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王爱召

乔小玲

走进王爱召

郭世乐

2021年6月初的一天，我与几位文友相约前往王爱召镇观光。看了王爱召庙宇旧址上新建的召庙，又看了民歌传唱的“二妹子”王友卿当年居住之地杨家圪堵村装修一新的村委会办公新址，还看了“学大寨”时期的老典型南红桥村新开发的桑椹种植大棚，也看了新入驻的饲料加工企业，所到之处让人耳目一新。 王爱召镇原本属于达拉特旗二十多个乡镇之一，调整建置时将德胜泰、榆林子、新民堡、王爱召四个乡镇合并为一。王爱召曾经是蒙古地区最大的召庙，从始建到焚毁共历三百余年，素有“东藏”之称。王爱召虽然已经庙宇无存盛景不再，但深厚的文化遗存不仅植根于本地区，而且在更大范围内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正是因为深厚的历史文化魅力，使王爱召镇在建置变革中一家独大，完成了由小乡变大镇的华丽转身。

　　然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文革”时代，“王爱召”的名号被断然废弃。因为哈什拉川原名“乌兰高勒”，“乌兰高勒”流经王爱召地区时造就了一批湖泊泥淖，大淖、小淖、田四淖、裴五淖等均是。蒙古语“乌兰高勒”是洪水河之意。奇妙的是蒙古语“乌兰”还有“红色”之意，而“文革”时期最崇尚的就是“红色”，于是“乌兰淖”的名号便横空出世。1968年5月间，乌兰淖公社革命委员会作为全旗第一个乡级红色政权宣告成立。乌兰淖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一个叫作张明高圪旦的村子里举行，我作为旗里派出的红卫兵代表，和几个青年学生一早骑自行车从树林召镇出发赶了三十多里路，参加了乌兰淖的红色政权新生典礼。什么重要意义与庄严号召，都没有上心关注，只记得吃了一顿管饱的猪肉粉条烩菜。伟人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对于那个时候的我们来说，此行的最大意义就是吃了一顿免费的午餐，如此而已。这是我第一次走进王爱召 1972年我参加工作以后，被分配到旗里的写作组当新闻干事，之后频频走进王爱召，开始了认知王爱召的跋涉之旅。
　　

我的第一个采访点是王爱召的园子圪卜林场，位置在库布其沙漠北缘。我从乡所在地五和圪旦出发，走了二十多里沙土路，整整走了半天才到了林场。林场场长孙五十四对宣传他们治沙造林非常欣喜，杀了一只羊热情款待。我采写的长篇通讯《缚住黄龙造绿洲》在《鄂尔多斯报》整版发表，园子圪卜从此名声远扬，孙五十四背着黑色人造革挎包频频出席旗、盟、区各种表彰会议并屡获嘉奖。此次在王爱召观光中，谈到园子圪卜时，镇领导说孙五十四先生前几日刚过世，镇里还送了花圈。遥望园子圪卜那一片生机勃发的绿洲，我深切怀念魂归大漠的一代治沙造林劳模。 乌兰淖公社的庆义厚大队搞小段包工按劳计酬的做法，激发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旗里让我下去整理一个典型材料。我在庆义厚村住了几天，作了详尽调查，之后写出《一个按劳分配的好典型——庆义厚大队的调查报告》。这篇稿子在《内蒙古日报》和《鄂尔多斯报》相继发表，旗里召开三级干部大会推广庆义厚的做法，乌兰淖公社领导在大会上作了经验介绍。 乌兰淖东山大队李家营子村有个叫李金山的老汉，无儿无女孤身一人，六十多岁时开始订阅《红旗杂志》，自己每天学习，拿到地头给村民们念诵，村里人叫李金山“红旗老汉”。我到李家营子采写了人物通讯《红旗老汉》，《鄂尔多斯报》发表前约我赶写一篇评论配发，我激情满怀，撰写了新闻评论《霜叶红于二月花》,两稿同版发表。内蒙古广播电台将此文配乐播出时，曾通知乌兰淖公社组织集体收听。“红旗老汉”捎话让我去一趟李家营子，说他要给我做一顿好吃的，并让我给他弄一本字典。我买了本字典让人捎给他，很遗憾此后再没有和老汉见面。“红旗老汉”的名号是村民们叫出来的，实际上毁誉参半，有褒扬成分，也有取笑之意。《红旗》杂志作为中共中央党刊，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村老汉能读懂多少领略几何，其实疑问颇多。我理解李金山订阅《红旗》实际是一种信仰，是一钟追求。他本来可以享受“五保”不参加劳动，但他一天也不误出工下地，他说只要他能行动就不坐下吃白饭，这样的境界实在令人感动。村民们敬重李金山的人品，他去世后村里为他操办了后事。我心里长久地怀念“红旗老汉”，他那坚贞不移的“红旗”信仰实在震撼人心。 哈什拉川分洪枢纽工程施工期间，我又下到乌兰淖公社，采访村社干部，了解工程进度，采写了长篇报道《治川图》。

　　路线教育运动中，我在乌兰淖公社住了半年时间，从南到北跑过许多村社。那时候上面要求对农民进行路线教育，村民们对宣讲教育不太上心，记得当时流传的顺口溜是：“没粮食，讲路线；没老婆，走佳县”。也难怪村民有情绪，人们连饭都吃不饱，大龄光棍都跑到更为贫穷落后的陕北佳县找对像，根本没心思听你说这讲那。那时候乌兰淖境内的村社道路都是沙土路，自行车只能骑一段推一段，大黄风刮起来戗风前行，推着都很难走。我肩负使命不敢怠慢，与村民们一起度过了一段高调革命生活贫穷的年月。 我在王爱召地区来来回回地跑，结识了不少村社干部和村民，有的成为交往甚多的朋友。召圪梁上的杨三明是达尔扈特后人，他家世代为王爱召当差，职责是炒炒米。王爱召遗址上有两间喇嘛住屋和一间小库房，是三百年前的建筑，喇嘛宿舍是无木拱形的窑洞式住屋，先前是大队办公处，我下乡时曾在里面住过两夜。大队部搬迁后这两间房成了杨三明的住屋，门前的小库房被杨三明粉刷一番供奉成吉思汗画像和菩萨像。我每去王爱召时，杨三明就把我引领到小房里手摇小铜铃，为我念诵一段黄教保佑经。后来杨三明退了党，辞了大队长职务，到民委办手续当起了专职喇嘛。我问他为甚退党，他说党员不能当喇嘛，他要当喇嘛就得退党。他说党里头没他影响不大，王爱召没喇嘛不行。他还说，他当大队干部为党跑逛了三十多年，心是红的，他守护王爱召也是为党工作。他还对我说，喇嘛教的教规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都是要为人民做好事，不能做坏事。杨三明为人忠厚，爱党实实在在，信教意念诚诚。杨三明对王爱召有很深的感情，日本侵略者焚毁王爱召时，杨三明七岁。当年的王爱召是个什么样子，我曾经期望杨三明能说出个大致情形，可是他无论如何都说不明白。实际上任何一个人六、七岁时都记不住什么事物，这不能怨他。他只记得日本人的炮弹打进他们藏身的房内，被后墙顶住又返弹出去，在房子外面炸下山药窖那么大的坑，房里的人毫发无伤，他认为肯定是佛祖保佑了他们。 在杨三明引领下，我还访问过王爱召最后一个喇嘛云桃妹，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老僧端坐坑上掐着一串珠子讲述王爱召往昔，宗宗件件令人神往。我常记起这位老僧那阅尽沧桑的眼神和平静慈祥的仪态。我撰写的几篇关于王爱召的文稿，不少材料源于访问记述。

　　我早年曾在乔来圪旦、德胜太下乡驻队，这些地方当时分别属于德胜太乡和榆林子乡，而这些地方今天已经全部归属王爱召镇管辖。我当年的工作完全可以看作是为今天的王爱召镇做了一些前期工作。我与王爱召的缘分实属不浅，我的妻子杨姗即是王爱召镇当年的妇女干部。 还有，王爱召镇小淖村的象棋竞技水平让我长久难忘。有一回我路过小淖村时曾于村街边观战良久，后来忍不住亲自上手厮杀一番，我觉得无论是参与的广泛性还是竞技水平，小淖在全旗农村当首屈一指。我曾经是1976年全盟象棋比赛达旗队参赛队员之一，此次比赛达旗队荣获团体冠军。之后，我担任达旗象棋协会主席二十多年。我的这次小淖之行，丝毫未敢流露本人的棋坛经历与身份，惟有悄悄退出，深深愧疚，默默反思。不过，我于感念之余还是写下一首顺口溜——《小淖棋事》：小淖弈棋成风尚，老小青壮竞逞强。横车跃马出手快，摆摊设擂是寻常。村街对垒观者众，轮番上阵参战忙。忽闻人群起炸声，得胜擂主笑声狂。 我为王爱召镇的发展进步做过一些平凡的工作，我写过热情洋溢的文稿，也为探索蕴藉深厚的历史文化作过艰辛钻研。这回又到王爱召，我已进入古稀之年，王爱召翻天覆地的变化牵动着我的心脉。 王爱召是我魂牵梦绕的一方土地，也有我研究不完的课题。当年鄂尔多斯领主博硕克图为什么要选定王爱召这块地方建起蒙古地区最大的召庙？后来的比利时神父为什么也选中王爱召这块地方在小淖建立教堂？世界两大宗教佛教、天主教为什么都青睐王爱召这个地方？还有，河套地商王同春在民国初年利用哈什拉川山洪澄地，曾为王爱召地区造就十数万亩优质农田，王同春没用白灰、石料，没用水泥、钢筋，工程简易，造田无垠。而我们在解放后几十年间对哈什拉川的治理却历经艰难，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旗党政筹集巨资建造分洪工程，期望用洪造地，结果劳民伤财未见寸功。哈什拉川分洪枢纽工程在完工当年即被洪水冲毁。时间过去五十多年，期间再没有人试想引洪澄地之事。开发利用哈什拉川，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历史文化课题，更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现实经济发展课题！还有，王爱召深厚的文化底蕴如何发掘弘扬，把宽宏博大的佛教精神溶入现代人际关系，把蒙古族祭祀文化传承与旅游产业开发结合起来，王爱召的经济发展必将因此注入新的活力。我衷心期待王爱召这块土地建设得更好，发展得更快，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花开并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