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哥

洪湖岸边

摘自《往事已成云烟》作者：董逢江

01.

二哥逢明长我九岁，他出生于1951年(农历辛卯年3月)。我小时候听母亲讲，他其实在我们弟兄中排行老三，他的上面除了大哥还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哥哥，这个哥哥幼时特别乖巧伶俐，很是逗邻里人喜爱，可惜五岁时因患痢疾夭折了。我是家里的老幺，在我呀呀学语的时候就管他叫小哥(二哥的俗称)。

二哥从小极具学习天赋，十二岁那年，因品学兼优被校长保送到洪湖县第一中学读书。据母亲回忆说：他是我家祖祖辈辈第一个上县城读书的人，而且还将农村户口转为了城市户口，那段时间，村里的乡亲们都门向他投来了羡慕的目光，显然他成了村里的骄子。

秋季入学那天，天刚蒙蒙亮，东方的启明星还在深蓝色的天幕上眨着眼睛，父亲背上先晚已准备好的行李，带上两小土罐母亲做的腌菜和一些零花钱，父子俩步行几公里，赶到镇上船码头去等候那艘两天一班从上游监利县开往下游洪湖县城的小客轮。坐了几个小时的船，下午一点左右到了县城(新堤)。

城里举目无亲，大字不识的父亲在给他办完入学手续后，面对陌生的校园再看了看他童稚的脸，一种莫名的担忧感袭上心头。于是，在校园的走廊焦虑地徘徊回良久，情急之下，父亲愁容满面的找到了班主任周老师，父亲用乞求的语气对周老师说：“周老师，孩儿逢明年纪太小，我们家在城里又没有亲戚，只好拜托您以后在学习和生活方面对他多加关照了，免得家里人担心，孩子长大后对您的这份恩情他是一定要报答的。”没想到热心的周老师不假思索就欣然应允了父亲的请求，就这样，二哥有了周老师的热情关照高兴地走进了学堂。学习上虽然有了周老师的照应，但生活上因国家刚走出三年自然灾害的困境，学生每人每月只有28斤粮票，有时候吃不饱饿着肚子上课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家离县城走陆路有百里路程，那年月没有公路交通，仅有的是两天一班从县城开往沿内荆河水道各乡镇的一艘小客轮，若遇天气有变小客轮是不能按时发出的。正因如此，每逢寒署假，二哥也只能按照大人指引的路线，只身徒步走小港，穿汊河、沿湖堤抄近路，星夜兼程回到父母的身边。

那时，我还很幼小，并不知道他少小离家求学的辛酸。 我唯一还有点模糊印象的应该是他第三个暑期回家吧，常带我到村头的荷塘边采摘荷花，捉青蛙、看蜻蜓轻轻跃过绿油油稻田的那些童趣。

02.

1966年冬，全国那场声势浩大，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中学以上的学校相继停课“闹革命”。洪湖一中也不例外，学生们戴着“红卫兵”袖章整天上街游行示威，高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大街小巷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充斥着浓浓的火药味。洪一中学生也紧跟“革命”大好形势同全国学生一样分期分批有组织性地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二哥所在的班级学生也先后赴北京、上海丶郑州等大城市进行了串联。(串联：文革时期学校组织学生到全国各地交流革命经验，学生不花一分钱可走遍全国)

1967年”两派””(保守派、造反派)的斗争由于受到当时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阴谋策划，运动很快由起初的“大呜、大放、大辩论”升级到了武装“揪丶批、斗”，并开始冲击政府机关。

五月的一天，正在县里开会的大姐夫得知这些消息后，他在街上游行的队伍中找到了二哥，硬是冒着政治风险强行把他从队伍中拽出来带回到了家里。

　　他的学业在风云激荡的年月戛然而止。一个老三届(1966一1968届初、高中毕业生)当了回乡知青，城镇户口又变成了农村户口。此时，城里的毕业生也开始陆续地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城里的知青要在农村至少煅炼两年后经审查合格才能分期分批的招工回城。回到家里的他，正值花季年华，却前途黯淡，命运过早地把他推向了人生迷茫的路口。

我对他最初的记忆也正是从他人生这段最为郁闷的时光开始。记得他习惯在每个下雨的傍晚独自倚门而立，时而望着屋外蒙蒙的烟雨沉思，时而又吹起笛子，哀怨的笛声，似乎在倾诉他内心的惆怅。

　　父亲原本是让他拜师学个木匠手艺，可是在那阶级斗争暴风骤雨的年代又有谁敢收徒授艺呢?这样，他只有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养活自己了。从春播到秋收，栽秧割谷，夏天防汛抢险，冬日修坝筑堤，四季农活起早贪黑，栉风沐雨，亲历了农村、农民艰辛与苦难的生活。好在他根红苗正，又是县一中的毕业生，农闲时常常被抽调到大队(人民公社时期的行政村)文艺宣传队搞文艺创作，办阶级教育展览馆。

O3.

1968年冬，正在离家有百里之遥的燕窝镇做加固长江大堤水利工程的二哥，得到冬季征兵体检通知后，他和队里的几个小青年由一个长者领队，架一只小木筏子沿长江逆水而上，整整走了两天水路才赶回来参加体检，途中在长江突然遭遇风浪袭击，幸好是在枯水季节，没有酿成事故。

他和堂哥(三叔的儿子)经体检、政审合格批准入伍，没过多日公社武装部就送来了入伍通知书。那年代国家非常崇尚军人，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复员、退伍军人国家统一包分配工作，或是在机关事业单位，或是在工矿企业，总之，是跳出了“龙门”，捧上了“铁饭碗”。

我还清晰地记得他入伍那天的情景。那是在1969年早春二月一个晴朗的上午，被冰雪包裹了一个寒冬的原野在春风的吹拂下开始渐渐苏醒，和煦的阳光洒满庭院，我家堂前墙壁上那张大红的“入伍喜报”，还有大门门框右上方那块红底烫金的“光荣军属”木制小牌匾在春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的耀眼。上午，家里招待亲朋的宴席刚一结束，大队组织送兵的民兵队伍红旗招展，敲锣打鼓的来了，一时间，喜庆的鞭炮声、唢呐声响彻在村庄的上空，庭院里一下子站满了闻声而来的父老乡亲，只见二哥穿着崭新的绿色军衣，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一边和父母话别，一边不停地用手帕擦拭着眼眶里滚烫的泪花，大姐夫背着背包，我用小手不舍地拽着他的衣袖，在亲朋的簇拥下，在欢送的锣鼓声中，也是在母亲的哭声中他告别了养育他十八年的故土，踏上了戍边东南沿海的征途。那年我才九岁。

04.

二哥一走就是好几年，正如那首军旅之歌所唱的“自从离开家乡，就难见到爹娘”。南海的涛声，边关的明月常常勾起他的思乡怀亲之情，年近花甲的父母对儿子的思念也是与日俱增。几年里，一枚小小的邮票便成了南海前哨紧连洪湖岸边最具温情的纽带。

他的每一封来信都是乡邮员送到大队小学，放学时由老师交给我，我回家再转交给大哥。信封上有时写着大哥的名字，有时也写着我的名字“董逢江弟收”。在给我的信里多是询问我的学习成绩，鼓励我勤奋学习功课不要贪玩，告诉我怎样写信，同时还不厌其烦的纠正我在上次给他回信中的错别字，信的收尾总是免不了要写上一句“祝你学习进步！”他能写一手很优美的钢笔行书字，娟秀工整，令人愉悦。以致于我才念小学三年级读他的书信就能朗朗上口很流畅地把信读完。

 母亲每次看到他来信了当然是满脸的笑容。那时的夜晚我喜欢与母亲共用一盏小油灯，她做家务我做作业，有一次我把作业做完正在收拾课本准备睡觉时，母亲又亲昵的叫我：“元儿啊，(我的乳名)，你把你二哥昨天的信再念给我听一听吧”，母亲的话我不敢怠慢，于是，就连忙找来信打开后一字一句地像朗读课文一样读给她听，读着读着，我透过昏黄的灯光只见母亲眼里的泪水就像那断线的珠子一颗一颗地顺着脸颊滚落了下来。

05.

入伍的第一个夏季，汛期的长江水位连续超过设定警界，为确保下游武汉大城市安全度汛，家乡洪湖在早稻还没来得及抢收部队就开始炸堤分洪。我亲眼目睹了洪湖岸边万顷金黄的稻田在几小时内就变成了水天一色，一片汪洋。洪湖成了重灾区，我们七口之家也全靠政府有限量的救灾粮或玉米杂粮度日，多半日子吃不饱肚子。灾荒的日子，父亲和大哥捕鱼，勤劳的母亲不舍昼夜的织渔网换钱来维持家人生计。也恰在这个时段我的大堂哥(二叔的长子)在援越的战场上又传来他邻村两个战友牺牲的噩耗，原本就忧心忡忡的母亲接连听到这些消息后更加剧了对部队儿子的牵挂。不知有多少个不眠的夜里母亲思念儿子时就悄悄起床坐在屋后的草垛旁哭泣，每次都是我的二婶把她劝慰回到屋里，星空下那忧伤、凄切的哭泣声至今仿佛还停留在我的耳畔。

秋季洪水尚未退尽，母亲因积郁成疾住进了医院。远在部队的二哥得知这些信息后寝食难安，一封接一封的给家里写信，频繁的书信里总是写满了安慰父母的话语，有时还附上自己的近照，除此之外，还把积攒了几个月的士兵津贴费全部寄来给母亲治病。以后每隔几个月就向家里寄来几十元钱，这已成了他的惯例。

一天放学，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个包裹，回到家里我兴高采烈的交给大哥，大哥拆开外包一个精美的小木盒子里装满了给母亲的针剂药品，有葡萄糖和维生素B12等等，药品的下面还有一本《新华字典》和《汉语成语小词典》，书的扉页上竟然还写着我的名字，这真是雪中送炭啦，我高兴地在连续几个夜里爱不释手，甚至抱着这两本书睡觉，要知道这两本书在当时县一级的书店里是买不到的珍品，这是每个学生渴望的书籍我终于拥有了。后来那只精美的小木盒成了我孩提时收藏小人书的“聚宝箱”，而那本深蓝色塑料套面的《新华字典》和《汉语成语小词典》散发出来的淡淡书香伴随我度过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学生时代，后又伴随着我走进了军营。

直到今日，我还是难以想象二哥在那清苦的军旅岁月，他是怎样的克勤克俭才能把每月不到1O元的士兵津贴积攒起来，并每隔三、五个月就汇寄给母亲看病。

06.

时间，在母亲的细数中缓慢地走进了1973年的春天。

这个春季二哥复员回来了。相比其他复员退伍军人他是个很不幸运的人，也就是说从他退伍的这年起国家取消了对复是退伍军人实行统一安排工作的政策，原则上是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和他同一天入伍的战友凡是提前一年退伍的都安排了工作，我的堂哥就是这样被安排到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上班的。残酷的现实把他青春的梦想击得个粉碎，命运也是再一次狠狠地捉弄了他。面对如此不公平的待遇，他没有过多的抱怨和沮丧，而是坦然地接受现实再从原点出发，继续在农村的磨炼中去升华人生的价值，成就不平凡的人生。

他先是淡然、乐观地参加生产队劳动，不久又被大队派到荆州地区高家潭口洪排水利工程沙口公社指挥部做资料员。几个月后公社来了几名秋季招生指标，但这次招生对象要通过地区统一文化考试后择优录取，不同于往年只要是政治表现突出的初、高中毕业回乡青年就可由大队推荐，经公社审核后报县级招生办录取后直接送“工农兵大学”深造。(文革时期取消了高考制度，一律从工农兵的优秀青年中选拨入学，谓之工农兵大学)

他倍感珍惜这次的报考机会，告假在得到水利指挥部领导许可后匆匆回到家里重拾课本，“临阵磨枪”备考。我现在只要想起，眼前仍然能浮现出那个酷热的盛夏，他独自坐在树荫下聚精会神地解析数学方程，夜晚在流萤飞舞的庭院点燃一支蚊香挑灯夜读的情景。

O7.

从我记事起，我们弟兄俩一起团聚的次数屈指可数。最难忘的一次相聚那还是1975年的夏天，他中医专科毕业后被分配到洪湖县(87年撤县建市)人民医院工作不久，那时母亲的病久治不愈又卧病在床，父亲怕连累大哥一家子(大哥已有三个孩子)，又主动提出与大哥分家各自独立了门户，父亲和我尚未出嫁的姐姐尽管是长年累月、披星戴月的在田间劳作，但家里依旧还是贫穷。躺在病床上的母亲看到我在暑期每天顶着烈日在村旁的沟渠里为打捞猪草、捕一碗鱼虾，浑身上下被太阳晒得黑里透红很是心疼。一天，母亲把我叫到她床前跟我说：“元儿，你今年才十五岁，暑假过完还是让你读个高中，你二哥在县城有了工作，明儿一早你坐车到县城去玩上几天，一来呢是让你去城里见见世面，再是顺便给我也带些药回来，什么药，你二哥是知道的”。说完这些，她用干枯的手从她枕头底下摸出5元(2张贰元)钱塞在我手里，就在我伸手接钱的刹那间我的眼睛湿润了，心里非常的难受，那是病床上的母亲带病坐在床前织鱼网换来的啊。

第二天清晨，我连走带跑地赶到镇上想坐那唯一一趟开往县城的早班车，可是到了站台后我还是舍不得花六毛钱去坐客车。机会还好，正在这时供销社有辆“东方红”拖拉机要到城里去拉化肥，一看司机是村里的熟人，就这样我站在车厢靠驾驶室前端，用手紧紧拽着顶棚架子，颠簸了三个多小时到了县城。

走到医院门口已是上午11点多了，我瞅了瞅自己的衣着，上身穿的一件蓝色背心显然是沁出了汗渍，汗渍上还粘连了一些灰尘，脚上穿着一双露出了大母指的土布鞋，看到这些，心里又突然变得忐忑起来，唯恐二哥看到我这副寒酸的样子不待见。于是我就只好羞涩地站在树荫底下打量着医院大门前过往的行人，更是不敢靠近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去向他们问我二哥在哪个科室上班。

不一会儿，他下班从医院大门走了出来，几乎在我看到他的同时他也抬头看见了我，对我的到来他先是感到一阵惊讶，后又带着满脸温情的笑容招乎我说：“快，我先带你去找个地方洗个脸，再到食堂去吃饭吧”。在饭堂，贰两一装的小缽子饭我很快就吃完了两缽，他见我还没吃饱的样子，连忙起身到窗口又拿了一个馒头给我，他一边看着我贪婪地吃着馒头一边笑着对我说：“饿了吧，不着急，慢慢地吃饱，下午我正好不上班可以带你到街上去转一转”。听到这话，原先怕他轻贱我的想法一下子消失到了九霄云外。

这个下午，我们先到了洪湖最大的百货商店，这是我第一次逛这么大的商店，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令人眼花缭乱，我好似刘姥姥走进了大观园，一切都感到那么地新鲜、稀奇。二哥在服装鞋帽柜台前要营业员挑选了一件汗衫和一双凉鞋要我试一试，看我穿着还很合适就要我不脱下来了，付完钱后又带我去了他十年前就读的洪湖一中观看了校园旧址，继而又去逛了公园。

晚上我在大礼堂看完电影后与他挤睡在一个1.2米宽的单身硬板床铺上，也许是兴奋吧，那一夜我久久难以成眠，不时地睁开眼晴望着窗帘外流光溢彩的夜景，柔和的路灯照在翠绿的香樟树叶上郁郁葱葱，徐徐清风舞弄花影阑珊，城里美妙的夜色给我这个贫寒的乡村少年带来了梦幻般的遐想。

　　二哥(右)在党50年

　　岁月匆匆，人生如梦。不经意间二哥已进入古稀之年，我亦度过花甲，“衣襟染霜华，青丝成白发”。在人生的旅途上他尝过世味的薄凉，接受过命运安排的悲喜交加。

他万分珍惜医生这个人类神圣的职业，根植杏林，用医者仁心良术造福桑梓四十五个春秋；他敬业进取，从一个普通的医生到主任医师，历任院办主任、院党委委员兼纪委书记。2011年退休后又被返聘上岗工作了五年。

近年，他与我嫂子在每年的冬季到海南避寒养老，兄弟俩才有幸一年一度在风轻云淡丶四时花开的南国相逢。远离了红尘暄嚣，慢步在银银沙滩，看大海潮起潮落，回望流年过往，无不感慨万千。那些曾经的微笑与苦涩的往事都已随流年走远，虽然如今青春已逝，但岁月却给我们的人生留下了七彩斑斓。

　　原岁月静好，每一次的相逢便是怀念。

2021年夏于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