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却的纪念——西安事变中被诱杀的密使高福源烈士

五月

　　材料由烈士高福源的孙子高光哲提供。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今天，长春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净月高新开发区王长久书记及区管委会、组织部、净月街道办事处等领导，前来慰问我这个将军的后代烈士家属，嘘寒问暖送来党的关怀，不免心生感动，由此也掀开了我一段尘封已久的回忆。

我的爷爷高福源系东北军张学良部下的一个团长，爱国将领，他率先赞成国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不顾生命安危劝说张学良，他为促成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筑起了两军之间的合作桥梁，1936年经中央特批由李克农担任介绍人，高福源成为一名秘密特别党员，在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他，感谢他为抗日统一战线做了一件大好事，称他为东北军最有觉悟、最先觉悟的爱国军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扣留了张学良，一九三七年春，已提升为旅长的爷爷高福源被亲蒋派杀害，终年三十五岁。

可当时家人并不知道爷爷所做的一切，因为这是一项十分机密的任务，除红军总部的几位领导和张学良将军身边的几个要人外，局外人很少知情，况且自解放以来，史学界在记述和评价西安事变历史时也一直没提爷爷高福源的名字，所以自然也就无人得知了，为此家人一直戴着反属的帽子，大人、孩子无论从政治还是工作和生活上等诸多方面都受到歧视，当得知爷爷还默默的做过这些好事时，真是百感交集，多年压抑的情绪在这一刻倾泻而出，任由泪水在脸上肆意横流。后来周恩来给予爷爷高福源高度评价，“此人贡献很大，我们同张学良、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他和王以哲（六十七军军长）同时遇难很可惜，并让查找其遗属，应于关照”。在周恩来去逝后邓颖超也发文章寻找爷爷高福源的家属，后经多方曲折艰苦的协调与查询终于找到了我们家属，了却了周总理生前关心过的这件事，

中央统战部也派人前来了解并记下爷爷牺牲后家中的经历：“高福源的夫人在长春病故，长子高本荣，字 越尘，1923年3月4日生，在东北中学学习，1939年3月考取空军军官学校第十四期，编入黄埔军校第十六期第一总队，1940年12月毕业后转入空军军官学校驱逐机专业深造，1942年4月到美国进行一年多飞行训练，1943年3月在印度编入中美空军混合飞行大队，年底回国参加对日作战，1944年1月18日，高本荣在喜马拉雅山一带执行作战任务，不幸壮烈殉国，高氏父子为抗日救国献出了宝贵生命”。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爷爷高福源将军被害后，尸体由他的堂弟和部下领出，被草草埋葬在西安东城门外东北角城墙下，长期不为人知，1983年1月22日，在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的主持下，在西安烈士陵园为爷爷高福源举行了庄严肃穆的骨灰安放仪式，中央统战部、陕西省、辽宁省、吉林省统战部及政协等都送了花圈和挽联，当悲壮的哀乐想起时爸爸热泪盈眶，他告慰父亲安息吧！您的功绩没有被淹没，热血没有虚掷，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您，人民已经为你树起了丰碑，我将继承您的遗志，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奉献余生。

西安事变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轨迹的里程碑事件，至今已经过去80多个年头了，但他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及其伟大意义，随着时光流逝愈加清晰深刻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党没有忘记为新中国的成立付出生命的先烈们，各级党组织也对遗属时时予以关怀，华业社区的颜冬书记还有其他领导及工作人员也总是到家里来帮助解决困难，他们把党的温暖化为最朴实的行动感动着我们，我做为烈士的后人感到欣慰、骄傲和自豪，我们的党在历经血雨腥风的磨砺后淬火重生，更加的坚强并走向辉煌，百年欢庆，祝福我们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加繁荣昌盛，山河无恙，人间皆安！

高光哲

2021年6月28日

高福源将军

左起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东北军67军师长619团团长高福源，这幅照片现在保存在西安博物馆

烈士证书

爷爷高福源便装照，穿军装的照片在文革时都毁掉了，据说爷爷着军装看上去非常的威武帅气，遗憾没有留下

这是在西安城墙下挖出来的爷爷尸骨，经专家对骨骼和服饰上保存下来的的纽扣及掩埋位置判断这就是爷爷，看着亲人的尸骨真是撕心裂肺 肝肠寸断😭😭😭

在西安烈士陵园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

高福源夫人及两个儿子

高福源长子高本荣小时候的样子

高福源的次子高本堂全家福照片

《人民日报》等刊登多方寻找高福源遗属的文章

这是著名作家朱宏启在2017年著的《高福源传》

作家朱宏启与高福源孙子高光哲的合影

各媒体及影视作品都报道及展现了高福源在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并被称为“西安事变”的功臣、幕后英雄。

这是北京卫视的一档栏目《档案》的截图

　　

2021年6月30日电视长春一台新闻播报的长春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净月高新开发区王长久书记及街道、社区领导前来慰问烈士高福源家属的一段视频。

　　

长春日报2021年6月29日登载的市委秘书长王长久慰问烈士家属高光哲的报道

点开▶️符合观看视频

感谢市委常委王长久秘书长、感谢净月管委会办公室钱乃顺主任、感谢净月街道党工委的冯国君书记、王英军书记、感谢华业社区的颜冬书记等各位领导，他们在慰问中不仅鼓励我要好好生活，更是在行动上给予帮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里尽最大的努力帮我解决了实际困难，人民公仆的美好形象令人感动，特送去锦旗以表谢意！

高福源传略

 高福源，字少卿，1901年生于奉天（今辽宁省营口县，原属海城）博洛铺乡马家屯村，祖籍河北盐山县，母王氏早故，由婶母抚育成人，10余岁随父至绥远，曾入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后考进北京大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受新思潮的影响，为救国救民，决心投笔从戎，于1923年底考入东北讲武堂五期步兵科学习，1925年10月从讲武堂毕业后，即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他在学习期间，刻苦努力，成绩出众，加以他为人正直，敢作敢为，深受王以哲和张学良将军的赏识，因此晋升较快。

1929年春，高福源出任东北陆军步兵第一旅79团少校团副，同年，该旅成立步兵研究班并附设步兵教导队，高被委为教导队长，嗣后，他又被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高等军事研究班深造。中途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而肄业。事变次日，他受命为中校团副，本欲率部与日寇决一死战，因东北当局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遂撤入关内。日后，每言及此，他都以身为军人未能抗敌报国为耻。

1933年3月，高福源积极投身于长城抗战，张学良在代蒋受过，下野出国前，将东北军改编为4个军，王以哲升任67军军长，蒋高福源调升为67军上校参谋处长，同年秋，107师619团团长赵镇藩升任军参谋长，团长一职由高福源继任。

在张学良出国期间，高福源同其他东北军官兵一样，外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内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排挤，内心充满愤懑的情绪。1934年春，东北军67军由河北廊坊调驻河南信阳， 潢川、商场等地，向红25军根据地鄂豫皖边区进攻。高福源率619团在商城西南地区与红军交火，虽在战斗中吃了不少苦头，却不肯服输。这一阶段，高福源的表现带有东北军官兵的共性，即在思想上因亡省亡家有抗日的要求和愿望在行动上却又不得不被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所驱使，加入“剿共”的行列。

1935年秋，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张学良率部入陕，高福源亦随67军进驻陕西廊县。

1935年9月初，东北军防地甘泉被红15军团包围。东北军为保持洛川到甘泉的交通，以策应甘泉被围部队，欲在榆林桥派驻军队。当时，正当东北军110师在劳山覆灭不久，东北军上下惊魂未定。所以，当107师师长将此任务分派给高福源时，高即以兵力不足为由推托。107师遂将621团的一个营配属给619团，高才硬着头皮应命了。

榆林桥是陕北重镇，南临洛河，背倚高原，高原上有碉堡，有少数警戒部队，以掩护榆林桥驻军。10月25日夜，红15军团乘高立足未稳，向榆林桥发起了猛攻。几次冲锋之后，东北军619团的指挥系统被冲乱。高福源手持驳壳枪，带着几个卫兵顽抗，后卫兵被打死，高自己臂上也受了枪伤，被红军俘虏。天亮时，战斗全部结束，619团所属4个营被全歼。高同另外两名被俘营长一起被红军解往瓦窑堡关押。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徐海东将高福源移交给中央。在瓦窑堡，高福源参加了“解放军官学习班”。参加学习的对象包括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3次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中下级军官120余人。高被选为学习班的班长，他主动提出要看有关马列主义理论的书籍和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政策、主张的文件，学习班满足了他的要求。为争取东北军抗日，党中央和红军十分关心被俘的东北军军官的生活和思想转变。高福源被俘时没有棉衣，红军就把在直罗镇战役中缴获的棉衣首先发给他一套御寒，还给他医好枪伤。彭德怀把高福源从后方请到前方，亲自耐心地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高福源待如上宾，让他住在彭总驻地附近，部队演戏也让他看。经过多次耐心交谈，高福源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表示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还表示要帮助我党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当他有了这种表示以后，彭总就将他的工作交给周桓做。

高福源为联共抗日积极奔走的第一个行动是只身赴甘泉，用自己切身的经历宣传红军真诚抗日，并愿同东北军联合抗日，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道理。指出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和红军打仗，是怀着即消灭红军、又消灭东北军的险恶用心。说服守城的营长周祖尧等人停止和红军对抗，与红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高从甘泉回到苏区又给甘泉守军写去了一封信，大意是：红军愿与甘泉守军和谈，停止敌对行动，具体条件由双方代表磋商，希望甘泉能派出代表来。由于高福源做了许多工作，双方经过会谈，终于达成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甘泉问题得到了双方都很满意的解决。

高福源从甘泉返回后向彭总做了详细的汇报，并要求回东北军，说服王以哲和张学良脱离内战战线，与红军联合抗日。彭总当即予以批准。高福源极为高兴，表示说：“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彭总责成李克农、周桓两同志帮他准备，并送他200元钱零用。第二天一早派骑兵把高福源送到王以哲67军的防线附近。

高福源为了慎重，没有直接去找王以哲，而是将事先写好的信雇人送到67军参谋处长佟道（高的好友）处，叙述他被俘的经过和共产党、红军愿协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意愿，并请佟道代为转达他要回洛川军部面见王以哲的要求。佟道将高的信交给了王以哲。此时王以哲正受张学良之命设法与红军沟通关系，当他看完高的信后，令佟道立即将高接到了洛川军部。王以哲和参谋长赵鎮藩同高进行了详细交谈后，立即密电张学良。第二天，张学良便乘飞机来到洛川听取高的报告。高福源递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给张学良的信件，把他见到的红军的一切详细地说给张听，还陈述了共产党的联合抗日方针，指出联合抗日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谈话持续整整一夜。最后张学良表示，高所谈的他基本同意，并要求高尽快回苏区，请红军方面派一名正式代表来东北军当面商谈。

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回到了彭德怀司令部，面告张学良要红军派代表去商谈意见。党中央决定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为代表会见张学良。李克农出发前，高福源再一次赴洛川，约好了红军与王以哲电台通讯的呼号和密码，为会谈做了准备。李克农等四人在高福源的引导下，2月21日由瓦房堡出发前往洛川。洛川会谈后，党中央根据张学良的要求，又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同李克农一起去肤施（延安），于4月9日同张学良继续会谈。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肤施会谈”。这次会谈不仅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的意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是一件极大的收获，高福源对促成会谈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1936年3月，高福源在顺利地完成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之后，即重返东北军，留在张学良处继续做与红军的联络工作。在张学良的支持下，他经常向东北军官兵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讲苏区人民的自由生活、官兵平等及优待俘虏等政策，促使东北军广大官兵都愿意为联共抗日而出力。他还在东北军部队演讲指出红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我们对红军作战就等于对家乡父老的背叛，成为民族的罪人，他的生动讲演感动的不少人留下眼泪。西安事变前，高福源被张学良调到身边服务，12月1日晋级为少将，被派往105师（独立师），任第一旅旅长。

西安事变后的第二天，高福源接受了张学良交给他的一个新的使命——到开封拜会河南省主席商震和绥靖主任刘峙，向他们说明西安事变本意，宣传张、揚的八项主张。高福源没有辜负张学良对他的厚望，圆满地完成了这一政治、军事意图兼而有之的“外交”任务。使东北军赢得了时间，从而迅速集结于渭南前线，击退了蒋系桂永清部的进攻。

高福源是东北军中尽人皆知的进步份子，一直受到张学良和王以哲的信任和重用，因此受到105师师长刘多荃等保守份子的嫉恨，高坚决拥护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东北军失去统帅，群龙无首，高被军官与少壮派之间的矛盾激化，终于酿成1937年2月2日的“二·二”事件，少壮派中少数不顾大局分子将王以哲将军杀害，这一事件为蒋介石分化和瓦解东北军造成有利条件。事件发生后，为缓和内部矛盾，高福源不顾个人安危，亲赴前线欲向刘多荃说明真相，以挽回危局。不料刘已回师西安，高受阻被迫返回，刘误认为高参与了“二·二”事件，遂命令二团团长葛宴春（高的部下）于2月4日在西安将高福源秘密诱杀，铸成千古奇冤。其遗体在中共地下党的协助下，由高的家属和堂弟高福洪偷运出来，掩埋在西安市东城门外的城墙脚下，直到1981年才将遗骨找出。当地人民政府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葬仪式。将高福源烈士的骨灰和遗像安放在西安市南郊烈士陵园。

高福源之所以能由一位曾参与“剿共”的旧军人，转变成为一名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战士，除了受共产党人的耐心教育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外，主要还在于他有强烈的抗日要求，有追求真理的远大志向。他为人豁达爽直，嫉恶如仇，即使对顶头上司直至张学良也敢直言诤谏。下级违法他既不宽恕，又善教育，受到官兵拥戴。

高福源为争取东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日，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赵东阜整理

一稿1987年4月26日

二稿1987年8月23日

红色信使高福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