有点呛口，但是有股清香味。后来又开发出了一种长得像柏树叶的干树叶，卷上抽就没那么呛人了。

　　

（四）

　　开春最无聊了， 我们开发出了新的游戏，最好在春雨后，空气湿润，每人找个蜗牛蘸上水，放在墙壁上它们就会自动地往上爬，看谁的蜗牛爬的高定输赢。看着蜗牛爬过的一条条白亮的线在墙壁上纵横，我们一边念着歌谣：“瓜牛，瓜牛，长长（发音：zhang），爷爷婆婆把你养活……”一边在下面使劲为自己的蜗牛加油助威。

　　

　　夏天玩水最过瘾了，一个个拿着医院稍微损坏而淘汰的玻璃针管，从水龙头上，脸盆里抽上水，互相飙水打水仗，供应室张阿姨孩子拿的玻璃针管最粗，500毫升的针管抽满水，用肚子顶着飙水打退了我们好几次冲锋。

　　

　　隔多远就闻见一股清香味飘过，就知道院子里的洋槐花开了，扑鼻的清香味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几个会爬树的分别爬上不同的洋槐花树，用自己做的竹棍夹子夹取槐花，给没敢爬上树的小弟弟和女生们夹槐花吃。夹的多了，就给大人拿去用水洗净，撒点面粉上笼屉蒸槐花群群吃。

　　

　　夏天酷热难当的时候和妹妹拿上竹背篼去田里捞鱼玩，从院子门里出去一直到东江都是麦田，稻田地。顺着旁边的水沟，按照自己的竹背篼大小插到合适的水渠里，一头让妹妹守着，我在另一头拿个树枝边走边搅水往过撵鱼，走上一二十米的距离就能捉好多条大小不一的小鱼。找个玻璃罐头瓶装上，隔一两天换水，能养好多天。

　　

　　知了起劲叫着热得烦心的时候，我拿上个塑料袋，再找个竹棍就一个人出发了。顺着马路一直到牛奶厂路边都是一排排的高大白杨树，找个稍微粗点的树，用脚踩两下树身，不时就会掉下一两只“铁匠”（天牛），赶紧抓住细长的触角扔到袋子里，一会儿就会装上半塑料袋“铁匠”。碰上有知了落到高低合适的树上，用竹棍头蘸点晒化的沥青，或者绕点蜘蛛网就可以粘上知了了。听同学们说天牛是害虫，多抓一些对树木有益，就又多抓了几只。回去后给别的小朋友分上几只“铁匠”，看着他们把“铁匠”的黑白相间的触角塞到自己的嘴里并且一节节咬断，嘲笑“铁匠”真傻。有时候还给“铁匠”腿上或角上拴上细线，后面再拴上火柴盒，火柴盒里装上石子或土，让“铁匠”拉车玩。

　　

　　还有野酸枣熟的时候，去山上摘酸枣吃。摘了几年下来，已经熟知了北山哪一片长的是苹果状的枣，哪一片长的是梨儿味的枣了。刚开始伙伴之间还互相比谁摘的多，谁摘的少？谁摘的红的多？谁摘的黄的多？后来又比吃完枣的核，看谁的更加黑红为最佳了。

　　

　　莲湖公园的“麻麻燕”（蜻蜓）极多，有一种麻麻燕长的就像飞机里的波音737和空客飞机一样漂亮大气——硕大的金黄色头，发着绿光的翅膀，黑黄色的身体——我们俗称猛头“麻麻燕”。用衣服或者网子捕捉上一只，再用细线拴上在空中挥舞着，让其自由飞翔，不多会儿就会曵来异性“麻麻燕”，然后捉回装到空包里，又重新放飞继续曵新的“麻麻燕。”

　　不知啥原因，记得那一年的彩色“麻麻燕”特别多，尤其是红黄颜色的“麻麻燕”时不时的在头顶飞翔。有几次从帐篷出去，我中指头伸出来“麻麻燕”就落在了上面，用食指头轻轻地夹过去，就轻松的捉一只“麻麻燕”，放到蚊帐里让它捉蚊子。

　　

　　胆子大，水性好的儿子娃（武都土话：小男孩） 在莲湖公园水里游泳，时不时的用脚踩下去试探，发现有“情况”的地方就潜水下去，不一会儿就扯出一长截莲藕，在水里随便冲冲，几个人就大快朵颐了。

　　秋天去山上摘野杏，桑葚，桃子，后来山顶上还种有葡萄，人家看得紧，偶尔偷过一回还没成熟的葡萄，酸的要死。 一次跟着强强去北裕河那边的园艺场，偷了几颗刚长半熟的青苹果，也涩的可以。

　　

　　冬天穿的厚，最适合开仗火（用土块或者雪块之类打仗）了，最好的地方就是招待所背后的山上，整座山全都是黄土山，用黄土块当子弹，有一定威胁性，却又打不伤人。一群人过去后分上两派，人少的的一派负责在山上守护，另外一派人多的负责从山底往山上进攻，以山底下的攻上山顶为获胜，游戏才算结束。山底往上攻的人用手或者衣服挡着头脸，冒着枪林弹雨不断地往上冲锋，山上的人用随处捡的黄土块朝着“敌人”砸下去，就像电影中的战争场面，极富刺激。

　　最冷的时候，有一次去莲湖公园玩，看着莲湖公园里边场景，犹如画家勾描出的一幅水墨画——残荷败柳在湖中凝结成剪影，冰面底下的水中一条条颜色各异的鲤鱼缓缓游动。在接近岸边的地方，有一小块化了冻的水面，好些小朋友在那里拿着馍馍渣喂鲤鱼。在那里有条拿石头、砖块垫了的小路如感叹号一般深入湖里。院子里年龄比我大一点的玩伴小民，小红心恶作剧，提前在那条路上做了手脚，把一大块石头垫空，他们让我过去玩，并用脚故意踩了两下，示意路相当结实、安全。我放心的刚走过去，“扑通”一声，一不小心就踩翻了垫空的石头，人就掉到了湖里。那时候冬天很冷，大人孩子都穿的棉裤棉袄。我掉到水里人就漂到了水面，所幸地是漂的不远，他们几个三两下就把我拉到了岸上。我一看湿了半个身子，棉鞋也湿了，也没想到他们故意捣鬼，在小路上做了手脚，就一面往回走一面心里责怪自己不小心。在路上，他们几个人不断安慰着我说：“没啥，回家换个衣服就好了。”还不放心地问：“一会儿回去给大人怎么说？”我坚强地说：“那是我不小心的掉进去的。”

　　

　　回到家给妈说了，是我不小心掉到水里了，妈看了一眼啥话都没说，就赶紧找了件干衣服让我换上。我换衣服的时候感觉他们一直在门外面跟着偷听，看我有没有把他们出卖。等我换上衣服出去和他们又玩的时候，感觉到他们比平时更加热情和关心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小民、小红心他们几个人陆陆续续找来铁丝用老虎钳子扭弯加工，制作了好几个精致的弹弓、玩具枪送给我，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这可能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吧！

　　

　　快过年了，大人给上一两块钱，买上一两串鞭炮，一个个拆卸下来，装到衣兜里，找上一根卫生香或者蚊香点燃，就可以到处放鞭炮了，听着鞭炮发出“啪啪”的响声，闻着好闻的火药味，看着鞭炮四处炸响的场面，这时候才感觉到了过年的幸福滋味。后来嫌到处放鞭炮不过瘾，就把鞭炮插到烂泥里或者路边人拉的屎里，点着鞭炮赶紧跑开，远远的看着炸飞的场面，有了恶作剧般的快乐。

　　

　　最有挑战性的事，是用生石灰块（那时候人们常用石灰水刷墙或用石灰打三合土，隔一段时间院子里或者马路边就堆有赵坝人烧的生石灰块）做材料，去药房的阿姨跟前要上几个卖完药片的空玻璃瓶。找一块生石灰用石头砸碎，装进玻璃瓶，拿到四处没人的水渠边，快速的灌上水，然后拧紧瓶盖，把瓶子放到地上，人赶快跑开，过不了几秒钟，只听“砰”的一声巨响，玻璃瓶炸得到处四溅开来。当然，这个游戏必须是胆大心细的人才能玩，非常危险，也非常具有刺激性。

（五）

　　在没有手机没有电视没有其它高大上娱乐的年代，电影院无疑是最吸引人的地方，电影院的海报隔三差五张贴在附近的墙上，勾引着每个路过的人眼神，盘算着兜里的钱除了生活必要开支，能否多看上一两场电影解解馋。

　　

　　当然，我想看电影的念头每天都有，无奈大人们在微薄的收入下，还要划算各种开支，以保证正常生活，偶尔看场电影是那时候最大的精神享受了。说起看电影，就不得不说看守电影院的马厄斯了，他是我们家属院一个小伙伴的爷爷，回民，本来就长的高大，高鼻子大眼给人感觉有些凶，再加上不见其人，已闻其声的大嗓门，让好多“溜票者”早已闻风丧胆。人家有个本事，在每天门口检票当中，一眼就可发现谁是拿的“假假票”，谁拿的是真票。有时快开演进电影院人太多，一时疏忽混进去一两个人，别人一旦揭发说：“刚才谁谁混进去了，你咋不管管？”马厄斯啥话不说，一转身进去，在诺大的电影院里，在一张张陌生面孔里，在人们出来进去乱哄哄的电影院里，不一会的功夫马厄斯就用手提着耳朵揪出一两个混票的来，让电影院外面“观战”的一帮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六）

　　七六年国家发生了很多事，周总理、朱德、毛主席先后在那一年去世。七月份唐山发生大地震，前后引起了全国多地的小震。武都也不例外，十多日的阴雨连绵，小余震不断，家里不敢住，大人们的单位派人在外面的马路上搭起了帐篷，给职工们提供防震用的临时住宿。大人们都为生活不便发愁，我们小孩子却因为不用上课，不用写作业而开心的乐翻了天。隔一段时间就用棍子把帆布帐篷垂落下来的的鼓包顶起，防止由于长时间雨水大量聚集造成渗漏、坍塌。

　　

　　随着“哗”的一声水响，顶起的帐篷把积水流淌到外面，一不小心就给哪个小朋友泼洒到身上，引起了大家不怀好意的笑声。

　　七七年的寒假，我和妈、妹妹去兰州看望爷爷奶奶，途经岷县。那天下午班车到岷县的早。岷县的冬天特别寒冷，街上有水的地方都冻成了冰疙瘩。虽然晒着大太阳，我们走在街上不断地搓着手、跺着脚。为了缓解晕车，我们几个在街道上转了转，背着风的街上有几个“画儿书”摊，摆着各种好看的“画儿书”，县城中心立着一个高高大大的牌子，上面是毛主席和华主席的肖像，并且上面写着“你办事，我放心”的标语。那一年举国上下都在敲锣打鼓的欢庆，县城的大喇叭上都在喊：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好奇地我问着妈是怎么回事？妈大概讲了一下，“四人帮”就是王张江姚四个人，他们祸国殃民是几个大坏蛋……从当时寒冷阴郁的天气和大人们扑烁的语气中，我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

　　过了寒假，开春回到了一小上课，几乎每天的早上都要抽出来一定的时间在院子里学唱“革命歌曲”，我至今记得有首歌的歌词：“交城的山啊交城的水，交城的大山里出了个华政委……”

　　全县考试数学竞赛奖励“红灯牌”收音机，无疑是那一年的头等大事，“红灯牌”收音机当时好像要一百多块钱，顶大人们好几个月的工资。颁奖典礼在莲湖广场举行，看着得奖的同学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尤其大家熙熙攘攘围着班上的同学李伟获得“红灯牌收音机”场景，至今还有一些印象。

　　那时候有个家在农村的妈的熟人，庄稼成熟了，给我们了些生黄豆，妈炒熟了后让我和妹妹装在了衣兜里方便食用。

　　一天早上，我们站在院子里学唱歌的时候，我不自觉的从兜里掏出了黄豆，一颗颗正吃着，忽听一声呵斥：“你在干啥？”

　　教唱歌的老师在台阶上站着，院子里站满了学生，我个子小在院子里的第一排站着。我离教唱课的老师大概有三五步的距离，他站在高高的台阶上，下面的学生一举一动，老师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当时感觉那么多的学生不会注意到我，所以边唱歌边偷吃着炒黄豆。

　　我还在愣神，当时不知道老师在吼谁！继续从兜里掏着黄豆吃着，教唱歌的老师一下子从台阶跳下来，一把把我提到了台阶上，当着一院子的学生面，让我站着在台阶上。看着下面黑压压的同学，我不自觉的低下了头，感到了莫大的耻辱，不知什么时候才唱完了歌，回到教室。

　　关键是我这人干过事还没记性，第二天在院子里唱歌的时候，我侥幸的认为老师这次不会发现了，我又掏出了炒黄豆偷吃了起来，然后又不幸地让唱歌老师提了出来站在了台阶上……

　　小学二年级以前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还是前几名的好学生，一年级还得过“三好学生”奖状。经过了二年级看病过后，回来一时赶不上学习进度，学习成绩逐渐落后，又经过四年级去兰州插班学习，回武都后学习成绩在班上尚处于中游水平。经过这件事情以后我对学习有了很大抵触情绪，对那个教音乐老师有点仇恨情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