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喻立杉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十五个年头了，母亲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母亲那吃苦耐劳，勤俭持家，为工作为家庭呕心沥血的点点滴滴，如潮奔涌，叩打着我的记忆闸门，让我夜不能寐。在母亲节来临之际，我以此编纪念母亲养育之恩。 （图为母亲刚参加工作时的年轻照片）

母亲名叫张秋香，本姓蔡，祖籍前岐管基村，外公去世后，随外婆流落店下岭店亭，后到店下地主家当女佣，经人介绍，外婆改嫁店下水湾张家，母亲改名张秋香。
母亲八岁时，到店下旗杆里喻家做童养媳，祖父在世时很疼爱母亲，供她读书，乡里有办戏班，也让她参加，听说还演过刘海戏金蟾。祖父去世后，祖母三十六岁守寡，家中尚有年幼的父亲和叔叔，四口人要养。母亲因此失学，承担家务还要经常干“舂米”重体力活，由于劳累过度，经常流鼻血。母亲腿部静脉曲张很严重，就是那时落下的。

解放后，母亲积极参加土改工作。1950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联合总社成立，1951年全国有基层合作社3600多个，社员约2000万。母亲就是在这一时期参加早期店下供销社的筹建，当时群众还不理解，等待观望。母亲挨家挨户宣传,动员农民人社，购买合作社股票。那时农民都很穷，要从生活费中拿出1万元（相当于人民币1元）资金入股都很难，母亲就让很多社员用谷物和农产品折合入股，可见当初办社之艰难。（图为2003年元旦母亲和我们五个儿女合影） （图为当时合作社发行的股票和分红登记表） 初期供销社是以农民为主体的股份制集体合作组织，供销社包揽了从小到针头线脑、糖油酱醋，大到自行车、缝纫机和农具，生产资料等人们大部分生活和生产所需商品。去供销社采买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图为60年代店下供销社。楼下为棉布、日用百货和食杂商店，楼上为办公场所，后面是商品批发部和仓库，农资门市部另设在横街，还有头屯化肥仓库） 1952年我刚出生，母亲带着我坚持在溪美购销站工作。整个南货柜就母亲一个人，上百种商品，从早忙到黑。白天虽然有保姆帮忙照看，晚上只有母亲带我，母亲当时的劳累难以想象。

1954年冬，母亲调回店下，先是在棉布柜当营业员。多次评为先进，由于工作积极肯干，又富有基层工作经验，1958年升任店下供销社副主任。三年困难后间，国家开展体积下放运动，各单位都下了压缩米证指标。母亲以身作则，带头把我和弟弟妹妹的米证都压缩为农业户口。影响到上山下乡我的工龄少了11年。（图为合作社棉布柜，七十年代没有成衣，布匹都是凭票供应）

1961年县里抽调母亲参加桐山十字街道的社教工作组任副组长，带外婆和我们弟妹租住在十字巷水井边（苏杰）家。运动结束，组织上有意留母亲加以培养，因为外婆是烈属，母亲是童养媳出身，根正苗红，母亲还识字，这在当时的女干部中是少有的。组织上希望母亲和父亲脱离家庭关系。母亲没有嫌弃父亲是农民，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祖父的历史问题严重的影响了母亲的政治前途。在这重要的抉择面前，母亲选择了家庭和孩子，毅然回到了店下。

母亲回到店下曾在店下打击办（工商）呆过，这段时间母亲十分苦恼，因为当时的所谓投机倒，其实都是在打击穷苦的农民。后来她主动请求到店下坑门、店仔、代里生产队当包片干部。母亲会吃苦，和社员打成一片，和男劳力一起插秧、摸草，由于长时间浸泡水中，母亲全身浮肿，害了一场大病。
记得小时候，外婆经常叫我去接母亲回家，我一个人走到水库脚下，石牛头公路，我一个人等得害怕。因为母亲都是和农民劳动到天黑才回家，所以几次都没接到母亲。包村期间，母亲结识很多农民朋友，经常接济和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有很多的村民，都成了我家常走动的“亲戚”。 1966年文革开始，作为店下供销社的小“当权派”、“走资派”，母亲被造反派站台斗争，更有祖父的历史问题，对母亲进行人身攻击，精神几乎崩溃。好在造反派中有人暗中保护，加上外婆是烈属，才躲过一劫。（图为母亲文革时期的照片） 母亲在店下供销社担任副主任期间，正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国家为减轻粮食供应的压力，精减职工和城镇居民人口，母亲分管供销社米证压缩工作，为顾全大局，带头把我们兄弟姐妹的米证全部压为农业户口，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因为我是回乡青年，失去工龄十一年，这是后话。母亲对工作恪尽职守，经常下基层到购销站、各门市部和职工打成一片。农忙时经常组织货郎当下乡送货上门。深得干部群众的好评。（母亲退休前在新街供销社楼顶平台上留影） 母亲担任店下供销社副主任达二十多年，算是三朝元老，她从不居功自傲，作为供销社业务副主任，可在那物质匮乏，凭证供应的年代，母亲掌握着批条的实权。母亲很少走后门，乡下这些“亲戚”家有办喜事，实在推不过，批些香烟、糖之类的，从不以权谋私，不犯原则错误。（图为计划经济时期日用品和食品都是凭票供应）

母亲是家里的顶梁柱，那时我全家上有外公、外婆和祖母，下有我的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共十口人，家庭收入全靠母亲的工资和父亲所赚的工分。母亲文革前工资行政23级，每月有56元，在店下算很高了，她从不在自己身上花钱，有剪一块布也舍不得给自己做，有一次给妹妹做了一件新衣服，没多久就破了一个洞，吓得妹妹大哭，结果发现不是她不小心，是布放了太久本身就烂了。在三年困难时期，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都给我们孩子们吃。母亲和大人们都是吃野菜加谷糠充饥。（1998年祖母、父母和我们兄弟姐妹在我家老房子合影）

母亲敬老爱幼，退休前她一心扑在工作上，家务很少插手，那时外婆煮饭烧菜，奶奶洗全家衣服，母亲深知两位老人不易，非常敬重她们，逢年过节给她们添新衣。外婆喜欢酒，我们小时候经常拿几分钱给她买酒喝。两位老人有什么磕磕碰碰，母亲总是好言相劝，一面做墙两面光。母亲对儿女关怀备至，特别为儿女就业操粹了心，我和弟妹能有今天全是母亲的功劳。毌亲一生从不向子女伸手要钱，倒是我们有什么困难她就倾囊相助，每每想到这些令我们心痛。（祖母、父母和儿孙们在我家老房子合影）

母亲一生勤劳持家，在她退休头两年，和父亲亲自参与修建自家坟墓，为了省钱，他们肩挑手抬建墓材料、做小工。坟墓建成后，母亲把祖父、祖母和外婆分别安葬一起。母亲还在满江红生产队米厂当开票员，和父亲一起种过蘑菇，为这个家勤勤恳恳没闲过。（图左是父母手建的，图右为我们兄弟重修的坟墓现在父亲、母亲也安葬在此） 母亲在七十年代初，在沿老街一层的老屋拆建成三榴两层砖木结构房子，楼上中间有小阳台为我所设计，在当时店下老街还是少有的。 母亲退休后他一直担任店下老人会理事和喻氏理事会理事，为公益事业奔波。母亲是个十分顽强的人，在她六十八岁时患了脑中风，处于昏迷状态，后来奇迹般的康复了。没几年母亲她又把股骨头跌断了，爱人带她到中医院做了置换手术，手术后坚持参加老人会和喻氏理事会工作，经常下村探望会员和收费等公益活动。（图为1979年母亲退休前在新街供销社天台上留影）（图为1995年店下镇老人会全体理事合影）

我外婆后半生一直在我们家辛勤劳作，操持家务。我从小跟外婆睡到上初中，外婆对我们家恩重如山。母亲刻意在建坟墓时，把外婆和我们祖父、祖母一起安葬。并出资为革命牺牲的大外舅购买公墓安葬，还为张家和大外舅的后嗣做了安排。父母晚年互相照顾，身影相随（图为1996年母亲、和父亲在我中山北路房子合影）

2006年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10月6日），母亲逝世。母亲生于1929年，享年七十八岁。她逝世前五天，正是国庆节，我和爱人买了一套衣服和礼物，带相机到店下妹妹家看望母亲。父亲去世后，母亲一直由小妹照顾。那天母亲很高兴，我为她照了标准相。爱人还带她去拔了一颗松动的牙齿。她把我们叫到跟前，像是她意识到她要走的样子，说她还存一点钱，身后我们兄弟可以分一点。临行母亲还到车站为我们送行。三天后传来母亲早晨洗澡不慎滑倒，住进店下医院。我和爱人带上中医院医生赶到，这是她第二次脑中风，鉴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没能抢救过来。与此同时，远在山西六盘水的二弟像是心里有了感应，千里迢迢赶了回来。母亲一生为了孩子，临终都在呼唤我们来她跟前。（图为母亲逝世前五天我为母亲照的遗像）

（图为2003年元旦母亲和子孙们合影） 岁月匆匆，人生苦短，转眼间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十五个年头了，母亲那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想到母亲的人品，为家庭，为儿女们的付出，使我们做儿女的真正体会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愧疚之心促使我想写对母亲的回忆，也算是留给儿女和亲人的一点念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