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的爸爸

罗文烈

爸爸去世较早。

他在时，是每周一的清早，就出门去上班了。离家时，天还没亮，屋内一片昏暗。至今记得他出门时，房门的开关声、门外的“咚、咚“脚步声、以及楼道上渐渐远去的咳嗽声。直到下个周六傍晚，才又回到家来。

他上班的那个工厂，在长江南岸，在海棠溪罗家坝。那年月，交通很不方便。因此，职工们上班后，几乎都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周六下班后，才回家过周日。

周日里，爸爸照例同七八个老伯伯，都是讲上海话的，一早去人民公园的茶馆，一泡就是大半天。一周复一周，日子过得单调得很。

由于他休息日也不呆在家里，即使在家也很少言语，因此，家里似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只是，因爸爸周一清早要到厂里上班，周日吃晚饭时，妈妈要专门给他做一两个菜，要他单独吃。这一下，他才成为我注目的中心。这时候，爸爸总是叫我去巷里的油腊铺，给他打二两黄酒，然后，用筷子蘸酒，让我尝一尝，又夹一大筷子菜送进我嘴里。妈妈在一旁看见了，总是嘟哝：

“要死！酒鬼！”

爸爸周日去茶馆，有时要带上我。我立刻很兴奋，有鸟儿被放出笼子的感觉。

一清早，他就起了床，回身拍拍我，看醒没有。妈妈此时还睡在被窝里，赶紧把一旁的我推醒：

“快起来！跟爹一起去，有好吃的！”

我迷迷瞪瞪地，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站在床沿上。爸爸则用热毛巾，给我擦脸。我最不喜欢爸爸给我擦脸。他手很重，热毛巾贴在脸上，总是出不到气。下床穿鞋，我常常左右穿反。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但爸爸看见后，总是要蹲下来，一边教我辨认，一边帮我重新穿好。

跟爸爸出了门，照例去吃生煎包子，还有豆浆。记得豆浆，总是带虾米、葱花的咸豆浆。现在没看到这种豆浆了。

在人民公园的茶馆，每次看到的，都是几位熟悉的老面孔，偶尔也有一两个生人在里面。他们坐到一起，总是不停地聊天，仿佛有无穷无尽的话。有时候，会“叽哩咕噜”地夹杂几句外国话；有时候，不知说到什么，会突然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我很小，听不懂大人们的话。只是安静地立在桌边，看爸爸玻璃杯里的片片茶叶，在杯中浅黄透明的水里，飘起来，又沉下去，上上下下，起起落落。

当时，我怎么会知道爸爸的内心世界？只是现在想来，他的心里，被那个年代打上了沉重的印记。

记得六十年代初，有一次，爸爸从厂里下班回家，给家人说，得到胡先生来的问讯了。还对我说：“胡先生，是我的亲表哥，也是你的亲表叔。当年我们亲密得很！”

胡先生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后来又任副委员长）。那天，爸爸少有地说了许多话，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那时的人真朴实、朴实得近乎木讷。宁愿把沉重放在心，也不好意思对人开口。现在想来，既然互相有了联络，怎么不给胡先生提一提，家里人困扰不已的“成分”问题？即爸爸头上那顶“资方代理人员”的帽子？

爸爸是浙江上虞人，是胡先生的亲表弟。四十年代，是胡先生安排他，千里迢迢，从上海来到重庆，进入那个厂，做一些管理工作。

胡先生是新闻出版界的名人，也在从事组织上的地下活动。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利用在社会上的影响，为组织上秘密筹集经费。安排爸爸到这个厂，是否与这个有关？

当然，这只是推测。因年代太久远，老一辈早已作古，一切已无从得知了。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爸爸很受胡先生信任。他从上海，到人地生疏、举目无亲的重庆来，这一切，都是由胡先生一手安排的。

五十年代初，那个厂在公私合营改造时，爸爸因在厂里做过管理工作，就莫名其妙地一下被列入另类，叫“资方代理人”。那是属于坏人，是群众监督改造的对象，只能老老实实地低头做人，不得乱说乱动。

爸爸心境之郁闷，可想而知！他因此而变得沉默寡言。他的社会活动，就局限在周日和老伯伯们喝茶聚会，仅此而已。

爸爸身上一定有许多故事。他是浙江上虞人，会说外国话，早年在哪里读的书？怎样到的上海？在上海做些什么工作？这些疑问，都由于他的过早离世，而无从打捞了。

他因为在重庆的这一段经历，却承受了不该承受的扭曲和重压，并使我们兄弟姐妹受到牵连。我的当兵、入学、留校、就职、职务升迁等等，均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而变得崎岖坎坷。

尽管如此，我心里从未怨过爸爸。我始终看重的，是“爸爸”这两个字的份量。这就夠了。其它的，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