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记忆 2: 11 路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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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冷杰

在上一篇《儿时的记忆（1）——草场门》中说到11路公交车，那是当时我们草场门附近唯一的一路公交车，大约也是区分城乡差别的显著标志。这路公交车何时开通我并不清楚，但从我有记忆起就有了11路公交车。那时11路公交车间隔时间很长，即便草场门是终点站，坐车的人也是要等很长时间。加上没有调度室，只有一块站牌，所有候车的人都在站牌旁露天等候，等三四十分钟是常事，风里雨里、太阳当头都是如此。曾经因候车和小朋友玩耍上车时忘记了一把油布伞而被母亲剋过，可见候车的时间有多长。

虽然11路公交车主要乘客都是上下班的大人，但因为附近的三家单位工作人员基本都住在各自单位宿舍，每天乘坐11路公交车的人并不多。我们小孩子上学都是步行，有时难免起床迟了或其他原因上学晚了，这时看到11路公交车驶过只有羡慕的份，只能一路小跑往学校去，免得迟到受批评。为此，大家总是想方设法找捷径上学。事实上，今天回想起来，沿北京西路去琅琊路小学或29中上学都是最近的路，其他所谓“捷径”不过是孩提时代在上学放学路上给自己找乐子罢了。

11路公交车从草场门开出，第一站停靠北京西路西口，省委省政府所在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文革时期读小学，我们抄“近路”上小学的捷径就是从省委省政府大院穿过，从西康路29号出来，过马路进入天竺路去琅琊路小学。由于文革，那时的省委省政府大院空无一人，没有门卫，没有站岗的哨兵，只有我们这些“抄捷径”上学的孩子。西康路29号当时是省委省政府食堂，常常可以看到食堂门口摆着一大桶一大桶用面粉做的浆糊，供红卫兵们刷大字报用，我们也会带着瓶子“偷”点浆糊，回去粘贴书籍本子。后来“抓革命促生产”，秩序逐渐恢复，我们不能再从省委大院穿过去上学了，只能沿着北京西路步行到西康路左拐进入天竺路或颐和路去学校上学。不过就在这段上学路上，我们对汽车有了新的认识，除了11路公交车和一些老式解放牌卡车，我们又学会区别“伏尔加”牌、“华沙”牌轿车，“北京”牌、“嘎斯69”牌吉普车，当然偶尔也会见到真正的美式“吉普”车。大家会争着说，什么官坐“伏尔加”轿车，什么官坐“华沙”轿车，某某某爸爸坐的是“北京”吉普。等级观念从那时起扎根在大脑里。

11路公交车从草场门开出，第二站是北京西路。那一站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北京西路邮局，取邮件、汇款、寄包裹都在那里办理。那里对我最有吸引力的是出售的各种杂志。1977年底我读高中时，放学以后常常和同学去邮局，用节省下来的零钱买杂志，《地理知识》、《航空知识》和《舰船知识》让我学到了许多课堂里学不到的知识，高考地理得分是除了英语科目外第二高分，应该归功于《地理知识》；《小说月报》、《钟山》和《收获》则是常买的文学杂志，对文字处理和文学素养的提升是有很大的帮助，对“伤痕”文学的了解也是从这些文学杂志中汲取的。也正是在北京西路邮局我第一次和外国人有了英语交流，但根本听不懂。那是一位在华水留学的非洲留学生，不知是他英语带有口音，还是自己听力差，自觉还是自己的听力不行，导致那场对话没有持续几分钟。当这位黑人学生结束和我的对话，说了so long，我楞在那里，什么东西“那么长”啊，完全不明白他的意思。回家问父亲，才知道，so long就是goodbye。

下一站是宁海路。如果去父亲的单位，不骑自行车，也不步行，就只有坐11路公交车到宁海路下车，再右拐进入宁海路向南行走几百米到南师大。宁海路上除了坐落着东方最美大学——南师大，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宁海路上的“高益泰”（不知写的对不对）食品店。按照父亲的说法，那家店里常常有一些绝大部分商店没有的商品，换句话说就是，在那家店里能买到一些稀罕的东西。父亲文革中被隔离审查近两年，被“放”出来的时候是初夏的一个下午。父亲问看守他的同事，借了两块钱和一辆自行车，花了一块钱在“高益泰”店买了10个熟咸鸭蛋，用衣服抱起来夹在自行车后座上带回家。那个年代花一块钱买10个熟咸鸭蛋绝对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那时大部分人家是花更少的钱买生鸭蛋自己腌制咸鸭蛋。自己对啤酒的认知、尝试也是源于宁海路上这家“高益泰”食品店。也是在一个炎热的夏天，父亲中午下班回来，带回两瓶酒，这酒不似我过去见过的白酒、米酒或料酒，酱黑色的瓶子，看不清里面是啥。父亲说这是黑啤酒，倒进杯子里冒泡。父亲允许我尝试一下，舔了舔杯口上的泡沫，有点苦中带醇厚甜香的感觉，再喝一口就觉得很苦，但可以忍受，那种啤酒的味道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夏天喝上去还真不错，后来喜欢喝啤酒大概与儿时的啤酒启蒙也有关系吧。

再下一站就是云南路了。其实，我很少在这一站上下车。对这一站的记忆，就是在我7岁以前母亲带我坐11路公交车去北京西路小学（现在的江苏省教育厅位置）报名上学。因为我是9月10日出生的，而小学报名截止的出生日期是8月31日，母亲想就差10天，在离家最近的琅琊路小学报名上学因超过截止日期10天被拒后，母亲心存幻想带我去了靠近云南路的北京西路小学报名，结果可想而知，依然因为出生比截止日期晚10天被拒。所以，我上小学的时候差10天就要8岁了。

过了云南路这站，下一站就是鼓楼了。鼓楼站是一个大站，不仅因为母亲的单位在鼓楼，而且鼓楼当时已经成为市中心之一，有大型百货商店、食品店、布料店、电影院、照相馆、理发店、旅馆、书店、邮局、医院、大型菜场、公共浴室等，所以上下客特别多。更重要的是，初二这一年我是在母亲任职的11中就读的。多巧啊，母亲上班的单位是11中，坐车是11路，都和11有关。从草场门到鼓楼大约有3公里，比在29中读书路途生生的多出一倍距离。那时虽然我们家有两辆自行车，但都是父母亲各一辆，我上学放学主要还得靠步行。偶尔遇到天气恶劣母亲才会给我零钱坐11路公交车，但如果时间不巧，等公交车的时间已足够走完三分之二的路，所以即便天气恶劣，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步行上学，遇大雨到学校或回到家通常浑身几乎湿透。母亲做中学老师，任班主任，教过的学生有进入公交公司工作的，还有个别学生居然在11路公交车上当售票员。我曾经利用这个优势免费乘过11路车，回家告诉母亲，被母亲劈头盖脸骂了一通，给我一毛钱，责令我第二天乘坐这个学生当班的车，买一张票再把前一天的票款补上。吓得我以后再也不敢“免费”坐公交车了。

我的11路公交车到鼓楼基本就是最后一站了，后面的站点诸如保泰街、鸡鸣寺、四牌楼都是很少去的，靠着站牌上的车站名记住的。后来去这些地方也是大了以后，记忆反倒没有儿时那样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