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纪行（三）——黄土地：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从这里升起

西江月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由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重重封锁，翻越大山、跨过大河、爬越雪山、走过荒草地，历经千辛万苦，行程约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北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近万里。

红四方面军，1935年5月初，由四川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于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

红二、红六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县刘家坪等地出发，于1936年10月22日到达甘肃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二万余里。

红军初到陕北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据陕北红军的后人回忆：当年经过长征走过来的红军，有三个分不清，男的女的分不清，个个头发很长；枪支棍子分不清，都是当拐杖杵着走过来的；每个人的衣着分不清，没有军装，都是衣服破烂，有的人干脆是兽皮裹在身上……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人到只剩七千多人。全部红军由出发时的三十万人到只剩二万五千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缺衣少食、衣衫褴褛的队伍，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1935年11月6日，在陕北甘泉县象鼻子湾村，天空飘着鹅毛大雪，毛泽东站在雪地里，面对河滩上的300多名红军战士发表讲话，对长征精神做了精辟的论述：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就是这样一支让陕北当地老百姓感到迷惑的队伍：疲惫不堪、瘦骨嶙峋，有的光着脚、有的穿着草鞋，穿的衣服颜色不一，很单薄、很烂，连老百姓穿的都不如，实在像一群叫花子，却在转战陕北十三年之后的1949年10月1日，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2018年3月末的一天，我来到这片黄土地，来到无数人向往的革命“ 圣地”延安，领略黄土地的沟沟壑壑、峁梁山川，探寻黄土地上的奥秘，感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感受这里曾经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

　　1935年12月，初到陕北的中央红军缺吃少穿，生活窘迫。如何筹到粮被，让战士们顺利过冬，成为了摆在红军领导人面前的首要问题。于是毛泽东手写一张借条，让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去找徐海东借钱。徐海东接到毛泽东的信后，没有考虑，立即把供给部部长找来说，不是借，而是给中央红军5000大洋，同时复信说，红二十五军完全服从中央红军的领导。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拿到5000大洋和徐海东的回信后，一起落泪……

许多年后，毛泽东还对这5000大洋念念不忘，他常说：“徐海东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 。当年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皆对徐海东充满敬意。徐海东麾下的红二十五军按战斗序列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也即张国焘领导之下的部队。张国焘反对红军北上的方针，与中央红军闹分裂，1935年9月8日电令已走过草地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30军南下，9月15日，第4军、第30军不得不二次进入渺无人烟的草地南下，二过草地红军又付出巨大牺牲。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松岗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临时中央”，自封为“主席”。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二、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两军会师后的共同任务就是迅速北上，与已到陕北的中共中央会合。为此，那些已两过草地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30军官兵不得不第三次穿越一望无际、满目苍凉的大草地，这就是有红军官兵“三过草地”的悲壮经历。在到达陕北之前，毛泽东与徐海东从未谋面，但在关键时刻，徐海东表现出了自己坚定的党性，“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的服务中央”。放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激动，完全能够理解。而当时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的日子也不好过，尤其是冬天来了，急需用钱。

金一南在《浴血荣光》一书中写道，“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不仅仅是因为有正确的主义，正确的路线，正确的方针和纲领，我们还有一大批像徐海东这样忠于主义、忠于信仰的战将。”

陕北时期的徐海东，斯诺拍摄。

　　红军初到陕北，这块落脚地并不稳固。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党中央和毛主席开始了一年多的转战之旅。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共走过了陕北8个县，住了36处窑洞，简陋的土窑、狭小的石洞、长满荒草的树林，居住、开会、讲话，困难时甚至连一处固定的栖身之所都难以找到。

1936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东征方针，决定东渡黄河，打通东进抗日道路。1936年2月7日，毛泽东在陕北清涧县高杰村高家坬塬一带侦察东征地形，目之所及雄浑壮观的北国雪景，不禁豪情满怀，当晚在袁家沟一土窑洞里，写下了著名的诗篇《沁园春·雪》，句末，“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堪为点睛妙笔，它是身处艰难困苦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出的要超越历史的宣言，更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对光明前途的无限信心。

江山如此多娇！

　　下面这张照片你一定不陌生：毛泽东头戴八角帽，头微微侧向一边， 剑眉微蹙，神态儒雅，目光深邃，拍摄于1936年，它的拍摄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第一个走近红军的西方记者。

　　1936年7月初，在宋庆龄的介绍下， 斯诺穿越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绕道西安，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来到中共中央当时所在地保安进行采访，寻找真正的“东方魔力”。

毛泽东对第一位来根据地的外国记者十分重视，认为斯诺可以不受国民党新闻检查的封锁，能够把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和主张，如实地向国外发表，这样就可以使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一切造谣、诬蔑原形毕露，使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得到世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因此，要求红军各部队认真做好斯诺采访的接待工作。

1936年7月13日，斯诺、马海德医生秘密抵达保安，受到红军的热烈欢迎。红军给他们每人配发了一匹马、一支步枪、一套崭新的军服和一顶红军红星八角帽。7月15日，斯诺接到通知，毛泽东将要正式接见他们。当斯诺等人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毛泽东住的院子时，毛泽东已在门口迎接他们了。毛泽东握住斯诺的手，高兴地说：“欢迎！欢迎！”斯诺观察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住的窑洞实在是太狭小了。但就是在这简朴的窑洞里，毛泽东和斯诺在之后的四个月里进行过数十次的彻夜漫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毛泽东质朴的作风、诙谐的谈吐、渊博的学识、宽广的胸怀和对中国及世界未来的洞见，令斯诺着迷、折服。他深入陕北四个月，口问手写，对苏区军民生活、地方行政、民情风俗等做了广泛深入的调查。

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领导人是谁？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些萦绕在斯诺头脑里的问题逐渐有了清晰的答案，感受到一种独特的“东方魔力”，并断定这是古老中国的“兴国之光”。

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在陕北的合影。

　　斯诺为毛泽东拍摄那张著名照片背后的故事饶有趣味：一天早晨，在黄华等人的陪同下，斯诺刚迈进毛泽东住的院子时，就看见毛泽东站在窑洞门口，迎着和煦的晨光 ，容光焕发，神采奕奕，魁梧的身躯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高大、威武，斯诺那新闻记者的才思迅速作出反应，他敏捷地举起挂在胸前的相机，把镜头对准毛泽东说：“主席，让我给你拍张相吧！”毛泽东微笑着应允。可是，斯诺发现毛泽东没有戴军帽，便说：“请你戴上军帽，照个全副戎装的。”但毛泽东只有一顶洗得发白的旧军帽，且帽檐已经软耷拉下来，照相显然不合适。毛泽东只好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借，可没有一顶合适的。为难之际，斯诺顺手把自己的新军帽摘下来递给毛泽东，正合适！斯诺立即举起相机，“咔嚓”一声，定格了！照完了相，毛泽东缓步走到斯诺跟前，把军帽端端正正的戴在斯诺头上，握住斯诺的手说：“斯诺同志，谢谢你！”斯诺像一个将要出征的战士般向毛泽东立正敬礼，周围的人都鼓起掌来。

1936年11月，斯诺用英文发表了第一篇他在陕北的采访报道，刊登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首次向世界展示了毛泽东的戎装照片 。

1937年10月，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销量超过10万册。一年后，它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考虑到要在敌占区和国统区发行，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

白求恩曾在书信中告诉友人：“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

《红星照耀中国》至今仍在世界风行，主要在于其对历史的真实记录。斯诺用记者的眼光，以不带意识形态偏见、坚持客观真实、追求公正良知的态度，向世人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劳动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他所展现的职业精神和道德操守让人敬佩。

斯诺头戴红军帽在陕北采访。

　　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保安县（后改为志丹县）进驻延安。延安既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宁边区首府，也是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和抗战的稳定后方。

延安是陕北的中心，古代这里是西部边陲。北宋时期曾是抵挡西夏东进的前沿；二十世纪30年代，这里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北红军开辟的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好。这里属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地形复杂，也比较容易躲避敌人的轰炸，所以党中央和毛主席选择了延安作为中央机关的所在地。按时间段可分为三处驻地，分别是杨家岭、枣园和王家坪。

1940年时期的延安。

　　“到延安去！到延安去！”这句曾经响彻云霄的口号，激励过多少爱国青年，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延安这座黄土高原的信仰圣地，这些奔赴延安的青年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诗人何其芳这样描述：“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唱歌，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抗战后前往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万余人，是什么吸引这么多人义无反顾的奔赴延安？摄影家吴印咸的答案是：延安乃“理想所在”“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看见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丁玲的答案是：“这里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忂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那时的延安，是抗日干部培训集中的地方，有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央学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员毕业后，便奔赴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参加战斗，敌后的干部也不断抽调到这里学习。青年知识分子们在延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有的奔赴抗日前线奋勇杀敌，有的以笔为枪，创作出无数鼓舞人心的文学艺术作品。他们心怀理想，为全民族抗战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与农民亲切交谈，询问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1938年11月20日，日军飞机20余架突然轰炸延安城，由于日军飞机轰炸是以延安宝塔山为参照目标，而毛泽东居住在凤凰山的窑洞离宝塔山很近，为了毛泽东主席的安全，中共中央决定连夜将毛泽东从凤凰山转移到杨家岭。

杨家岭位于延安城西北3公里的杨家岭村，是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在延安居住时间最长的驻地。可别小瞧了这个不大的小村庄，除了召开党的七大外，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也是在这里做出决策的，还有精兵简政、延安文艺座谈会等等。这里有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建筑——中央大礼堂，是中共七大的会址。

　　党的七大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在中央大礼堂召开。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大会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七大确立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领导中心的党中央；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党的七大总结历史经验，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既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强调三大作风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使党的路线、方针得以顺利贯彻的根本保证。正是有了这三大优良作风，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场，上方题字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说起大生产运动，就会想起一个响亮的名字：南泥湾，以及那首流传至今的动听

歌曲。

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既要对付日、伪军的“扫荡”和“清乡”，又要与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作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至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人减少到5000万人以下。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极为困难，有些地方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菜和油吃，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子盖，甚至吃粮都很困难。为渡过难关，中共中央适时调整了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大生产运动是克服抗日根据地困难的重要一环，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南泥湾在延安东南34公里处，方圆约100平方公里。1941年春，八路军120师三五九旅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由绥德警备区开赴这里屯垦，开展生产自救。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战士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把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了“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平川稻谷香，肥鸭满池塘”的陕北好江南。

当年在南泥湾进行生产和开垦的还有八路军总部炮兵团、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中央党校等单位，指战员们艰辛的劳动，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而且开创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于征服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南泥湾精神”。

　　

参加开荒种地的妇女们。

　　

延安干部纺线织布的场景。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人身体力行，起带头作用。毛泽东开垦了一块地，种上了菜；朱德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开垦菜地三亩；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任弼时夺得第一名；周恩来在手臂受伤的情况下，忍着伤痛坚持参加纺线，在比赛中被评为纺线能手。

1940年，毛泽东因为带头劳动曾被中央机关选为特等劳动英雄。

毛泽东在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种地。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亲自参加生产劳动，对普通群众、知识分子的心灵震撼无疑是非常巨大的，他们切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坚定了他们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决心。

从1942年到1944年的三年中，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200多万亩，物资、经费全部达到了自给，上交公粮一万石，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减轻了农民负担，密切了军民、军政关系，保证了我们军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大生产运动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一曲凯歌，它不仅有力支持了敌后的艰苦抗战，而且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经济工作的干部。

　　现在的南泥湾，依然有人在耕种、在生息，稻田依然飘着稻香，南泥湾的大米被包装成礼品，以崭新的面貌迎接着八方来客。

2018年3月我在南泥湾留影。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成立了华侨救国联合会，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团体。侨联团结当时留在延安的华侨，联络海外侨胞，发扬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0年6月1日，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到杨家岭拜会毛泽东，谈话后毛泽东留他和同行的侯西反一起共进晚餐。一张陈旧的饭桌，上面铺着四张白纸，代替桌布。菜肴是以洋芋、豆腐等陕北农家菜为主，其中青菜、水萝卜等是从毛泽东自己种的菜地里拔来的，唯一的一盘黄焖鸡，还是前几天老乡送给毛泽东的。

陈嘉庚看着这一桌丰盛的“宴席”，十分感慨，因为在重庆蒋介石请他吃饭，生猛海鲜，山珍海味，以八万元巨款作为接待费用。

后来他常对人说：“一党之领袖其艰苦朴素有如此者，令人敬佩！”“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延安之行，是陈嘉庚先生人生的重大转折，同时也对海外侨胞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0年5月底，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到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和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

　　

陈嘉庚一行访问延安。

　　枣园革命旧址位于延安城西北8公里处，1943年10月，毛泽东随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搬进枣园。在进入领导人居住区前，可以看到当时中央五大书记（从左至右为任弼时、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在一起昂首阔步的铜像，铜像惟妙惟肖，展现出五位领导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神态，透露出对光明未来的喜悦。他们如同一座丰碑，给后世留下永恒的记忆！

　　毛泽东在枣园居住期间，以极大的精力去研究中国的军事学、战争学，用哲学思维深刻分析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中国革命根据地、中日双方战争的国情、国共两党军事史等重大问题，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1944年11月，毛泽东在枣园接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后任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并进行了两天两夜的会谈，签署了关于成立联合政府中共给国民政府的五点建议。12月，又在居住地会见了赴延安考察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1945年8月，毛泽东由枣园出发，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重庆谈判”。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枣园后沟的西山脚下，出席了张思德烈士追悼大会，亲笔题写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讲话。

张思德，出生在四川仪陇一个农民家庭，1933年参加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过艰苦卓绝的长征，数次爬雪山、过草地，屡立战功，多次负伤。他工作勤勤恳恳，不计个人名利。1942年，因部队整编，他由班长改到中央警卫团当战士，在延安枣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工作的地方执行警卫任务。1944年夏，为响应党中央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张思德主动报名到离延安20多里路的安塞执行烧炭任务，在工作中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1944年9月5日，炭窑在雨中突然坍塌，危急时刻，张思德奋力把战友推出窑外，自己却被埋而牺牲，年仅29岁。

得知张思德牺牲的消息后，毛泽东心情十分悲痛，提出为张思德开追悼会 ，他参加并讲话。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事情经常发生，张思德只是一个普通战士，也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事迹，为这样一个普通战士举行追悼会并发表讲话，有着特殊的深远考虑。追悼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为人民服务》那样一篇关系人生价值的极其重要的讲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引用了古代文学家司马迁的一句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阐明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历史不会忘记，70年来，“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初心使命，贯穿我们党的百年历史，激励着我们党永远坚守，砥砺着我们党坚毅前行。

　　王家坪革命旧址位于延安城西北方向，1946年1月至1947年3月，毛泽东和中央其他同志在这里居住，这也是毛泽东离开延安的最后居所，王家坪也是最简朴的一个。看着一个个依山而建的窑洞，窑洞内简朴的陈设、陈旧的油灯、绑着铁丝的床……一件件的文物，无不诉说着当年那些令人敬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指挥着全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而那一张张的老照片又展现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

印象深刻的是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室，看起来有两间房那么大。1946年3月，三人军事谈判小组美方代表马歇尔来延安参观了这里，看到如此简陋的我军指挥中心，觉得不可思议，他说：共产党领导100多万的军队，延安山沟里的统帅部却只有这么点儿大！

　　马歇尔延安之行是1946年初国共两党停战大事之一。1945年12月，二战时期著名的军事将领，美国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前来调处抗战后中国内战。在这段日子里，马歇尔奔走、游说于国共两党之间，近距离地接触了两党高级领导人，而延安之行给他留下极其深刻印象。

1946年3月4日，马歇尔三人军事谈判小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飞抵延安。马歇尔读过有关毛泽东很多资料，略为知晓这位“农民大王”的经历，他一直将毛泽东当作传奇英雄，与毛泽东见面的那一刻，他突然想到蒋介石，这是一个倨傲、固执、自私的人，他对蒋介石没有什么好印象，认为他缺乏合作精神。与毛泽东的见面更坚定了他原来的看法，蒋介石用武力是消灭不了毛泽东的。

马歇尔公开此行的目的：让共产党交了军队，令国民党让出一部分权力，将共产党统一到国民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中。

然而对于国共斗争史稍有研究的人，便知道这两党绝无组织联合政府、和平共处的可能。马歇尔这个二战中最伟大的战士，虽然经历过最复杂的战争，却不了解错综复杂、明争暗斗的中国政治，他不知道国共暂时的合作只是一种假象，这对争斗了19年的冤家，是永远也讲不了和的。

1947年1月，马歇尔接受新的任命，担任美国务卿，结束了他劳而无功的美国总统特使的使命。

欢迎三人军事谈判小组的延安卫戍司令部的仪仗队接受检阅。从左至右为：毛泽东、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朱德。

　　随着抗日形势的明朗，1943年开始，国民党对中共的态度慢慢发生了变化。1943年6月1日晚，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官邸会议，决心剿灭中共武装和根据地政权。蒋介石随即密电胡宗南：“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行动绝对保密。”胡宗南于7月2日正式确定了进攻边区的时间：7月9日。延安党中央很快得到这份进攻边区的战略布署，党中央一方面明电国民党，及时揭露了这个阴谋；另一方面，迅速抽调兵力，武装保卫延安。而向党中央提供情报的正是胡宗南的贴身秘书熊向晖。

熊向晖，中共龙潭三杰后三杰之首，中共情报工作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被毛泽东誉为“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熊向晖1936年11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针对当时的抗日形势，将一些思想进步、立场坚定的优秀青年共产党员安排到国民党内部，展开对日军侵略的抵抗；一旦国民党对共产党实施打压和攻击，他们就可以起到保卫我党的积极作用，用周恩来的话说，这是一批“闲棋冷子”，熊向晖就是其中一个。在充分了解了熊向晖的具体情况后，周恩来大加赞赏，说：“这个角色非熊莫属”。

　　此后，熊向晖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接受胡宗南的面试以及进一步成为胡宗南的秘书，都是“共产党一手安排的”。熊向晖原名熊汇荃，在组织的建议下改名为熊向晖，开始了他长达12年的秘密情报工作。1938年5月，胡宗南将熊向晖送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1939年3月毕业。熊向晖先后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胡宗南对熊向晖的态度渐渐由欣赏到完全信任。

　　1947年3月1日，熊向晖与新婚妻子在杭州度蜜月，被一自称国民政府保密局的人带去见了胡宗南，胡宗南交给熊向晖一个文件包，让熊向晖根据包里文件内容画一幅草图给他，并叮嘱熊向晖锁好房门，不许任何人进来。熊向晖打开文件包后，看到两份绝密文件：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的方案；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熊向晖异常激动，将文件内容默记在心。3月3日晚，熊向晖就通过秘密渠道将这两份绝密情报发到了延安。而当时为了保密，连胡宗南的军长和师长对计划还一无所知。3月8日，胡宗南带熊向晖等少量随从，辗转来到洛川，在洛川小学与先期到达的几名国民党高官会面，组成前线指挥所。熊向晖意识到，自己有必要将胡宗南的日常动态报告给党中央。通过秘密渠道，源源不断的情报就这样被送到了党中央的手里。党中央果断放弃延安，在陕北地区与国民党玩起了捉迷藏。因为有情报工作的保障，虽然敌我力量悬殊，但共产党总能一次次从敌人眼皮底下转移，还会时不时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胡宗南的部队陷入一团泥沼中，非但没能“给解放军以毁灭性打击，”自己的部队反而损失惨重。1947年3月25日，胡宗南的精锐部队整31旅在陕北青化砭被解放军全歼。国民党两次“闪击延安”的计划破产，毛泽东大赞熊向晖，说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

新中国成立后，熊向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开始了他20多年的外交生涯，在诸多重要外交场合，熊向晖都以“总理助手”的身份出现。

熊向晖的女儿曾经问过父亲一个有趣的问题：“周恩来对你有知遇之恩，而胡宗南也对你不薄，你为什么对共产党始终忠诚不二，难道就没有想到一直追随胡宗南平步青云吗？”熊向晖说他始终没有动摇，一是因为共产主义的信仰早就根植在心中；二是胡宗南的人格魅力和周恩来相比，还是有太大差距。2001年，中央电视台为庆祝建党八十周年播放了特别制作的节目《一个人顶几个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看后，深受感动，立即赶到医院看望这位战功赫赫的英雄。两位清华校友感慨良多。2005年9月9月，这位孜孜不倦的共产主义战士终于停止了前进的脚步。而他的名字：向晖，直到解放后他才道出寓意，取意当时形容隐藏战线工作境地的一句话——“面对着黑暗，怀揣着光明”。

　　1947年3月 ，蒋介石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 ，胡宗南直接统领进攻延安的兵力有15个旅共14万人，解放军留在陕北的兵力共计不到4万人，由于兵力过于悬殊，中共中央决定于1947年3月18日主动撤离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战争。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期间，以约800人的警卫部队牵着胡宗南的十几万人马在陕北的山梁沟峁之间兜圈子，同时指挥着彭德怀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接连进行了青化砭、蟠龙、羊马河战役，取得了“三战三捷”，随后又成功地进行了沙家店战役，彻底粉碎了蒋介石、胡宗南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计划。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所谓“胜利”攻占延安只不过是一座空城。1948年4月22日，解放军收复了延安，仅仅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延安又回到人民手中。毛泽东兑现了自己“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国”的诺言。

毛泽东转战陕北途中。

　　2021年4月，我再次踏上陕北大地，再次领略黄土地的风情，感受黄土地的魅力，记录黄土地的足迹。

绥德革命历史纪念馆是在原三五九旅绥德警备区旧址上建立起来的，位于绥德城内疏属山前沿山顶。绥德是片红色之地，是点燃陕北革命之火的地方，是陕北乃至西北地区党团组织的发起地，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边区抗战的桥头堡和大后方，全民抗战期间，绥德是王震三五九旅警备司令部所在地。在延安保卫战中，绥德又是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及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驻地。绥德还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之地。

　　纪念馆前一组大理石雕像，是不同时期在绥德这块土地上做出巨大贡献的革命志士的雕像。从左至右为王震、李子洲、习仲勋。1939年王震任绥德警备区司令；1924年李子洲任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并创建了西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1943年习仲勋任绥德分区地委书记兼警备区政治委员。

绥德不光文化底蕴深厚，而且人杰地灵，英雄辈出，以李子洲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子洲，绥德县人，陕西革命的先驱者和陕北共产党的奠基人。1924年7月，李子洲接任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在北方区委及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创建了陕北第一个党团组织。大革命时期，以李子洲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绥德第四师范学校撒播革命火种，开展国民革命运动，点燃了陕北革命之火。1929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李子洲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同年6月18日在狱中病逝，时年37岁。入狱前李子洲已积劳成疾，入狱后，国民党的残酷折磨，使他病情加重，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表示：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是光明的，不要为我伤心掉泪。1944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设子洲县，以志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绥德抗大总校。1943年3月初，抗大总校在副校长何长工率领下，从河北邢台浆水镇出发，行军二千多里，历时四十多天抵达绥德继续办学。在抗战期间，抗大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抗大总校在绥德办学近三年，完成了计划内的全部教学任务，也与地方军民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1945年10月，在与绥德军民共同渡过两年零十个月的时间后，抗大全部撤离，开赴东北，筹办东北军政大学。

　　

抗大作风：团结 紧张 严肃 活泼。

　　抗大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

　　

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曾在绥德短暂驻留。

　　

重温红色足迹，缅怀革命先辈。阅读深邃的历史，感悟闪光的岁月。

　　1947年11月22日，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代号为“亚洲部”的中共中央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随行官兵约600多人来到米脂杨家沟。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前委扩大会议、西北野战军高级干部军事会议、庆祝宜川大捷大会、东渡黄河动员大会；在这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全国土地改革运动，开展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式整军运动。

毛泽东曾说，杨家沟是西北战场取得光辉胜利的标志点，是中央机关离开陕北走向全国胜利的出发点，杨家沟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47年11月22日至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在杨家沟“新院”最中间的窑洞里居住了四个月零两天，撰写了40余篇光辉著作，涵盖政治、军事、经济及土改等内容，是一系列的纲领性文件，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1947年12月25日——28日，党中央在杨家沟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二月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转折关头、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一次鼓舞人心、憧憬胜利的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报告深刻阐明了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纲领和政策。

“十二月会议”向全党发出伟大号召：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

　　

杨家沟的曙光照亮了陕北的沟沟岔岔，照亮了全中国解放事业的道路，照亮了全党前进的方向，新中国的曙光从这里升起！

　　经略乾坤，铜墙铁壁。

运筹帷幄，光明在前。

转战陕北，决胜全国。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路线图。

　　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杨家沟，3月23日东渡黄河离开陕北。一年后的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占领国民党老巢南京，将红旗插上了“总统府”大楼，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标致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黄土地、黄河、黄帝，绵绵不尽的黄土，源源不断的黄河，巍巍不动的黄帝，生生不息的炎黄子孙；厚重的黄土地、悠久的黄土地，你的历史、你的热忱、你的质朴、你的大无畏、你的家国情怀；黄土地，黄河流经这里，青铜埋在这里，你曾踏着悲歌、怀揣豪情、迎着曙光走向胜利。漫长的时光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历史的足迹承载着华夏儿女深切的期盼，黄色的大地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意志，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里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西江月 2021年6月25日于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