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四军二师的回忆

光妮子

我在新四军二师的回忆

口述人：李辉

采访人：王缘、王姝、王秀梅、胡晓晓、张英凡

采访时间：2017年10月14日、2019年1月5日

采访地点：无锡军分区第五干休所

整理人：胡晓晓、李光

我叫李辉，原名李大华，名字是1946年在二师教导营时改的。

我1925年2月17日出生在安徽省盱眙县高桥乡李家荡村，村子不大，只有二十多户人家，但是高桥乡很大，有十个保。我父亲名叫李泽俊，母亲李牛氏，他们都是农民。我有兄弟姐妹五人，两个兄弟，两个姊妹，我排行老二，本来还有个姐姐，不过小时候病死了。我家属于中农，有十多亩田，同时家里开垦了些贫瘠的荒地，但因为淮河经常发大水，所以总是欠收。家里人口多，收成又不好，那时候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但再怎么艰苦，父亲还是让我上了私塾。

我十岁读书，上过三家私塾。先在本村附近上学，后在离我家住地约有十华里的戴庄上学，先生叫李焕章。蓬头树村的先生叫窦永科。蒋坝镇上的私塾老先生叫蔡松泉，是位前清秀才，他家本是大财主，有上百间房子，进他家和钻迷宫一样。他们古学渊博。每处同学大约有40多人，学的是《四书》、《五经》、《千家诗》、《唐诗》，有的老师还会教我们算盘和简单的算术。一般早上是读新的文章，上午写字认字，下午是背书，背完后老师教我们写诗。

当时上学是要交粮食的，一年差不多四百斤粮食，这相当于我家一年收成的一半，可父亲见我读书用功聪明，坚持一直让我上学。直到17岁时，我觉得上学使家里负担太重，同时学的知识也太古板，方才离开学校。

1939年底，新四军第五支队来到了我的家乡，在此之前，都是国民党韩德勤部队驻守。

初见新四军，觉得他们衣服破旧，很土气，但他们对老百姓很热忱，我们老百姓都愿意接近他们，参加他们的活动。

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私塾，新四军给我们发了《短期小学》的课本，里面有些是介绍新四军和一些革命道理的，这也加深了我对他们的了解。

乡政府领导看我思想单纯，热情老实，能写会算，一心想培养我，动员我出来工作，我1942年3月脱产任乡政府粮食办事员，负责全乡粮食工作。

我的工作主要是征收军粮，保障新四军的粮食供应。记得征收军粮的标准是：公粮占总产量的3%，田赋的2%，总征粮数5%。征收队由本村村长和干部负责，粮食在指定地点征收。

后来我被调到了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行政学院受训了半年，地点在旧铺镇新铺村，学院院长是行政公署主任方毅兼任的，副院长汪道涵，教导主任叫李足平。

我们是军事化训练，这一期学员有1000人左右，分为中队、小队。学员大部分是乡镇干部，也有部分是中学生。主要学习乡镇的政治任务和政权建设，目的是为了培养区乡干部，同时，上级打算组织镇长选举，不过后来没有实行。

学院教学抓得很紧，学习生活都很紧张，吃饭都是规定时间，限时吃完的。10月我们毕业，半年的学习使我在思想上有了很大提高。

回到地方上后，我被任命为副镇长，镇长叫朱啟华，同时我也担任粮食主任。当时为响应新四军发展壮大队伍的要求，年年开展参军运动，我们乡每年都有上千人参军。我家三个男丁，按规定必须去一个。我虽然17岁就参加了地方工作，脱产做了高桥乡粮食办事员。因我哥哥木讷不愿参军，而弟弟年幼才6岁，我对部队了解的多，毅然报名参军。

去当兵的时候，父亲和镇长都不太愿意，父亲希望我再去上学，不过后来见很多人都去参军，倒也支持我去了，镇长则希望我继续在地方工作。参军的时候，乡里组织了欢送会，人人胸口戴大红花，十分自豪。我们保里和我一起入伍的青年有100多人，后来这些人除了几个逃回家的，其他人再没见到过，可能都牺牲了吧。

1943年冬，我参加了新四军二师淮南军区盱嘉支队盱眙大队二中队，师长叫罗炳辉，他是老红军，身经百战。我的印象中他个子高大，骑马都得二三匹经常换，是个极伟岸的人，但他行动飞快，爬山比战士还快。当时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是朱云谦，参谋长是祝平安。盱眙大队大队长是谢在银，教导员是汪中富，二中队长是赖瑞生，指导员是保晴、王一海。盱眙支队在日本投降后改为盱眙县总队，总队长是张伯锷，副总队长是卫去非，参谋长是那阳春，总支书记是易继明。

新兵刚入伍进行训练，当时发了一套棉军装和一支湖北条子（也称“汉阳造”），子弹不多，一个人只有五发，手榴弹都是县里自造的。我后来去做文书工作就不佩戴枪了，我们连队没有机枪，支队里有几挺。

我们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对付盱眙城内的日伪军。当时力量对比情况是我们支队人数多，至少有十个连队，而日军有100多人，伪军有200人左右。但当日军有大的侵略扫荡行动时，便从其它地方调来日军，要比常驻盱眙城内的日军多1-2倍。

我们支队下面的大队，辖有四个中队，中队后来改为连队，包围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差不多在每年庄稼快成熟的季节，日伪军就要出城抢粮抢牲畜。一年总有十几次。小的扫荡就由我们大队的几个中队解决。大的扫荡，人数多，范围大，则由支队组织迅速出击，围歼敌人。战斗中我们部队也有一些伤亡，我所在连队副连长就英勇牺牲。广大民兵在对敌作战中也有不少同志伤亡，如我堂兄民兵队长李大林，就在带领民兵对敌作战中牺牲了。

抗战时期老百姓都很穷，军队依靠着百姓，所以，军队的生存条件也是十分艰苦的。那时军民关系非常好，老百姓对部队的帮助支援很大，我们部队驻地晚间经常移动，不论到哪里，人民群众都给我们房子住，铺上厚茅草，供应粮食和柴火，尽量让我们吃饱。在生活方面，我们是物资十分短缺的。我们只能用一点盐和水漱口，但是有时候遇到敌军封锁，我们物资进不来，甚至连吃的盐都没有。有时军服发放困难，我们的棉衣和单衣是通用的，夏天把棉衣拆成单衣用，冬天又往单衣里塞点棉花做成棉衣。有时候行军至野外我们只能蜷睡在树下，不是太冷就是蚊子多。除此之外，我们中队还面临着被日本鬼子攻击的危险。记得当时我们曾在磨盘山阻击过日军的扫荡。当时支队驻址是在西高庙，营部住址是在洪营，二中队住址是在拽桥，四中队驻址是在苦桑树（我曾短暂呆过）。

1944年2月，组织上看我曾经在地方上工作过，思想比较好，指导员保晴和另一位姓宋的连长介绍我入党，谈话并填表后，还有三个月的预备期，后来就正式宣誓入党了。

1945年日本投降，我们部队开进盱眙城与驻地百姓联欢开庆祝会，我当时刚20岁。大家都欢呼雀跃，有的首长们喝酒后醉的不醒人事，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抗战胜利后有许多人想回家，我从来未动过这个念头，因为我很喜欢在部队里。

盱眙支队改为盱眙总队后，我由营部的书记调作总队参谋处书记、参谋，我还一度在总队侦察班从事过收集对敌侦察情报工作。当时还发了一支漂亮的驳壳枪给我，我探亲回家时还特地佩带着，心里感到很自豪。这时我们总队较之原来人数兵力少了很多，只有二三个连队，原来支队大部分连队都被编入主力部队了。

1946年初，我去新四军二师教导营学习，地点在天长县宝禅寺，教导营主要是培养部队基层骨干。解放战争开始后，学习提前结束。我被分配到二师参谋处做统计干事。正当我想到战斗部队打退国民党进攻时，我染上了严重的疟疾病，俗称打摆子，住进医院治疗，后就被留在了二师卫生部，当时部队改称新二师，司令员周骏鸣，副司令梁从学。我先后担任过军需会计工作。这个医院后改为华东军区三野第一野战医院，随作战需要，由苏北到山东，一直随大部队行动，常靠近作战区域，是为了能及时抢救治疗从大战中负伤下来的大批伤员。

那时候，我们经常长途跋涉，夜里行路都会打瞌睡，但又经常得行走上百里路，所以我们常常是前面的人拉着后面的人一同行进，以防掉队。那时，牺牲或被敌人抓住是常有的事。我们走的路大都是最难走的山区，条件好的路不能走，因为那儿敌人多容易暴露目标。有时候饭还没吃完，出现情况了，我们就得扔下饭碗撤离。我在这个医院工作了两年，感受很深，他们能力很强，这对我的促进很大。

1948年上半年，我被调到华东野战军卫生部政治部秘书室做书记，主要负责文书工作。1949年上半年，我调到三野第二野战医院任指导员，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师以上政治部门做了15年的干事助理员。

1955年被授予大尉军衔，1965年6月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科长。荣获独立荣誉勋章、解放奖章，1962年晋升少校军衔。

1966年底，组织上调我到北京市公安局“支左”近八年。1974年4月我调任无锡人武部副政委。1980年参与筹建军分区干休所并任首届政委。

1981年我离休后被评为先进老干部、优秀共产党员。我参加革命几十年中，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一点点成绩，也立过功受过奖，但总觉得此生平平凡凡，不足之处很多。最后，我想用我自己做的一首小诗作人生小结：

逐寇从戎七轶秋

东西南北任余游

昔犹毅献捐躯志

今却愧闲受国酬

厚禄高官无所欲

延年益寿亦非求

愿将一息尽馀日

立义永为大众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