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大公兄弟过台湾 (上)

吴兆益

(注：部分内容故事化)

前主人翁吴汝蓁记述父亲吴时荣逝世，及长子吴式猛成年(见 君璘公的家庭故事)，之后又过了一百年，来到道光年间(1821~1850)，我吴定贵，汝蓁公玄孙，在台湾府淡水厅(厅城南)番婆庄后庄，接着叙述我葫芦輋吴姓一支渡海迁台的故事。

首先，重述我先祖自葫芦輋始世祖「枫授公」至十世之世序，1「枫授公」→ 2「浩公」→ 3「文爵公」→ 4「法清公」→ 5「友山公」→ 6「调宇公」→ 7「君璘公」→ 8「时荣公」→ 9「汝蓁公」→ 10「式猛公」。

高祖父吴汝蓁的记述，对几位伯父所传的堂兄弟都有明确记载，唯独彭氏所生大伯父吴良灿，仅提到「字柱一，娶妻袁氏，几个孩子陆陆续续出生」及「吴良灿及吴日辉迁大安后石之时，分别把九子与一子托付父亲照顾」，但没有提到大伯父吴良灿的九子分别是谁。

根据台湾的家谱(即前面文章的台谱)记载，将带着彭母牌位，与钟母搬回大安后石居住的吴良灿、吴日辉兄弟，所生九子与一子都载入吴时荣，即曾祖父的祖父，妣黄氏所生，十一男。长吴汝拱、次吴奇(其)文、三吴汝蓁(祖父的祖父)、四吴汝表、五吴汝井、六吴汝甫(辅)、七吴汝裁、八吴汝创、九吴汝仪、十吴汝陆、十一吴汝略。

其中「次吴奇文、三吴汝蓁」分别是吴日辉与吴时荣之子，之外，其余九人为吴良灿，号柱(桂)一，婆袁氏所生之九男。

但让人不解的是：在这九人之中，把吴时亘(更)之三个儿子，吴汝拱、吴汝表、与吴汝井也列了进去；而在吴时荣十一男中，却没有李氏所生的吴纯厚、吴梦丹、与吴恂林三兄弟。留待后世有机会回到祖籍地葫芦輋，与以上各支派后人进行比对解惑。

曾祖父吴式猛长大后就经常与三个弟弟吴式瑞、吴式炽、吴式铨，聊起宗亲与邻乡他姓，到外地发展的情况；虽然坊廓、吉康、石帆三都内还有比较明朗的讯息在亲友间流转，但三都外就偶有人回乡才有消息传递，移徙省外海外的，尤其台湾，则音信渺无，有听到的都已经是传言了。

在宗亲与邻乡徙台消息依然断续难得之下，自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自缢，至1683年郑克塽降清，近四十年反清复明，与郑成功三代的东宁王国，在中国南方闽粤两省掀起的社会、政治、军事活动，却带来大量有关台湾正负面的各种传说与故事。

这种现象不是只在葫芦輋，也不是只在坊廓都与吉康都，而是普遍于整个粤东、甚至闽粤地区；要了解这种趋势的形成，就得用点篇幅来说明顺治与康熙年间的「禁海令」、「迁界令」、与复(展)界。

顺治年间，为了阻绝沿海住民与明郑政权互通有无，避免郑氏政权取得各项战略资源用以反清复明，乃于1656年6月16日颁布「 禁海令」。「禁海令」严禁沿海居民「片版不许下海」，大型船具不得出海亦不许制造，仅允许在沿海近处捞捕。

但是，郑氏政权依然在东南沿海来去自如，显然近海住民，或基于利益，或为生活所迫，甚或懔于郑氏胁迫，依然暗中资以粮物接济明郑于东南沿海一带。对此现象有深入观察并熟稔郑氏用兵之道的郑氏叛将黄梧乃向朝廷献平海五策。其中第一策，即为：迁徙沿海居民于内地，距海三(五)十里，不令人居住。

到1661年(顺治十八年)，刚继位的康熙皇帝终于下决定，于8月13日颁布「 迁界令」，「迁界令」表面上是为了要使百姓免于「海逆不时侵扰」，故「尽令迁移内地，实为保全民生」，还要求「督抚务须亲身料理，安插得所」，看似体恤百姓的仁政，其实骨子里是畏惧郑氏势力坐大，加上「禁海令」未达到效果，所以改以迁界方式来枯竭郑氏在人员与物资方面的奥援，逼使郑氏政权能不攻而自败。

直接受「迁界令」之害的是居住在沿海三五十里的住民，由于令出三日便要将田园芦舍夷为平地，所有人都必须迁空，居民稍有犹豫便有杀身之祸，所以画为界外的住民只得收拾细软匆匆外迁。而界内之民除了要在政府要求下协助与安插迁民，将原本自己所拥有已非常有限的资源提供出来，迁界后的赋役加重，也让界内人民难以承受。

康熙二年(1663)十一月、海丰实施迁界令，催促 碣石总兵苏利率军迁入内地，苏利1655年表明投降南明的绫书被截获，在圣旨慰谕面前才誓言效忠大清。苏利起了怀疑，认为朝廷要他离开碣石卫城，就是想剪除他在沿海的根据地，于是他毅然率领碣石水军起兵反清，檄令各部将等一起抗迁。同时派兵拆毁沿海迁界线上的界碑，坚决反对清廷的迁界政策。并在海丰境内建立龙牙寨、狮地山寨，在八万坎钟山构筑石城寨等要塞多处，从西面山背劈出一条羊肠小道通往顶峰，预留为退入八万山区抵抗清军的退路。

平南王尚可喜闻报檄令各地率部征剿海丰，从东西两路夹击红头军。1664年八月尚可喜与广东提督、总兵等统兵数万人，抵大安与征南将军王国光会师，王国光为主将，领兵数千名攻克东海滘寨城，抵达碣石城外二十里的南塘埔。苏利闻报亦统红头兵万余人出卫城与清军对阵，双方在南塘埔博战三天，不分胜负。清军火器营运来大铁炮，王国光指挥数百名炮手对红头军发炮射击。鏖战中苏利发觉后方阵脚不稳而分神中箭堕马，当即被挥刀斩首，终年50岁。

混战时，苏利的无头尸骸为手下亲兵从南塘埔战场冒险抢回城中，副将陈耀在冲出碣石城之前，率领近百艘水寨战船载其尸骸从南门港口杀出，突破重围逃向白沙湖中驻扎。并将其尸饰以铜头秘密葬于遮浪施公寮半岛虎地山上。墓额上刻有「明」字及「永历」年号。为提防清廷诛杀九族报复，后人故意将墓主人名字错写为「文兴」(苏利的族名就叫苏文)，并将埋葬时间提前至清顺治十八年辛丑年孟秋七月。

1662年郑成功逝后，郑经渡海争嗣继位，1675年郑经响应三藩事变，派提督 刘国轩(福建汀州长汀客家人)先后击败耿精忠、尚之信，次年尚之信加入三籓反清阵营，将惠州割让给郑经。这时郑经拥有漳州、泉州、潮州、惠州四州首府。刘国轩入镇惠州，与吴三桂势力划界而守； 宣毅左镇邱辉(广东潮阳县招收都马滘人)水师径取粤东揭阳、普宁、碣石，并助刘进忠得博罗、程乡。

康熙十六年(1677)刘国轩奉命弃守惠州，兵民夹道馈食以送，六月十日，清廷派官员陈琏、曹应鹄到惠州接管，出示剃头令，惠州复归清朝。至此，为害惠州三十余年的兵燹之灾才宣告结束。1680年 邱辉挟潮州民众，又掳惠来、海丰妇女千余人奔台湾，其中有相当闽西客家以及广东客家人。

「三藩之乱」导致 惠州人民大量死亡，家园被毁。康熙二十七年(1688)王煐以尚书郎出守惠州，他在《至日书怀》诗中描述惠州兵灾后：「此邦兵燹后，间阎苦残暴。…… 十室九磬悬，饥寒迫为盗。…… 病而入膏肓，非止溃小疱」。在王煐眼里，惠州灾情相当严重，已是病入膏肓，没有长时期休养生息和妥善的政策帮扶很难恢复过来。直至雍正年间，惠州农业生产仍未恢复元气，「出产之米，不足供民间食用」，以至当时广东巡抚杨文乾上奏朝廷：「唯惠、潮、琼三府僻处海隅，产米甚少，请酌增谷石分贮各属县」，以应不敷之用。

施琅攻占台湾后，对汉人颁布渡台禁令，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引《理台末议》记载：「终将军施琅之世，严禁粤中惠、潮之民，不许渡台。盖恶惠、潮之地素为海盗渊薮，而积习未忘也。琅殁，渐弛其禁，惠、潮之民乃得越渡」。表面是多出海盗，实际原因是「 惠潮之民多与郑氏相通」，于是 客家人数量大幅落后同时期迁台的泉州人及漳州人。

当过两广总督的李率泰于康熙5年遗疏为民请允展界，曾任广东巡抚的王来任同样遗疏请求复界，海丰坊廓都大安进士出身的黄易随后也 上奏恩请复边，迁界之民流离他乡多年，故「是时，迁民归志甚急，闻疏亦喜」。康熙皇帝亦查觉纵使迁界也难以枯竭郑氏政权的后勤支援，康熙八年(1669)下诏时任两广总督周有德查勘沿海边界，之后准许迁民展界复业。

广东新安县(明万历年间自东莞县析出)元朗(今属香港)锦田乡民为感念 周王二公，康熙24年(1685)于水头村建「 周王二公书院」，每年农历五月十九日拜祭，元朗太平清醮十年一届的 锦田酬恩建醮(自1685年起至2015年第23届)，所酬者正是周王二公的救族之恩。

迁界时居民已尽失其有，七八年的流亡生活，已人事全非。流离之民难以在短暂时间累积足够资财重建家园。况且滨海居民多以捕鱼煮盐为业，而谋生所需之船只、渔具概无着落，且虽复界而未解海禁，故濒海复界之民依然难以维生。

直到康熙22年(1683)，七月郑克塽投降清朝之后，福建总督姚启圣于八月十天之内，两次上奏恩请复五省迁界及开六省海禁，很快得到康熙皇帝响应，同年10月22日下旨开界，基于补偿心理，还要求「开界地亩，务求原主授之」。至此，才全面复界与开海禁。

界外迁民经过二十多年的流离，许多田主或业已亡故，或已在他乡建立新的家业，真正还迁故土的「已不得一二」。此时官府便招徕情愿开垦无主荒地者，给予垦荒之地三年后才起佃，以及承佃之后，子孙可以世世享有优惠， 吸引不少粤东北地区的客家人来到沿海复界地区垦荒。

沿海地区住民向来与台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擅长海上生活，间或因贸易之故与岛上原住民有接触，或因风浪及补给需要，而在台湾岛上停留者则所在多有。但是，粤东北的地理环境属崇山峻岭，大部分住民以农耕为业，与外界绝少来往，若无特殊原因也大都是世世代代生死于斯，故对千里之遥的濒海之地应该所知有限。但是，因「迁界令」导致界外之民必须限期迁移到内地，粤东北与惠州均有安插迁民，原本几乎不相往来的两群人很自然地有了接触与交往，也获得大量濒海地区，甚至一海之隔的台湾相关讯息。

粤东北山区及沿海地区之民，因而有了来自先人对于台湾风土民情的口述传说交流的集体记忆，僻处山区的粤东北客家人，或因接纳界外迁民，或因复界接受招徕移垦界外的缘故，在日常生活接触中得知与台湾相关讯息。这种迁移开垦的历史经验与记忆，促使明朝中叶之后饱受地方动荡与人口压力之苦的粤东客家人民，在海禁全开之后，敢于渡越黑水沟到台湾开垦的原因。

高祖父吴汝蓁以家庭宗族的角度叙述「 君璘公的家庭故事」，经过了一百多年，再从康熙年间国家政策与社会变迁的动荡，来了解家族发展与个人行为受到的影响。禁海、迁界、与复界政策，对位于界内但临界很近的葫芦輋，势必受到重大而且深远的冲击。早期迁移至沿海界外的宗亲被迫回乡，暂住至亲好友处，一起商议另谋对策；屏山公吴槐次孙吴迁，早年移居东海白藤箖开基已传两代，因迁界影响而几乎要流离失所。

赶上1669年复界招垦优惠奖励风潮，及1683年全面复界与开海禁，高祖父吴汝蓁三个异母弟弟，吴纯厚、吴梦丹、与吴恂林，于1685年后纷纷携子孙迁至沿海，城东淡水、海丰赤坑、遮浪水龟寨、田墘北社、湖东南田、与田墘内寮等地。

曾祖父吴式猛，娶妻曾氏，生四子，长吴曰大、次吴曰足、三吴能周、与四吴曰杜。曾祖父三个弟弟也分别娶妻成家，大弟吴式瑞娶妻叶氏再娶林氏，二弟吴式炽娶妻彭式，幼弟吴式铨娶妻毛氏。

身处惠州府海丰县的坊廓都，在祖父吳曰大往上三代，时荣公、汝蓁公、及式猛公三代的1630~1730百年间，也是葫芦輋最为纷乱不安的年代，人口增加、天灾不断、三籓之乱、与迁界复界，都对后世子孙生存与发展，带来不确定的巨大威胁，也可能显露出一些机会曙光。宗亲族人的迁徙比以前频繁，人心因兵乱粮荒而焦躁浮动，也反映在后人凭记忆与口传，进行家谱宗谱记载时，出现错接与遗漏的现象。

曾祖父吴式猛年轻时，就对纷乱年代各种与台湾有关的事情特别有兴趣，兄弟间经常聊起有谁去了台湾，谁的老家又陆续有人去台湾开垦，谁的谁一去就音讯全无；几个儿子长大后，更是父子一起讨论所听到去台湾的路线，与所需要的盘缠。尤其祖父吴曰大最为热衷并勤于纪录，而叔祖父吴曰足就是最好帮手，到处去打听消息。

经过时荣公、汝蓁公、与式猛公三代的动乱不安，刚成年的祖父吴曰大甚是忧心，族人人口已不少，旱灾、水灾、与兵乱，影响每年的收成甚巨，觉得兄弟几人成家后，若不另谋发展，将更无以为继。

乾隆十七年(1752)高祖父吴汝蓁寿终正寝，曾祖父吴式猛伤痛之余，也算放下心头牵挂，更积极鼓励儿子们朝更有发展的地方迁移，但也告诫不能忘本，因而开始亲自抄录家谱，为必要离开祖居地葫芦輋时做准备。

不久，从宾山公吴楠四子吴一相(翼明公)，孙吴良琩(号昌玉)的兄弟家中传来消息，吴良琩儿子吴汝派，多年前(1737，注)带着三个儿子，吴德杰、吴德和、与吴德清，历时半个月，与大安墟姜姓族人等一起搭船渡海，分别落脚台湾 淡水厅竹堑堡，中港庄[中港](今苗栗县竹南镇)、与翠峰庄[红毛港](今新竹县新丰乡)。

注：经2024/08/03于花莲县吉安乡与汝派公18世吴永安宗亲核对查证，汝派公未到台湾，而是吴德杰、吴德和、与吴德清三兄弟于雍正十年(1732，载于德杰公派下佳城碑记)渡海来台。并看到永安宗亲整理收集的文书中有份三兄弟分阄书上，房族(见证人)栏有「曰大」的名字与画押，足见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当时「曰大公」跟汝派公三兄弟在头份熟识且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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