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的第一所“大学”——难忘的知青岁月

雨打芭蕉

——与当年的农村姐妹们合影（1976年） 我人生的第一所“大学” ——难忘的知青岁月 高中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去乐山丹棱县插队当了两年农民，错过了上大学的最佳时期，我曾对此耿耿于怀。多年以后，方知那两年的农村生涯，是我人生经历的第一所“大学”，所学所见，终生受用。 下乡之前，高音喇叭里天天都在播放伟大领袖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岁，做梦的年纪。厌倦了城市街道的喧闹和繁杂，憧憬着广阔天地美丽的田园风光。 跨入农门 1974年5月15日，三妹陪着我，和市税务系统的十几个子弟一起，在大卡车上颠簸了十来个小时，终于到了丹棱县城。 学生们提着行李站在乡政府的坝子里，等着生产队长们来领人。 我被分配到城厢公社红星八队，吉成敖队长——一个瘦小干瘪老实巴交的光头大叔，带着我们走了八里山路，才到了我们的新家——生产队晒坝边上的一套百十来个平方大小的土墙房子。 房子中间有个较大的堂屋，里面左右打了两个土灶，灶上支着两口大铁锅，另有一张木桌和几根条凳，一个大水缸。堂屋两侧分别有两间耳房，一间大约十来平米，其中三间住人，一间做仓库，里面有几圈席草编的围包，用来屯粮食，还放了几把锄头和镰刀。墙角的耗子洞清晰可见。与土房一墙之隔的是队里的一个猪圈，喂了两三头猪，裸露的粪池面上搭了两根长长的厚木板，做厕所。房子周围竖着一捆捆干枯的松枝，那是我们做饭的能源——烧柴。 队里两年前来的老知青罗崇欣热情地招呼着我们，之前和她一起住的另一个女知青已经回城了，突然来了一个新伙伴儿，眼睛笑成了“豌豆角”。 我们两人各住一间耳房。我和三妹把行李顺进自己的小屋，靠窗处有一个条桌，可以做写字台。一张三尺六宽的木床，上面铺了一些干稻草，还有一张草席。窗户没有玻璃，钉了几根木条做防护。每人有一盏煤油灯。我首先想到的是找根铁丝和旧布把窗户遮上。 崇欣姐手脚麻利地为我们做好了晚饭：焖锅米饭和炒青菜。我胡乱刨了几口，心里闷闷的。 默默无语的队长，蜿蜒曲折的山路，泥巴修建的房子，猪圈搭成的厕所，满屋的耗子洞，若明若暗的煤油灯，这一切都与之前的预想相去甚远。 感觉自己就像个在原始森林里迷路的孩子似的恐惧、无助，唯一的出路就是和三妹抱头痛哭，哭累了，噙着泪水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去出工，三妹和带队干部一同搭送人的大卡车返回自贡。 五月中旬已骄阳似火，队长说新知青先学干地里的活，安排我去种玉米。种玉米分工挺细的，有人负责打窝，有人负责丢种子，有人负责挑粪，有人负责盖灰。我的任务是盖灰（施肥），看上去活儿不重。我穿了一件短袖，戴顶草帽，左胳膊上挎了一个竹撮箕，里面装着类似草木灰混合的黑灰色的肥料。队长说，你看到窝里有玉麦（玉米）的就抓一把肥料丢进去盖到哈。第一把抓下去，稀稀软软的，臭烘烘的，问老乡这是什么肥料呀？老乡面无表情地说是草木灰和猪粪。啊？是猪大粪？那里面不是还有大便吗？还用手直接抓，还得抓一上午？好恶心啊！队长也太邪门了嘛，第一天开工就叫我们抓粑粑！ 心里恨着牙痒痒的，却不敢停下来。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必须好好表现，才有机会回城。一边盖灰，一边默念着父亲的千叮咛万嘱咐：到农村要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要老老实实向老乡学习，不得耍小姐脾气！ 首日出工的战绩：满脸晒得通红，胳膊被紫外线灼伤的轻轻一碰就掉皮，钻心的疼！ 回家后又热又渴，急乎乎舀了一瓢井水下肚，很快就脑袋爆痛。赶紧地吃了一颗自带的止痛药，饭也没吃就昏昏沉沉地睡了。 不知道几点醒了。头痛好了一些，想起了爸爸妈妈，鼻子发酸，眼睛湿润了。点上煤油灯，开始给爸妈写下乡后的第一封信：亲爱的爸爸妈妈和弟弟妹妹们： 你们好吗？我好想念你们！ 我今天已经和贫下中农一起参加劳动了，是给玉米施肥，贫下中农对我很好，手把手的教我怎么盖灰，原来种玉米还有很多学问呢！ 这里的老乡真淳朴，我们收工回家后，发现门口放了一些青菜，也不知是谁放的，没有留名。 我回家喝了冰凉的井水，头好疼，吃了药好些了。我现在知道了很热很渴的时候不能马上吃冰凉的东西。 暂写到此吧，我一切安好，请爸爸妈妈放心！ 女儿海锦敬上 1974年5月16日夜 从写第一个字开始就流泪，一直流到最后一个字。泪珠顺着脸颊一滴一滴地掉落在信纸上，那封信只写了大半页，因为下面的纸已经被泪水打湿了。 老知青罗崇欣 罗崇欣是税务局知青带队干部罗叔叔的大女儿，她初中毕业就到了丹棱插队，比我大一岁多。中等个儿，微胖，爱笑，憨厚，温和。一张黑里透红的圆脸，扎个围裙，看上去就像个农村姑娘。 罗叔叔把我们送到丹棱后，来看过他女儿一眼。临走时很客气地对我说：“海锦，你是高中生，文化比崇欣高，希望你以后能多帮助她补补文化课。”当时我以为这不过是客套话而已，点了点头，没多想。 在之后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崇欣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好姐姐。我和胡建平（不久后又来了一位自贡女知青）初到农村，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好在有崇欣姐带路，我们才少吃了很多苦头。 三口之家的一日三餐、挑水做饭、油盐柴米、种菜喂猪，全靠崇欣牵头打理。刚到农村时，我和建平出工回家已经累得精疲力尽，全然不顾水缸空着，肚子饿着，瘫在床上一动不动。可崇欣放下锄头，转身担起两只又大又重的木桶，就去几百米远的井边挑水，吭哧吭哧地把水挑回来倒进缸里，马上又坐在灶前点火做饭，弄好了才叫我们起来吃。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和习以为常，就像个不知疲惫的小蜜蜂。我很惊叹她哪来的那么充沛的精力！ 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我学会了烧柴火饭、打井水、耙松毛（点火用的）、用锯锯镰（一种弯月形镰刀）钩松枝等不少农村生存的必备本领。后来我们自己还喂了猪，从二十来斤的小猪崽喂成二百来斤的大肥猪，每天的割猪草、煮猪饲料、打扫猪圈等粗活累活脏活，多数时候都是崇欣干的，我基本上是打下手。后来崇欣走了，建平又到大队农科队去了，我一个人既要出工，还要饲养快要出栏的大猪，累得苦不堪言，才更加理解崇欣的辛苦付出是多么不容易！ 我们在一起的一年多，得到她太多的关心和照顾，却从未听到她抱怨过一句。她的吃苦耐劳和乐于助人，至今回想起来都心存感激。 下乡后的第二年，一年一度的大中专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开始了。那个年代上大学不是公开考试择优录取，而是公社把上面下达的招生指标分配给各大队，由各大队推荐下乡满两年以上、表现优秀的知青，被推荐人须带上本人写的自我总结去县里考点面试，面试通过了，还得经过政审、体检等，一切过关方可录取。这份自我总结相当于现在的高考答卷，成为学校筛选学生的最重要依据。 红星大队分到了一个江油幼师的招生名额，招收初中毕业生，这真是天助崇欣！我们一众知青都积极向大队推荐崇欣，希望这次她能够“跳农门”，因为她是全大队资格最老的知青了。 大队支书吉树权就住在我们队，一位五十来岁和蔼可亲的农村干部。一天他从大队部回来告诉我们，大队决定推荐崇欣去读书，叫她写一份自我总结，三天后去县里参加面试。庚即又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海锦，你要帮帮她，去年就是因为文化低了没走成。” 第二天下午，崇欣没出工，在家里写总结。我收工回家，她正在做饭。我问“总结写好了？”她摆摆头，没说话。 晚饭后，她拿着纸笔走到我的房间，眼睛里满是无奈和茫然。她说不知道该如何下笔，一下午就写了个开头。我一看，写了两排歪歪扭扭的小字，不知所云。顿时火冒三丈：“天哪，后天就要面试了，你居然连初稿都没写出来，你不想读书啦！你不想回城啦！”她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我知道，文革时期经常停课闹革命，不少初中生实际上只相当于小学文化程度，写篇像样的自我总结并非易事。可也不至于无从下笔呀！ 我终于明白了罗叔叔临走时对我说过的话。我且得帮她补补文化课，可眼下已经火上房了啊！我沉思片刻，对崇欣说：你出去吧，让我想想。 我连夜奋笔疾书，先编了一大段三年多知青生活的体会和收获，再写了一段对江油幼师的赞美和憧憬，最后是如果被录取了将如何刻苦学习不负众望甘当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为培养祖国的未来奉献青春和力量。 半夜，把崇欣叫醒，让她认真看看，明天读给我听。我知道她平时读报纸都不太流畅的。她惊讶地看着我，刚才的几页白纸，已经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嘴里嗫嚅着：“写了这么多呀，我咋子记得到哦。”“少啰嗦，抓紧看了，明天我要考你的。” 翌日，我没出工，在家里监督崇欣背《总结》。她照着稿子念了无数遍，才勉强顺畅。我告诉她，你去了不要紧张，如果老师问到什么问题，你就按照稿子里的说法回答，她怯怯地点点头。我还是不放心，干脆来个现场模拟，我挖空心思地想了考官可能出的各种题目，一一问崇欣，她起初很紧张，慢慢地开始放松，到后来应答显得比较自如了。 崇欣“胸有成竹”地去县上参加了面试。结果如人所愿，她顺利地通过了面试并被江油幼师录取，毕业后，当了一辈子幼儿教师，直到退休。 ——罗崇欣（左）和我（1976年） ——与知青好友胡建平（左）、李丽川（右）合影 吉教山的父老乡亲 红星八队姓吉的居多，地处丘陵，又名吉教山（谐音，我没考证过）。印象中主要的掌权人都姓吉，比如大队支书吉树权，生产队长吉成敖，会计吉朝忠。另有少量邵姓、李姓和沈姓等外姓。全队20几户人家，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只有一户地主成分，是个五十多岁留着短发的妇女，偶尔被弄到晒坝开社员大会批斗一番。她总是低着头站着，一声不吭。有人悄悄告诉我“这个人有文化”，我竟有点肃然起敬。 吉教山无论大人小孩，都一律喊姓名的后两个字，比如几岁的娃娃叫我“海锦”，起初很不习惯，后来习惯了倒觉得挺亲切。这其实也蕴藏着吉教山人的一种文化，一个称谓，一下子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刚去那会儿，最不适应的是超负荷的劳动强度。吉教山人少地多，除去老弱病残，就六七十号劳动力，耕耘着三百多亩田土，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没有歇过一天工，放过一天假。一个壮劳力一天按10个工分计算，大体抵四角七分钱。我们女知青一般记七八个工分，不算最低的。干一年下来，扣除队里分配的粮食钱，能够到手三四十元现金，在县里算中等偏下水平。 与从小就在农村干活长大的年轻人比，知青无论如何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干农活就好比每天吃饭睡觉一样轻松自如，可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很煎熬，尽管我抛开所有杂念拼命地学，仍深感力不从心。百十来斤的担子在别人肩膀上晃晃悠悠地闪着，远看就像流动的旋律潇洒自如。可压在我的肩上，顿觉血往上冲，整个脑袋炸裂般疼痛！我练，我拼命地练，可还是难以承受之重。和老乡一起插秧，我耗尽全身解数，满血冲刺，到头来常常成为插秧最慢被“关”在田里出不去的那个人。 我曾经是高中女子篮球队的队长兼中锋，叱咤球场，可干起农活来还不及八九岁的农村娃娃，笨手笨脚地出了不少洋相，时常令队里的小青年们捧腹大笑，那种窘况现在想起都无地自容。 我的祖辈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我身上流着农民的血，且遗传了父亲的一副宽肩，可怎么就承不起“农民”的担子呢？！ 我想起了老爸常说的那句话：不要看不起农民，没有他们，我们就会被饿死！ 面对黄土地，面对灰头土脸皮肤黝黑满嘴黄牙的种田人，一向骄傲自信的我，第一次感到了自卑和渺小。 理是这个理，可内心总觉得憋屈，觉得与吉教山人之间横着一条看不见的鸿沟。 现在想来，我们知青去插队是从本来就不富裕的老乡们锅里分一杯羹，憋屈的应该是他们啊。 可纯朴的吉教山人并没有把我们当外人。他们亲切的叫我们“幺姑儿”。我至今想不起他们有什么值得我记恨的丁点事情，反倒是老想起他们的好，他们的善良。 我们的门前，经常有不留名的人送来的各种蔬菜，还有用竹篓装着的活泥鳅和田鸡（他们知道自贡知青最爱吃，当地人不吃），一小篮子清脆的老树李子。 夜幕降临，队里的一些年轻人就会不约而同的来到知青点，大家一起借着月光，在三合土打成的晒坝上唱歌跳舞，消乏解闷儿。 队上哪户人家杀了猪，都会请我们几个幺姑儿去吃九大碗，这已是不成文的规定。那满口流油的坨坨肉，令人大快朵颐，难以忘怀。 哪项活轻又工分高的，就派给我们干。特别是出“文化工”，诸如办墙报呀，当代课教师呀，参加故事会演讲比赛呀等等，不晒太阳还照记工分。 看到邻县的几个男知青在我们屋前晃悠，老乡担心我们的安全，特意送来一只背上有黑色条纹的小土狗，我们给它取名“花虎”。花虎一见生人就“汪汪”报警，成为我们最忠诚的“哨兵”。 队里分粮食，总是给我们多分稻谷和麦子，他们说城里的幺姑儿不喜欢吃玉米和红苕。我们每天有大米饭吃，这在当时城里人都望尘莫及的。 队长听说我们想养猪，就把队里刚出窝猪崽里最壮的头子猪让给我们喂，我还记得有22斤重，成天跑到公家地里拱庄稼吃，一直放养到一百斤才关圈。 ...... 队里把我们当做了吉教山的幺姑儿——女儿。 渐渐地，吉教山让我有了家的感觉，有了踏实的感觉，有了亲切的感觉。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我要知恩图报，为吉教山的父老乡亲做点什么。 出工之余，我主动承担起了队上的义务“宣传员”、“咨询员”和“卫生员”。 每逢队上开大会学习上级精神，我就是读报员，普通话读得贼溜儿，老乡们听得津津有味，说听我读报就是听电台广播。 晒坝的粉墙上，不定期地更换着墙报，图文并茂地宣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图愿景、农业科技知识等，那都是我热炒热卖的。我买了字帖学隶书，买了纸笔学画画。寂静的吉教山开始躁动起来。 我在吉教山算是个文化人儿，队里的大人小孩有什么不明白的，都喜欢跑来问“海锦”，了解点城里的情况呀，讲个语文算术呀，唠个家长里短呀，我都会竭尽所能，有问必答。他们喜欢自贡的灯芯绒、肥皂、药品等紧缺物质，我就想办法为他们采购，一有机会就托人带过来。有一年春节我回家探亲，带回去好大一包灯芯绒和各式花布，队里的幺姑儿们脸都笑烂了。 我从小爱生病，经常吃药，略懂一点医药常识，也买了不少常用药备着。在队里，哪家有个头疼脑热的，我就会去嘘寒问暖，送药上门。后来老乡们把我当成了队里的免费“赤脚医生”，有点小毛病就跑来找我，吃点药就好了。 有一年红星大队闹疟疾（打摆子），大队派我负责八队的预防。我一手提着炊壶，一手拿着奎宁，挨家挨户地送药，并看着每个人服下去。记得有一家没开门，我喊了几声，突然蹿出一条大狗戳了我一下，把裤子戳了个洞，腿被戳青了一大块。那一年，全队疟疾发病率为零，吉书记说是个奇迹。 我们三个女知青喂的猪长到二百斤，过年之前我和罗崇康（崇欣弟弟）一起用板车拉到城里屠宰场杀了，拖回来一百四十斤鲜嫩的猪肉和几十斤下水。第一件事就是炒了一大锅回锅肉，分成二十多碗，崇康找块长木板把碗摆进去顶在头上，我们一起挨家挨户地送，包括那家地主成分的也送了，她好感动。又用猪下水炖了一大锅旺儿汤，请队里的父老乡亲来家里共享。 看着乡亲们热热闹闹地在我们堂屋里吃肉喝汤的场景，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是吉教山人了。 插队一年左右，我向大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是个特别听话的孩子，老爸经常在信中教导我要积极争取入党，他说是共产党救了他，才有了我们一家人的今天，我们要为党奋斗终生！ 我很幸运，大队支书吉树权和我们队的党员吉成春志愿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在农村的两年中，吉书记为我提供了不少锻炼成长的机会。我先后当过生产队的妇女队长、会计、出纳、小学代课老师、大队水利工程宣传员；参加过县上举办的故事会演讲比赛，照片还登上了县委大礼堂的宣传栏；担任过城厢公社的家兔辅导员，协助县食品公司发展全公社13个大队的养兔事业。这一切，都饱含着吉书记的一番苦心和殷殷期待。 入党的所有程序都走的很顺利，一年后，我的入党志愿书报到了城厢公社党委，进入最后的审批环节。 1976年5月初的一个傍晚，天色渐暗，吉书记来到知青点。平时，吉书记见到我总是笑眯眯的，老远的就喊着我的名字打招呼，可那天，他神情庄重，用那双操劳疲惫的眼睛盯着我，语重心长地说：海锦，我们大队要建大寨式大队，需要像你这样一批有文化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希望你能够扎根农村，和我们一起共同实现大寨大队的目标。 我有点发懵。几天前接到妈妈的来信，说自贡新出台了“三抽一”政策，即一家有三个知青的，其中满两年的可以抽一人回城工作。妈妈说家里人多，你爸身体又不好，你符合“三抽一”条件，要听话赶紧回来工作，帮爸妈减轻点负担。妈妈知道我想再熬两个月去上大学，不想当工人，所以反复叮嘱。市里招工的干部两天前来队里找过我，我要离开吉教山的消息不胫而走。 我不敢直视吉书记，我明白他在做挽留我的最后努力。我低着头，嗫嚅地对他讲了家里的困难和母亲的心愿。 吉书记没再说什么，默默地走了。望着老书记在夜幕中渐渐消失的背影，我心里充满内疚和自责。坦白地讲，我不想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可我也不想去工厂当打字员，我只想上大学。 1976年5月19日，也就是我即将离开丹棱的前两天，城厢公社党委李副书记找我谈话，说公社党委已经同意你的入党申请，你从现在起就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你是你们这一批知青中第一个入党的，你有什么要对党说的吗？ 我很激动，因为我终于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我想我的父母会为我骄傲的；我很感动，因为城厢公社在已经知道我即将离开丹棱的情况下仍然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我很惭愧，我没有和吉书记一起建成大寨大队就要走了。可这些话，我没有勇气说出来。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眼含热泪，只哽咽地说了一句话：“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我离开吉教山的那天，天下着大雨，会计吉朝忠用板车拉着我的行李，冒雨送我到县城。花虎一直恋恋不舍地跟着，怎么也撵不回去，一直跟了八里地。 2000年的一天，同事告诉我，有两个丹棱老乡来看你，正在汇东大酒店等候。离开丹棱二十多年，从未回去过，还有谁在惦记着我呢？匆匆赶去，原来是老支书吉树权！他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但仍然精神矍铄，双目炯炯有神。我设晚宴招待吉书记一行，席桌上他没吃多少东西，话也不多，欲言又止。临别时，他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说希望我能回去看看，当年的吉教山已经变成了花果山，旧貌换新颜了，还说特意给我带来两箱吉教山产的巨峰葡萄，你一定要尝尝。 我后来才知道他正在为完成县里下达的招商引资任务四处奔波，可老支书在我面前一个字也没提。他不想为难我。 退休前夕，我出差路过丹棱，匆匆回了一趟吉教山。 一切是那么的亲切，又是那么的陌生。烂包田不见了，荒草地不见了，晒坝和土墙房子都不见了。眼前到处是一片片的果园，漫山遍野的椪柑树硕果累累。 最令我吃惊的是，一路上碰到了不少熟悉的面孔，近四十年不见，他们却毫无违和感，直呼：“海锦，你回来啦！” 是的，我回来了，你们的幺姑儿回来了！我脑海里极速地搜索着每一个老乡的音容笑貌，唯恐叫错姓名！树权、成春、成敖、朝忠、朝亮、朝安、淑蓉、菊蓉、仕林、仕安...... 老支书往我的车里塞满了黄澄澄的椪柑，我受之有愧。面对养育过我成长、引我踏入社会的吉教山，我没能为他们做点什么，甚至差一点就把他们忘了。 我拜托随行的丹棱县同事替我常去看看吉教山的老支书，看看如今已儿孙绕膝的当年一起唱歌跳舞拉家常的小伙子和小姐妹们。 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回去再看一眼吉教山，因为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 ——参加自贡市知青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1976年，我站在后排左三） ——参加市知青代表大会（右二） ——与参会代表高峻（左）合影 ——我和高峻（右） ——参加市知青代表大会的丹棱县插队知青代表（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