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记我的两次高考

吴晓鸣

又到一年一度高考时，把以前写就的两篇随笔贴此，留个纪念，致敬自己的青春，致敬那一代历尽艰难困苦不忘追梦的同龄人，致敬我们曾经绝望至希望的重生，如凤凰涅磐！ 我参加过两次高考，一次在1973年，那时我还在大凉山当知青。一次在1978年，我已从乡下返城，在成都市东边龙泉山下一个国营工厂的机械加工车间里开铣床。 这两篇与高考有关的小文都是应约而写的，算是命题作文。 第一篇是西昌知青博物馆要我为我的1973年准考证写个说明文字，我就多写了几句话，超过了博物馆作为解说词需要的字数。 那是2009年，西昌知青博物馆建馆之初，号召知青们捐献文物，我把自己认为是“知青文物”的知青盅盅、照片、背架子，都捐给博物馆了，其中就有这张1973年的准考证。 第二篇是大学同学纪念入校四十周年，小打小闹搞点不成规模的纪念文章，组委会拟了个题目必须写入学通知书，主旨在围绕自己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经过、心情、忧虑与喜悦，等等，没有太铺展开来。 记于2021年高考季2021年6月8日 （2021年6月7 日成都七中校门口高考现场，老同学罗昌明摄） （成都地质学院1978级哲学师资班全班46位同学，那时的我们。我在第二排右二。） （我的1973年冕宁县高考准考证） 《这张七三年的准考证》 【吴晓鸣】 2020年3月11日，西昌知青博物馆工作人员小马给我打来电话，说因为疫情博物馆也没开放，她们静下心来整理馆藏文物，希望把每件文物后面的故事挖掘出来，这段时间她们逐一给文物捐赠者打电话，慢慢补充完善每件文物背后的故事。 她说：“吴老师，你的这张1973年的准考证，请你把后面的故事写下来，我们好对参观者作详细讲解。” 这么多年我写了不少知青的故事、文章，甚至文件、新闻稿，也有好几场知青主题大型文艺晚会演出的串词、诗歌、朗诵词，包括西昌知青博物馆大厅里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 、《凉山/西昌地区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 、《西昌知青博物馆前言》 ，还有博物馆墙壁上五十多幅标语口号，我还真没写过自己的知青故事。 小马的电话勾起逝去多年的回忆，那就写写这张七三年的准考证吧。 我是1969年初下乡的，我们成都七中的同学整体根据成都市教育局分派，来到西昌专区冕宁县泸沽区的先锋公社、沙坝公社和泽远公社三个公社落户，我到了先锋公社长新三队插队落户，成为一名“知青”。 据说研究哪些学校到哪里去时，有关领导说“四、七、九是成都市的修正主义重点中学，应该去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 于是，这三所当时成都最好的中学，成都四中去了西昌地区的宁南县，成都七中去了西昌地区的冕宁县，成都九中去了西昌地区的盐源县。 （我身后是西昌知青博物馆由我撰写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铸铝制做，由四川省青年农场知青、著名雕塑家朱成设计） 说实话，我当时文化程度仅小学毕业，1965年初秋刚跨进初中大门，一学年的课还没上完，1966年6月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那时我们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你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读“老三篇”，稀里糊涂地就混到了1968年底。 12月21日，新华社发表人民日报为会宁县一篇报道所作的重要编者按，我们从一名初中学生变为“西昌知青”，这个标签我贴了一辈子。 （这张照片是先锋公社女知青，都是成都七中学生。） 我所在的生产队有成都七中高中同学4人，初中同学11人，一共15人。1971年春，大招工开始了，队上的同学陆续返城，有当兵的，有进工厂的，有内招的，有顶替的，有上学的，有因病返城的，还有迫不得已到了冕宁县丝厂当缫丝工的，最后就剩我一个人。 一个个机会从我面前溜走，没人告诉我为什么？ 从1966年停止高校招生，六年后，1972年国家开始实施“推荐”上大学，也就是“工农兵学员”。 到了1972年底，成都市卫生学校来冕宁招生，公社向卫校推荐了我，两位老师来到我生产队，也许算是考察和面试吧，和我聊了很多。见我房间里贴了三张人体穴位图，正面、背面和侧面的，那是父亲见我总是调不回成都，寄给我让我学点手艺以期将来糊口的。 晓得了我在自学《赤脚医生手册》，也在摸索着为贫下中农扎针，两位老师很和蔼但留有余地的说：“我们很愿意招你这样的知青，但是”，一听“但是”，我的心就凉了，没啃声。两位老师说“你好好劳动，我们去县知青办看档案，过几天告诉你。” 果然，几天后的黄昏，两位老师来了，略微寒暄后说，“小吴，我们看了你的档案了，你要设法通知家长把有些材料拿出来，否则，你这辈子都调不回成都。” 永远记得那个傍晚，很冷，很阴沉，天低云暗，黑云笼罩。我站在大门里面，两位老师站在大门外面。很快，他们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没有请他们吃一口饭喝一口水，默默地看着两个深蓝色中山服背影走远，拐弯，不见了。我悄悄地关上大门，不知怎么度过的那个清冷孤寂漫长无望的寒夜。 对这两位善良的老师，我心里一直在说“谢谢！”说了几十年。我想，他们能够感受到一个小女子发自内心的诚意。 第二天，摸了摸还有点散碎银子，步行8里路到泸沽镇上的邮电所，拨通了成都七中的电话，号码是6234，接电话的是时任学校党支部秘书曾和贵。 我说我是吴晓鸣，请曾老师给我妈妈说把档案里的资料拿出来（后来朋友们都骂我，说你这简直是幼稚愚蠢无知至极，档案装进去了就取不出来，要带一辈子！一位曾经在重庆当知青的女友与我有相同经历，她用重庆话说我“你好哈哦！比我还哈！档案装进去了咋个拿得出来呢！哈儿！” ）否则我一辈子离不开农村了…… 说完整个人就崩溃了，就在邮电所里嚎啕大哭，无人问我无人安慰，只有异样的眼光打量着我…… （这是在冕宁县泸沽镇邮电所，当年我差点儿哭晕在这里。这张照片摄于2019年3月17日，我和同学们以“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为由头自驾返乡。） 什么叫上天无路、下地无门？这就是。 老天爷连一根头发丝那样的缝隙都不给你，把你小心翼翼胆颤心惊冒出来的一点希望，无声地掐灭了。犹如掐灭一根火柴，再把你抛弃在如磐黑暗中。 到了1973年，就是张铁生交白卷的那一年，全国搞了一次高考入学考试，随后这次“高考”被“反右倾翻案风”扼杀。这就是我在冕宁县参加的那次高考，我人生的第一次高考。 1973年这次高考，准确地说不是“高考”，而是“一九七三年高（中）等学校招生文化考查”，先由生产队、大队推荐，填表，审核通过后参加“文化考查”。 我们长新大队一共有三个生产小队，那时一队的知青已经调走完了，知青屋全部关门上锁了。长新二队还有几个“成分很高”的四川省青年农场老知青。我所在的长新三队只剩下我一人，出门进门形单影只，活得来像僵尸，一天到晚说不了几句话。 有一天，记不清楚谁拿给我一张登记表，可能是生产队长吧，叫我去“考大学”。我很兴奋，拿着那张登记表，仿佛普罗米修斯为我盗来天火，又像烨烨生辉的丹柯的心，照亮了黑暗世界走向光明的路。填表，交表，盖章，换来了一张《文化考查证》 。 我没有一寸照片，翻找了许久，把一张与同学的合影剪了，贴在方框里，至今还能看见方框里“一寸”的“一”字。 我的编号是38636，推荐单位是先锋公社。 （2019年3月17日在泸沽邮电所门前，现在是泸沽邮政支局。） 1973年7月21日，我从生产队出发，到了冕宁县城，7月22日参加“文化考查”，说是“考查”，我们都说“考试”，没有人说“考查”。 记得考场在冕宁中学，就是现在的冕宁二中，那是一座破旧的庙宇改作学校的，教室里有沧桑得发黑的木柱木梁，没有灯，只有大凉山明晃晃的阳光从几匹亮瓦抛洒进来。 不知为何，坐在庙宇改建的教室里，有三味书屋的感觉。 （2019年3月16日摄于现在的冕宁二中，当年第一次参加“高考”的地方） 我们按区、公社分别排成纵队，我排在先锋公社那排的后面，双腿不由自主哆嗦，心狂跳不已，不知用什么词语来说明那种心情，既有恐惧又有担心，现在想起来就是“害怕”！怕！不知道怕什么！觉得我一个初中一年级的毛丫头居然去考大学，怕！ 一位校长模样的人当众把一大摞黄褐色的牛皮纸口袋分给几位老师，老师们小心翼翼地捧着这些装着试卷的牛皮纸口袋鱼贯进入各个教室，我们声音全无地进入考场，很安静。 打开试卷，我的腿不抖了，心率也降下来了，很快进入状态。 7月22日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政治，第二天上午考数学。题目不算难，对我来说很顺利，心情开始好起来。 考完了，平日分散在安宁河两岸数十个串珠状小盆地的知青们，难得汇聚在县城里，熟识的知青约着在冕宁县狭小的街道上游逛，小饭店里坐满了“考生”，令人想起科举时代，真的是想起科举时代，而绝不是现在的高考情景。 那时资讯落后，没有电视没有报纸，公社的大喇叭只有早晚才播放，很多时候是样板戏，信息量小得可怜。我一个人呆在队上，小山村外发生了什么大事我完全不知道。 待我知道我的考试成绩三门平均91分，在冕宁县排名第7，不免开始浮想联翩，天方夜谭般幻想着到大学里面书声琅琅琴声悠悠，仿佛遥远的高等学府在向我招手…… 却不料，在我们考试的前几天，即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就报道了张铁生“白卷事件”。 别队的知青同学听到了关于张铁生的信引发的政策变动跑来告诉我，1973年7月19日，也就是我们考试前三天，《辽宁日报》头版头条就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张铁生的信写在辽宁省大学入学考试的物理化学试卷背后。 信中说：“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张铁生的语文是38分，数学是61分，物理化学得了6分，都未交白卷。 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这一情况后，将原信作了删改，指令《辽宁日报》发表，并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8月10日，也就是在我们考试结束将近20天时， 《人民日报》转载了这封信，其后，《红旗》杂志等也纷纷转载，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张春桥说这是“反攻倒算”，江青称赞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 张铁生就这样被破格录取上学了。 同学说，我们肯定上不了大学了。 大学梦，破了！绝望如殇，零落成泥。  （满是我的足迹的冕宁县城西街和东街，摄于2019年3月16日） 我的志愿表上，第一个学校是上海复旦大学，微电子学专业。尽管我不知道微电子学是什么，那也令人遐想。 哭？无泪。吼？无声。骂？无对象。发气？向谁发？ 继续劳动，冰冷的水中割谷子，淌过两条河去公社背回全村人的分配白糖，一位大妈善意叨叨“你的伴儿都走了，你妈妈好想你哦”！强忍眼泪，等收工哨声响起快步奔回知青小屋，关上大门，再关上小门，关上窗户上的木门，蒙上被子，把自己深深的裹在被子里，这时才放声痛哭……那种隐忍、胆小、无助的心情，怕是没有几人能理解！ 1973年10月，谷子打完了，历经磨难后我接到成都市工业学校录取通知书，默默地下户口、办粮食关系，从泸沽火车站登上北去列车，回故乡，回成都。站在泸沽火车站遥望远方，夕阳西下，“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我被补招进入成都市工业学校，这是一所中专，学习机械制造及工夹模具设计。 这张《文化考查证》一直珍藏，从未抛弃。 这张《文化考查证》，是宏大历史中的一粒尘埃，是人生路上一个趔趄的脚印，那个时日，不敢说痛不欲生，却无奈无助无望！ 从一个知青真实的人生脚印，可以看见一个真实的中国。这是一段沉重的历史，然而一个人的一生在历史中，也不过短短几句话。历史已然消弭，但教训仍在。我们可以从一些历史事件中，得到经验和教训。希望随着社会的进步，不会再有这样的晦暗与被动。 2009年，西昌知青博物馆征集知青文物，我把它和其他与知青生涯有关的杂物，一并捐赠给了西昌知青博物馆，那是那段历史最好的家。 留下历史，哪怕碎片，告诉后人，拒绝遗忘。 2020年3月12日  （2019年3月17日，我驾车经过这里，这个安宁河大拐弯在我脑海里镌刻了很多年很多年，一直想拍下来。由北向南流淌的安宁河在这里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呈北～南～西的走向，很快，又拐向南方，奔流而下，最后汇入金沙江。历史亦如江河，我们的人生也如此这样拐了一个大弯……）  （我的1973年四川省高（中）等学校文化考查证） 《那个牛皮纸信封里的录取通知书》 吴晓鸣 “张老师，这个挂号信肯定是你家晓鸣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念给我们听嘛！” 那年月挂号信是邮递员高声呼喊某某某盖章的，那一声嘹亮的吆喝，满院子的人都知道了。 当时我家住在成都市中心，街名叫小红土地庙，估计很久以前有座红色土地庙子，很封建，被砸了，我就从没见过。院子很大，住了十来家人，谁家有个风吹草动都知道，来个二表哥三表姐七大姑八大姨也家家知晓，当然，我报名参加高考，也是众人皆知的事情。 母亲当众拆开土黄色的牛皮纸信封，从头到尾把信封里的每一张纸，每一个字，都念了一遍，据说，还念了第二遍，因为还有人没听够。 那是1978年10月，几号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不在现场，我在距成都50里外龙泉山下柏合寺，那里有个成都市仪表局所属成都无线电四厂，我正在机修车间一台匈牙利万能铣床上，瞪大眼睛看着刻度，满脸满手满身都是机油。 记得黄昏时分，车间门口有人喊我接电话，家里打来的，说是通知书到了，是成都地质学院。顿生狐疑：我考的文科，怎么会是地质学院呢？ 马上请假，第二天一早步行九公里，走到龙泉驿，再坐公共汽车到九眼桥，又转市内公交车，才回到家中。 好像也不激动，很平静的和母亲研究一番，弄清楚了，是四川省属理工科大学办的公共课师资班，地院的是学习马列主义哲学的师资班，将来到高校当公共课教师的。 不是很如意，也还满意。 不如意，皆因自己填报的所有志愿都是中文、新闻和历史；还满意，是厂里四人参考，只有我一人考起。 但这都次要的，主要是不喜机械加工，不喜车钳铣刨磨，就喜欢方块文字。 我的想法很简单，让我站在中学讲台上讲讲字词句都胜过天天开铣床、画图纸、设计工夹模具，何况还能读红楼梦、三国演义、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多雪的冬天。 很快，办完各种手续，进了大学，思绪开始翻飞，一时间竟不能刹车！ 这是我的第二次高考，我想起了我的第一次高考。 那是1973年，我在安宁河边冕宁县先锋公社当知青。1969年2月一起下乡的同学，陆陆续续调回成都了，队上知青屋没了往日欢笑，十五个知青走来剩我一人，异常孤寂冷清。 春节回家，母亲说今年大学招生可能要推荐和考试相结合，你好好准备一下。给了我一本几何，简单教我因为所以已知求证后，回生产队去了。于是，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把作业寄回家，母亲用红笔批改后再寄给我。厚厚的家书，放在兴隆大队邮递员家门口的簸箕里，往往被知青认为是情书，我拿到手时几乎都被拆开了。我不知道中国的函授起于何时，我认为当时我接受的就是函授，但仅限于初中平面几何。当然，母亲也会用红笔批改我的错别字和不准确的标点符号。 至于语文，不知为何家里没给我语文教材，队上高中生走后留有一本，我就天天在煤油灯下翻来覆去地读，背，以至于多年之后还能背诵和默写范先生的岳阳楼记。 当我站在冕宁中学那个空旷粗糙的操场上，排队进入1973年大中专考场时，双脚发抖，浑身发颤，心跳加速，紧张得大脑一片空白。 公社原本有500知青，彼时只余50 ，皆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后代，还有汪精卫秘书、蒋介石成都侍卫队长、深红到深黑起义人员军干红五类翻盘到伪军官黑五类的子女，我傻乎乎的，对此浑然不觉。 有成熟老辣的老知青对我一一分析：吴晓鸣，你这次考试成绩在冕宁县是第七名，父母的历史问题又解决了，复旦大学微电子学专业那个名额嘛，应该是你的了！ 微电子学是什么，一概不懂，复旦大学，略知一二。死水一般的心里开始有一丝温暖一丝期盼。 公社大喇叭开始播送张铁生的信，听得似懂非懂，绝望袭上心头，绝望，就是这两个字，绝望！ 后来我一直奇怪，一直想不通，以致于很多年后还找心理咨询师精神分析师研究，那么绝望，咋没跳安宁河呢？ 知青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呀：安宁河又没得盖盖！ 命不该绝，成都市工业学校退回几个成绩太差的学生，在冕宁县补招，我在其中。 通知书啥样，完全没有印象，只记得下户口，交公粮，转粮食关系，满脸沧桑。 1973年10月底，大凉山寒意袭人，秋风萧瑟，秋收结束，田野空旷，更添几分苍凉寂寥。千里成昆线，泸沽火车站就是一个芝麻大的小黑点。 站在火车站，眺望西边天空，远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那一刻，我离开了那个劳动生活了五年的小山村，成了工农兵中专生，回到成都，就读成都市工业学校机械加工及工夹模具专业，学制理论上三年，实际两年零三个月，拿了个中专文凭，被分配到龙泉驿柏合寺成都无线电四厂。 车间主任问我，你开车床，还是铣床？ 人生第一次有选择，虽然只是在车床和铣床之间。 我很惊讶，因为被动惯了，何时有过自主选择的机会。迅速反应过来，回答：我实习的铣床。于是，就去开了万能铣床。 1977年恢复高考，内心蠢蠢欲动，专程到陕西街四川省高教局询问，答曰：你工龄不够三年，无报名资格。要考，也只能考机械专业。那时，知青下乡还不算工龄，知龄算工龄都是后来的事情了。 很老实地回厂继续开那台老掉牙的铣床，心却有些不安分了。 到了1978年，身边若干同学报名，想读书的愿望竟如春风吹又生的蓬勃野草，张狂而放肆，我不顾各方反对意见，不计较因工龄不够不能带薪，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复习，与烧锅炉煮稀饭的师傅一起迎接龙泉朝霞柏合黎明，与夜班工人一起吃碗有猪油的加班素面，终于等来了通知书，那个落款成都地质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许是第二次，没有激动，没有兴奋，没有喜出望外，平静得很。 人生不易，我居然两次高考，时代背景迥异，见证历史，参与历史 遗憾那两次的录取通知书，却只记得成都地质学院的，牛皮纸，土黄色，毛笔手书，也是缘分。 就此，成都东门外，东风渠边，地质学院，教学乙楼，四年寒窗，马列经典，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俄文汉语，天文地质，生物化学，数学物理，世界宗教，百科全书……本科毕业，学士学位，成了一个“杂家”！ 2018年9月13日！ 叙事比评论更重要。记录真实、真相的文字，看似简朴直白，这种非虚构写作更具有穿透历史的力量。 更新于2021年6月21日，时值辛丑夏至。 花开花谢，春夏轮回，转眼六十有九。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