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哥

老兵

　　我的大哥是新中国培养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2021年6月5日下午逝世，享年88岁。

　　我的老家在陇中的黄土高坡上，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沟壑区，那里真的是支离破碎、千沟万壑；那里是山大沟深，而且植被稀少，水土流失非常严重。许多地方连饮用水都没有（据说吃水问题才是最近这些年引洮工程完成，才基本解决了）。那里的贫困之深、生活之艰难，早已有“左宗棠的“陇中苦瘠甲天下”的名言而闻名于世。

　　由于生活困难，解放前后，这里的孩子上学的很少，同时村子里只有小学，如果上中学，就需要翻山越岭，走50—60里路，到县城去上学。而到县城上学，需要自己带干粮做饭，星期天回家一次去取粮食或者家长10天半个月送一次。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1948年，不到15岁的大哥仍然坚持去县城学习。据大哥的同班同学田老师回忆，当时他们班只有18个人，也就是说全县上中学的只有18个人，而全班只有她（田老师）一个女生。

听大哥说，当时如果家里人没有时间送东西，他就要自己回家去背东西，一个单程就要走5个多小时。我二哥也回忆说，他有时候去给大哥送吃的东西，还会在县里的温泉（那时候只是一个泥坑坑）泡上一会儿。

那时学校根本没有食堂，也没有正儿八经的灶房。在学校的一个空地上，垒了几个灶台，住校的学生有的是家长来帮忙做饭，有些是几个人合伙做饭，但是有时候还得自己做饭。

（青年时期英姿焕发）

　　大哥是我们村第一个读完中学、第一个考上大学的青年，也是第一个考上硕士研究生的人（这个记录一直保持到1995年，卢平考上了我的硕士研究生，听说前几年有两个后辈也考上了在职两年制的MBA和学术型硕士研究生，60年代我国的教育体制是没有MBA的）。

（1962年研究生入学后在天安门留影）

　　大哥1954年高中毕业，当年参加了高考，被西北师范学院（现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但是当时录取通知书发的比较晚，在入校之前，由于县上缺乏教师，教育局把他们一起毕业的几个同学先分配到县上的各乡镇小学任教，还给发了工资，这是大哥第一次领工资。这时候因为父亲去世，家庭经济非常困难，他也正好拿这些钱补贴了家用。

　　1958年从西北师范学院毕业以后，被分配到甘肃财经学院（兰州财经大学的前身，是1958年由甘肃省财经干部学校和兰州大学经济系合并组建的高等学校）任教。

俗话说“长兄如父”，工作以后，大哥便把我和母亲一起接到兰州。我当时上小学三年级，就跟着大哥一起生活。

　　在我朦胧的印象中，“三面红旗”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所谓“三面红旗”，就是1958年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同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导下，全国进入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疯狂年代。“超英赶美”是当时非常时髦的口号。

（1964年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的照片）

　 印象中，记得当时到处红旗招展，人们热情的确高涨，由于村子小，并没有看到砸锅卖铁大炼钢铁的热闹景象，但似乎去过人民公社的大食堂，但是吃没有吃饭，已经记不起来了。

还有一件事记忆犹新，就是人们到处追着打麻雀。小孩子们似乎特别高兴，拿着东西跟着大人们到处追着打，可怜的麻雀几乎没有了落脚的地方！

　　进城后不久，很快发现城里大学一个很奇特的情况，就是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几乎每个晚上都开会。处于好奇，我有一次悄悄到一个会议室门口偷听，只是看见当时有许多人慷慨激昂地发言，也没有搞清楚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后来才知道这是“反右顷运动”，也就是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等打成“右顷机会主义分子”之后，在全国开展的政治运动。

　　大哥是一个忠厚老实之人，不会发表极端言论，家庭出身也还算好（中农），历史清白，在大学时就入了党，所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受到冲击。

　　由于母亲后来去了新疆二哥处，记得我们兄弟俩平时就在食堂吃饭，当时城市供应的粮食是每人每月28斤，每月一斤肉，三两油。如果在食堂吃饭，就兑换成饭票。

在食堂吃饭，就必须精打细算，不然可能半个月不到就把一个月的饭票吃完了。一般是按照计划，早上二或者三两，中午三至四两，晚上也就二或者三两。食堂有馒头、发糕（玉米面），也有汤面片，我们不敢多吃馒头或发糕，就经常吃面片或者玉米面粥，因为一两个馒头根本吃不饱，而一碗带汤的面片或粥还可以多填一下肚子。那时候，经常吃不饱，许多人都浮肿了，我大哥也是。

当时，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也就每月56元（大学毕业生转正以后是23级，工资56元，刚毕业未转正是49.5元）。就这样，大哥还隔一段时间领我去下一次馆子。下馆子主食也要交粮票，但是可以有肉和吃到有点油水的菜。有时候我们也去吃小笼包和羊肉泡馍。下一次馆子两个人也就1.5元钱左右，但是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花费，因为56元的工资要养活一大家人呢。

（1964年我们兄弟姊妹4个和老母亲合影，两个小孩子是侄子和外甥，大哥当时还未结婚）

　　在兰州，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之后，1962年，大哥又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在北京学习期间，认识了我的大嫂，收获了爱情。

　　大嫂是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毕业以后留在东北师范大学工作。大哥毕业以后，也调到了甘肃省委党校工作，直到退休。

　　和许多这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大哥也经历了反右派、反右顷、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但一生谨慎小心，忠厚朴实的他，始终对党忠心耿耿，工作积极努力。他很早就晋升教授，在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担任主任，一直到退休前夕。他也是中共党史学会的理事，甘肃省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在文化革命中，大哥是党校占主导地位的“革联”的主要负责人。当时党校也分为三派，主要是保守派的“革联”（人数最多，影响最大）、人数较少的“红联”，还有人数最少的“红三司”（好像主要是由十几个工人组成）。

文革中，党校的知识分子还是比较文明，除了文革初期校外的红卫兵把校领导、各个教研室主任拉出来批斗以外，本校后来成立的两派虽然观点对立，但是没有武斗，没有见到在校内的大辩论，就是转抄一些省革联、省红联的大字报，或者各派写一些大字报贴在校园，参加一些省革联、省红联举行的大游行。没有看到过激烈的派性斗争和武斗。

一般来说，这种群众组织的头头都是在群众中有非常高的威信，很有号召力的人。可以想象，大哥当时在党校应该是非常有威信和号召力的人物。

（文革期间在韶山毛泽东故居）

（1980年在上海外滩）

以下照片均为带大哥旅游时我所拍摄

（2004年7月，71岁的大哥在兴隆山登上了东山山顶）

（2006年4月我开车拉大哥去什川梨园游玩）

（2006年7月我开车带大哥去冶力关游玩）

　　2012年8月，我应当时已经近80高龄的大哥的要求，开车回到老家，在县城会见了中学时代的同学，同袍兄弟郭思仪（原县卫生局长，左三）、我们的亲戚姚顺元（原县政协副主席、广播电视局局长，左一），右一为我二哥，这是8月26日我给四人拍的合影。

　　2016年已经83岁的时候还收集整理和出版了他自己的论文集。

　　大哥在省委党校一直从事党史、党建、中国革命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曾经主编和合编《中共党史纲要》、《中共党史简要读本》、《论毛泽东思想》等有关著作、教材10余部。发表“论毛泽东思想”等论文40余篇，有10多项论著获国家和省级有关部门优秀科研成果奖。

　　大哥一生淡泊名利，清心寡欲，身体也一直很好，没有老年性基础疾病，遗憾的是两年前摔了一跤，股骨头粉碎性骨折，使他卧床不起，最后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大哥大嫂都获得在党五十年纪念章，大哥虽然已经去世，但是登记的时候还在世，所以是补发的。

　 那些曾经盛开的花，傲然开放，但经过风吹雨打，也会慢慢地衰亡。人生就像一朵花，从小苗渐渐长大，到傲然开放，最后终归叶枯根黄。但无论如何，都曾经到过这个世界，也曾经傲然开放。悄悄地离开，也永远无怨无悔！

　　更新：我的大嫂在大哥去世后不到一年，于2022年3月29日凌晨也溘然去逝，终年87岁。大嫂由于有心脏病等多种老年性疾病，同时严重的腰腿疾病折磨的她多年已经不能出门，最后这些年生活质量极差，受尽病痛的折磨。愿天堂没有病痛，一路走好！

　　更新于2022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