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入党初心，讲述入党故事” 开封大学离退休党总支（二）

Linda

山 村 育 初 心

——我的入党故事

成鹏飞

十月五日下午，乘坐马车在一路颠簸中，我们从武乡县城来到了大有公社，随即先前入村的工作组成员小崔带领我和秦璋、蒋森和徒步向目的地马村大队进发。艰难地翻过两道岭后，我们走进了宁静的山村，来到了工作组驻地。

窑洞、土炕、煤油灯......新鲜感油然而生，唯独没有想到日后在我们面前展开的将是难以想象的艰苦生活。

在这偏远、近乎荒凉的村庄里，每天都能听到支离破碎却又令人心动的事情。

“在山区，咱这就算个大村，有近五百口人，可自打抗日战争以来，先后有一百多人参军上前线，牺牲了三十多人。”

“老成，你们一队队长温玉胜可不简单，别看他少言寡语，可据说淮海战役时他是第一个冲上徐州城楼的。”

“饲养员温玉堂老实巴交的，看上去有点儿傻，他可是三七年老党员啊！魏振民、杨秀清、温小河，还有至少七八个人呢，都是那时候的老党员，当年都是风风火火，立过功，受过奖的人物”。

“离咱村只有几里地的李裕村有个‘地雷大王'叫王来法。1938年日寇一把火把段村（武乡县旧称）烧了个精光，在一次‘扫荡’中，王来法的父亲惨遭敌人杀害。怀着满腔家仇国恨，王来法参加了抗日自卫队。他精心研究，反复试验，成功制成了石雷、木雷、瓷雷、子母雷、连环雷、天雷、回头雷等20多种，在阵式上还设计了梅花阵、凤凰阵、蛇形阵、群体欢送阵等阵法，1942年到1943年炸死日伪军120余人。日寇闻风丧胆，只要提起王来法的名字，连据点都得赶紧迁移。”

我问赵老师：“王来法后来干什么？”赵老师平静地答道：“种地呗。”

是啊，他们都是共和国的功臣，今天都在鲜为人知的大山里，默默无闻、安心地尽着农民的本分。他们脸上的皱纹里经常夹带着泥土，但从未有过功劳的印记。

工作之余我们到离村不远的王家峪参观了“八路军总部纪念馆”。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在王家峪附近的蟠龙镇我们看过的“红星杨”。

1940年清明节，八路军总部机关和作战部队的战士们在蟠龙和下合村一带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植树运动。朱德总司令手握铁锨，挥汗如雨也在挖坑种树，但他的心情却十分沉重。因为再过几天他就要离开英雄的太行山到重庆与蒋介石就两军摩擦等问题进行谈判。此行会是什么结局很难预料，唐朝诗人王昌龄的《从军行》跃入他的记忆。“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想到这里他把珍藏了两年多的一颗鲜红的五角星帽徽埋在了树种的根下。奇迹发生了，这棵树长得格外高大挺拔，枝繁叶茂。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只要是这棵树上的任何一枝，横向折断后两头露出的都是清晰、规整的红色五角星。我们大胆地设想一下，如果把树干锯断，呈现在眼前的五角星该是多么壮观！

老百姓把这一神奇现象归结为“老朱（当地老百姓都这样称呼总司令）的手就是神啊！”“我们没说错，他就是武曲星！”

朱敏老师教我们班的专业课，这次也随队参加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老朱的女儿来咱们武乡县了！”消息不胫而走，瞬间家喻户晓，沉寂的山村犹如过年走亲戚一般热闹。老人们拄着拐杖，还有的骑着毛驴翻山越岭也要到县城看看老朱女儿的样子，顺便给老朱带个好。我们村的温满堂老汉见到过朱敏后，回到村里逢人就说：“长得真像老朱啊，慈眉善目，话不多，一笑两个酒窝。”魏二娃老伴责怪自己没能耐，“本想问问老朱身体怎么样，可当时啥也说不出来，看着老朱女儿，我的泪流个不停。”

村里没有文艺演出，可是从山岭上、梯田里、村庄内常常传来老区人民唱了多年的歌曲。“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狼吃的日本鬼子五月来扫荡，左权将军在麻田附近光荣牺牲。”即便他们在我眼前唱，但我也一直没有听懂，什么日本鬼子五月来扫荡。我问了我们一队的女社员魏小霞，她曾在县政府招待所当过服务员，想着她见过“大世面”，可能说得清楚。果不其然，她解释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本来是‘日本鬼子五月扫荡咱路东’，县里的干部们都是这样唱的，老百姓嘛，没文化，咋顺嘴，咋上口，咋好记，尤其是咋解恨就咋唱。口口相传，世代延续，好像唱词就这样固定下来了，我也这样唱。”记得一位哲人说过，当人们的意志需要时，几何定理也可以改变。改得真好啊，群众为了表达自己的爱与恨，他们个个都是艺术家，都有自己表情达意的作品，他们的作品要比那些扭捏作态、无病呻吟的“艺术”清新、明快得多。

山村的红色资源十分丰富，抗战文化极其浓郁。在这里你听到的是丰功伟绩，看到的是朴实平凡，想到的是向榜样看齐，感受到的是家国情怀。在这里，能明白很多事理，能够不断净化灵魂，能够逐步完善德性。

我第一天“同吃”是被派到魏晓英家，晓英才16岁，父亲几年前去世，母亲身体多病，妹妹刚满十岁，看上去十分瘦弱。午饭吃的是面片，煮好后给我盛了一大碗，饭桌上放了一碗盐、一碗醋、一碗辣椒，让我自己根据口味儿调拌。我刚端起碗要吃，看到晓英妹妹向我这里瞟了一眼，嘴唇还轻轻吮吸了一下。晓英妈妈赶紧让她带着妹妹出去玩儿，晓英心领神会。

晚饭我们一起吃的是“糠谷卷”，就是把谷子磨成面，用水和一下，拍成小饼，放进清水锅里煮熟后，连汤带饼一起吃下。小时候我在晋城农村也常吃这饭，虽然觉得糠粒磨舌头，拉喉咙，但一顿也能吃十来个小饼。据说我们班在其他村庄的北京、上海籍女生一顿只吃一两个，把难以下咽的痛苦制订为与农民相结合，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目标。

老区人民纯朴、善良，待人厚道，对外面来村工作的“干部”特别尊重。他们恨不能把心掏出来让你看看，真想让你顿顿吃好、吃饱，可不少人家真没有白面啊。明日你轮到他家吃饭，他今天抓紧去别人家借一两升麦子，连夜推磨磨成面粉，第二天尽力把你招待好。其实村民们的心里很矛盾，虽然怕派到他家吃不好，心里有愧，但那三毛钱（工作组在农民家吃饭一天交三毛钱，一斤二两粮票）毕竟能买点盐、买点煤油、买盒火柴。

晓英妈妈坦诚地告诉我：“老成，晓英已经有了婆家。”我惊讶地脱口而出：“她还是个孩子啊！”“唉，没办法，咱村穷啊，女孩一般12岁都要到外村说婆家，一旦对象说好了，婆家就开始管吃穿。”

所以村里的光棍儿很多。

我去各家吃饭都只吃一碗，饿点儿，但心里好受一些。这事不知道怎么传了出去，公社在开大队干部会时，主任专门点名马村和上家岭村的大队长：“你们回到村里必须明确告诉社员：成鹏飞、王方毅这两位从北京来的同志，无论到谁家吃饭，不吃够两碗决不能让离开。他们两个个子高、饭量大，可又不忍心多吃，现在饿得已经开始浮肿了。”

工作组董龙斌组长关切地对我说：“据说你在学校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并且早已递交过入党申请书，来到这里后，工作组的同志、广大社员都反映你能把心沉下来，用真挚的感情融入到群众中，为群众办实事，确实表现很好，但要尽量吃饱饭。我们是为了让群众摆脱贫穷，而不能仅靠自己忍饥挨饿。”

说真的，在这偏僻、贫穷的山村里，我才清楚地记得自己写过入党申请书，才开始真正明白，“为人民服务”几个字写在纸上容易，而要落到实处那是多么的具体，多么的艰辛。中国的老百姓真好啊，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为他们做一件好事，办一点实事，他们会感谢不尽，永远铭记。

工作组和大队研究决定让我培养温顺玉接替温玉堂担任饲养员。温顺玉17岁了，是个孤儿，父亲当年担任民兵队长，组织动员参军参战，上前线抬伤员、护送军粮，叱咤风云，一呼百应。

我决定搬到顺玉家去住，工作组和大队干部都劝我还是继续住在队部。村民知道这件事后，好些人背地里告诉我：“千万别去，那是咱们村最脏、最乱的地方，村里人都很少去过他家。”

我们俩还是住在了一个炕上，说实话，身上的虱子更多了，但顺玉家变得整洁了，锅碗干净了，每天坚持做三顿饭了，而且也能每天坚持洗脸了。我知道一个混日子而缺乏良好生活习惯的人，绝不可能爱牲口、一丝不苟地喂养牲口。而且能让“民兵队长”的后代认真生活，有所作为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年底的一天晚上，朔风凛冽，浓云密布，夜空黑得令人觉得有几分恐怖。工作组的同志都在公社集训，唯独留我在村坚持工作。八点多钟董组长突然打来电话，让我立即把关于大队发展规划的材料送到公社。

材料送达后，大家都劝我当晚住在公社，但我执意要返回家住，因为我和顺玉约定好今晚两点起床到牛圈模拟为牲口添草加料，“马无夜草不肥”，无论什么天气夜间起床喂牲口是饲养员的基本功，而基本功及良好习惯必须通过坚持不懈的训练才能掌握。

刚趟过公社西面那条小河，正要爬坡登山时，手电一点儿电也没有了，我只好弯着腰，双手触摸着崎岖不平的路面，奇形怪状的石头把手指都磨出了血。

山村的夜，空灵而又格外宁静，我和顺玉走在通往牲口圈的小路上，脚步清新而坚定。

1966年4月20日下午，工作组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会议，经过举手表决，一致同意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50多年过去了，山西省武乡县大有乡马村一直刻印在我的记忆之中。是这片红色的土地和英雄的山村滋养和培育了我，一名普通共产党员坚定不移地为人民做点儿有益事情的初心。

重温入党誓词

向党说句心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