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玛镇的上海干部

黄大信

1969年10月第一批上海干部随着知青来到呼玛插队，他们是上海带队干部，简称上海干部。

当年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沿江的呼玛、瑷珲、孙吴、逊克、嘉荫等北五县上海知青下乡叫“集体插队”，由上海干部带队。

黑龙江边境地区地广人稀，村屯小，距离远。一般公社下面就是大队，不像内地那样的公社——大队——小队三级管理。我所在的生产队全村才一百多口人，一下子接收了一百多知青，无论住宿还是管理难度都很大。如荣边公社、金山公社、鸥浦公社一个生产队甚至有接收二百来个知青的，插队变成了倒插队，以致后来不得不分队才好管理。

这些知青大多是六九届的，下乡时小的十五六岁，大的十六七岁，上海干部在某些方面扮演了家长和老师的角色，他们深入各公社生产队，与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

现在大兴安岭地区的漠河、塔河、呼玛三个县当年都属呼玛，1980年以后从呼玛县拆分。

呼玛县的呼玛镇公社三个生产队，共接收了291名知青和14名上海带队干部。他们是一队4人:谢锡康、李国治、刘扬、王锡麟;

二队5人:施明、张世雪、黄霞轩、陈映青、何顺华;

三队5人:于兴根、方声扬、王子武、叶德庚、董树利。

当年的宣传画。

反映珍宝岛战斗的宣传画。

宣传画《毛主席去安源》，鼓励知青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在黑龙江省逊克县下乡的上海知青金训华因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

上海干部施明为呼玛知青下乡40周年纪念册题字。

上海干部施明(右)夫妇合影，夫人包国芳同为上海干部。

知青探望上海干部何顺华(右2)。

上海干部陈映青(左)、黄霞轩(右)参加知青下乡40周年聚会。

上海干部张世雪(右)与知青在队部马车前合影。

上海干部和知青在村边合影，左:方声扬;右:于兴根。

上海干部于兴根（右1）与女知青。

上海干部于兴根（后排右2）与三队探亲的知青在上海人民公园合影。

上海干部王子武(右1)与知青在北边地头合影。

上海干部叶德庚(左1)。与知青、老乡在队部电锯旁合影。

上海干部董树利(左1)与知青在电影院大门外合影。

当年黑龙江上游沿江的主要交通工具有大小2条轮船，这个《东方红10号》客货两用轮以蒸气动力带动叶桨，是真正义意的古典式的带轮子的轮船。

《东方红19号》柴油动力小客轮停靠金山新街基码头的情形:船到了，村民像过节一样热闹，知青期盼着家信，当年船是沿江村屯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

农业机械化的主力机型《东方红-75》拖拉机。

春天拖拉机拉着播种机播种。

夏天在大豆地里锄草的铲地大部队。

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在收割小麦，当年收割小麦已实现机械化。

二队知青在晒场晾晒小麦。

小麦称重灌麻袋上肩，每袋180斤。

马车。

冬天的马拉爬犁。

冬天学大寨兴修农田水利。

冬天山上的柈子场。

抬大木。

当年呼玛县是大兴安岭地区唯一的农业县，春夏秋务农，冬季伐木，当年边境地区的劳动工具有农业用的锄头、镰刀、钐刀、钢叉、铁锹、丁字镐;林业用的大锯、斧子、掐钩、扳钩。

钐刀是中苏边境地区的俄式大镰刀，功效是小镰刀的好几倍。夏天装上挡弓打草，秋天换上挡栅打小麦。

典型的知青宿舍和门前的水井。

盖房。

武装民兵。

出入边境地区必须随身携带《边境居民证》。

民兵在公路道口检查《边境居民证》。

上海知青回第二故乡呼玛。

当年的知青宿舍已残破不堪，即将拆除。

知青宿舍北面。

中国最北的县级博物馆一一呼玛博物馆。

当年的知青奖状。

奖状的捐赠者陆国良与博物馆内自已的奖状合影。

有俄式风格的呼玛知青宾馆。

知青宾馆内的知青展厅。

呼玛黑龙江边的173号界碑。

黑龙江春天开江跑冰排。

大雁北归。

5月盛开的兴安杜鹃。

黑龙江上的船。

当年与苏联争夺的吴八老岛。

夏天草甸子里的草垛。

秋天的五花山。

冬天的白桦林。

雪中民居。

当年到呼玛县下乡的5516名上海知青在14个公社的分布图。上海先后派出了379名干部带队，协助各级党组织做知青的组织领导和思想教育工作。当时在“文革”中干部队伍精简调整，这些上海干部是以“四个面向”的名义被迫到边疆插队的。但这些同志顾全大局，安心在边疆积极努力工作，认真带教知青，帮助边疆搞好工农业生产，并对呼玛县的电力、水利、造纸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持。粉碎“四人帮”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他们陆续回到上海。他们和知青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结下了深厚感情。

在呼玛的上海干部慰问团全体合影。

五十多年过去了，中苏关系从友好到反目再到正常化，我们见证了历史。在遙远的祖国边疆，黑龙江依旧冰封流淌交替，大雁每年依旧南来北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