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红工矿务局之行

曲仁（红工）家园

红工矿务局之行

曾庆榴

（原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巡视员，历史学、党史学教授）

从1966年11月中旬开始，在当时全国“大串连”的风潮中，笔者与中山大学历史系的4位老师、6位学生，结合中国革命史调查。从广州出发，步行北上韶关一路至井冈山，行程数千里，历时三个多月，亦难忘矣。本文是由当时的原始记录整理的。

1966年11月19-30日，在中山大学北校门乘船，至广州永汉南路码头上岸。由此开始步行，经神岗、从化、汤塘、佛岗、礼溪、官坪、大坑口、乌石、马坝等地，于11月30日到达韶关。12月4日从韶关出发，经五里亭、犂市，下午四点到达花坪。

花坪是曲仁煤矿(红工煤矿)矿务局所在地。住下后，到工人住宅区，进工棚同工人谈话。矿工说，本矿有50多年历史，解放前叫富国煤矿。现在有五个分矿，花坪矿为第一分矿，是全矿的中心，有几千工人。“四清”后变化很大，安全奖金不领了，其它奖金也不领了。

12月5日，上午听朱鉴洪(红工煤矿矿务局干部)讲矿史。本矿1913年正式开采，初叫协兴公司;1930年由谭礼庭投资，改名富国煤矿。1958年，改名曲仁矿务局。现在叫红工煤矿。这是红卫兵的倡议，已经上级批准。

朱说:1913年至1930年协兴公司期间，工人不到100人。开采方式主要是平洞，每天采煤十多吨，用牛车运到河边厂。1930年谭礼庭投资后，工人增加到200多人。这时，矿方以牛车路为路基，修筑小铁路，因占农民的地，遭农民反对。谭礼庭借陈济棠的势力，调来一个师的军队，每两公尺就派一个全副武装的军警护卫，强行修成了小铁路。开始用斗车推，后来有了两台小火车。工人的生活，比协兴公司时更惨。有一次矿井“冒顶”，压死了30多名工人。1936到1943年，扩大了生产规模、矿区扩大，工人发展到2000多人。因为东北被日本人占领，东北的煤无法南运，资方趁机大搞。机车从2台增加到6台，日产煤300吨。

朱鉴洪十多岁时到了煤矿，在矿山做工20多年，对工人的悲慘生活，体会很深。他说:大家看过《燎原》这部影片，工人的境况，与电影反映的一样。工人叫“煤炭子”，受资本家、包工头、监工的剥削。工人有多少工资?大工每天4斤半米，小工每天3斤半米。矿方发来的不是米，而是富国煤矿的“矿票”，又被盘剥一层。算来算去，每天得不到2斤米。工人在矿井下饮的是带稀硫酸的水，很多人都有病。矿上有一个大棚，资本家称为医院，工人叫它鬼门关。工人得病抬进去，根本不给救治，原地放着等死。那时每天有3至4名工人死亡。1947年，我“打摆子”两天，被资本家赶出门。有位老大娘用土药给我治病，“打摆子”治好了，却转成伤寒病，头发脱得光光的。解放后，斗倒了包工头和监工。1956年国家大量投资，全矿有一万多工人，成为广东最大的煤矿。

下午，访问红工矿务局副局长杨庭和。杨讲述红军长征情况和他在革命队伍中的经历，语言生动、有趣。杨说:1933年红军来到我家乡，6月初六那天，我背了两斤蒜头到墟上卖，顺便看一看红军是什么样子。红军问我:“你受过地主压迫没有?“我不知道什么叫地主，但知道财主，知道保甲长、“团总“压迫老百姓。红军叫我参军，我同意了。我用卖蒜头得来的钱，买了两斤盐，叫跟我一起来的杨老二把盐带回去，叫他告诉我父母，说我当红军了，不回去了。父母急坏了，在墟上找了几天。我参军一年多后，得了病，父亲到部队看我，要我回家。岳父也来劝我回家。我说：“革命成功了我才回家!“部队团结友爱，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在部队我感到很温暖。

杨又说：你们正处在成长时期，应经受锻炼。到社会上走一走，比上什么学校都好。接触世面，联系群众，是上大课。社会上有许多义务教员，工人、农民、干部，都是你们很好的老师。

晚在驻地开会，谈离开广州以来的体会。张老师要求大家互相关心，增强信心，坚持全体走到目的地。

12月6日早上从红工矿出发，走十多公里，到达仁化石塘公社。在公社所在地吃午饭。饭后，到双峰大队第七生产队参加劳动，同一群妇女到村里挑牛粪。村庄很大，有500多户人家，街巷拐弯抹角。双峰寨(一个城堡式的建筑)就在村边。有人告诉我，那里有一个悲壮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