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刘凤元叔叔的父女情

孙向科（勿聊拒花）

文字： 孙向科

音乐：《往事》

数月前，一位新结识的朋友得知我与刘凤元叔叔的父女情后，建议我写出来。我说：“去年就动笔了，可一写就哭，写不下。”她正色道：“写不下就停下来，平静了继续写，只有写出来，才是对你刘叔叔最好的纪念。”

我知道，却又迟疑着，因为真的不想回忆！当又一个父亲节即将来临，我终于坐到电脑前。我希望自己这一次能战胜悲痛，也希望将来读到此文的朋友，能理解和原谅我行文可能出现的不顺。

一

要写我和刘凤元叔叔的这一段感情，还得先说说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父亲叫孙希全，原是北京辅仁大学学生，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工作团南下广西，屡建功绩后遭遇磨难转业调岗。

　　(因为一些致命的打击，父亲万念俱灰烧掉了自己所有的照片，这两张因在他工作证上得以保留。)

1962年底他调到广西凌云县，先后就职于农行和糖业烟酒公司。以前凌云县城没人专门种菜，墟日还好，平时就靠街上居民出售一点自留地里的当然供不应求，青黄不接时靠咸菜和豆腐乳下饭是常有的事。后来县里决定把解放街一个生产队改为蔬菜队，组建的工作交给糖业烟酒公司，公司又交给我父亲。父亲直接把家从农行搬到蔬菜队一个叫黄衡山的社员家里（租住其中一间），和这个那个谈心打消社员的顾虑，又天天和他们一起劳动。种菜需要肥料，他就每天一大早提着桶拎着瓢，沿街敲打着催社员起床并带头钻进单位的公厕去收集尿液（当时的男公厕都有一口大缸专门盛尿，种菜种粮都需要肥料，先来先得），他一个相貌堂堂的国家干部，做这件事当然有人笑，你笑他也笑，笑完了该做什么还做什么。有他的带头，社员积极性空前高涨，他又引进新品种，还请来技术员手把手地教，结果是种什么都丰收，一举解决了凌云县城吃菜难的问题，蔬菜队社员的工分值也高出一大截，令其他生产队羡慕得不行。对蔬菜队聪明能干的年轻人，他还特别爱惜，或推荐到公司去工作，或在生活上给予关照。后来他转而负责公司的基建，其中的沙子主要靠街上一些老人和中小学生去河边挖掏筛洗，多的一二立方，少的三五箩筐，冬日冷水刺骨，夏天骄阳似火，父亲怜悯这些老人孩子尤其是山里来的穷学生，收购时从不刁难和克扣，有一个姓万的初中生酷似我舅舅，他还带到家里给我母亲看并留他吃饭。1967年10月29日，39岁的父亲突然病逝，许多群众闻讯失声痛哭，都说那么好的孙同志怎么走得这么早啊！蔬菜队主动参与了我父亲的丧事，女社员全部给我父亲剪纸钱扎白花午饭都顾不上吃，男社员则负责买棺材、刻石碑、做寿衣和洗澡更衣，最后，又集体给我父亲抬棺！因为父亲的贡献和口碑，他获得了在烈士墓安葬的待遇。当时凌云两派势同水火，但在悼念我父亲这件事上，双方居然高度默契，送行的队伍长达两百米，还有许多群众在路边默默垂泪，这在小小的凌云县城，是很少见的。多年后看电影《焦裕禄》中的送葬，虽然场面不及，但阴沉的天空下那种群情悲怆的氛围非常相似。

（父亲去世前一年拍的工作证照。）

我母亲叫张嘉瑜，原在凌云县百货公司工作，父亲去世时她才32岁，我和弟弟才11岁和7岁。母亲也是既敬业又善良，而且是公认的才女。

（后一张是母亲1967年春天拍的，这是她一生最后一张照片。）

然而母亲1968年秋却因出身不好等原因被批斗和强制劳动改造，1969年春恢复工作不久又遭陷害，最终精神崩溃，1970年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锒铛入狱，因证据不足半年后出狱，年底到距县城40多公里位于玉洪公社（现在叫乡）的凌云县白毫茶场劳动，一年后留在那里当会计。

因为所谓的家庭问题，我1968年冬小学毕业就没能上中学，全靠母亲苦苦哀求，才在开学当天拿到录取通知书。初中毕业也是开学一个多月后，县教育局才电话通知我去玉洪公社中学读高中。毕业后1973年10月，我和70多名应届生一道，到母亲工作的那个茶场插队。

1974年春节，县里举办农村青年文艺汇演，节目要求自编自演。自打母亲被批斗后，小学、初中、高中我都不再是宣传队员，但我还是喜欢文艺，所以那次就自创小话剧参加了汇演，结果入选到地区汇演，结束后又到县里各公社巡演。刚回茶场两个月，我就接到通知，到县文艺队参加为期两个月的文艺培训班，培训结束我刚回茶场几天，第二期培训班的通知又到了！也就是说，我在农村劳动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半年！所以，当第二期培训结束我和另一名插友被留下的消息一传出，茶场就炸锅了！那时招工招干当兵读大学的基本条件有一条叫“劳动锻炼两年以上”，何况我们这两个最早离开农村的，又都出身不好，很多人羡慕嫉妒恨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想回去。队领导明确告诉我们：“别理那些流言蜚语！在这里练功不苦吗？下乡演出不累吗？一样是劳动锻炼啊！再说，留你们下来，不是文艺队的决定，不是文化局的决定，而是县常委会上刘凤元政委的决定！”

（图1：第二期培训班结束时全体女学员的合影，另一插友为上排左2，我为左3。图2：我的练功照；图3：后来我在移植革命样板戏《深山问苦》中的剧照。）

就这样，我们留了下来，每月拿24元的学员补助，直到加上插队时间超过两年了，才被文艺队招为正式工人。虽然才过了半年县里又莫名其妙地让我从每月18元的学徒工做起，但回首往事，我仍然庆幸自己能早早离开茶场。我母亲刚到那里的时候，领导和工人对她都非常好，后来换了领导，那人图谋不轨却未能得逞，恼羞成怒便整我母亲，那些大字报虽没点名道姓，但谁都清楚怎么回事，自然是有人同情也有人助纣为虐，如果不是那次文艺汇演我的特长被发现，我再怎么努力什么好事都不会轮到我。我无法想像在那个令人压抑甚至窒息的地方我能坚持多久，而我后来能在恢复高考当年考上大学，跟那几年我在文艺队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有很大关系，而文艺队在舞蹈，戏剧，文艺创作等方面对我的训练，也让我终身受益。

刘政委的毅然拍板，为我大门紧闭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窗。

二

刘政委是1971年3月调来凌云的，当时军队执行“三支两军”，他是县武装部政委兼县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他是北方人，作报告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因我父亲也是北方人，听起来便特别亲切。当时我在县中即将初中毕业，那时县城新来什么人大家都很关注，武装部政委当然更是如此。刘政委给我最初的印象除了口音好听口才厉害（他讲话很少念稿）之外，就是不那么强调斗争了，大礼堂也还经常开会，但不再像从前，今天批张三，明天斗李四。此前凌云许多干部非正常死亡，他们的遗孀生活异常艰难，刘政委就指示给予经济上的扶持。秦美珍阿姨是我家在商业局大院的邻居对我很好，母亲下放后我仍经常去她家，她没文化，听说刘政委是好人就让我帮她写申诉信，还真拿到了孩子的抚养费，后来她又要求调回桂林老家，也在刘政委任内得到批准。那几年，许多靠边站的干部都得到了安排，我母亲对下放一年就恢复工作也是特别地感激。

（刘政委初到凌云时下乡了解情况。）

　　

在玉洪公社两年，我也曾见过刘政委。那次我从中学回茶场，一群人陪着他在路边的山坡上检查茶叶的生长情况。前一年，茶场采用了秋天把茶树剪得很矮的新技术，结果第二年临近清明，茶树还是光秃秃的。当时刘政委一脸痛惜地叹息：“伤元气了！伤元气了呀！”不过，若干天后这些茶树便全身长满嫩芽，一株株都像撑开的绿伞，茶工们加班加点都摘不及，想到那一天刘政委的表情，我曾想若他现在来，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1972年刘政委到伶站公社检查工作。）

那几年，刘政委和其他县领导把主要精力放在改变凌云的落后面貌上，凌云一个百万立方库容的土坝工程水库——坡脚水库开始兴建。1973年上半年高中毕业前夕，我和同学们曾到那里劳动了10天。还真像《新闻简报》中看到的那样，红旗招展，烟尘滚滚，这里那里不时发出炸山的巨响，高音喇叭从早到晚都在鼓劲，大坝上碾土机不知疲倦地转来转去，推着小车挑着泥箕的人密密麻麻一路都在小跑，虽然很累但大家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憧憬着凌云美好的未来。那一次，我被评为积极分子，拿回一张奖状，那是父亲去世后我第一次获得荣誉。

（上图：1972年，刘政委在坡脚水库的勘查中。下图：1973年，刘政委在坡脚水库劳动，那时领导参加劳动都是实打实干到收工的。）

到文艺队后，我见刘政委的机会就比较多了，而第一次，就是在坡脚水库！

1974年7月9日凌晨，大坝填土工作还没完成，一场暴雨铺天盖地而来，接着又阵雨不断。暴雨过后，山洪暴发，水库内的水不断上升，混浊的洪水不停地拍打着土坝，如果漫过大坝，大坝转瞬间将被冲垮，洪水咆哮而下，下游的县城和村镇乃至百色、南宁这样的城市都要遭遇灭顶之灾！那几天，县城的青壮年全上了大坝！开始，我们没日没夜地冒雨挖土挑土，但那些泥浆般的土倒到大坝上根本没法压实，土坝增高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水线的上升！当时也打开了大坝右侧的泄洪渠，但那条匆匆完成的土渠哪里受得了汹涌的洪水冲击？内墙崩塌使它越来越宽，如果控制不住，很快就会从侧面袭击大坝，大坝最终也会因不断坍塌而全部垮掉！可怎么堵呢？刚开始是调集了粮食局所有的麻袋，装满土扔下去，可扔一个冲走一个，后来改为用楠竹编成的大竹笼装满石块扔下去，也是稍作逗留便又缓缓地消失了！

那天，整个大坝都静了下来，我也赶到了泻洪渠边，那里站了几百号人，都满眼血丝一身疲惫而束手无策。关键时刻，刘政委站了起来！他环视周围一圈，慢慢地说：“同志们，我们下去吧！”随即缓缓脱掉上衣，滑进排洪渠口！书记带头，在场的县领导也下去了，在场的男人都下去了，大家互相搀扶紧紧抱成一团，硬是用血肉之躯减缓了洪水的流速，排洪口的内墙坍塌暂时得到了控制！亲睹那个场面，我非常激动。当时由样板戏拍成的电影《龙江颂》有一段干部群众一起跳入江中堵洪水的场景，没想到生活中我也看到了！直到去年读刘政委的孙子刘镓煜2013年参加全国中学生征文比赛写的文章，我才知道当时刘政委其实是在加尤公社检查工作，听到水库的险情后马上坐了30多公里的拖拉机赶来亲自领导抗洪保坝的工作，7天7夜，他一直在坝上，困了就坐着打一会盹，大家都劝他到指挥部休息，可谁都劝不动他。

坡脚水库的险情得到了自治区领导的重视，抗洪物资从南宁、百色等地运到了抗洪现场，技术人员也从各地赶到。群策群力，坡脚水库最终转危为安。后来看内部片《河南大水》（也是1975年土坝被冲垮），如果不是刘政委身先士卒且多方联系争取援助，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虽然我再没去过坡脚水库，但那天他一脸憔悴滑进渠里的场景，什么时候想起来我都还是心潮起伏！

三

除了坡脚水库那一幕，刘政委令我难忘的还有他的捡牛粪和好脾气。

刚到文艺队，我就听说过刘政委经常一大早就在县城周边捡牛粪然后倒入附近生产队的肥料坑的事。有一次我们清早出发下乡演出，那天大雾弥漫湿气很重，从县城到水源洞那段公路静悄悄的。隐隐约约有个人影由远而近，我们几个挨得近的定睛一看，几乎同时“啊”了一声。那是刘政委啊!只见他裤腿卷得高高的，挑着两只箩筐都满满的一担牛粪，新鲜的牛粪很重，所以他军装全湿了一头的汗显得很疲惫，我们都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刘政委在农业学大寨的积肥活动中。）

刘政委说话调门不高慢条斯理的，他经常在大礼堂做报告，对一些不良现象也会提出批评，但从没疾言厉色公开斥责过谁。最典型的应该是1975年春节那封电报了。年前，我们按自治区的统一部署到南宁学习样板戏，原计划是学完后就地放假，各回各家，已有两年春节没放假了，计划是得到县革委会批准了的。然而20多天过去学习即将结束时，风云突变，上级要求过革命化的春节，县里改变主意，要我们回去大造革命舆论！凌云文艺队绝大多数是外地人，大家都归心似箭，尤其是7个家在南宁的，这些天加班加点学习排练连周末都连轴转，现在到家门口了还不能进，真的没法接受！领导也想不通，几次打电话陈述理由。最终刘政委出面了，他那封长达250个字的加急电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设身处地语气诚恳，听罢大家都心软了，最终绝大多数打马回朝。为此，刘政委在体育场演出前的讲话里表扬了我们，节后又专门到文艺队开座谈会感谢大家，当年文艺队还被评为先进单位。如果是另一位领导，而那位领导采用的是批评和威胁的方式，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刘政委调离凌云后有些闲言碎语，比如说他建水库是劳民伤财，他一大早去捡牛粪是表演。我很困惑。当时全国都在大搞农业基本建设，大石山区的凌云是“无雨三日旱，一雨便成灾”，建水库没错啊，差点出事也不是他造成的啊！捡牛粪一天是表演，4年时间只要不出差不下乡不下雨都去捡，还是表演吗？

（上图：刘政委检查水果种植情况。下图：刘政委慰问农村孤寡老人。）

当时，县城几条街的居民大多是农业人口，也许因为人民公社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那时开会学习、民兵训练和排练节目都一样计工分）的大锅饭越来越令人心寒，也许因为对“农”和“非农”不同待遇有看法，县城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是不太高的，不少人出工不出力（如讲得不对，请凌云的父老乡亲原谅，因为我丝毫没有责备的意思），田不多，但春天要帮，夏天的“双抢”（抢收抢种）更要帮，都是各单位和学校全民出动。不帮，没有收成国家要救济；帮，又影响正常的工作和教学，而且大有越帮越懒的趋势（我父亲生前组建的那个蔬菜队，也因收成越来越少质量越来越差而转回种粮食）。我以为，刘政委是想以自己的行动感化和带动群众穷则思变发奋图强。有没有作用呢？在当时那个大环境真不好说。但日久见人心，我听到的更多的是对刘政委的正面评价，包括他4年多走完凌云1个镇6个公社的74个大队（当时公路只通到公社，几乎所有的大队都是靠“11号汽车”翻越崇山峻岭才能到达）；包括几百名三级干部他第二次见面都叫得出名字；包括到处求钢材求水泥求炸药修建难度特别大的城逻公路……刘政委在凌云4年半的工作肯定不会是尽善尽美，但确实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他调离凌云后，许多干部群众都怀念他，他每次回凌云也都得到真诚的欢迎。

（上图：刘政委在城逻公路工地上。中图：1975年7月欢送应届高中毕业下乡插队。下图、刘政委与县委全体同志合影。）

四

　　我1974年5月进县文艺队，刘政委1975年12月离开凌云，1年零9个月，一个是日理万机的大领导，一个是寂寂无名的小演员，我们没有任何私交，唯一的记忆是1975年春节后文艺队那个座谈会，结束后他微笑着跟所有的人握手也跟我握了一下。

然而调到百色后，他居然给我写了一封信，鼓励我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我很意外也很感动！但回信后刘政委没再来信，我也就到此为止。

以后，我们到地区参加文艺汇演，他到住地探望过我们，队领导也领我们到地委去拜访过他。那时他已经脱下军装，但温和依旧，每次见他都如沐春风。

1977年夏天，长期的精神折磨让我母亲再次崩溃。和上次一样，她从隐忍到爆发，不停地向上级投诉茶场领导的经济问题、作风问题以及对她的迫害，写信不见效，就把大字报贴到了县委，但说法越来越离奇！县里派人下去调查，自然很难甄别，那她是不是病呢？想置她于死地的人一口否认，同情她的人又不敢说，于是，那个国庆节，县组织部把我叫去，非常严肃地通知我马上要开展对我母亲的批判。之前我已经发现了母亲的病态，向组织反映过并请求让她换个单位但未能如愿，这次为了保住工作，为了还在插队的弟弟，我不敢再说真话，还违心地写了划清界限的保证书。然而，全文艺队推荐的生产标兵到县里被刷了下来，高考成绩超过广西大学分数线，档案也没送上去，如果不是教育局同情我的老师偷偷告诉我，我还以为自己是真的没考好。直到1978年4月底扩大招生，我才收到百色地区师范学校中文大专班的录取通知书。我努力学习，3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分配到百色高中这一自治区重点高中。这其间，看到全国许多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我鼓起勇气为母亲争取到去精神病院治疗的机会（母亲被确诊为忧郁型的偏执症）。一毕业，我马上结婚把母亲接到身边并让她提前退休，希望能给她一个安宁的晚年。然而，精神分裂症极易复发，1982年8月28日，以过我的生日为由离开医院的母亲最终以自我了结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

那段日子，我刚做母亲，失母之痛让我乳汁枯竭形销骨立。我也曾经是一个有父有母的幸福孩子，然而11岁失去父亲后，我一直被当成另类饱受歧视，当我咬紧牙关奋斗到苦尽甘来的时候，母亲又走了！

那是一段伤心欲绝的恍惚时光，在他人的提醒下，我才得知读书前已有几年工龄的我其实不应再有试用期，便写了申请去地委。从进校读书到出校任教，在百色呆了5年，我没找过刘政委，即使几次到地委有关部门为母亲请求平反，我也没去找过近在咫尺的他。这一回也没有，但我们在办公楼的过道相遇了。他一怔，要我到他办公室坐一坐。那时，他是地委宣传部部长。

其实一见他，许多往事涌上心头，我的喉咙就已经发哽，现在，坐在他的对面，我的眼泪一下子无声地涌出，我不停地擦拭，却怎么也擦不干！

刘政委也什么都说不出来，我不敢看他，他也不敢看我，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坐了许久。终于，他问我来地委的目的，我说了，他便说把申请给我吧，我替你送过去。不久他回来了，说这事百高确实弄错了，人事局马上下文给你补发工资，回去等消息吧！

后来，几经周折，凌云县终于推翻所有强加在我母亲身上的不实之词，拿到平反证书后，我去地委告诉了刘政委，并说我父亲去世之后斗批改时有人贴大字报说他是大右派，但我母亲却说没这回事。我想回凌云去翻阅父亲的档案，如果真是右派，我也要为他争取平反。

刘政委稍作思忖，说一般人是不能翻阅档案的，我正好要回凌云出差，我帮你查查吧！

几天后，刘政委电话要我过去，他拿出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笺，从我父亲姓名籍贯出生年月日说到大学名称入伍时间工作简历，明确告诉我，父亲不是右派。“但是“，刘政委的神情变得凝重，”你父亲因为剿匪时杀错人曾被革职降级和开除团籍，后来他再一次入团，又因没有揭发你当过国民党大官不过那时已经去世的爷爷而再次被开除团籍，为此他曾服毒，自杀未遂。”稍停，刘书记长叹一口气道：“开除团籍后再次入团，这种情况不论从前还是现在都极少，说明你父亲是积极要求进步工作非常努力的，但是——”他话题一转：“向科（以前他总叫我“小孙”）啊，以后别再叫我刘政委了，我比你父亲小几岁，叫我刘叔叔吧！”

（左一：脱下军装的刘叔叔。）

五

　　此后，我忙于教学忙于家庭还忙于读本科函授，直到1985年2月，听说刘叔叔赋闲了，我才匆匆赶去见他。那是我第一次去他家，第一次接触他的妻子汤阿姨。

　　刘叔叔气色不是很好，但他很坦然。他说：“拖了那么多年才处理WG遗留问题，群众有怨气有的事情过去多年以讹传讹，我理解，我相信组织会调查清楚的。谢谢你来看我。”

不久，我收到刘叔叔的信，他已经调到自治区党校了，那是我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我又一次感动。1975年离开凌云踌躇满志，刘叔叔给我写信；10年后离开百色心怀委屈，刘叔叔依然给我写信！

不过，我还是没有刘叔叔写得勤。不仅他给我写，他的小儿子刘峰也给我写，说刘叔叔在家里经常提到我，要他们兄妹仨向我学习。

1987年，刘叔叔转任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他给我写信，说百色是你的伤心之地，你既然想离开，就把简历寄来吧，我帮你联系。

我寄去了，但并不抱什么希望，因为没有充足的调动理由。

次年，我在百色遇到一位凌中的校友，她现在南宁某中学任教。一见面，她就直截了当地问：“你和刘凤元什么关系啊？他居然拿着你的简历一个中学一个中学地跑，问哪里需要语文老师！”

那一刻，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以为他会找一些关系帮我，没想到用的是这样一种方式！

暑假，我去南宁。其实南宁有我母亲的亲戚，以往我都住那里，可一见到刘叔叔，他就以不容商量的口气说：“孩子都不在家，家里宽敞着呢，住下吧，上哪儿办事都方便，还可以给你汤阿姨作个伴！”

那年秋天，我弟弟到广东闯荡，最终在深圳落下脚来。来年春节，我们一家过去团聚，觉得深圳不错，便有了也去那边发展的想法。我将此事告诉刘叔叔，请他不要再为我调南宁的事费心了。

那时，我丈夫在自治区总工会百色地区办事处工作，一天，他遇到地委管组织工作的党群副书记、刘叔叔过去的同事吴汉，吴书记说：“小李啊，你和刘凤元同志什么关系啊？你的调动报告我还没见到，他的信就到了，说如果有一天李右江打报告要求调动，要我务必帮这个忙呢！”

听完丈夫的讲述，我又一次呆掉！刘叔叔这么做，事先没有告诉我，事后也没说。

刘叔叔这样做对不对？如果站在党性立场上来看，可能不妥。但他深知WG对我和弟弟的伤害，他这样做，是希望我们这对历尽劫难的姐弟能抱团取暖不再分开啊！

（我和弟弟。弟弟孙向学在广西已著述颇丰，到深圳仍笔耕不辍，若干年后成为国家一级作家。）

1992年4月，刘叔叔升任管理局局长和党组书记。不久，因工作繁忙，他突发脑血栓，住院治疗了！

接到刘峰的信，我赶紧寄了点钱去，学校一放暑假又马上去看他。

见到我，刘叔叔别提多开心了！

他走路、说话都不利落了，但抖抖索索地，他拿出厚厚一叠小学生的作业簿翻给我看，说他从1+1学起，从人、大、米、土练起……

凭着顽强的毅力，刘叔叔的身体奇迹般康复。直至1993年8月离休。

六

我和丈夫分别于1992年底和1993年初调入深圳新成立的龙岗区，新区需要人才我们也有一定的才干，丈夫是1994年初便恢复了副处级别，我则于1996年初从副科破格提拔为副处，担任龙岗区某镇委宣传部长（刘叔叔的老本行），后来又任区文体局副局长。我们都是工作狂，退休前并不常回广西，但每次回去，我们必定去探望刘叔叔和汤阿姨。他们也总是欢天喜地把我们当成远方归来省亲的儿女。

（图1：我任镇委宣传部长时；图2：我任区文体局副局长时；图3：我带团到墨西哥参加国际民间艺术节；图4：我任区妇联副主席时；图5：我在接待罗马尼亚来访的国家妇女部部长。 ）

就是在这一次次的省亲中，我见到了他们的子女：在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上班的刘杰，大学毕业后分配浙江杭州工作的刘瑛以及后来定居加拿大的刘峰，他们都非常尊重我。聊天中我才得知，刘叔叔对家人非常严格，汤阿姨三次分娩，他都不在身边。按政策，刘叔叔调南宁时汤阿姨是可以随调的，当时也有单位愿意接收，但刘叔叔不想给组织添麻烦，继续让她留在百色农资公司驻南宁办事处直到退休，结果企业的退休金低不说，这个公司后来也黄了。刘杰从外省重点大学毕业回到广西，被分配到工作和生活条件都相当艰苦的大化水电厂，刘叔叔不闻不问，3年后才找人把刘杰调回电力局劳资处，又过了3年，区党委要搞办公自动化和计算机网络，他才举贤不避亲地推荐了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刘杰然后让他自己去联系。刘峰大学毕业回到南宁，工作也是刘杰这个哥哥去跑。父亲对他人比对家人更热心的做法他们最初也不理解也闹过别扭，所以，他们都半开玩笑地说：“向科大姐，我爸对你可比对我们全家任何一个人都好呢！”也许这样的严格更能激励孩子的自立自强，刘杰在区党委就干得很出色，2014年获广西五一劳动奖章，2017年又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今年又升至二级巡视员，父子两代都是厅级干部，真是虎门无犬子啊！

（我们在南宁的合影，还有一些，因硬盘损坏找不到了。上图：我们夫妻与刘叔叔汤阿姨，小孩是刘杰的儿子刘镓煜，现为中国科学院软件所研究生。中图：我们和刘杰两家人。）

不回去的春节，大年初一我肯定会给刘叔叔电话拜年。一听是我，他的声音会从悠长一下变成急促：“是向科吗？你在哪儿呢？”当我说出“刘叔叔，我还在深圳”时，“哦——”那边的声音又沮丧地拉长了。

他依然给我写信，说自己的工作、身体和家里的广西的情况，也经常鼓励我。他的信我都珍藏着。2011年退休后我决心轻装上阵过好后半生，于是烧掉了上百本荣誉证书、多年来学生给我的几百张贺卡以及所有亲戚朋友的信件。刘叔叔的信我犹豫过，最后还是烧了，只留下1991年他寄给我的几个首日封及1993年春节的贺年卡。

刘叔叔还给我寄四野广西工作团的通讯录、回忆录、纪念章等等。我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他是希望我能永远记住父亲，做一个革命军人的好后代。因觉得记在心里就可以了，这些物件前几年我也烧掉和销毁了。

我曾困惑刘叔叔在我没有寻求他帮助的情况下何以对我那么好，大约2013年吧，我终于提出这个问题。那天刘叔叔的回答让我的眼泪差点掉了下来。他说：“我不认识你父亲，但我们都是四野的兵他是我的战友，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有责任帮助你。”

提起他拍板特批我留在凌云文艺队的事，我问他当时有压力吗？他说：“没有。其实其他县领导对你父母的评价都不错，我就是从他们那里知道你是南下干部的遗孤的。当然你自己表现也好，我看过你几次演出，很有天赋进步也快，凌云文艺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后来你到师范读书到百高教书我都打听过你的表现，虽然从小没有父亲，母亲又病成那样，可你一直自强不息，不容易啊！”

刘叔叔对凌云感情很深，离休后经常领着一群老同志回凌云考察，献计献策并主动作县领导和自治区领导的沟通桥梁给凌云更多的政策倾斜。我对凌云也很有感情，曾跟刘叔叔说退休后要回去，按当年下乡演出的路线，走完凌云的山山水水（现在凌云村村都通公路了）。当时刘叔叔两眼放光，孩子般央求我：“向科，到时你能不能也带上我？”我当然说能。然而，有的事是做了终生后悔，如烧了刘叔叔的信；有的事则是没做后悔终生。2011年我退休后，一来刘叔叔身体不是很好（他在自家的楼梯就摔了两次），二是我满世界跑的脚步总停不下来，所以走完凌云的美好计划至今没能实现，而刘叔叔却再也不可能跟我回去了。

（刘叔叔离休后回凌云和百色及与在凌云工作过的老同志的留影。刘叔叔的老照片均由刘杰提供，特此感谢！）

不过退休后我几乎年年都回广西，也都去探望刘叔叔。他开始是患上帕金森行走不便，而很多老朋友也走不动了，寂寞的他看到我总是欢喜得嘴皮子哆嗦。他主动要求唱京剧给我听，还给我讲了许多凌云的人和事。他真的很善良，看人有困难总想帮忙。不过他还是有底线的，比如原凌云中学革委会主任张某某刑满释放后找他想翻案，刘叔叔说：“我告诉他，如果你经济上有困难，我可以帮你反映争取解决，但你想翻案，凌中被打死的袁校长能同意吗？其他被打死整死的教职员工和那么多被伤害的学生能同意吗？”

因为汤阿姨一个人忙不过来，家里挺乱挺脏的，我就帮着收拾厨房，清理洗手间，希望能给两位老人好一点的生活环境。不过，我更多的是陪伴刘叔叔。我会用尽全力脸贴脸地把他从沙发上抱起来，教他作操，牵着他的手领他上厕所，为他系裤带。为给了我那么多父爱的刘叔叔做这些，我非常自然，而刘叔叔也总是很乖地任我摆布。不过渐渐地，他不仅颤抖，说话和记忆都不太行了。好在汤阿姨终于接受了我和刘杰兄妹的建议，请了一位韦阿姨来帮忙，后来又住进了江滨医院，治疗上有了更好的保障。

2015年3月，刘瑛和刘峰相约回到南宁，姐弟俩陪着父母到香港和澳门走了一趟，让他们了却看一眼回归国土的心愿。回到深圳当然由我安排，可惜刘叔叔最初已经认不出我了。我满面春风心里却很苦涩，自责为什么不知道刘叔叔有这个心愿？那么多年，为什么没把刘叔叔汤阿姨接到深圳来玩几天？

（刘叔叔在我家）

2016年春节我和丈夫回广西过年。那次有许多事要办，本来不打算去看望刘叔叔了。但回程接近时，我越来越不安，我跟丈夫说：“去吧，见一次是一次了！”当我们再次走进江滨医院那间病房，插着输氧管的刘叔叔真的认不出我也讲不出话了。我伏下身子，把脸靠在他的胸口，心里有说不出的哀伤。忽然，仿佛有心灵感应，刘叔叔的呼吸急促起来，他紧紧攥着我的手，泪眼迷蒙地盯着我……

不久，刘叔叔转到区人民医院的ICU。后来两次再去南宁，刘杰都说刘叔叔一直昏迷不醒，探视很麻烦也没必要了。

七

2019年3月29日下午，我刚接完一个电话，手机又响了！刚听到那句熟悉的“向科大姐”，我就急促地说：“刘杰你好！你爸爸去世的事我知道了，请节哀顺变！我明天就回广西，到时再联系！”

次日傍晚回到南宁后，我马上去七星路区政府干部宿舍，本想多安慰汤阿姨几句，但一见面她就说：“都解脱了！我解脱了，你刘叔也解脱了，大家都不要难过！”这让我的心略略好受了些。刘叔叔的送别会要到4月3日上午才举行，按他生前意愿，通知的范围很小，汤阿姨和刘杰都劝我不必去了。我的回答是：“不，我是一定要去的！”

4月3日，说是小范围，但闻讯赶来送别刘叔叔的人还是很多。有的父母去世了，子女久闻刘叔叔的为人，依然赶来。我为刘叔叔和汤阿姨深感欣慰。

“……刘凤元同志……于2019年3月28日21时在南宁逝世，享年88岁。”

“1932年9月出生，河北安新人，1949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到广西工作以来，求真务实，脚踏实地，为广西地方建设和机关事务工作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作风优良，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上作出了表率。他坚持原则，为人正直，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得到了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

送别会上，我一面听着刘叔叔的生平介绍，一面目不转睛地望着刘叔叔。他肤色红润，神情安详，覆盖他的那面党旗，像一片火苗，映照出刘叔叔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说刘叔叔平凡，是因为他并非先知先觉和反潮流英雄，WG时期，他无法完全跳出极左路线的框架，在任期间，凌云也做过诸如“割资本主义尾巴”之类伤害群众利益的事；说他伟大，是因为在那个动辄上纲上线的年代，他以他的悲悯情怀和博大爱心，或公开或私下，拯救了许多干部群众，保护了许多像我这样的孩子。他的人性光辉，在那个漫漫长夜，给那些被打落冰河的人光明和温暖，并给予了他们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送别结束后，刘叔叔一家向我表达了感谢之情，刘杰说我多年来对他父亲那么关心和照顾，是特别重感情的人。我说：“是你爸爸关心照顾我在前啊！”他说他爸爸帮过很多人，但并非每个人都记得。刘瑛则哽咽地说她非常惭愧，“我是亲生女儿啊，可关心照顾父亲还不如大姐您！”汤阿姨则真诚地说：“这些年你对我们确实是真心真意的，以后回南宁，就还到家里来住啊！”

回程的高铁很安静，微闭着眼，我突然轻轻哼起了《酒干淌卖无》。“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这首歌以前经常唱，都是唱给我父母的。然而今天，我想唱给刘叔叔听。

那些天，我数次哽咽，但真没流过泪。此时，在高铁上，泪水却下来了，它缓缓地沁湿眼帘，凉凉地流过脸颊，濡湿了我的前胸，怕人看见，我扭头看窗。窗外，甘蔗成林，水田如镜，八桂大地，春色又新。恍惚间，铁流滚滚，大军南下，瘴气弥漫，暗箭难防，两个年轻的战士持枪跃马，奋力杀敌。顷刻，硝烟散去，陇亩纵横，山重水复，百业待兴，他们一个提着尿桶，一个担着牛粪，并肩而行，越走越远，最后，一起融进了天边的云彩......

“爸爸——”，我轻轻唤了一声。

——写于2020年3月，完成于202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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