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令朱镕基泪流满面,一生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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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周总理晚年确诊膀胱癌后,每天的工作时间仍常常超过18小时。主治医生吴阶平曾回忆说:“如果能够得到良好的休养,总理的病情远不至于到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 </h3></br><h3>1976年初,周总理弥留之际还对吴阶平说了最后一句话。二十余年后,时任总理朱镕基听到这句话时,竟忍不住泪流满面。</h3></br><h3>一、周秉德:我叔叔是替先烈们工作的</h3></br><h3>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同年8月的南昌起义也宣告失败,周恩来辗转到了香港。次年中共举行第六届一中全会后,他回到上海领导地下情报工作,成为实际上的中共中央主要主持者。此时,远在湖南长沙的和平村,朱镕基才差不多刚刚出生。</h3></br><h3>在之后的岁月里,周恩来在主持与协助毛主席开展党的各项工作期间,遇到的明斗暗杀数不胜数,其中最为凶险的一次,当属崂山遇袭。</h3></br><h3>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共产党被允许在西安、重庆等部分国民党辖区设立办事处。次年4月,周恩来奉命从延安前往西安,设立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这一行程对外绝对保密,并有三十余人的加强警卫排负责保护周恩来的安全。</h3></br><h3>然而,中途依然出了岔子。4月25日,一行人搭乘三辆车,进入地势险要的崂山一处山坳,突然间枪声大作,弹雨倾泻而至!</h3></br><h3>周恩来所在车辆的司机被当场击毙,警卫排与其余随行工作人员拼死掩护,几乎全部牺牲,才使周恩来等人得以突围,逃入山中密林后脱险。在此次事件幸存者的合影背后,周总理写下:崂山遇险,仅存四人。</h3></br><h3>多年后,侄女周秉德谈到周恩来的工作态度时就曾说:“我叔叔认为自己是革命队伍的幸存者,许多革命路上的同志都牺牲了,所以,他是替先烈们工作的,责任重大。”</h3></br><h3>崂山事件后,共产党痛定思痛,针对性加强了警备工作。之后,各地八路军办事处陆续成功设立,并很快展开各项工作。</h3></br><h3>1941年,美国作家海明威作为美国特使到访重庆时,与周恩来的一面之缘。</h3></br><h3>海明威出身于记者、军人,曾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也曾嘲讽过无数长袖善舞的政客,这些练就了他简洁,毫不矫揉造作的文风,后来凭借《老人与海》获得了美国普利策新闻奖与诺贝尔文学奖。</h3></br><h3>当时正值“皖南事变”发生不久,国共第二次合作也宣告破裂。受蒋介石盛情招待后,海明威秘密前往位于如今渝中区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同周恩来进行了一次交谈。</h3></br><h3>彼时周恩来经常使用化名活动,真实身份一般并不直接对外公布,因此海明威并不了解周恩来在共产党的地位,只知面前之人是当时著名的亲华导演乔里斯·伊文思的好朋友。</h3></br><h3>短暂的谈话结束后,海明威这位文坛硬汉不禁被周恩来的魅力折服,他大胆预言说:“如果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典型,那么中国的未来将是他们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被这个魅力十足的人强烈地吸引住了。”</h3></br><h3>1949年,海明威的预言成真,中国共产党突破重重险阻建立了新中国。此时,朱镕基则刚好考上清华大学电机系不久,并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h3></br><h3>二、确诊患癌却拒绝入院,数月后严重便血</h3></br><h3>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数职,可他的个人享受却并没有因此增多,工作压力倒是更大更急。作为党内外德高望重又人脉极广的领导人,他的新任务是成为整个中国的大管家,成为周总理。</h3></br><h3>周总理不仅需要协助毛主席开展这些给后代“攒家底”的大事:对外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研制了原子弹、氢弹,对内剿灭了土匪,为民生建设争取了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赢得土地国有化,解放农民的生产力量,并进行扫盲运动,打造了基本的工业体系……</h3></br><h3>他还需要亲自负责执行诸多具体事务:组织政协会议,起草《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主持制定、实施五年计划发展经济;为破除新中国成立之时的外交坚冰,出席日内瓦会议、亚非拉会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大展中国领导人的智慧与风采……</h3></br><h3>尤其十年特殊时期,他必须苦苦支撑,尽可能保护党的更多力量。</h3></br><h3>那时的中国一刻也离不开周总理,因此他只能十二分地珍惜工作时间。忙碌之时,他甚至经常一连伏案数小时,很少喝水以节约上厕所的时间,饿了就往茶杯里放些玉米糊泡了喝,或是吃两块饼干。</h3></br><h3>总理说:“我们这一辈子和这一个时代的人多付出一点代价,是为后代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幸福。”这代价就是燃烧周总理的生命。1972年5月,保健医生张佐良为总理做了例行的尿检后,噩耗开始传来——经北京、上海、天津三方专家会诊,结果均是:确诊周总理患膀胱癌。</h3></br><h3>医生们苦苦哀求总理住院治疗,却只是被总理安慰说,“查出癌症也没办法,毕竟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就是几天,让我先忙完这阵子再说吧。”</h3></br><h3>医生们拗不过总理,只好采取“随行护理”的法子尽力控制,总理则照常出席各种会议,处理大小事务。</h3></br><h3>直到一天,周总理的警卫员突然紧急电联张佐良,说总理出现了严重便血的情况。此时,张佐良作为医生再也不能容忍病人继续无视病情。他请来叶剑英,二人一同对总理苦苦劝说,才终于使得总理让步,同意了接受手术治疗。</h3></br><h3>三、3年进行14场手术,医院成为总理办公室</h3></br><h3>1973年3月10日,周总理进行了第一次手术。手术非常成功,众人满心喜悦与期盼,因为此时的肿瘤尚在早期,只要总理术后能够好好休养,病情痊愈几率还很大。</h3></br><h3>然而,许多工作无人能替,亟待解决。于是,术后不久,周总理又开始恢复了工作,而且强度也未减轻多少。仅仅2个月后,癌症复发,可总理依然忙于工作,直到1974年3月11日,他才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h3></br><h3>术后的总理又恢复高强度工作,病情又恶化。在如此的恶性循环中,他的身体更是大不如前,仅当年5月,周总理就出现了3次因过度劳累而缺氧,最终不得不入住北京305医院治疗。自此,他再也没能离开305医院。</h3></br><h3>然而,令人好气又好笑,其实最无比心疼的是,总理竟然将医院当做了他的办公室,在此批阅文件、接待外宾。他的工作台历上清楚记录着每日的作息安排,光是从1974年1月1日到6月1日,139天中,他工作时间少于12小时的仅有13天,竟有5天还是24小时连续工作!</h3></br><h3>两年里,总理陆续接受了13场手术,以延长生命再去处理工作。1976年初,医生们已经无力回天,周总理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体重更是掉到了只有61斤。在毛主席的支持下,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开始接替周总理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h3></br><h3>“以后不要再叫我总理,叫恩来就好,我现在没有为人民、为国家做贡献的能力了。”受病痛折磨时,周恩来曾如此说。</h3></br><h3>四、朱镕基:我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h3></br><h3>1976年1月7日深夜11时许,邓颖超先行回家休息,主治医生吴阶平正守在周总理身边。这时,总理忽而醒转,他认出了身边人,微弱却平静地说道:“我这里已经没有别的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他们那里更需要你们……”</h3></br><h3>这就是周总理说的最后一句话。随后,他再也无法发出声音来,只是微微睁着眼睛望向门口。到了第二天中午,工作人员见总理仍是如此,发觉他可能是想见邓颖超。众人连忙通知,然而,等邓颖超赶到时,总理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h3></br><h3>当时,朱镕基正在石油工业部任职,是一名办公室副主任与工程师。那时谁也想不到,二十年余后,朱镕基将会任职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并在那期间成为邓小平眼中“有观点,有主张,有干劲,有魄力又懂经济的难得的干才”。</h3></br><h3>邓小平去世一年后,1998年,朱镕基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就任后的第一场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h3></br><h3>这一年,朱镕基为中国打造出了 “三驾马车”,次年,他与龙永图等人与美方谈判6天6夜,签署了中国入世双边协定。</h3></br><h3>2000年,朱镕基携夫人劳安参观周恩来纪念馆。讲解员说到周总理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时评价道:“这就是人民的好总理,在他的生命最后时刻,想到的仍然是他所热爱的人民,在他的心中,唯独没有他自己。”</h3></br><h3>此时,朱镕基与劳安早已泪流满面。年少时,周总理选择为国家崛起而读书,壮年时他与革命战友拼命缔造了新中国,晚年患病时,他又选择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总理正是身体力行了朱镕基曾立下的誓言,令他一生谨记。</h3></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