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涯五十年祭

天棒老头

三十年后同学会。中间是胡老师。

1971年七月，我初中毕业，结束了我的中学生涯。至今整整五十年了。

1966年，我上小学四年级。那年夏天，运动来了，学校停课了，我们就都回家闲居了。

一直在家胡闹到1969年九月，开始复课闹革命。我进入中学，按就近入学的原则，读八中，被分到二连九排，那时学校按部队结构编序。

开学前，我去姐姐哥哥下乡的农村体验生活，到校晚了几天。那时班上是男同学挨男同学坐，女同学挨女同学坐。我到教室就只剩一个座位，旁边是一个女同学，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去坐，自然遭到全体男同学的嘲笑。这对于当时的我无疑是一次严重的心理凌辱。

好在我挺了过来。

那时的教育方针是最高领袖的五七指示，既：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根据这个精神，我们每学期都要学军，主要就是在学校军训。我是班上的军体委员，负责队列训练。我胆子大，声音洪亮，我们班上每次军训成绩都名列前茅。有一次语文老师对我赞叹道：昨天我在改作业，，听见楼下军训口令喊得好有气势，我以为来了新体育老师，探出头一看，原来是你。

这些为我十七岁就去学校当老师教体育打下了基础。

每学期要学工一个月。分别去过红槽房参加修铁路，去探矿机械厂、重纺二厂参加劳动。

记得在重纺二厂织布车间劳动时，织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我们得不停的换梭子。一天八小时，真让人受不了。更夸张的是还得上夜班，夜里12点到早晨八点。很多同学受不了就偷偷到成品库里去睡觉，后来被带队的工宣队师傅发现了，就经常去清理。为了上班不迟到，夜里就去同学马宪华家住，半夜一起去学校集合。

本来剩下的时间就不多了，且读书无用论还盛行，造反派精神还在。多数同学都不认真学习，课堂纪律也很糟糕。负责的老师还管理一下课堂纪律，一些老师管不下来也懒得管，愿意学的坐前面听老师讲课，不学的在后面随你闹。

课程设置方面，有政治课、读报课、语文课、数学课、英语课、体育课等。初二时开了工基课（工业基础，实际就是物理），农基课（农业基础，实际就是化学生物）。

八中毕竟是以前的市重点，老师的水平还是高的，多数老师也是负责的。

初一的数学老师是班主任阮永麟，毕竟班主任的课大家都还是要听话得多，所以学得较好。初二的数学老师是方全儒，她是学校教数学最好的老教师，教得好而且很负责。加之我一直都喜欢数学，附带说一句，小学毕业十年后，遇见我的小学数学老师，她一口就叫出了我的名字。所以在那两年里，文化知识只有数学还真正学了点东西。几年后，我在沙坪坝（重庆市的教育文化区）一小学教初一的数学（戴帽班），全校老师参加教材考试，我数学是全校第一。

英语课两年学了十来课。第一课，毛主席万岁。接下来是我们热爱毛主席，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工农兵最热爱毛主席…………

工基课开了一学期，学习了一点杠杆原理，和电的一点基础知识。

课表上有农基课，但是没开。所以至今我都不认识化学元素符号。

那时每天早晨有半个小时的天天读，相当于后来的朝读课，只不过当时都是用来读毛主席语录。

班主任胡老师那时身体不太好，孩子又小，时常来不了，就让我来组织朝读。初二时我已经是排长了，也就是现在的班主席。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下，没有老师在场，我能把朝读课组织下来，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深得胡老师赏识。

　　

胡老师给我的信

人的一生有几个关键环节，其中一个就是上学时，能遇上一个好老师。在这一点上，我是幸运的。我小学和中学的数学老师都非常优秀，初中的班主任胡世澄老师更是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胡老师本来是西南政法学院的老师，她爱人是文革前西南政法学院的副院长，是重庆市政法界的一个权威人物。WG期间她爱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她也就被下派到了重庆八中。胡老师是在我初二的时候作我的班主任，我是她当班主任时才当的班主席。那时的学生非常的野道。举个例子，我们班同学去白市驿拉练，在回来的路上，和几个社会小青年发生了摩擦，然后就用刀子通了对方。将人家的肝脏刺破造成大出血，幸好那里离新桥医院很近，送去急救，才捡了一条命。由于年龄小，不够刑法处理，由学校处分。一个同学被留校察看，另三个同学被记大过。

要管理这样的同学，对我来说，是个难题。对我的畏难情绪，胡老师大胆的鼓励我，支持我。正由于有她的培养和大胆的放手，使我得到了极大的锻炼。

在后来工作中每到一个单位，都能很快的打开工作局面，和这一时期的锻炼是分不开的。

那时我的学习自觉性和主动性都不太高，胡老师为了提高我，就特意让我和学习委员张勇同桌，让他来影响我。张勇的学习自觉性，学习方法和学习成绩都明显高我一个档次。而且张勇也非常愿意和我交流，帮助我改进学习方法，这使得我学习习惯和学习成绩都有很大的提高。张勇也是八中的子弟，后来也没读上高中，但靠自学78年考上大学，后来在重庆八中做了多年的校长。当我的学习明显提高，以后又把我们分开，让我们分别去影响其他同学。

在临近毕业的时候，学校动员大家去云南支边。当时我母亲觉得那里是部队管理，应该比下乡当知青要好，就倾向于我去。我自己没有明确的主意，但是也写了申请。胡老师知道情况后，就找我和我母亲交换意见，根据她知道的情况，劝我别去，把我挡了下来。她还指望我上高中呢。

1971年秋季开学，胡老师又做了高中的班主任。她到校以后发现自己班上的名单里没有我，就去年级组长那里要求把我调到她的班上去，结果才知道我没有被录取，当她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以后，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90年代初，胡老师又调回了西南政法大学。后来我在重庆日报上看到刊登的一条消息，介绍重庆市十大女性学科带头人，胡老师的名字排在第一位，她现在是教授，博士生导师。

附：胡老师给我的一封信

小中：

你好！

收到你的贺卡很高兴，谢谢！

回忆30年前，你小小年纪担任班主席， 从品德、能力、特别是组织才干，均是很出色的。我们班无论课堂教学或军训都走在前面，也得益于你这个班主席。给我留下了不少美好的回忆 。

我实在太忙，99年以后，2000年可能要忙得好一些，以后有时间再去八中走走。问候你的妈妈。

祝

元旦春节快乐！

胡世澄

98.12.28

三十年后，在母校再操练

到1971年的上半年，各项工作也逐渐走向正轨，学校成立了排球队。八中在文革前就是重庆市的排球传统项目学校，所以八中的子弟都有一定的排球基础。我也入选了校排球队，在这一年的暑期，我初中毕业，同时被选入重庆市中学生排球集训队。在市体委集训了一个假期，准备参加第二年的四川省中学生排球比赛。

当时我对我能不能升入高中心里没底。在市里集训的时候，教练告诉我们，市

教育局和体委联合发了通知，要求把你们这批人都要录入高中。他说你们是重庆市的体育人才，让我们放心的训练。

集训还没有结束，学校高中就放榜了。有小伙伴来告诉我，高中名单里没有我，我当时还不相信。集训结束以后回到家里，发现果真如此。于是便和母亲一起到学校去询问。学校答复，说由于假期期间没有收到通知，领导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要求能不能补录，学校说如果补录会产生很多连带影响，拒绝了我们的要求。

后来了解到具体情况。

当时录取有几个条件：

一是未满16岁，我是四月满的。

二是超龄者如果表现特别优秀。

三是超龄者如果是红五类出身。

当时八中掌权者左得要死，超龄者只录了一个校工的孩子，说是苦大仇深的工人子弟。更恶心的是，我隔壁的吴某还不满十五岁，却因为他父亲是牛鬼蛇神而不录取。他父亲是三十年代的地下党员，后来脱了党，算是有历史问题，WG中被打为牛鬼蛇神。他母亲WG前还是八中的教导主任。吴某小小年纪当知青都不够条件，又不能在家闲着。只好到他姐姐落户的农村去当见习知青。半年后，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他才被歌乐山上的31中补录。再一学期后，转回八中。后来他七七级考入建院，后又考上研究生，现在是重庆建筑方面的专家组成员。他父亲后来也落实政策，成为了离休干部。

也就是说，如果我不是八中的子弟，反而可以读上高中。

当知道这一切都无法改变后，我痛彻心扉地号啕大哭了一场。

我发自肺腑地很想上高中！

可是……

我父母都是大学生，我是家里第三个以初中生学历结束学生生涯的。当时不可能想到后来还会上大学。

不同的是，我哥只上了一年初中，我上了两年，我姐上了三年。还不同的是，从小学到初中，我姐读了九年，我哥读了七年，我只读了六年。

别了，我的中学生涯！

不满十七岁的我，孑然一身的远去大巴山的农村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