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乌托邦(上)

路上老僧

科举乌托邦

文︱陆幸生

一、罢黜百家和选官制度的雏形

自人类社会摆脱愚昧，由迷茫混沌的神话时代，进入文明史以来就一直苦苦思索着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和谐相处”的理念就在有道之士也即知识分子之间逐步形成。

孔夫子为《周易·象传》就明确写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总体意思是君子要懂得顺应天道，懂得承载和包容。”老子在《道德经》中明确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正确论证了人和自然的关系。

只是在春秋战国之交“礼崩乐坏”的现实，象征封建秩序的“礼”被诸侯王的僭越所打破，孔夫子强调“克己复礼”，恢复上下有等，尊卑有序的封建秩序。“天”的自然概念才被赋予更多政治上的等级，同时孟子又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

孔孟的恢复周礼和民本思想的并行制约，对大一统专制权力是某种限制，因而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引来“焚书坑儒”的惨剧，帝国朝纲实施赤裸裸的商鞅、韩非的法家专制统治，导致了秦朝的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

汉武帝时代儒家代表人物五经博士董仲舒从先秦哲学中抽取天人合一因素，首次将天、地、人的三要素合而为一建立起王朝的统治秩序，为君臣百姓定位，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将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纳入文官集团，成为君主的辅佐和老师，而重建朝纲。从而，也确实梦想消弭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理念，提挚名缰利索，企图将其柔化为王朝政治的奴仆和家臣。

这种程序就是由原来九品中正制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人才拔擢制度，逐步转化为面对社会的广泛选贤任能。两汉时期设立太学，太学生经考试合格就可入朝为官，这是科举制度的肇始，文官集团由此逐步开始成形。

中国历代选官制度经历了所谓原始社会的禅让、西周的世袭、春秋战国的客卿、两汉的察举、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到隋代出现科举，唐宋时期逐步完备，明清时期达到顶峰，这是经过统治阶层御用学者精心设计深文周纳而形成的制度性安排。除了保留部分贵族身份的世袭以外，开始打破身份限制，面向全社会的官员选拔，其基础就是经过改造的儒家学说，建立在尊卑有序纲常礼教之上的九层之塔，在塔尖上的皇帝上接青云俯视众生，各个层级的官吏享受不同的雨露。金字塔底层的大门开始向匍匐的士人开放，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只能孜孜不倦不分寒暑地苦读经书才能攀上人生的高峰——实践读书做官的人生理想。因为书中自有万钟粟、黄金屋、车如簇、颜如玉在向他们微笑招手，这不能不是某种巨大的名利诱惑。这是封建社会符合人心需要的安排，是较为科学的人才拔擢体系和制度安排，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也即纲常礼教的分层级实施的需要。尊卑有等，各安其道，上下同流，使得处于山野江湖的文人处士们仰望高山，一门心思孜孜不倦醉心于四书五经，矻矻不辍地热衷于科举考试，向着象征于高贵身份和权势顶峰的九层之塔攀登，直至位及人臣，成为帝王治国平天下的老师。这就是是士子们理想追求的最高境界了，排除了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这些杂音的干扰，自然心无旁骛地效忠于帝国事业，成为王朝栋梁，如此循环往复，王朝可以更换，帝国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万变不离其宗，凝固成超稳定社会政治结构。

二、文盲皇帝创立科举制度

王朝官僚结构的基础乃是人才的拔擢、官僚队伍的组建，这是帝国的执政基础。当武将们功成身退，以杯酒释兵权被荣华富贵圈养，或者被炮轰功臣楼处死，谋士杀的杀关的关、流放的被流放，协助太祖高皇帝打天下的那一代被作为子孙后代接掌政权的障碍一一剪除。这就是朱元璋对太子朱标批评对于臣下过于残酷后，丢在儿子面前的那根带刺的蒺藜，他是在为接班人的掌权剪刺，老子的深谋远虑却不一定为儿子所理解。但是儿子早夭，新即位的孙子朱允炆在政治上倒也少年老成，接受汉代吴楚七国之乱的教训，开始削藩，却反而为藩国所治，建文诸臣遭到了燕王朱棣的残酷诛杀，这些文臣武将可都是太祖爷爷留下的宝贵财富啊，尤其是那些抱着舍生取义效忠朝廷通硕大儒方孝孺为代表的文官中的佼佼者。

治国理政需要走狗和鹰犬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帝国建政时期的高筑墙、广积粮已经完成，是到了称王称霸的时候了。王霸之业首要在于统摄人心，亟需筑起另一堵心灵的墙壁，归拢人心确保帝国的长治久安，将帝国那些有文化的子民圈养在王朝的城墙之内，这当然不单单是指物质上的，而是指思想文化的牢笼和高墙，省得这些读书人胡思乱想，枝蔓旁溢，红杏出墙生出是非而危及政权安危。也就必须建立完备的科举制度统一天下读书人的思想，增强文人们的政治意识以共识来统治天下。于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程颐、朱熹的“从天理而灭人欲”无疑是帝国首选，政治是要讲大局的。大局就是帝国江山的永续永固，也即保证祖宗基业的永不变色。

朱元璋在起兵初期，就注重选拔人才，偿命各级官府每年推举贤才及武勇谋略通晓天文之士，如果遇到兼通文史者也在举荐之列。随着思想文化程度在定鼎江山过程中不断提高，朱元璋发现儒教自从在宋代经过周敦颐、程颐、张載、朱熹等一帮儒学大家改造后，变成了道学，按照冯梦龙的通俗化解释说：

“道乃道理，学乃学问，有道理，便有学问，不能者待学而能，不知者待问而知，问总是学，学总是道，故谓之道学。”

（见江苏古籍出版社《冯梦龙全集·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第一页）

元章兄弟对于道学的理解在于他的敏而好学，勤而好问，因此而学问不断长进，这也归功于他身边那些儒家谋士不断地增加有关。比如他的谋士群中刘基、朱温、李善长之流都是学问大家一代硕儒，耳濡目染使他也成了半个儒家，尤其是看到“周程张朱之徒，皆以一介书生，教授后进，隐然以道统为己任，其学以致知力行为主，而归于本诚，故宋室之亡，节义之士独多。盖贤贤之提倡大矣。”（见中国书籍出版社王桐龄著《中国历代党争史》第171页）尤其是王朝沦亡之际，那些保持节义的大臣几乎都是儒家学者，如文天祥、陆秀夫等都是饱学之士，崖山一战南宋丞相陆秀夫背着少帝，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十万军民跳海殉国。真正是进也忠，退也忠，危难之际见臣忠，帝国难道需要的不是这样的忠臣义士吗？洪武二年，老朱命五经博士孔克仁教授自己的儿子诸子百家经典，并且命令功臣子弟一并入学听讲；同时昭告天下州府县设立学校。洪武六年，暂停科举，令官府举荐人才，以道德品德为主，才艺为辅，对那些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悌力田、儒士、秀才、人才、耆宿皆礼送进京，量才擢用；各省还选拔人才进入太学学习名曰贡生，。洪武七年，下诏修缮曲阜孔庙，以孔子、颜回、曾晳三家为学说教授族人。洪武八年，昭告天下建立社学，请儒生教授民间子弟。洪武十三年，昭告天下学校师生，政府每天资助膳食。洪武十五年，诏诣国子监，祭尊儒学先师，是年八月，恢复科举考试，以后每三年一次成为定制。朱元璋对于帝国人才培养的计划步步推进，紧锣密鼓，一着不落。此时朝廷文官选拔，举荐和科考同时并举，两条腿走路。洪武二十五年，惊世大儒方孝孺在四川汉中出山，被聘为汉中府学教授，朱元璋第十一子朱椿被封蜀王，闻其贤名，聘请他到成都为王府世子老师，命名读书之处为正学。建文帝继位，方孝孺被诏到南京为翰林院侍讲，后转文学博士，成为朱允炆的老师。

朱元璋开始修筑一道思想文化上的高墙来统摄人心，当然高墙之上红旗高张，那就是“学而优则仕”的承诺和“读书做官”的吸引力。朱元璋揭橥这面大旗和当年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具有同样的意义，也就是功名利禄收买效忠朝廷的治国理政人才，这对天下读书人是颇有诱惑力的。宋代的程朱理学已经久经历练十分成熟。元代不谈，犬戎统治，何来文化？太祖以来开始推崇程朱理学，于是太祖皇帝开始将目光投向宋代孝宗皇帝在乾道四年（1168年）修建的县学、府学考试场所，进行扩建建立江南贡院。

三、靖难之役和方孝孺罹难

明成祖年间（1403—1424）经过二十一年的不断扩建，在南京秦淮河边出现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建筑群。此刻的南直隶省应天府俨然一所江南乡试的大规模科举场所横空出世，可同时容纳二万余名考生参加考试，规模一度时期超过北直隶省顺天府的乡试场所，这里所走出的举人进入进士行列的几乎占全国的一半左右。可以想见当年上海、江苏、安徽的考生长途跋涉风尘仆仆来到南京参加南直隶省科考的规模有多么大。

高墙大院建筑得很有特色，如同一座特制的大监狱，而和监狱比邻的却是作为“天下文枢”的孔庙，南京人称为夫子庙，仿佛和这些文化表征相配套的却是一河之隔的大石坝街，那里青楼林立，脂香粉腻，士子们科举考试结束，就可一步跨过文德桥来到南国佳丽的怀抱，去享受软玉温香的缠绵，这就是才子佳人们在读书做官的同时，去追逐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乐趣。

追根溯源，支撑这座宏伟院墙的基础，就是统摄思想人心的儒家经学理论，而这时却有些捉襟见肘了。自从朱家老四发动“靖难之役”诛杀了自己侄儿建文君臣近万名后，他在儒家读书人的眼中就是“乱臣贼子”。因为他一口气杀了建文帝的老师当朝最最著名的五经博士方孝孺十族之众，足有873人。

有意思的是这本来是一次友好协商，但是气氛却被方老师冥顽不化的态度所破坏。在那场当着群臣面的著名辩论中，方老师义正辞严占尽道德优势，朱老四理屈词穷顿露窘迫丑态，于是一退再退，退无可退时，图穷匕首见，不仅活剐方老师，而且株连十族，祸及门生故友。

开始时双方似乎都引用了《春秋》来各自证明自己行为的正义性，当然以武力进行篡党夺权的家伙在引经据典的时候，显然有些强词夺理，被方老师四两拨千斤稍稍这么一反击，就完全败下阵来。颜面尽失的朱老四恼羞成怒，动了杀心。魔鬼动了杀心，灾难就要降临，面对灾难的方老师却是一个儒家学说培养出来的真正大丈夫，面对死亡脸不改色心不跳，大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显然这种大义凛然使得朱老四相形见绌，反而加深了群臣对他魔鬼加小丑的印象，但是小丑和魔鬼向来不在乎别人的印象和历史的定位，只要统治得力，四海安宁，经济发展，民生安居乐业，发生在建文朝的那场腥风血雨也只不过是历史的瞬间，一切血腥的屠杀会随着历史的推移逐渐被人民淡忘。他们心目中一直认为强权就是公理，Q杆子里面出政权，儒家的仁政理念那是糊弄老百姓的，愚蠢如建文帝师生才信仰这套好看而不中用的东西，就是本朝的八股取士制度也只是手段，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一次性的屠杀，换来王朝的安宁，相对权衡，王朝的稳定是第一位的，人的生命在独裁者眼中也只不过是可以须臾牺牲的蝼蚁而已。

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朱棣准备登基当皇帝了，拟请方孝孺为之执笔起草登基诏书，而老先生却穿着孝服，哭声响彻殿堂。那是对故主兼学生建文皇帝罹难的哀悼，也是对乱臣贼子朱棣的声讨。朱老四漫不经心地引经据典说：“我不过是学习周公辅助成王而已。”

显然在经学知识方面行伍出身的朱老四不如方博士。方孝孺反问道：“如今成王在哪里？”

朱老四冷笑着说“他自焚死了。”

“那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那乱臣贼子无言以对，但是依然保持着风度。

朱老四慢慢走下宝座耐心地劝导说：“这是朕的家事，先生不必操心了。”并急吼吼地叫左右取来笔札恬不知耻地说“诏告天下，朕继承皇位，非借助老先生的生花妙笔不可。”

方博士掷笔于地，干脆对着乱臣贼子边哭边骂：“死就死吧，诏书绝不可草！”

朱老四顷刻拉下脸冷笑着说：“朕怎么可以让你速死，？即便你不怕死，也可不顾九族吗？”

方答：“就是十族又怎能奈何我？”

就这样方孝孺带领他家族和门生故友可以说是一支儒生团队，按照《春秋》的君臣大义慷慨赴死了。朱棣的谋士道衍大和尚曾在送朱老四靖难大军出征前劝阻朱老四：“占领了南京，一定要善待方孝儒，方先生的学问、品德都是非常优秀的，您成功之日，他是必然不肯投降的。杀了方孝孺，从此天下读书种子绝矣。”这是在北平郊区说的话，当时朱老四一口承诺。他实在是轻估了中国儒生对于气节的看重，方孝孺是殉难了，然而千秋忠义的美名却永垂史册。道衍大和尚果然一语成籖。言行刚正，风骨凛然的文武大臣慷慨尽节了。朝中只剩下那些趋炎附势吹牛拍马的不学无术之辈。这一恶果要到后来编撰《四书五经大全》才显示出来，当然朱老四皇位虽然得来不正，也希望天下读书人都能够效忠于他，这一精神武器，非儒家的《春秋》经典不可。

燕王朱老四抢班夺权成功了，诏书不诏书仅仅是形式，只要权在手还怕没有人抱粗腿，他摇身一变成为永乐皇帝。枪杆子夺权的道理，比方老师那些腐儒的道德说教要有用得多，但是统摄人心还是需要笔杆子来润色标榜的。也许从方孝孺的死，看到了儒生们忠义的神奇魅力，他也要将儒家学术用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了，培养自己的方孝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