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迅与北京风土》：教科书之外的他

筠心

阜成门

教科书之外的他

文 | 筠心

我给自己制定了计划：每年至少读一本邓云乡先生的作品。于是，今年便选了《鲁迅与北京风土》。只匆匆去过北京两趟，甚至连城门都搞不清楚的我，读此书的意义在哪儿呢？每天下午，我在客厅的一侧，朗读上数十页；那头是因为疫情在家工作的先生，他戴着耳机，所以基本不造成干扰。不过，中途休息时间，他的耳朵里多多少少飘入了一些字眼。

有一天，先生突然笑着说：“搞了半天，原来是邓云乡以《鲁迅日记》为线索，写的一本书啊！邓读鲁迅，你再读邓......”我放下书，正色道：“你可不许小瞧哦！日记写得十分简洁，邓云乡是参考并研究了其他大量书籍与资料，才有这二十四万字的！”

此书内容共五：厂肆志略、厂甸风貌、酒肆谭乘、名胜散记及生活杂摭。每部分各有数篇，涉及1912年五月五日至1926年八月二十六日，鲁迅先生在北京长住的十五年里，乃至南下后，于1929 年、1932年两度短暂回京省亲的生活点滴。在书末的“后记”中，邓云乡先生感性地写道：

曲水流觞，永和胜迹，千载之后，还使人想象不已，几十年前，鲁迅先生经常去的琉璃厂，难道不应该留下一点文字记载吗？难道不应该使后人想象一下先生当年在琉璃厂徜徉时的情景吗？我是抱着这样的感情和心愿写作的。这样我越写越感到感情亲切，觉得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这样便连续写出了厂甸、饭馆、名胜、生活等章节。

而对于我的疑问，邓云乡先生未卜先知地作了解答：

多少能从生活的角度、风土的角度，记录一些鲁迅先生在北京生活时期的真实情况、风土史料，虽然有些是细微琐碎，但我想对于现在和未来的读者，也不能说是毫无意义的吧。

邓云乡先生读《鲁迅日记》感到无比亲切，多半由于其少年、青年时期在北京生活学习的经历；我读《鲁迅与北京风土》爱不释手，以至于感动、感怀，那是因为它让我认识了教科书之外，更加生活化，且全方位真实、生动、深情、甚至可爱的鲁迅先生。

我知道这篇读书笔记会比较难写，正如邓云乡先生自述“细微琐碎”——白灿灿的一大缸上等好米，颗颗晶莹饱满，我究竟要舀几勺下锅呢？

宣武门箭楼

• 1

与乾嘉时期那些不爱听戏、不喜茶园酒馆、应酬不多的京官相似，在民国教育部工作的异乡人鲁迅先生，闲暇时间最爱逛的地方也是琉璃厂。在他初到北京的第一个月，便光临了四次之多。那么，琉璃厂到底有何魅力，两百年间能牢牢地抓住文人学士的心？自然是其浓浓的文化、艺术气氛。只不过二里之遥的东西琉璃厂街，从书铺、南纸店、碑帖铺、裱画铺......到图章铺、墨盒铺，读书人舞文弄墨所需的一切行头应有尽有。而所有为此服务的能工巧匠，他们穷尽一生、孜孜追求的活计标准就是：书卷气。

鲁迅先生在琉璃厂最大宗的开销是书，此外便是碑帖拓片。北京时期的他，有几年十分热衷于抄碑、校勘碑。1917年的除夕，他就是在独坐录碑中，辞旧迎新的。“碑帖铺和古钱铺”篇中写道：

旧历大年夜，当时家家都在忙着请神、祭祖、辞岁、吃年夜饭，而先生却独自一人，坐在山会邑馆补树书屋的煤油灯下，静悄悄地录碑，此情此景，应该如何解释呢？可以说，这绝非天涯寂寞之时，正是战士磨砺之际吧。有哪一位高明的画家，画一幅《除夜录碑图》，这难道不是一道很好的画题吗？

事实上，我也有过两次独在异乡吃年夜饭的经历，那是怎样的心情与感受呢？虽不至于很自悲自叹，但如韩疁词：“频听银签，重燃绛蜡，年华衮衮惊心。饯旧迎新，能消几刻光阴？”一丝天涯悲凉，一分自怜幽独还是难免会有。因此，当我读到鲁迅先生的《除夜录碑图》，那种宁静如水的风度与气质，怎能不敬重、佩服呢？

琉璃厂唯一与“书卷气”不沾边的店铺就是信远斋，以卖酸梅汤和蜜饯食品而出名。“琉璃厂气氛”篇末尾，提到鲁迅先生在1932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就曾光顾信远斋：

在初冬下午的阳光斜照中，鲁迅先生提着几包桃脯、杏脯之类的蜜饯，在店主萧掌柜拉门送客，“您慢点儿走......回见......”声中走出来，坐上车，回到城里西四宫门口家中。这普普通通的一点情景，谁能想到这就是鲁迅先生最后一次告别自己多年来不知徜徉过多少趟的琉璃厂呢？

第二天，即十一月二十八日鲁迅先生就匆匆登车返沪了，与信远斋，与琉璃厂，甚至与北京永别了。读这样的文字，我很难不伤感。有多少地方，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与它永别了。所以，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必须以一种永别的心情，来珍惜、欣赏。正如欧阳修词：“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还有，所有的道别得好好地、郑重地做才行，像信远斋的萧掌柜那样。因为，也许永无再见之时了。

小酒铺

• 2

人生在世，最基本的四大俗事大约是衣食住行。《鲁迅与北京风土》中讲到衣的内容很少，而与鲁迅先生相关的更是少之又少。在“小市”篇中，抖出一句鲁迅先生在初到北京的那年深秋，曾与教育部的同事一齐去小市、大栅阑两处的旧货摊购买皮衣，但没买成。想来是因天气渐冷，买衣御寒而已。鲁迅先生曾自称，对于穿着不甚讲究在意，此真不虚耳。不过，书中涉及饮食的内容，不仅单独可成一章，即使其余章节中，也是垂手可拾。难怪要说“民以食为天”了。

和现在的上班族一样，鲁迅先生通常也是就近解决午餐。他是离教育部不远的宣内大街上，好几家小饭馆的常客。甚至还曾在海天春与益锠包过饭，且后者还是番菜馆。有趣的是，因为海天春的老板利欲熏心，包餐费一到手，菜肴质量随之下降，所以他只包了半个月，就中止了。

鲁迅先生与友人饮宴、应酬往来，去的次数最多的饭馆，非广和居莫属。其位于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与他居住八年之久、坐标南半截胡同的山会邑馆离得很近。这家以鱼类菜闻名的百年南味老店，在清末几乎是一个政治俱乐部。大官吏、大名士于此风流云集，店内老佣能侃侃而谈翁同龢、张之洞等人轶事。广和居之于鲁迅先生，还有更特别的意义，正如邓云乡先生在“别了，广和居；别了，先生！”篇所写：

曾作为一个初到北京的异乡口音的官吏，在这古老的酒肆中，自斟自饮，享用过他到北京后的第一次小酌；也曾作为一个别离多年的老主顾，旧地重游，在问候寒暄中，举杯小饮，吃过离开北京的最后一杯饯别酒，这不又都是当年活生生的历史真实吗？这中间不是存在着活的先生的生活形象吗？

最初与最后，二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

还有两家茶座也颇值得一提，皆位于社稷坛所在的中山公园（当时称中央公园）内。在公园僻静的西南角，水榭和假山之间的四宜轩茶座上，1926年七、八月间，鲁迅先生与齐寿山先生一起完成了《小约翰》译作；而位于园内东面、菜肴精美、徐世昌题匾的来今雨轩茶座，则是晚餐的好去处。

从小我就喜读与饮食有关的文字，当年曾于大学宿舍熄灯后，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读外国文艺。烤得香喷喷、新出炉的面包等字眼，把我煽动得口水直流，乃至被角濡湿......三十年过去了，如今读到《鲁迅与北京风土》中“饮食”篇细数：先生爱吃螃蟹，爱吃山药，爱吃栗子、葡萄、梨、黄芽菜，我却只剩下沧桑感。这些都在，这些都有，可是鲁迅先生哪去了呢？

卖蝈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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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大概算不上爱好游玩，在北京那么多年，他的日记里竟无香山看红叶的记录。1921年夏天，他曾频频到访香山脚下的碧云寺，是由于二弟周作人在寺中赁屋养病。他也多次陪同初到北京的家人，比如母亲鲁老太太、二弟一家、三弟周建人游览万生园，即后来的北京动物园，并赞美万生园夏天的风景很好看。除去为译书，有段时间天天至中央公园，鲁迅先生足迹较勤的地方，尚有两处。

一是厂甸。十五年北京岁月中，鲁迅先生逛厂甸不少于四五十次。厂甸的热闹是因为庙会，但不是常年有。农历正月初一至十六，厂甸人山人海，沸反盈天，各路商贩云集，货品琳琅满目。甚至连东交民巷开钻石行的外国人都来凑热闹，于厂甸火神庙设摊卖钻戒。鲁迅先生目标很明确，他是冲着淘书籍、碑帖、小文物而去。像普通的北京市民那样，他每年正月都去厂甸报到，1913年甚至多达七次。不过，他也常感慨书价高，买不下手。

另一处就是什刹海。1912年的八九月间，鲁迅先生连着游了四趟什刹海，或因工作关系，顺路一转；或趁着休息天，特意前往。前两次在中元节前，适逢什刹海荷花市场人声鼎沸，游兴便更浓。《鲁迅与北京风土》中涉及什刹海的三篇，写夏天，写风情，写市井，写得真是好看煞，可谓百读而不厌。但最动人的，莫过于“漫步银锭桥”篇中，描写鲁迅先生风采的那段：

而先生却安步当车，同朋友由国子监步行到什刹海河沿来喝茶，这已经是兴致非常好了；而喝完后游兴未阑，又漫步到杨家园子去买葡萄，买好后，就坐在葡萄架下吃起来。向晚时分，对着初秋的斜阳，坐在绿阴阴的葡萄架下，望着垂实累累，吃着现摘下来的玫瑰香的葡萄，此时此刻，其豪情隽味，真可说是跃于纸上了。

这次轮到我来建议画家们动笔啦，请给鲁迅先生来一幅《棚下啖葡萄图》。果然，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鲜鱼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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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北京长住时的居所共四处：南半截胡同山会邑馆、新街口八道湾住宅、西四砖塔胡同租屋、阜成门西三条住宅，皆为老式四合院。“房屋”篇中，对此有颇浪漫、诗意的描写：

在屋中躺在铺上，夏天可以听见知了声，胡同中卖冰的冰盏声；冬天可以听见远处的犬吠声，窗边的密雪声，午夜深巷中卖“半空儿—多给”的市声；春天半夜里可以听见大黄风撼屋声；秋天可以听见落叶打窗声，墙根的蛐蛐声。总之，就是北京老式房屋的种种情调，都是共同的，先生住过的各处房屋，都能领略到。

至于出行，比如每天上下班，时不时去琉璃厂，赴朋友聚会，以及到各校兼课，鲁迅先生基本乘坐人力车，即骆驼祥子拉的那种洋车。最初是零雇，后期图方便省事，改为月包。他对车夫充满同情，曾因巡警恃强凌弱，在日记里痛骂“季世人性都如野狗”；也曾因车夫衣着破敝，慷慨解囊。以小见大，可知鲁迅先生的内心柔软温暖。而对于好友或知己，鲁迅先生既能迎合迁就，又能不拘小节、真性情。

一向不爱看京戏的他，为恭祝同事高阆仙老母八十大寿，居然破例在江西会馆看了两出堂会戏。而当他在宣武门外西小市的地摊上，廉价买到三枚嵩山石人顶上“马”字拓本，竟然毫不犹豫地、当宝贝似地分赠给陈师曾一枚。此等情怀，也难怪邓云乡先生在“小市”篇中感慨：

拓碑者的辛苦，摆地摊的凄惶，五个铜元的廉价，三九天的寒冷，先生的兴趣，分赠朋友时的珍重，如果把这些联系在一起，老一辈的这种风流韵事，真不易为今天的人们所理解了。

我即“今天的人们”之一！可是，当我一边读着《鲁迅与北京风土》，一边对照着自网上下载的地图，寻找前门、宣武门、广安门、阜成门......百年前的春明旧事越来越清晰起来，百年前的人儿亲切得近在眼前。

* 图片来自网络，系张志波作品《旧京尘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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