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姨

荷塘月色

　　三姨乳名妮子，据老一辈人说，她刚一生下就被大外公用旧衣服裹着拎到了山上，对大外婆谎称孩子生下已经夭折。不想第二天被村里放牛娃捡了回来，大外公一看娃还活着，对大外婆说这妮子命大就留下吧，就这样让放牛娃捡了一条命。

　　说三姨命大一点不虚，当年三姨被扔山上时已是农历八月，八月秋风凉何况还是在山上，当年荒郊野岭常有野兽出没，我打小在外婆家时，有一次半夜听到猪圈猪叫，外婆大声喊快出去狼来叼猪娃了，和我睡一个床上的二舅抄着一根钎担就冲岀门去，所幸发现及时猪儿没被叼走，而我在被窝里却吓得簌簌发抖。可别怪我那时胆儿小，村上就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疤喇脸女孩，她就是前几年狼叼走时被村里人发现，众人紧追从狼嘴里夺回来的。

　　三姨是妈妈的堂妹，妈妈父亲弟兄俩个，老家在河南孟县，当年黄河常闹水灾，弟兄俩为避水患一路向南来到伏牛山脚下的赵村，当年山区缺少识字人，他俩一个会算帐一个懂医术，便在赵村落脚定居了下来，生下三姨时，家里已经过的相当殷实，弟兄俩开有药铺住上了全村最好的楼房，按说多养活一口人不是问题，那时节山区农村普遍重男轻女，关键是三姨上面已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家里想要的是男丁而不是女孩儿，认为女孩长大早晚是别人家的人，是陪钱货。所以才会一生下来便扔到山上。

　　在山上冻了一夜又没被狼叼走，又恰在第二天放牛娃路过时哭出声来，当放牛娃把三姨抱回村时，三姨全身冰凉耳朵里还爬进几只蚂蚁，所幸其它并无大碍，就这样三姨大难不死又活了下来。三姨出生那年是1932年，比妈妈小三岁，妈妈又比大姨小三岁，山区虽然贫困，但因外祖父弟兄俩有一技之长，家里孩子并没有忍饥挨饿，弟兄俩成家后虽分了家，仍住在同一院内，姊妹兄弟仍如同一家。山里没有学堂，等她们稍大一些，两个外公教他们识文断字，大外公毛笔字写的好，妈妈和三姨的毛笔字就是小时候跟着他练的。我小时候就常见过年时节妈妈给村里人家写对联，据说就是那时打下的底子。小时妈妈也让我练过毛笔写字，却不知为何别的一学就会就是使不好毛笔，到我上学时学校已经不考这个，索性也就不再练习。

　　如果日子一直这样平静下去，或许妈妈和三姨她们会过上另一种生活，可那注定是个不平静的年代。先是1944年夏日军攻陷鲁山时一把火烧了外公家后院的房子，将钱粮物品洗劫一空，所幸家人提前得到消息躲进山里得以保全性命。这一场火烧的家庭元气大伤，不想福兮祸所依，在几年后成分评定时幸运躲过地富的帽子，为她们姊妹几人日后参加工作搬去了障碍。

　　我出生的时候，三姨已经离开了家乡，听说是随一起上学的姨夫到了新乡，姨夫在开封学过财会进了银行，三姨到了一家兵工厂当了会计。最早离开的是大姨，1948年时，刘邓大军挺进豫西南，大姨跟部队的一位军官结了婚，后来跟随丈夫部队南下到了武汉，三姨哥哥也随部队到湖北大冶参加了工作，当时鲁山曾是河南省政府临时所在地，邓小平几次在鲁山做过关于时局的报告，可能是受他们的影响，妈妈和三姨一心只想求学改变命运，那时鲁山到赵村还不通汽车，往返步行八十公里山路还要自带粮食，多年后她们回忆起这段经历，就象是跟红军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似的。说如果那时不吃那么多苦坚持唸书，也许这一辈子就会留在山里了。

　　这是当年三姨在家乡上学的毕业证。

　　三姨离开鲁山到新乡后，妈妈留在家乡做了一名山乡教师，我童年时只知道新乡有个三姨可一次也没见过，我在南召读中学时有次过年回家，妈妈告诉我暑假时新乡三姨家的二孩和武汉大姨家的表妹曾回赵村看望庆堂舅舅，庆堂舅舅是三姨的亲弟弟，打小顽皮不肯学习，哥哥姐姐工作后都曾把他带身边还给他安排了工作，先后去过武汉、大冶和新乡，可他不想上班只想在老家自由，听说那年表弟表妹来看他时，村里有人偷了辆自行车放在他处，发现后将他一并关押在公社派出所，表弟表妹千里迢迢看望舅舅，人没见着还要给他往派出所送饭，过了两天拉岀来游街示众，只见庆堂舅舅头上戴个纸糊高帽沿街敲着响锣高声喊自己是个窝赃犯，所幸那次没有遭受皮肉之苦，关了几天放出来表弟表妹也到了回家的时候，本来打算回老家看看玩玩，结果看了个西洋景，多年后我和姨家二孩提起此事，都忍不住笑他这个舅舅。

　　三姨和姨夫的合影。

　　在我的记忆里，我从小到大离开家乡之前从没见过三姨，可由于妈妈和她常有书信联系，知道她在新乡生活的情况。在我下乡的时候，新乡表弟二孩还去我插队的白菓树村看望过我，记得那是1975年秋天的一天，我刚从十里外的山坡拉石头回来，车是农村常见的人力架子车，石头足有一千多斤重，二孩迎着我头上还冒着热气，那时候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今后上学参军招工都靠推荐，必须广阔天地练一颗红心才行。

　　就在那次二孩看过我之后不久，我就应征入伍参了军，部队就在离新乡不远的安阳，可是部队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平时训练学习十分紧张，别说相距百十公里，既便一个城市也不是随便能够见面。到了我入伍的第三个年头的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爆发，我部开赴前线参加了那次作战，由于全程亲身经历那次战争，回国后写了一些文艺作品被军报和杂志刊登，就被抽调军部创作小组集中写作，恰军部就在新乡，于是，几天后的周末，我请了个假借了自行车专门去看三姨。

　　岀了军部大院一问才知道，三姨工作的国营一三四厂和军部就在一条路上，相距仅两公里多一点，脚还没怎么活动开就到了厂里，我按照妈妈给我说的地址很快就找到了地方。三姨初见尚不认识我，听我介绍后喜出望外紧拉住我的手，赶紧请假提前回家还买了菜，姨夫下班晚饭时还给我倒了一大杯酒，我那时不会喝酒也不懂酒场规距，姨夫给我碰杯时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结果一会儿功夫头就发沉竞睡着了去，待我醒来时已是两个小时以后，我一看时间不早急着回军营去，三姨说，你这孩也太老实了，人家喝酒都是小口慢慢喝，你咋一口就喝完了，不晕才怪，这是我头一回见到三姨，头次见面就出了个洋相。

　　1979年间，由于刚刚结束那场边境之战，全军上下需要鼓舞士气，宣传英雄，我常被军文化处抽调布置写作任务，每次来就住在军招待所内，由于这项任务相对特殊，时间安排上比较自由，我便常去三姨家走动，那时三姨的二孩也在新疆当兵，总想向我打听些部队的情况，在交谈中得知，姨夫当年在开封银校学习时，爸爸也在开封河南大学读书，他们之间常有往来，还讲了不少当时的事情，说想不到父亲后来早早离世，看到我现在就想到了当年。过了一段时间，三姨问我今后对自己有何打算，我那时很单纯哪有什么想法，便说自己也不知道，三姨接着问我愿不愿意退役后留在新乡？并说这是姨夫的想法，当时姨夫在市财委上班有些人脉关系，我一听有这机会自然也是乐意，我那时已二十多岁，再单纯也知道城市的条件和发展机遇比老家要多，就这样一次谈话改变了我今后的命运，又过了一年多退役时留在了新乡。

　　同在一个城市生活和工作，对初来乍到的我，三姨和姨夫对我有诸多关照，而我和两个表弟表妹关系也处的融洽。我刚到时一月工资才三十多元，姨夫虽是财委的一个领导拿的工资还没三姨多，每天也是骑个自行车穿过市区前去上班，下班后把自行车放在家属楼的过道里，住的还是三姨工厂分的房。三姨给我说，现在条件比刚来时已好了很多，现在孩子大了原来俩人上班拉扯三个孩子住一间房子真是心焦，回忆起五八年的时候，三姨说幸亏那时她是工厂苏联专家的专职会计，专家吃的是特供，专家厨师知道当时的情况，每天都会悄悄给三姨送些吃的，三姨舍不得自己吃拿回家给了孩子，就这样度过了最艰难的三年饥荒。前几年表妹和我跟团去俄罗斯旅游，表妹说妈妈会说＂阿拉绍＂，表妹问她咋也会俄语的问候，妈妈才告诉了她这段经历。

　　这是当年苏联专家所住的专家楼。三姨曾在这里工作好几个年头，前几年厂里规划差点拆掉，最后还是保留了下来。

　　三姨一生辛劳，性格倔强，姨夫则是一个和事佬，既便是以后姨夫做到市人行的行长，在家也是"气管炎＂，但三姨在婆母面前极尽孝顺，在姨夫几位兄嫂中，三姨是最孝顺的一个。不仅对她的婆母，凡是家中长辈来到新乡，她都要接到家中住上一段时间，鸡蛋牛奶端茶端饭，在老人啦呱中，她是口碑最好的一个。

　　三姨一直在工厂干到整整六十岁上才退休休息，按说她退休应该是五十五岁，不知是什么原因当年填写档案时写小了三岁，到龄后又被返聘了两年，她退休时家庭条件已经改善了许多，本来晚年应该享几年清福，没想到原本一直都很健康的姨夫却身体出了毛病，开始是脖子下面一个颗粒，过了一段看日益见大一化验怀疑是个肿瘤，在新乡医院手术时没有切除干净，后来数次入院还去了北京也没留住生命。当时我已下海经商定居上海，听到消息飞回新乡和姨夫做了最后的告别。本来我刚在上海安好家，计划接三姨和姨夫去上海住一段时间略尽孝心报答一下恩情，三姨说都怪你姨夫没那个福分啊。

　　姨夫不在了还有三姨，我始终惦着家乡的亲人，惦着艰难时帮过我的人，我便多次让妈妈打电话邀三姨前来上海小住，我天天在外忙碌，新买的大房子常常妈妈自己在家也想有人陪她聊天，听我邀三姨来自然正合她意，三姨知道我是实心实意，每次来住都很开心，她还常夸我和李英敏最有良心，把她当成自己的亲人，李英敏是姨夫的侄媳，早先受过姨夫的帮助，一直记在心里。恰我对门的邻居也是赵村的亲戚，常来串门聊天他乡遇故知如同在家乡一样。最难忘的一次是妈妈把武汉的大姨和孟县的庆堂舅舅一并叫来，当年贫山沟的三姐妹晚年重聚在大上海，而今都儿女成群衣食无忧自是感慨万千，三姐妹聊起当年进城求学的日子，三姨说走路远还不怕，最怕是山上发大水，有次她们手拉手蹚河还差点儿被水冲跑。我问她们学校的伙食好不好，三姨说学校哪有伙房，都是自己带点玉米面用大茶缸烧一碗糊糊，最怕是遇到下雨天。柴火点不着光冒烟，有时快上课了饭还不熟，赶紧扒拉几口就去听课，听着她们的回忆，我的心里沉甸甸的，原来想我的童年就够艰苦，和她们的经历一比简直就微不足道了。

　　三姨庆堂舅和家人在上海家门口黄兴公园的草坪上。

　　在妈妈几位姐妹中，数三姨身体有些弱，都说是当年大外公把她扔山上冻那一夜落了病根，把她捡回后大外公说了一句这妞命大将来必有后福，其实三姨后面庆堂舅前面还有一个弟弟叫天堂，从小聪明伶俐人见人爱，十四五岁时部队从家门口过吵着要去当兵，大外公却说这孩子成不了人，亲朋街坊都说没见过这样说自己儿子的父亲，果不其然，一年后一场肺炎夺走了一个十六岁的生命，从此，都传大外公能看懂卦象人生。我咋觉得这名字起的也是有些问题。

　　三姨身体虽弱却是熬到了妈妈的后面，这是她们最后一次相见的合照，或者她们心里都有预感，都保持平静不让对方难过。

　　三姐妹在外滩国际会议中心笑的好灿烂。

　　前年秋天，在妈妈走过一年多后，三姨也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当我接到表弟二孩的哀电时，正在去襄阳赴战友聚会的路上，对这个消息，我一点也不意外。不久前在新乡看望她时便有了预感，她和妈妈一样，就像一盏油灯，耗尽了最后的能量，我问了告别仪式的日期，恰在战友会结束的第二天，聚会刚刚结束我便奔赴车站连夜乘车，要赶在第二天一早到达新乡，谁知列车没出发就晚了点，到达新乡后我急忙搭车去殡仪馆，下车跑步进去正巧看到表妹从殡仪馆出来，表妹见我来到急忙拉我进去说仪式刚刚结束，我俩进去之后表妹急忙朝后面喊了声停，这时工作人员问为什么，表妹说还有一位亲人要看最后一眼，工作人员说人已进去我刚要点火，这样又倒回来让我看了最后一眼，表妹说，人算不如天算，再差半秒就点火了，俺妈这是等你看她最后一眼哩。

　　送走三姨，我觉的这样也好，三姨没有什么遗憾，本来就是让放牛娃捡回来的生命，活到近九旬高寿，历尽艰辛终于荣华，结局算是圆满，人生终有一别，但愿天堂繁花如锦，愿她和妈妈常常相聚快乐一如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