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司令孙麻子（徐青美篇255）

徐青

“文革”时已记事的湖北枣阳人，没有不知道孙司令的。孙司令名叫孙长学，外号“孙麻子”，枣阳城东八里蒋庄人。

孙麻子的名字如雷贯耳，可惜我一直还不认识他。只听说，他长相不俗，身材魁梧，脸上有几颗浅显的麻点。决定写这篇文章时，我在他一位朋友的陪同下特意到他家里和他见了一面，我将听到的有关他的很多传说择要讲给他听，也听他谈了不少，不知不觉两人交谈了一上午。这篇文稿写起我又和他见了一面，两人面对面又谈了一个下午。我仔细观察，他脸上一个麻点也没有，不知怎么有了“孙麻子”这一绰号，并且这一绰号声名鹊起。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九六六年，孙长学是枣阳一中正在准备高考的应届毕业生，他准备报考的大学是广州美术学院，校方已安排人来学校和他见了面。孙长学在同学中是很出众的，他不仅画画得好，还写得一手好字，学习上各科成绩也好。每次学校的文艺联欢会，他和一位同学联袂表演的相声是必不可少的节目。那个时候，每年能考上大学的很少，一个班只能考上个把两个。那时的孙长学，不仅在班里就是在整个年级也是凤毛麟角。直到现在，他的很多同学们，对他还很钦佩。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孙长学的历史肯定改写。孙长学自已，还有很多了解他的人都说，是文化大革命葬送了他。

文化大革命的狂飙，使孙长学一夜之间，从一个高三的在校学生，变成了枣阳最大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的司令。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他的名字很少有人叫，人们都习惯称他孙司令。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他又成为枣阳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他虽然是革委会副主任，但由于他是造反派的最高领导，又是第一副主任，在大部分时间是造反派当家的“文革”期间，他长时间在枣阳呼风唤雨左右局势，有些时候他实际上是枣阳的最高领导人。

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使孙司令已有的才华得到了充分展示，还开发出了他的演讲才能和组织才能。盛夏的一天晚上，他站在枣阳城大十字街一张方桌上，一手拿着话筒一手插腰，光着膀子没要稿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四周无数听他演讲的人，手指着他互相介绍说：“站桌子上演讲的人就是孙司令。”他那时，也就是十八九岁。他那次演讲的一些经典名句，当时很快在枣阳城乡传开。很多人知道文革开始的那一年，枣阳是64万人，就是从他这次演讲中多次说过的，“我们64万枣阳人民”一句中知道的。

孙长学的外号“孙麻子”，在枣阳的响亮程度，一点不亚于孙司令。不仅他的对立派这样称他，老百姓们当时都这样称他。“文革”造反派战胜保皇派后，造反派中又出现两派时，他领导的一派，被称为“麻派”。最终，“麻派”又战胜对立派“瞎派"。他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后，虽然很多人改口称他孙主任，但过去从风雨里一起冲杀过来的战友们，当面还是称他孙司令，背后则称他“麻哥”，也有资格老的称他“麻子”。

孙司令抓革命很有魄力，哪里的革命运动上不去，只要孙司令“孙麻子”到那去了，那里的革命形势一定会势如破竹。红极一时的孙司令，一度外出时身边有八个带枪警卫走哪跟哪。枣阳城乡，若哪家的孩子夜哭闹人哄不住时，只要喊一声“孙麻子来啦！”夜哭的孩子，会当即止住不敢再哭。

“文革”十年，孙司令不仅威风八面，而且风光无限。孙司令娶的老婆，是当时枣阳县广播站的播音员黎新梅（化名），号称枣阳第一美人。黎新梅也是“东方红”的造反派，和孙长学是同学，开始在“东方红”总部当播音员，县广播站恢复后自然成了县广播站的播音员。两人自由恋爱结婚，棒打不散。“文革”结束，孙司令先是被隔离审查，很快被定为“三种人”逮捕入狱。被判刑坐牢时，孙司令想到黎新梅还年轻，劝她趁早离婚改嫁算了。黎新梅坚定地回答：“你坐一年我等你一年！你坐十年我等你十年！你坐一辈子我等你一辈子……”两人挥泪而别。

孙司令入狱坐牢，思想不通，情绪抵触。态度不好不说，又被发现新的打砸抢罪行，“文革”期间在他组织指挥的武斗中，造成多人被打死打伤致残，10年刑期满后又被加刑10年。当黎新梅找他在离婚书上签字时，他心里虽不愿意，但看在夫妻一场和儿子的份上，还是当即签下了同意。很快黎新梅和老李（化名）结婚，再婚后的黎新梅和老李没再要孩子，老李把孙长学和黎新梅的儿子当亲生儿子看，黎新梅做主将儿子随老李的姓起名上户口，从小到大老李待儿子胜过亲生。儿子高中毕业的这年冬天，老李的老部队正巧来枣阳接兵，接兵的领导又正好是老李的战友。老战友相见，分外亲热。当老李提出想把儿子送到老部队当兵时，老战友爽快地表态说，只要身体和平时表现合格，把儿子带回老部队当兵没问题。于是，孙司令的儿子顺利当兵到了部队。

孙司令刑满从监狱出来时，昔日的威风再也看不到了，人们似乎把他忘记了，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吃饭问题。找份工作看来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单位敢接收他。上高中时，他画画得好，在学校很有名气。但水平远没达到专业的水准，画家更谈不上，靠画画谋生糊口显然不行。登台当演员去说相声，他的功力也还差点火候，更主要的是他的地位低，没有起码的平台。干其他的既没有门路也没有专长，他只好跟别人一起，在城里的建筑工地上，东一天西一天做临工。做了一段时间的临工后，他专选择挖地脚的活儿做，他觉得挖地脚最适合他，不登高周期短来钱快。每领到工钱，他就和工友们凑份子，找个小酒馆痛快地喝一顿。喝醉酒了，有人喊他孙司令时，他“嗨嗨嗨”一笑。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干什么。

孙司令刑满从牢里出来时，一个关系好的牢友特意找到他，委托他出去后经常到他家看看。说他的刑期还长，最放心不下的是家里年轻的妻子。

这天，孙司令换了一身新，按朋友说的地址姓名找到了他家里，朋友的妻子盛情款待了他。完全出乎意料，小娘子不仅人长得漂亮，还做的一手好茶饭，伶牙俐齿做事麻利。

孙司令是出了名的铁嘴，虽是从牢里出来的人，由于在里面坚持看书看报看新闻，在小娘子面前一点不怯场，谈古论今头头是道。听得小娘子目瞪口呆，时不时，看着眼前的孙大哥眼睛发直。你有情我有意，一来二去两人产生了感情。当小他17岁（也有人说是小19岁）的小娘子提出两人结婚时，孙司令却有些犹豫了。俗话说，“能穿朋友衣，不占朋友妻”，两人年龄也相差悬殊。孙司令担心和朋友的妻子结婚了，朋友出来了要找他拼命。

小娘子看孙大哥，犹豫不决面有难色，坚定地对他说：“我和他离婚有一百个理由，他同意不同意我说了算。我先离婚再结婚，合法合情，谁也干涉不了。”

说来奇怪，在孙司令之前，向小娘子献媚、打他主意想勾她的人不少，小娘子都没看上。丈夫坐牢走后，她严守妇道，白里勤谨干自己的工作，夜里早早闩上门睡觉。为防歹人，每晚入睡前都在门后放一个粗木棍。见到孙司令后，她不仅动心了，还很快下了决心要和他结婚。

孙司令看小娘子，态度坚决情真意切。又如此这般地给他交待一番，小娘子去牢里找他丈夫办离婚手续动身前，孙司令又反复叮嘱他，一定要照他说的办。小娘子叫侯光荣，经双方的熟人徐凤玲出面做媒，两人办理结婚证后明媒正娶结为夫妻。

孙司令结婚后，人一下子精神了许多。不光继续挖他的地脚，在媳妇小侯的鼓励下又种了三亩地，还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开垦了两块菜地。少量的留下自己吃，大部分托嫂子拉到街上换钱。他还养猪养羊，喂鸡喂鸭。媳妇给他做的鞋，他穿在脚上比花钱买的皮鞋穿着还舒服。每天晚上，媳妇还给他弄两仨个可口的菜，让他喝两盅。出出进进，长学长长学短地叫个不停。像天下所有的农民一样，他日出而耕，日落而息。别人家的“半边户"，是男的拿工资女的是农民，他家却是女的拿工资男的是农民。两人虽是半路夫妻，却十分恩爱。小日子过地红红火火，舒坦自在。

一天，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人，一路打听来到了他家门前。刚进院，就扯开嗓子喊道：“孙麻子——你给老子出来！”

孙司令从屋里一出来，就认出对方是自己过去的牢友，坐牢时的小老乡小老弟。他笑脸相迎，上前请他进屋喝茶。谁知，对方突然从怀里摸出一把菜刀，二话不说呼地向他砍来。孙司令头一偏，侧转身拔腿就跑。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撵。村前村后，喝喝叫地撵了三圈后，后面追的和前面逃的，都有些体力不支了。孙司令一面向他赔不是，一面向他解释说明情况。

孙司令的哥哥和嫂子们，看到有人拿刀子在撵他，有的掂着扁担，有的握着锄头，都从屋里跑出来了。村里的干部和老辈人们，担心村里出人命，也都出来了。大家上前，一起动手，从醉汉手里夺下了菜刀。

孙司令的二嫂，手指着醉汉的鼻子说：“你老婆和你离婚在前，和我家老三结婚在后。离婚有手续，结婚有证书，走的明来的正，离婚结婚都有国家法律管着在。你凭啥子跑这来发酒疯拿刀子撵人！”

村里的一位长者也上前劝道：“有话说话，有理摆理，青天白日下，我偌大的一个蒋庄，怎容你拿刀子在村里撵人呢？现在走还来得及，再闹下去我可要叫人把你捆住见官！派出所离村里可是不远！”

醉汉气出了，面子有了，酒也差不多醒过来了。拎着刀朝村外慢慢走去，闹腾一场后，再也没到村里来过。

经这一闹腾，村里都知道了，麻子年轻漂亮的妻子，原来是他牢友的老婆。消息灵通的人还说，麻子是个鬼，加上他能把死人说活的嘴，见头一面两人就好上了。一个干柴，一个烈火，当天夜里两人就上床拱到一起了。这话传到孙司令的耳朵后，孙司令十分认真地纠正说：“不是第一次见面拱到一起的，是第二次见面才拱到一起的。”

当大家都在努力脱贫致富时，孙司令的想法很大胆。他经过考察论证，决定办一个小磨芝麻油厂。亲戚朋友们怕他陷进去了，开始很多人打破。出于对他的理解和信任，妻子小侯坚决支持他。他租房子买设备，很快在大西街一医院对面建起了小麻油厂。孙司令的小麻油厂，当年投产当年见效，连续兴旺了七八年。他发了点小财，不仅很快还清了银行贷款和借亲戚朋友们的钱，还给俩儿子在村里一人盖好了一处宅子。孙司令和妻子恩恩爱爱过了二十年，妻子五十一岁这年，得上了癌症。明知是不治之症，孙司令有情有意，还是倾其所有给妻子治病。手里攒的俩钱花干花净了，妻子小侯才咽气闭上眼睛跟他拜拜。

枣阳东环路口，早几年前才矗立起来的国际大酒店，是枣阳城标志性建筑之一。国际大酒店距蒋庄很近，孙司令每天进城回家，去来都要从酒店门口经过，酒店开业好多年了，他从未进去过。

这天，有人捎信，要他晚上去国际大酒店吃饭，告诉他了房间号码。

是谁要在国际大酒店请他呢？孙司令思来想去想不明白。孙司令感到蹊跷，找到捎话的人细问。捎话的是他邻居，邻居告诉他。来人个头很高，年龄大约三十六七。说到这，邻居笑着吿诉他：“乍一看，那位年轻人长得还很有点像你。”

听到此，六十好几的孙司令竟有些激动起来，心口也突突跳个不停。冥冥之中，他感到这个年轻人，说不准就是自已和黎新梅生的那个儿子。

约孙司令在国际大酒店见面的人，正是他坐牢后才出生、几十年没和他见过面的大儿子。

吃过饭后，儿子又安排他洗了个热水澡。在儿子的房间里，父子俩不知不觉谈了一夜。快分手了，看儿子还没有认他的意思，从始至终也没开口叫他。年轻人跟他说话时，总是打转转。孙司令有些急躁地对儿子说：“不管怎么说，老子是你的亲生父亲是你爹！”

年轻人像是早有思想准备似的回答说：“可您一天也没养活过我，我现在认您在情理之中，我现在不认您也在情理之中。我姓李不姓孙，我爸从小把我养大，养育之恩我啥时候都不能忘。”

略停，年轻人又说：“从小到大，我一直姓李。街坊邻居、同学朋友、还有我的单位组织，都知道我姓啥名谁，也知道我父亲是谁。现在，我突然又冒出一个姓孙的爹，你叫我怎么面对？叫我怎么跟大家解释？”

“可这不是我造成的呀，也不是我的本意！”孙司令话音刚落，年轻人又接口说：“我的确不怪您从小没养育我，这一切都是历史造成的。可您现在也应该理解我呀！”

父母从小没有把儿子的身世告诉他，一是怕儿子幼小的心灵受伤害，二是怕儿子的前途受影响。如果儿子有一个“三种人”的父亲在坐牢，他能当兵到部队？他能入党能提干？现在政策变了，这一页掀过去不提了，在当时“三种人”可是政审的重点呀！

站在儿子的位置上替年轻人考虑，年轻人何罪之有呢？父亲“文革”造反，是当时的洪流大趋势，“文革”结束被定为“三种人”。儿子就不能参军到部队，更谈不上入党提干。这公平吗？显然不公。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生活。生活中的很多事情，谁能说得清呢？儿子在幼小的时候，最需要的是父爱，作父亲的他却没能尽到责任。他进入老年，最希望儿子认他的时候，儿子却不愿或者说暂不能认他。很多问题，孙司令想不明白。

三四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孙司令听说，他在部队的儿子已由副团升任正团。

孙司令和小侯结婚后又生了一个小儿子，他现在和小儿子生活在一起。除了这两个儿子，孙司令还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小侯带来的，这个儿子不是孙司令亲生的，是孙司令从小养大的。人老了，在吃穿方面都简单，对名呀利呀什么的也都淡化了，唯一牵挂的、放不下的就是自己的子女。自从大儿子约他见面后，孙司令对大儿子的思念，一天比一天强烈。但他从没想过要去找这个儿子，要去再和这个儿子见面。也许，这就是孙司令孙麻子他们那一代人的性格。

如今，年近七十的孙长学，把对儿子的思念深深埋在心底。每天早起早睡，早上和上午干活，下午悠悠转转。老兄弟们相约喝酒时，他一顿还能喝个二三两。

生活中，很多事情不需要答案，可答案却偏偏要跳出来。想想孙长学的一生，我心里多少有些苦涩。难道孙长学今生的命运，是早已注定的吗？

（此文，选自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徐青作品《风景这边》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