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父亲在隔离病房为我陪夜 - 父亲节的感恩

谭国璋

文革中的1970年我得了肝病，开始诊断是急性肝炎，时间一长根据各项指标说是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到1971年底病情突然加重，那时我全身发黄，厌食恶心，各项指标异常超高，躺在病床上昏昏欲睡，甚至自己有种睡着了会醒不过来的感觉。医生给我诊断为亚急性肝坏死，把我转到了隔离病房的一个窄小单间里隔离，并发出了病危通知。那时我才过了三十岁，大学毕业后还没工作几年。可想而知心情是多么糟糕。

家里父母亲这时替我非常担心着急，病情危重可能的变化连医生都说不清，白天有医生护士，晚上怎么办？母亲因血压很高一直病休在家，父亲经历了文革几年的批斗、隔离及监督劳动，身体状况也很差。但这时父亲还是决定晚上由他到病房来陪夜照顾我，这间病房是小而狭长的，他每晚在我床边空地勉强搭了个小行军床，半夜我一有动情或事父亲马上惊醒起来。每天清晨五点多钟走廊里的声音就让人睡不着了，父亲起来收拾好东西给我洗漱安排好就急忙赶回家。那时他尽管已被解除了监督劳动，但还没被“解放”，他的“劳动”是被派去为样板团抄乐谱，每天不得耽误要赶着去“上班”。持续了一段时间，有天父亲拉起裤腿给我看他的小腿都是肿的，一按下去就是一个坑，弹不起来。我当时难过得啥也说不出，按理说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我正当年，但我却不能为父亲减轻负担，还要他来照顾我，白日黑夜地奔波，连个安稳觉都不能睡。

经历一场生死攸关的过程，我慢慢好转起来了。但父亲在之后的日子里再也没有提起这段事。二十年后的1994年，我又一次复发了肝病，也是来势凶猛，医院再一次发了病危通知。那时父母都在美国我姐姐家里，他们得到消息急坏了，父亲流着眼泪对我姐姐说：“我愿意代他去死”。

几十年过去了，父亲早已离我们而去。每当想起那时那情景，我永不会忘记。父亲做人做事向来低调，对亲人的爱也很少在言语上表达，但都用自己的行动身体力行在呵护我们、影响我们，充分体现他的父爱如山。

父亲节带给我的思念，父爱的温暖永不会从记忆中消失。父亲的形象仍然鲜活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并一直在激励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