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三峡高中（宜昌县高）的故事——云盘岗上

John

时候

建新

一个

云盘

没有

同学

我们

老师

宜昌县

高中

云盘岗上

我与三峡高中（宜昌县高）的故事

宜昌县高1981级1班  张祥文

第二排（老师）左起：张占宗 邓章 禇永祥 

彭国声 邹祖泽 李大和 吴以平 周祖金 

刘仲文 陈水生 张克让 闫承兰 韩庆云

我看了又看手表，一只脚已迈在课桌外的走道上，单等早自习铃声一响，就箭似的扑向食堂。昨晚的清汤寡水经过一夜的代谢、早操、自习之后早已饥肠辘辘。不只是我，所有的同学都是如此，在饥饿面前你再也顾不及斯文与优雅了。从教室到食堂要下一个土陡坡，陡得有点没有道理，且沟沟坎坎、坑洼不平，千军万马杀过来，难免有踉踉跄跄就失去了平衡的，连自哂的空儿都没有条件，赶紧连滚带爬地爬起来，被大部队裹挟着继续向前。

其实前面也没有什么美味，无外乎馒头、稀饭、冒着几滴油星的青菜汤，从没有惊喜与例外。青菜汤里荡漾着浓烈的生菜油味儿，须屏气才能入口，汤喝完了，那几滴油星依旧挂在碗壁，不依不饶。饶是如此也是值得一博的，毕竟没有什么比早一分钟摆脱胃酸的纠缠更让人快意的了。

高一的时候还是集体伙食，每个月九块六毛钱包干，一个星期能够吃一次肉，不过是肥肉，和上米粉与老南瓜蒸熟的那种，一成不变。我向来受不了肥肉一咬油一冒的油腻与腥臊，所以常年与肉无缘。肚子实在缺油水时，就跑到校门外云盘岗的餐馆一毛钱买根金果条，又或者晚自习后到小卖部一毛五分钱买筒饼干，不要奢谈什么味道，能够填饱就已经很满足了。学校小卖部昏暗的灯光、陈旧的玻璃柜台以及那个带着酒瓶底子般厚近视眼镜的老头儿，是我高中两点一线生活以外最温暖的一抹色彩。

81级部分鸦鹊岭籍毕业生

老县高的大门那时还开在云盘岗上，门前有一条还算宽阔的柏油路，右边有一个云盘岗小卖部，卖一些学生常用的学习用品与生活用品，左边就是令人艳羡的县师范了。那些师范生是中考第一批次录取的，尖子中的尖子，已然跳出了“农门”，他们和我们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大门的斜对面，有一个两开间的小吃店，主营面食面点，想必再高档一点，学生就消费不起了。

小吃店的后面是一片坡地，种着应季的旱地作物，鸦（鸦鹊岭）官（官庄）铁路从坡底穿过，傍晚以后罕有人至，走在铁道的枕木上，静谧而悠长。倒是凉爽的清晨，有不少同学喜欢来这里，坐在坡地上背政治，也有走来走去背诵的，物我两忘的样子，也算是一道特别的风景吧。

也许是第一次阔别父母，又或者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生活，一个月竟然显得是那样漫长，以至于我在鸦鹊岭火车站踏上故乡的土地是如此地激动，恨不得狠狠地亲上两口。犹记得一个月前父亲把一口木箱和一床铺盖丢到班车车顶的时候，我还真有点觉着自己就像一只翅膀硬了的小鸟，而真正独立的生活远非你想象的那样惬意，一切都只能靠自己那副稚嫩的肩膀和单薄的身板，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哪里也不，暗自里特为自己傲娇。上了大学，和邹月娥他们那些山里的孩子一比，倒真的算不上什么了。他们那帮下堡坪来的孩子寒假回家，大雪封山班车只开到雾渡河，剩下几十里山路和漫天大雪，夜里黑黢黢地不是看不到路，而是根本就没有路，天寒地冻地双脚失去了知觉，一路上也没有什么人户，全凭着依稀的印象，深一脚浅一脚地，一不小心掉到沟里也不奇怪。如果生活不给你抱怨的机会，你或许更应该学会感激，感激上天没有给你准备雨伞，让你尽早地学会在风雨中奔跑。

张占宗老师带领8101班学生

到三游洞春游返回途中合影

一下的时候，张占宗老师布置了一篇非命题的记叙文，我极尽夸张之能事草就了《食堂散记》，无非是痛诉食堂的各种不是，不知怎么就传到李大和校长那里去了，他约我谈话，以我既往的经历，自忖少不得挨一顿狂批。谈话是在他家中，如同拉家常般道出县高扩招伊始的种种困难，还希望得到我们学生的谅解，这种温文尔雅的方式倒让我意外，我收起了我惯有的锋芒，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手足无措，至今回忆起来还能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温暖。

李校长并没有带过我们什么课，很多年以后，在我工作的医院里，我偶然遇见了李校长，上前和他打招呼，他居然还记得我。他虽然看上去有些苍老了，但满脸依然写满平和慈祥，一如当年。

那时候最羡慕县城的同学了，每餐都可以回家去大快朵颐，想象中他们家里桌上摆满了各种好吃的菜肴，这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三线厂矿的子弟也不赖，时不时就会有家人来探班，手提着一摞子不锈钢的饭盒，你不用想，里面肯定装满了大肉大鱼，当然开饭的时候我们也会自觉地回避他们，不然彼此都会很难受。乡镇来的同学也有家境殷实又颇讲究的，会带来一大袋榨广椒炒香肠，藏在高低床下的木箱子里，趁寝室无人的时候慌慌张张地搲上两勺子，倒搞得自己像做贼似的。农村里来的孩子也会带点吃食，比如乐天溪的屈克敬家里的红薯干，山里的红沙地产的红薯，蒸熟后切成细条晒干，裹上一层芝麻，再用细沙焙炒，那叫一个酥脆香甜。那一段时间我和他打得火热，应该是占了不少便宜的，这仅仅只限于我，僧多粥少，这种事实在是张扬不得的。

如果县城里有一个关系颇近的亲戚也是不错的，伍齐军就有一个亲姑姑在县电影公司，周末的时候他偶尔也会约我一起去串门，毕竟不是自己的亲属，我犹记得我当时的窘态，好在那时的人淳朴，并不分亲疏厚薄，一样的热情，热情在任何时候总是一帖包治各种不适的灵丹妙药。

我所好奇的县城孩子们的生活，终于在一次同学聚会中揭开谜底，县城的孩子们家里并不是每餐都有大鱼大肉的，那个年代每一个家庭的物质生活都不富足。

左起：8101班薛建桥 姜伟 席建新

席建新的父亲就在与县高一墙之隔的师范工作，我们两家还扯得上亲戚，又和建新从小学一路同学到高中，所以我到他家混饭吃的时候就更多些。他们俩爷子住一间集体宿舍，自己并不开火，师范食堂的杨师傅是我们鸦鹊岭的老乡，给我们打起菜来勺子就格外慷慨，到现在我还记得当年的滋味儿，那个时候的饭菜咋就那么香呢！后来听建新的父亲忆往昔的时候，才知道那时他们家正是翻儿摊的时候，也是他们家一生中最为艰苦的岁月，我真的有些少不更事呢。

等待开饭的间隙里，建新在念书，我在院子里晃悠，师范生没有了升学的压力，生活又有国家的补贴，打球的打球、练声的练声，一派歌舞升平。建新父亲的宿舍旁边就是女生宿舍，宿舍外横着几个水泥的乒乓球台，总有几个女生在那儿叽叽喳喳地打球。有一次一个女生许是落单了，邀我一起过过招，说笑着输球了的请吃饭，结果我侥幸地赢了，午饭的时候，那个女孩如约地把一碗饭菜悄悄地放在建新家的窗台上，建新的父亲见了先是一顿哂笑，这一笑竟然让我有些心虚，镇定之后我坦然地说没有情况，他反正是不信，又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语重心长地叮嘱了又叮嘱方才放过。

8101班部分男生1984年毕业前合影

也许是学生宿舍不够，二班到六班住的是那种正儿八经的宿舍，只有我们一班住在一间大教室里，和上课的地方就隔一个走廊。大多数的周末并没有什么可以走动的地方，你可以换一个姿势再睡一个回笼觉，当然不能忘记托同学给你带上几个馒头，易万金就有躺在床上干掉五个馒头的功夫。也可以到伙房提两瓶开水，接一桶冷水，站在走道上用一块香皂从头抹到脚，冲上几遍就算完事了。我们读书那会儿学校还没有澡堂，即或三九严寒也只能如此，青春年少并不觉着冷，也不觉着有什么不好。也许是那时养成的习惯，到如今冬天里我依然对冷水情有独钟。

大宿舍也有大宿舍的好处，两个字：热闹。宿舍里总听得到韩晓东和伍齐军的声音，当然也少不了我的声音，屁大一点的事儿也要争辩一下，就像几只狗一见面就要撕咬几下，一分开又渴望再见。如果还要再说有什么好处，那就是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我挨得近一个同学得了疥疮，满被子的硫磺软膏的味儿弥漫过来，令我如思春般难以入寐，夜里只听得他抠得噗嗤噗嗤的，真叫一个痒，并快乐着。有时候也会自找无眠，易万金不知在那儿借了一套《三国演义》，我们两个人趴着铺上，头顶着棉被，一个打电筒，一个翻书，熬了两个通宵才看完，现在已记不起花了多少的干电池。

高二的时候，食堂有了革命性的变化，饭菜自选后工作人员把金额记在饭卡上就可以了。饭卡是纸质的，有砖红和苹果绿两种颜色，不带什么防伪措施，全凭自觉，月底了自行到潘会计那里去结账。每个月总有几个耍小聪明的，把卡上的金额改少，这自然逃不过潘会计的法眼。不过也有几个卡让他感到颇为奇怪，金额明显比往月少很多，很不正常但又没有丝毫的破绽，经过几个月的侦察，他终于发现是两张卡套着在用，原来我们的饭卡就是在旁边的师范印刷厂印刷的，一些印废的卡纸就随手地丢在坡底下的垃圾堆里，有的同学发现了这个奥秘，如获至宝一样捡了回来。

分餐制后每餐都有肉供应，多数时候是盐肉炒腌萝卜干，咸得发齁，二毛五一个。无论从咸度还是价格都不是每个人每餐都消受得了的。一天中午伍齐军看别人吃肉嘴馋了，说这样的肉他一餐可以吃十个，我出来抬杠了，漫说十个，五个你都吃不了，条件是连肉带萝卜干一点都不能剩，中途也不能喝水。输了肉钱自付，赢了我出，韩晓东做裁判。前三个倒是蛮快，到第四个的时候，就有些哽咽了，连眼睛水都憋出来了，我终究看不下去，允许可以喝一下水，饶是如此也没能吃完，看到他那般的窘境，我也不好再去讨要我的菜金了。

左起：8101班 刘玉红 吴娟 顾谦

那时候没有钱，也没心没肺，高一到三游洞春游，一路走过去走回来，去的时候男生是一堆，回来的时候还是一堆，连照相的时候依旧是一堆，没有丁点儿的异色，同学一场也不要这么认真吧。也不是都不开窍，高二就有一对谈恋爱的，夜深的时候一说在操场上兜圈圈，一说在校外的鸦官铁路上压铁轨，学校给了警告，再不悬崖勒马就要开除。其实谁的心里没有一点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呢！或许县高良好的学习氛围让自己硬生生摁下了那些一闪而过、春心荡漾的念想吧。对于一个时代我们或许无法苛责，而对于一个人、一个如花如梦的青葱岁月，没有一点懵懂的回忆，是何其的遗憾与残忍。

小道的消息，一班多少是有点特别的，薛建桥、黄红兵、陈红卫、张颖、张红卫、陈晓微这些教师子女都在一班，姜伟的爸爸在县教研室，也算得上半个。班主任张占宗据说连续两年押中了高考作文题，头顶上似乎顶着一圈神秘的光环，一副暗红的板材镜，讲课的时候时不时取下，假装拂拭镜片上的粉笔灰，我坐在第一排看的清楚，其实有时并没有什么灰尘，想必是脑袋断片了；板书的时候也常常有些停顿，粉笔不停地在黑板上咚咚咚地一通急点，如果还过不去就会回头向我这里打望，我多能乖巧地接上鸡下巴，毫不违和，这时他会很肯定地重重地对我点一下头，似这让我很受用，而课后倒像是觉着我有点多嘴多舌的毛病。高三那年预考前他私下地把我的父亲唤来，暗示我前景渺茫，很是把父亲吓了一下，以至于多年来父亲一直固执地认为我考上大学是撞了大运。

数学老师彭国声体型瘦小，目光炯炯有神，精力充沛，最后一节晚自习测验的卷子，第二天早上第一、二节课分数就判出来了，课堂上不厌其烦一个不落地从高分念到低分，丝毫不顾及差生的感受。所有的老师中，他的板书、蜡笔字无疑是最漂亮的，出题也极其简洁，毫不啰嗦，或可能与他在教研室干过有关。记得他上课时常常带着一个墨绿色硬皮的笔记本，上面用白纸条标记着一、二、三、四，里面全是他整理的经典题集，命题的时候信手拈来。

那时他带一班、二班两个班的数学，好像精力还消磨不完，又搞了一个数学小组，他认为的数学尖子尽收其中，比如刘玉红、韩庆红等，其中当然也有让我不能心服口服的人，因而滋生了我自暴自弃的念头，好在我数学基础不赖，也摸清了他命题的规律，所以一直以来我的数学还过得去。一般来说，他命题，一个题起码要转二到三个弯，如果不是，那答案可能就有点悬；能列出解题公式得一半的分，正确地计算出结果再得一半的分。结果多是正负1、½、0、正负根号二之类，如果时间实在来不及，你随便赌一个，往往都能赌中。他判题好像是只看结果的，你赌错了也不要紧，只要你解式列的是对的，一样也可以找他去要分的，他会很爽快地补给你，那时我和薛建桥、姜伟都喜欢搞这种勾当。有一次他在课堂上闲话，一班我佩服两个人，一个张祥文，一个徐国忠，开始我还洋洋自得，哪知道他是说我们的数学成绩不稳定，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他哪儿又知晓少年的敏感就像一只刺猬，如果得不到温暖，宁可针芒以对，你有空的话去问问甘瑛，她一定会说我说得好对好对。

左起：8101班 张祥文 席建新 陈晓微

高一的物理是张宏全老师带的，一口陕西口音的普通话，讲课时爱把粉笔头在手里丢上丢下的，课余很喜欢带我们搞些“歪门邪道”，邮购一些电子元件组装个收音机，摄影洗照片之类的，相信我们的手中多少都还有点那时拍下的照片。高二就换为陈晓微的爸爸陈水生老师了，那时高考新近出现了一种题型——K型题，他为了应考自编一些此类的题目，我和薛建桥尽在题目上挑刺儿，还在卷子上批上此题不严谨之类的，他见了依旧是很温和，愉快地接受我们的意见，同样给上满分。晚自习休息的时候，晓微带我到他家去喝水，偶尔也会碰到他，他还背地里托付我多陪陪晓微，我却不能告诉他，一段时间里晓微相信自己练得了一身气功，把一把菜刀架在自己的肚皮上，拿一块劈柴要我使力地往下敲，我哪敢啊，装装样子并表示相信，多年以后我见到晓微依然能感受到他的天真。

虽然于学习我不用心，但很多老师是用心的。肖世春老师见我英语薄弱，曾主动地给我补习过，只是贪玩的我辜负他的好心，没能坚持下来。后来的英语老师田会英老师每次考试过后都会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及格啊？我总是那个不变的回答，下一次。我要感谢84年高考的命题老师让我没有食言，终于在高中的最后一次考试中及格了。

美好的日子总是特别的短，三年的时光说结束就结束了。运动场上，姜伟、黎奇矫健的身影，张飞擂鼓基前我们无邪的笑容，毕业季我们写意的离别，仿佛依稀就在眼前却伸手不及。

我写下这些文字，心中并没有一点怨怼的意思，反而是因为充满了甜蜜的回忆。如果人生真的可以重来，我真的愿意再读一次高中，我的母校——宜昌县高。

注：云盘岗，现称“营盘岗”，宜昌县高在此地（校门在今小溪塔黄金路7号旁）办学21年（1978年5月至199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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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高中

Sanxia Senior Middl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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