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鱼之乐

　　我的家乡在渭北平原，泾河从村子旁的塬下流过。我生命中最初的20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那些年如干旱的荒漠一般沉睡在某个角落，沉寂虚幻，了无生机，但只要一场回忆之雨，一夜之间，潜藏的生命仿佛从天而降全部复活，并以可见的速度疯狂生长。

那时寂静的村庄总是在黎明时分被麻雀叽叽喳喳的聒噪声吵醒，母亲刷刷的扫地声和父亲起床时的咳嗽声如闹钟一般，我也就跟着开始起床。随着嘎吱的木门声响起，微微的晨光被放了进来，街上就开始有上学的小孩和赶着牛车下地干活的人们，我的村子就这样开始了新的一天。男人们顶着烈日在黄土地上挥汗如雨，一座座海清色的瓦房起来了，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就陆续进了家门。女人们极尽手巧之能事，五花八门的面食和菜蔬上了餐桌，她们在生儿养女和柴米油盐中耗尽了一生。傍晚时分，夕阳从昭陵（家乡称唐王陵，即唐太宗李世民陵墓）后缓缓地溜下去，一阵阵似有似无的青烟笼罩在空中，此刻倦鸟归巢，儿童散学，牛羊在主人的唤声中或低头稳步或歪角蹦跳地回圈，广播里偶尔会响起取信，取电报等通知。然后村子在小孩的啼哭或偶尔几声狗吠中入睡。那是八十年代早期我的村子的样子。

那时村民基本都在村子里安安分分地干活，他们大多默默无闻，只会种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就这样如流水般缓缓流淌，他们平静而知足。印象中有三个人与众不同，他们各有特点，我且称他们分别为画匠，演说家和大学生。

先说画匠。他和我父亲是发小，1945年生人。父亲说他们从小一起玩耍长大，我这位画匠叔叔从小就喜欢画画，他经常拿着树枝在地上画人，画树，要是见到了画或者印刷品上的图，他都长时间看，然后就找一块平坦疏松的地去画。他没有老师教，完全凭借自己的热爱和天份进行观察临摹作画。因为他们家穷且孩子多，他没上过一天学。后来娶妻生子，日子依旧过得紧紧巴巴，但对画画的兴趣未减。我小时候经常看见他在农闲时来我家闲逛。他瘦高个儿，稀疏的头发微微打卷，黝黑的脸上有一双浑浊发红的眼睛。他来我家时常常圪蹴着（读音为ge jiu，意为蹲下），给他椅子也不坐，或者脱下一只破布鞋扔到地下，双腿盘坐在鞋上，一只脚搭在另一只脚上，舒口气，然后接过父亲递过来的纸片和旱烟袋，把那长方形小纸片折成纸槽，从烟袋中抓一小撮旱烟末均匀地摊进纸槽，卷成筒状，再从父亲手中接起燃着的烟对在一起引燃，猛吸一口，然后缓缓舒一口气。不记得他们说什么话了，但那眼神好像有些忧郁漠然。

记得有一次我在写作业，他在我的本子上画了一棵树，树枝上还有几只鸟，好像还画了什么花，栩栩如生，生动有趣，当然那会儿我不知道用这几个词，但那种美的感觉却印象深刻，那一刻他的眼神明亮有光，充满光华，我那时才觉得他与一般的农民有所不同。

还有一次是七十年代末四叔要结婚了，请了他在新做的家具上画画，他拿着小毛笔和颜料盘，画了一些花鸟虫鱼，我那时真的觉得他是一位大画家。想起这件事，那些新家具上的油漆和颜料的味道仍从记忆中飘来。

后来村中有一阵兴起了敬神拜佛，我们一帮小孩就看见他拿着大毛笔蘸着颜料在泥像上浓墨重彩地涂抹，旁边还有一个外地的人和他一起画，慢慢地一尊泥像穿上了彩色的衣服，几天后，一些村民和一些善男信女就开始拜倒在这尊神像前，周围香火不断，烟雾缭绕。到现在我都没搞清楚那尊神像供的是什么神，但那天我这位画家叔叔虔诚地作画的事情却印象深刻。

听父亲说画匠叔叔家日子一直不怎么好，有个智障女儿，儿子读书不好，在外打零工也没赚到什么钱。现在他的孙子二十多岁了，全家都在愁孙子找对象，对方基本条件是要求在城里买房子，这对于他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早就不画画了，被老婆骂了一辈子，说他不务正业，没本事。有时我在想假如他当年读了书，又有机会学习美术，那现在会怎么样呢？只是现实没有假如。也许一顿美食，一件衣服，一间房屋这些最平常的事物是尘世间最直接的温暖，它们比那些画更能紧贴皮肤，更能抚慰心灵。

现在来说说我的演说家伯伯。四十年前奶奶带着堂哥堂姐一起过，我经常去那里找奶奶，他们家隔壁住着爸爸的一位朋友。他不识字，但记忆力超级厉害，算账比算盘还快，口才一流，我且称他演说家伯伯。他中等个头，头有点秃，说话时眼睛总不时闪一下。经常看到他穿着一身旧衣服，端着一海碗玉米粥，上面盖着酸黄菜圪蹴在墙角吃，吃完饭，把碗放到地上跟旁边的人聊天。有时我在那里玩，他就逗我，喊我绰号，有时教我绕口令，我总说错，但还是缠着他再说。他的形象时常使我想起了《平凡的世界》里的孙玉亭。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他在村委会工作，那时要经常去公社开会，当时没有纸质文件，即便有他也不认识，他总是凭借记忆力记住长篇的会议内容，然后回来在大队广播连续宣讲几个小时。他说话声音洪亮，很有节奏感，极富煽动性。说到情绪激动时，他会突然沉默一下，在这短暂的停顿中，听众透过广播都能想象到他的动作和表情，或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或怒目而视。当时村里有人不喜欢听他无休止的在广播里轰炸，私下偷偷编了顺口溜说“广播响，**讲，广播停，**眼窝瞪”（这要用陕西方言读才好笑）。

村里谁家婚丧嫁娶，都请他当总管。他总是能把大事小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与时俱进，随时会引进一些时兴的内容。各种东西需要多少钱，去哪里买，谁去买，谁负责哪一块，手下有几个人全都印在脑子里，所有的安排都是他口述，旁边有人记录，条理清楚，无一遗漏。我就曾经在他手下干过活。那是80年代中期，我的一位朋友的哥哥结婚，我去帮忙，当时他站在台子上给我们开会布置任务。他讲话极有底气，不怒自威。他不允许出现差错，有突发情况要立即向他报告，这和平时底下见到嘻嘻哈哈的他判若两人，好像最后他讲话的语气变得柔和了，大意是希望大家认真负责，帮主人家把事做圆满，拜托大家等等。当然做这种事是没有报酬的，大家就是互相帮忙而已。

多年后回老家时正好他在我家串门，说起以前，我说要是他当年读了书，当个县长都没问题，他不置可否，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轻轻叹了口气苦笑着说，“我连学校的厕所都没上过，要是……”，我小时候就听父亲说他老是说他父亲当年怎么不让他读书的事，我想他可能一生都对没读过书耿耿于怀。这时他已经70多岁了。

最后来说说我这位大学生叔叔。他是个瘦高个儿，头发乌黑浓密，皮肤有点黑，颧骨有些凸起，目光如炬。走路抬头挺胸，腰杆总是挺得笔直，他和村里人一般不搭腔，眼睛里有股傲气，气质确和一般的农民不同。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当时读的是西安公路学院，现在改名长安大学。他家以前在我们小学旁边，离我家很远，当时不知道这个人。直到有一天放学时听同学指着他家说这家的一个大学生被学校开除了，现在就在家里，原因好像和谈恋爱有关，但具体怎样大多语焉不详。后来看到他在家门前安装了最新型的磨面机器，此后那里生意兴隆，连邻村都到他家磨面。

我跟他的首次面对面接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是高考刚结束的时候，家里种的西瓜刚成熟，我跟父亲去很远的地方卖西瓜回来在镇上吃羊肉泡馍，他也正好在那里吃饭。他喊父亲三哥，然后说了一些话。记得他声音极富磁性，话不多，真诚得体。其实我们两家离的很远，平日并不熟悉。那天他离开饭馆的时候说我们的饭钱他付过了，这让我们很过意不去，回家后父亲让我给他家送了一袋子西瓜，这样一来二去就开始熟悉了。

他家的生活发生改变始于九十年代中期他当选村长开始。此前虽然被大学开除，但凭借他的聪明能干，日子在农村过得很好，他家很多东西都比一般人家讲究。我想他在决定当村长之前肯定犹豫了很久，最终决定干一番“大事”。那年暑假我正好见证了那场轰轰烈烈的“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兴修水利，把塬底的泾河水通过五个不同高度的抽水站引到塬上，这个工程量巨大，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一旦成功，那不仅可以保障本村几千亩良田灌溉，还可以向邻村供水赚钱。所以他想好后立即动手，到处去拉赞助，一方面依靠个人关系筹集资金，一方面联系从村子里走出的有钱有地位的人资助，立了一块功德碑写上他们的姓名和捐助情况，还请来了省里的电视台，他自己写新闻稿，宣传他的宏伟计划，他还经常在广播里宣讲兴修水利的事，讲得声情并茂。有时看见他骑着摩托，带着头盔，从村口一骑红尘般地驶过，身后留下一条“沙尘暴”，那一定是去乡政府办修水站的事。他发动每家每天出人力去劳动，挑选两个专人记录每一笔账目和每家出劳动力情况，大概十天半月向大家公布具体情况。刚开始没人觉得这事能办成，毕竟这事耗资巨大。后来水真的被抽上来了。可这也正是导致他经济崩溃的转折点。原因是有人看到水利修好了，觉得有利可图，他们纠集自己庞大的家族成员在后来的改选中把他赶下台，水站的控制权被夺走，他为修水利筹的一部分钱是计划通过收益要还的，这样以来债务就落在他个人身上了，打了几年官司，虽然官司打赢了，但对方把责任全部推到村委，村里却没钱赔。当时家人被威胁，家庭经济崩溃，自己病痛缠身，这一切使他身心俱疲。九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黑暗混乱，恶霸横行……。水站随后就因管理不善而瘫痪，又荒废了，一直到现在，差不多已成废墟。

前两年回老家见到他，聊天时得知了他的一些事。他1974年初中毕业，而后回家务农。村里人说他读初中时是他们那一届学习成绩最好的，人长得帅，又会组织活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校里的“男神”。由于他聪明好学，村委就让他去办公室做事。1977年他以初中毕业生的身份参加高考，只复习了很短时间就进考场，最后被西安公路学院录取，在大学期间还当了班长，后面的事情就是被开除，没人敢当面问他具体细节。现在他儿子985大学的本科研究生已毕业，在西安工作。女儿在西安成立了一家小公司，发展的不错。只是他现在依旧身体不好，谈及往事，他已经看的很开了，只淡淡的一句，“都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