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写给为党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辈子至死说“好”的老党员何君辉

晓荷

明天是父亲节，我的老父亲离世多年，不知道父亲节，但他在天之灵也知道2021年已建党百年。今夜，怀一心敬意，以此文献给父亲，献给明天，也献给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纪念日！ （一）今年，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清明回故里，家乡文友邀我为出生地写点什么。但我，能写什么呢？总有点情结吧？文友说。当然，有情结。我出生于家乡解放那年，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感恩是一辈子的情结。而这“情结”，则是源自生我养我的父亲。几天前，儿子在抖音上发现一帧网名“荣昌龙哥”的人制作的小视频，视频上介绍了“荣昌第一任县长——何君辉”，何君辉，就是我父亲。视频上的我父亲，是父亲一生最英武的模样。在老家，我从爸的老书柜里找到一本书，荣昌党史办编辑的《中国共产党荣昌地方党史资料选辑》（1926年——1949年），带回成都阅读，从中知道：1939年，十月，何君辉任特支委员会宣传委员。1940年初，组织委员为何君辉。年底，方曙霞转移后，何君辉代县委书记。1947年春，巴县中心县委通知周平和何君辉到重庆，肖泽宽向周、何二人分析了当时川东武装斗争的形势和华蓥山发动武装斗争的决定。要求荣昌开展武装斗争策应华蓥山起义……1949年下年，何君辉为中共地下党荣昌中心县委副书记，并为荣昌县委书记。12月，荣昌解放，何君辉担任新中国第一任县长并由桂永厚、张富治、赵廷恩等五人组成中共荣昌县新政府第一届委员会。我爸的出生地是荣昌峰高乡。位于峰高和邮亭之间的何家院子，成为地下党秘密斗争的据点之一。“峰高乡在很长时期内是地下党的活动重要地点，县委书记何君辉长期在此活动”……一段腥风血雨的地下斗争，在这句简单话语中，叠影着很长时期许多地下党员艰苦卓绝的故事。这里活跃着父亲、阿爸（伯父）以及“我家表叔”们的身影。大姐何光裕说，小时候常看见“表叔”们来家，也在乡下阿爸（伯父）家遇见表叔。姐能说出很多“表叔”的名字，比如萧泽宽、周平、廖林生、桂永厚、刘平等。姐说：我们家的“表叔”数不清哦。姐还说，有一次在阿爸家，爸爸跟表叔们正开会呢，忽然有人闯进大叫“有情况”，原来有人被捕叛变，还有人失踪。表叔们立即散会紧急撤离——这应该就是我在党史资料上读到“出了叛徒，周平失踪“那回事了。阿爸何君禄，是爸的二哥，我们的伯父，我们叫阿爸。这“阿爸”里的 “爸”字，是一声，音调的差别，划分出生父与伯父的区别。阿爸一生老实巴交，老弟做的事情，他不多问，就尽力帮忙。何家老院子，有很多地下党故事。但遗憾，在老爸有生之年，我并没有认真听他讲地下斗争那些事。其实在老爸晚年生病住院的时期，常常回忆，并且总在找机会给我们讲，遗憾我没有好好听，一是忙，二是以为来日方长，现在，永远失去了听的机会。爸曾任中共地下党永（永川）荣（荣昌）隆（隆昌）特支书记。1949年四川解放，他出任新中国荣昌县第一任县长。布告张贴出来，乡邻们震惊：“何米贩子怎么一夜之间成了“县长”！直到现在，何米贩子当了解放后荣昌第一任县长，还被人们传得神奇。‘’米贩子”是我爸的公开身份，为了掩护党的地下工作，也为给地下党筹集资金，他开了一个加工和卖米的槽坊。在《党史资料》上有老爸一则文章，他这样说,，“如果我不注意隐蔽，保持米贩子的商人面孔，一旦暴露就立不住脚；如果不全力抓公开合法的斗争，群众就看不到党时时处处代表人民这一千真万确的事实……“党史资料上记录着：何君辉资助地下党经费，贡献较大。地下党的故事，简单概括地记载在《资料》上。而资料中几乎没有关于阿爸的记录，阿爸，只在爸爸文章《我在荣昌从事地下斗争的回忆》里被一笔带过：“我回到峰高何君禄处，周平、张应龙二人也先后到这里来了。我跟他二人研究，组织应变和撤退工作”……阿爸一家，一直住在何家院子。何家院子在峰高乡下，靠铁路边。交通不方便却也较隐蔽，于是成为地下党秘密据点之一，周平等表叔，常来常往。小时候，我跟弟弟常去看阿爸。大多是暑假，我们坐火车在邮亭或者峰高下，然后沿着铁路轨道走七八里路。阿爸常坐在门槛上抽烟——也许当年，阿爸就是坐在门槛上抽着烟给地下党望风的。我们去阿爸家，总有好吃的，即使自然灾害时期，阿爸也千方百计，推豆花或者蒸粑粑，让我们吃得好点。我想当年，表叔们一定也吃过阿爸家的豆花和包谷粑。很多年后再去荣昌，再走峰高何家院子，已是物在人非，但依然有一种浓浓的暖意在心。直到现在，回老家的火车变成动车，我也会一过邮亭就探头寻找青瓦土墙的何家院子。那些年，何家院子，表叔们常来往。荣昌解放，当了县长的我爸，如果给何家院子的二哥安排一份工作，也是无可厚非的。但爸却没有。我阿爸，在乡下一辈子，辛苦一辈子，为地下党做了不少事情，却没有享受过一丁点回报没得着任何“待遇”。阿爸和二妈一生守着何家老院子，过着清贫日子。灾荒年吃饭都顾不上时，他们唯一的孩子，我们的小弟弟，一个人在田坎上玩，不小心掉进粪坑，再没有爬上来……晚年阿爸，日子艰涩，但却并无抱怨。爸是敬重阿爸的，他也尽量给阿爸一些照顾。逢年过节，阿爸来家，爸眉开眼笑，递烟倒酒，临走还吩咐妈给阿爸带些乡下少有的东西；而阿爸也从不空手来，不是一坛红豆腐，就是一只鸡鸭。阿爸常是当天来回，每次，爸都亲自送阿爸出门，看着他的背影走远。越到后来，我爸对阿爸越是关心。现在想，是不是爸对没有安排给阿爸一份工作，也有点愧疚呢？我上初中时，一个暑假，爸得了肝炎，住进重庆新桥医院。阿爸也病了，爸就让阿爸也去医院，请医生给阿爸做检查和治疗。我和妈妈跟阿爸住在医院门口的招待所。在新桥医院，有一件小事，我很难忘记。那天，我们去病房，走着走着，阿爸忽然弯腰，捡起地上不知谁掉了的几根藤儿菜，阿爸盯着藤儿菜，叨叨说：可以煮碗汤了，可以煮碗汤的。我忽然脸红，赶紧走到离阿爸远点的地方去。但后来，在爸病房，爸让妈拿出酒精炉，亲自点燃，让阿爸煮了藤儿菜汤。爸还往汤里加了几丝榨菜，煮得满屋子香。爸喝了几勺，妈也喝了，阿爸让我喝，我也喝了，味道还真鲜。现在想起，还记得那鲜香味道，也为自己当年的“脸红“而羞愧。阿爸最后的日子，跟我爸一起住在永川地区医院。爸每天上午输液，下午去阿爸病房，陪阿爸坐坐，说说话。后来，阿爸坚持要回何家老院子，爸留不住，不得不含泪送别——在医院门口，兄弟俩相互嘱咐“保重”，而那次，是两兄弟生离死别的最后对话。 （二）我是解放那年出生的。就是说，生下地就是县长女儿。但是从小到大，到后来爸调任地区副专员，也不曾有过什么特殊待遇，爸也没有享受到什么特殊待遇。我记得仅有的“特殊“，就是灾荒年可以去菜场多买几棵大白菜，吃到大白菜面糊糊，里面有时飘点儿肉沫，就算“特殊”了。记得爸出差在外，还写信给妈，让她“多给娃们吃点肉”。爸常出差，却是一次都没有去过北京。直到离休之后，姐姐接他和妈去唐山，路过北京，才去看了北京天安门。他站在天安门前的照片，很英武，我觉得，那是我爸——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何君辉晚年最帅的照片了。回想起来，我们没有享受过爸当官的特殊，倒是目睹了爸被揪出来当作“走资派”批斗的悲壮。从文革开始，很长一段日子，我们陪着，看着，见证着，爸在历尽艰难的日子中，依然执着相信党跟随党的事实。许多事，铭心刻骨。难忘爸第一次被揪斗。是一个夏天。那时我在县宣传队，住在川剧团。那天通知我们去地委大坝子开会。同班同学对我说，今天你不要去开会了。问为什么？他只说，你别去就是。我还是去了。文革刚开始，我是红卫兵，怎么可能不去开会呢？结果，在大坝子顶着大太阳流着汗，突然听到全场高喊口号：打倒反革命走资派某某、某某……竟然有我爸的名字，震耳欲聋，直击心扉，打倒何君辉……我还得举手！举起的手停在半空，头低到地下，眼泪偷偷流回肚子。不敢抬头，不敢让眼泪掉下来！视线从人缝寻找爸爸，看见一只手重重压向爸的头，猛一按，爸跌倒，又被拽起，“打倒‘之声，振到地抖。批斗会后我边哭边跑回家，见十来岁的妹妹正哭着给爸擦红药水，爸膝盖流着鲜血……那天，直到很久，我特别恨那个按我爸头的人。我绝不相信父亲是走资派。文革开始，爸让我们每天晚上读报纸。读报，是爸让我们从初中起就在做的事情。文革前一直到文革中，后来爸被揪斗，再后来进学习班，五七干校，一家五口人被分离在五个地方！没办法全家一起读报了，但爸仍然要求我们学习，即使在他艰难的至暗时期，也让我们要“相信党”。不知道爸是靠着什么坚持着。那些年，爸辗转进了好几个“学习班”，这些学习班在不同的县区。“学习班”的日子怎样，爸从来不曾说过。但从我们的“探望”，可窥一斑。一次，我弟跟另一个“走资派”的孩子一起，步行到几十里到白市驿学习班。他用几页作业本纸包了两个鸡蛋藏着带去，想给爸吃。不料被人发现，爸没吃到鸡蛋，眼巴巴看着小小年纪的儿子被赶走……弟身无分文，靠着路人帮助，才回到家里。一次，是春节，爸被关在机关学习班，离家不远，但不能回家过年。妈煮了鸡汤，包了抄手，带着我，送去学习班。进门，没见到爸，就被人挡住检查。人家闻出了鸡汤味，喊着说，走资派还要吃这么好？嚷着叫我们端回去。我跟他急，大声讲理，说大过年的只是鸡汤抄手，凭什么不让吃？说着说着我就哭，哭了人家也不松口，一句话，就是不让爸吃。爸在牛棚里听见，走出来，远远向我喊：女儿啊，你听话嘛！我大声叫爸，他又是点头又是挥手，说他还好，让我跟妈快回家去。我是一直哭着回家的。那个春节，不只是一个春节，我们家，没有年节。还有一次，是夏天，爸住进了荣昌学习班。暑假我去荣昌看爸，走进一个院子，正巧碰见爸他们一队“走资派”，在劳动改造。爸穿一件补丁旧衣服，肩挑箩筐，满脸是汗……我叫爸，他看见我，冲我笑了笑，说，来了？“来了”！现在想起来，几十年中，听爸说得最多的词，就是“来了！”、“回来了？”。父亲的眼神，充满慈爱，声音也是，在那些年艰难曲折的路上，在家的小院路上，我无数次听见，和拥有——现在那声音，好让人想念。荣昌学习班，是老爸“走资派”日月最后时。说来怪异，地下党革命岁月，从这里开始，“走资派”日子，在这里终结。家乡，是起点，出发、胜利、转折、回归，命运就是这样机缘巧合，所谓情结，大约也就是这些坚持着走过活过的情景吧。时代归正，日子归正，人的尊严也终于归正。爸被“解放”，补发了工资。爸领工资那天，牵着我去菜市场，买回一条十几斤重的大鱼，他亲自下厨，给我们做了好大一盆鱼，吃不完的成了冻鱼，一家人吃了好几天。 （三）以后的日子差不多正常了，但老爸身体一直恢复不了，肝炎，肝硬化，住进医院，只在过年才请假回家住几天。在病房，护士医生对他都好，不是因为他一直主管着“文教卫生系统“，而是因为他平日把医生护士当儿女般对待。因为天天输液，久而久之，爸的血管很难找到，护士们都害怕给爸输液扎针。有一次，一个小护士给爸输液，半天找不到血管，我恰在旁边看见爸的手背都红紫了，就嚷着要换人。那护士也红着脸叫一声“何伯伯“，说，“我去叫护士长来”。“不用”！爸大声叫住护士，他自己捞起另一只手，说：你再试试这只手。事后，我对爸将自己充当试验品很不满意。但爸说，如果不让她试试，她怎么成长？爸对待疾病也像打仗。他说，疾病也是敌人，你强他就弱，你弱它就强。他调动了自己所有的强大，跟病魔斗。他坚持活着，还坚持有作为地活着。在《党史资料》中，他的一则文章，就是病中写的，他在文末留下这样的话语：“由于全党的努力和人民群众的支持，迎来了荣昌的和平解放。我自己所作只是汇成江河的涓涓细流。但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还有很多没有做好”。好，是父亲一直追求的终极目标。一直到最后，生命的最后，他将一个“好”字留给妈妈和我们的那时，眼角溢出了一颗泪珠，停在脸上。爸这一生，大部分时间交给了革命工作。从荣昌到江津，再到永川，县长、主任、专员，几十年为党工作，一直到生病住院。爸住院多年。直到1993年去世。 （四）父亲，离开我们27年了。他辞世时刚过83岁。27年过去，亲爱的爸爸，您在天堂还好吗？27年前，爸辞世时，留给我们一个字的遗言。那是他拼尽生命最后的力气喊出来的。那时，我和姐守在病房门外，眼巴巴望向父亲。病房内，几个医生正在抢救，妈在旁边，一声接一声喊：老何，老何！你好不好？好不好……“好！爸的声音，忽然蹦响，就一个“好”字。爸！我大声叫，眼泪夺眶而出。“好”——长长的一个“好”字！生命垂危的父亲，硬是拼尽全力，将生命最后一个字，喊得像是“开始“。几十年风雨人生，早年丧妻，中年失子，晚年又历尽病痛，我的老父亲，一生曲折坎坷，却在生命最后，用一个“好”字，定格了一个共产党人对于生命的无悔无怨。我铭记：人这一生，无论面对什么，都需怀阳光心态去努力做“好”，去感恩说“好”，即使经历千难万苦，也要把所有的不好，变好。好，应该是生命最初和最终的追求。今年元月4号，爸离世27年祭日。我带着儿子回老家祭拜老爸。这年，我们全家，跟全世界一起跨越了一次疫灾。我们都好。姐姐在唐山，跟两个女儿在一起；弟弟在深圳，跟两个女儿在一起；我在成都，跟儿子在一起；嫂子在成都，跟儿子女儿在一起；在美国的我女儿也挺好，孙儿女们正健康成长中，我们一大家人，都好！所有人的“好”字里，都秉承着父亲的坚韧。父亲，是我们永远的榜样。清明节期间，我专程前往荣昌，站在荣昌县委大楼前的广场上，仰望气势宏伟的荣昌区委大楼，遥想当年，我的父亲，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参加革命，从这里，开始一生的革命征程。足下土地，已经没了老爸足痕，老爸，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流传千古的故事，但这片土地，我亲爱的老爸深爱过，并倾心倾情地在这里战斗过，打天下干革命，活出一个共产党员最好的模样。我在老家荣昌，在我的出生地，寻找。虽然已经找不到小时候出生的地方，也看不见当年父亲的革命踪迹，但是，徘徊街头，俨然有一种来自于家乡土地的力量，滋养并充满着我。就将这则文字献给我们敬重的老父亲吧，也献给建党百周年的山河日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