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失落的青春（三）

神舟一号

作者：程济威

下面视频为现如今的宝应湖农场场部机关，与当年设在刘圩的宝应湖农场场部机关相比已是今非昔比。

周全明上吊离开人世以后，知青便打散了。我与刘纯纬从五大队调往七大队，翟步文调健康猪场，卞有庆调炕坊。之前，七大队已经有了曹生财、陈其英、李崇林、管明华夫妇及张永良、孔庆国等扬州知青。曹生财任副大队长，张永良与孔庆国任小学老师。孔庆国是大学生下放，文化最高，已经结了婚，妻了是农场美女杨厚兰，她是中医世家。陈其英做赤脚医生正与曹生财热恋中。当时，我的宿舍紧靠孔庆国家，与孔一家还有张永良一起烧夜餐。杨厚兰略大于我，劳动时她总是带着我，我无法完成的定额也是她帮我完成，没有想到，最后还成了亲戚。

宿舍的后面，是一条小河。这条小河将大队部与农工分开，中间挑了一道土埧连接来往。河水稍大一些水漫上来就会将土埧淹没，此时，在七大队蹲点的魏志华便会出现在埧上，用柴垫实、用土填高。魏经常做好事不留名成了农场学雷锋的标兵，陈步齐书记经常带他外出宣讲。我也暗暗立志，向他学习！那是一条弯曲的小河。小河的水碧清碧清，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鱼儿在水里自由的灵动，心疼得那些喜欢钓鱼的城里知青往往不忍心下钩垂钓。住在小河那边的农工，几乎家里都没专门贮水的水缸，烧水煮饭时，直接从小河里用小木桶舀上水就下锅了。每当傍晚农工下班之时，小河那边显得特别的温馨，女人们挽着袖子卷起裤筒伴随着缓缓的水流在那里洗去一天的疲惫。

我不知小河的水从何地而来流向何处。我经常拾一枚石子，远远地投向水面，激起水花，泛起层层涟漪直到岸边。此时的心便如那水花一般怒放了，伴着涓涓细流一路蜿蜒而去。慢慢地，再投一枚石子，一个水花变成了两个水花，其实人的命运也如水花，没有目标、没有边界，最后消逝得无影无踪。

已经当上了副大队长的曹生财，得知我在五大队有过代课的经历以后，仍然叫我做老师，不过是当时新兴的耕读小学老师，那是从大寨学来的。就是将大队的文盲半文盲的劳力集中起来，组成一个队，一边劳动一边学文化。由于七大队是全农场样板点，于是先搞了个试点。大队部学大寨组成一个铁姑娘战斗队，一边集体劳动，一边集中学习。劳动时，她们带领着我，学文化时我教她们。铁姑娘队一水的都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劳动起来个个都是一把好手，到了课堂，屁股就坐不住了，一上课就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加上各人受过的教育程度不尽相同。稍深了，没学过的吃不消；浅了，已经学过的不再感兴趣，所以，只有分别教，一边人听讲一边人闲着。一次上课时，我在黑板上写着要点，突然下面哄堂大笑起来，我问为什么，小队长李福才的女儿李长珍站起来说：我们大家研究过了，将N谈给刘纯伟、将Z谈给你。听到这赤裸裸的直白，当时我的脸一直红到耳根。这课没法上下去了。

那知，小长珍一番愣头青的话说了以后，俩女孩还真的就当了回事，Z有事没事的就到我们宿舍来坐坐，影响了我们休息，弄得曹炳贵也有了意见。劳动时Z也总是带着我，经常有意识地将抬东西的重力拉向她那一边，然而，我丝毫没有感觉，也热情不起来。结果不了了之。正因为我的没有感觉，Z按照她的生活轨迹走了下去，结果入党、做了妇女主任，得到她应用的那份幸福。然而刘却没有经得住进攻，终于做了贫下中农的“俘虏”，成了接受改造的标杆，补发了红宝书，很快地还当上了生产队记工员。由此，徐月清支书就经常拿刘的例子来教育我，叫我向他学习。

凭心而论，徐月清这人本质并不坏。他比较喜欢有文化的人，我与刘纯伟两人在知青中算是比较有点文化的，不过，那点文化可不是课堂学来的，文革的课堂是学不来知识的。徐相对喜欢从渡江路下放的刘，我能理解；我的家庭背景致使他在政治方面对我的要求近乎苛刻我也能理解。徐对我斗争起来毫不留情，不管人前人后，铁面无私；但是私下，他又表示出特别的客气，到他家，还特地叫王秀英给我烙饼吃。他叫他大儿子宏宽称我叔、叫我老师，叫我帮助他辅导文化。宽宏与我同龄，月份比我稍大。宏宽的手有点残疾，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因此，他希望他能够学点文化可以从事力所能及的事情。从这个问题上看，徐书记的心又是极软，与他那高大的身躯极不相称。当然，最终宽宏並没有做成文化人的事，弄了条船搞运输，我经常照顾他的生意。他从外面给我带过一台立式电风扇，我知道他的心意，坚定不移的按原价付了款，这个缺口不能开！尽管那时，我的经济条件还不允许添置一台电风扇。后来，宽宏做为农建四师的子女也来到扬州，我在《今日生活》上看到过他，想不到，与我同龄的他已先我而去。

有一次，农场要七大队抽调三名员工到农机战线工作，到农机厂做工人或者开拖拉机。那可是所有农场职工无比向往、梦寂以求、至高无上的向往。多少人找到了徐书记，然而，出乎意料的事，徐书记居然推荐了我。那天，我兴冲冲的与孙永祥、俞学富拿着大队党支部开出的介绍信到场部报到。接待我们的是原农场办事组组长翟风华，他迅速地为俞学富开出了到农机厂的介绍信、为孙永祥开出去机耕队的介绍信，将我的介绍信只是塞进了他的办公桌抽屉，便没有了下文。没有说明原因、也没有做我工作。是不是用我做个陪衬，我不得而知。面对翟风华的冷酷无情，我只得悻悻而归。每当看到俞学富穿着工人的服装上下班从我的宿舍门前经过，看到孙永祥开着拖拉机骄傲地在田野间奔驰，我想，这就是命。那年，我已经19岁了。

随着文革的推进，徐月清也难以呼风唤雨了，左手有了新生派民兵连长朱明桃、右边有着知青大队长曹生财。贫下中农的势力更不可小觑。场社合并，农业社的一些宗派势力自然也带到了农场。七大队就有孙家、梁家、朱家三大门派，他们相互鼎立，又沾亲带故千丝万缕，联合起来便可以左右形势。因为，“革命”就是造反者盛大的节日，掌控权力的“精英”贫下中农开始享受这个难得的盛大节日了。那天，一合计，决定先杀几头猪犒劳犒劳自己。立马，有那些激进的人士就跑到大队猪场选了两头进口的纯种约克夏，每头猪都在3、400斤以上。此时，无需任何人动员，自觉性已经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分工之细、之协调，是任何一个劳动组合都无法比拟的。很快，猪杀好了，于是就大块分肉，是凡贫下中农均有一份，免费的；当然，地富反坏右不在其列。最后，将剩下来的杂碎、骨头等等全部用食堂的大阵子煨上一锅。晚上所有参战有功人员，大口喝酒、大块吃肉。猜拳行令、不亦乐乎，啊呀，革命真好！

我与曹炳贵住在食堂的紧隔壁，阵阵肉香在空中弥漫着，通过窗户飘进我们的宿舍，但只能闻其味而不能食其肉。贫下中农没有叫我们享用。不喊我，是理所当然；但是没有叫曹炳贵，我不能理解了。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曹炳贵当时的革命观点与他们不同，所以，没有叫他也在情理之中了。然而，为我们知青烧饭的炊事员陈明善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不理解，吃肉还得划分阶级，但也无可奈何。到了夜里，一个个吃饱了、喝足了，回家的回家、打牌的打牌，食堂里剩下的只是一片狼藉。陈明善看到已经没有人，于深夜悄悄地用茶缸子装了满满一茶缸子肉汤将我们的门敲开，关照我们快喝。我与曹炳贵看那肉汤，那是肉汤呀，分明是肉糊，厚厚的，根本就没有办法下口。我们就将它搁在那儿，到了天明一看，肉汤变成了大粉一样的东西，勺子都挖不动。

林彪摔死温都尔汗的那一年，政治气候异常的紧张。家里来信说，全家已经面临下放农村的危险。我知道，无法回家过年了。好在那时已经有了从东坝转来的苏州知青，有些成了家的也不回家；而高邮福利院下放来农场的知青以及第一批由淮阴插场的知青大多也不想回家，所以，食堂还得开伙。看到很多孩子不回家，七大队有些农工出于好心，纷纷地将留下来的知青约到自己家，有的人家还第一次学城里人那样，蒸起了包子。说起那包子，其实就是在原来的馒头里揣上一点咸菜大葱肉之类的馅，不过味道还真的不错。我也被紧隔壁的老职工留下的，心里还乐滋滋的。谁知，突然接到场部的紧急通知，规定大年初一，农场所有人家不得升火，全部由所在大队统一集中吃忆苦饭，忆苦饭材料由各自大队自备。 这忆苦饭的材料从何来呢？打小我们就从书本上得知，旧社会穷人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吃糠咽菜挖野菜（并不是蔬菜，而是野菜）。所谓忆苦饭，就必须是野菜做成的食品。考虑到没有材料，大队便规定由各家各户公摊。 因此，各家非常积极，有出油的、有出盐的、还有出麦糁子的。没有野菜，就用小河里现成的浮萍，就是现时菜市场卖的空心菜。

“忆苦思甜”是文革年代兴起的“阶级斗争”教育必修课。意在通过吃忆苦饭激发起对新社会的热爱并教育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努力改造世界观，感情上向贫下中农靠拢。说实话，自从下放农场以来我就一直恨家里为怎么不是贫下中农，人前人后挺不起胸来总是灰溜溜的，不硬气。因此，领导经常教育我，必须多参加贫下中农的忆苦思甜活动。 所以，一旦听说让我参加贫下中农的吃忆苦饭活动，我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尽管我那隔壁的老农工悄悄地关照我，大过年的不要呆，少吃一点留点肚子回来吃包子，然而，我已是豪情满怀，决定彻底做一回贫下中农子女。

一大桶热气腾腾的忆苦粥放在那儿，透着一股清香已经诱人，但吃饭前，还得先听忆苦报告。请队上苦大仇深的贫农李广兴现身说法。说旧社会怎么穷，怎么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怎么牛马不如，怎么饥饿难挡等等。说着说着，李福庆便在下面与我们说，你们别听他瞎说。当年，他在梁殿辉家打短工，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一天五顿：早茶，小中，午饭，下午茶，晚饭。我们听了，顿时愣住了，怀疑李福庆的阶级立场有问题，但是，想想也不对呀，他可是一个党支书的舅大爷呀。忆苦终于还是完了，全体起立唱忆苦歌： 天上布满星， 月牙儿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诉苦把冤伸，唱着唱着，真的还有人难过流泪。接着，便开始分发忆苦饭了。我棒着一只借来的磁花大碗，被盛得满满一碗。心中正犯愁，那知一尝，别有一番滋味。现场没人说话，只听得呼啦啦连吃带喝的声音。吃完，一个个竟然打起了饱嗝，然后抽烟，互道春节问候，那种滋润和开心的劲头，就与今天的公款喝人头马吃龙虾喝王八汤的感觉差不多。

吃忆苦饭时，徐月清已经调走了，改任五大队支部书记。陈立保到七大队当书记，吃忆苦饭时，他正好回家过年了。这是我最最幸福的两年。我与陈立保住一宿舍，陈立保偏爱我，对我像儿子，我敬他如父亲。只是好景不长，总队与农场合併，陈立保调到一分场当书记了（可见“远去的灯火”一文）。当地人陈同昌任大队书记，刘万民调来当大队长。我开始了与刘万民大队长的相识交往。那时，已是文革中期。刘万民从农场副业科长的位置上调到七大队担任大队长属于下放。刘书记当时已是行政19级，而一般大队干部只有21级或农工级。我知道，此举实际上是刘长明对他的保护。刘万民书记是湖南人，老家在岳阳一带。我家在湖南长沙，分支在常德，两家彼此相距很近。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下，俩老乡遇到一起是非常不容易的。加之当时我是单身，他也是一人在大队，每日里一个食堂就餐，因此，尽管谨慎，但之间还是有语言的，同时，我还知道他喜欢好一口。

刘万民大队长平时不多言词，只知道带头苦干，冰冷刺骨的秧田，他脱下鞋袜就直奔秧田，带头做起秧板。我知道他的胃不好，经常疼痛，不时用拳头顶着，心中实在不忍他拼命干，但也没有办法。其实，刘万民书记是极富感情极有文采的人。他用自己的智慧惠及他人，为他人导行，使他人快乐。在他看来“使人快乐，自己快乐”才是最大的快乐。这就是，在七大队短暂的时间内，为什么那么多苏州知青、扬州知青、大队农工喜欢和他交往，由衷地爱戴刘大队长，因为他们从他身上感受到两种魅力：人格魅力和才学魅力。才情兼备的良师益友，自然受人敬重。

当时，我对刘万民书记以叔事之，尊敬他，他也配当我叔，加之，我与小进也是朋友与发培也熟，只是后来，他的小女儿与我的长女成了同学好友，关系就复杂了。陈同昌全力支持了刘大队长的工作，并在当时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为刘大队长解决了入党问题。刘大队长调出七大队到三分场任书记时，陈同昌为了给他送行，特地请我到当时的省军区五七干校，通过我姐夫的关系，搞了几十瓶二两五的洋河大曲。当晚，书记队长一醉方休。刘万民是不忘旧情的人，到三分场后，一次，陈同昌特地为已成为他外甥女婿的刘纯伟调三工程队亲自骑自行车颠簸10多公里找到刘万民书记，刘万民心疼他责怪他：打个电话不就行啦，何必亲自跑来。说毕，很快为刘办理了调动了手续，从此，刘纯伟的个人命运家庭命运得到了彻底改变。

再一次与刘万民书记接触是80年代初。已是农场副书记兼副场长並主持工作的他，那天，他与他夫人一起乘我们用的唐胜顺开的苏制嗄斯69到苏州，我是去开水利部苏州会议。途中停留瓜洲渡口时，刘万民、陈碧群建议去看看我姨父。当即，我在渡口等待过江时，给我姨娘打了电话，我姨父设宴招待了他们。时任镇江市副书记的我姨父平易近人的作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多次与我提及，当然，也加深了我与他的关系。

再后来，我与刘书记见面是在南京肿瘤医院了。那是我和张月俭陪着一个病人去南京看病时，偶尔听说刘书记正在南京这家医院时，我坚持抽空看一看他。那天恰好他身边没有人，他躺在病床上，看到我，有点激动，依然用那双明澈的眼睛传递着他的友善。那时，他已沉疴在身，穿一袭病号服，人明显消瘦，却依然精神焕然，与之聊天，仍像以往，似浅酌，似品茗，有滋有味，精神依然是那么乐观。却怎么也想不到数月后，他竟作别人间。那么鲜活的一个生命，那么和善的一张面孔，那么亲近的一个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我许久说不出话来，真不敢相信这竟是事实！　　　

十六岁下放，最最害怕的便是洗被了。为防止被头早脏， 我将被子的两头用毛巾缝在上面蒙起来，平时，将护脏的毛巾拆下来洗一洗就行了。 但终非长久之计。那天我决定自己洗被了。天一亮，我就开始烧水，烧了一大锅水，先将拆下来的被里，被面，分别放在大澡盆里盘一盘，然后，用热水将石碱泡开，将被里先浸泡在碱水里，再次揉搓。然后，打上肥皂用搓衣板一段一段地搓，那洗衣板还是我从扬州带去的，当地人还没有人习惯使用搓衣板，一直搓到自己看上去觉得洗过的地方雪白了才转入下一段。两条被里洗完后，一块肥皂也就用完了，那盆里的水已经全部成肥皂水了。我将被里挣干，然后到小河边，敲开厚厚的一层冰，在面盆大的冰窟窿里拎水，一桶一桶地拎，一床一床的渍，那可是数九寒天呀，两手冻得通红但身上已经冒汗。好不容易，将两床被里渍好，我又在门口的两棵大树之间拉起了绳子，然后将被里被面棉花胎晒在上面。那知，没有多久，被里就冻硬了。过往的人们，走到面前，都由衷地夸赞：这被里洗得真是照见人了。听到这话我心里乐滋滋的。虽然那天很冷，但是太阳光很好，到了下晚，被里也就干了。将被子钩起来仍然是我的活。我将被里平铺在床上，将棉花胎理顺在被里上，再蒙上被面，将四面露出的被里招上去，然后，先两边后两头、一针一针的缝。一个多小时后，两床被子就全部钩好了。

七大队注定是我一生重要的经历地，我就是在那儿完成了人生的跨越。我的那一位与我宿舍相距不超过五米，她从未主动帮过我忙。那时的女孩子是拘谨的，拘谨而可爱。我与她从相识到结合加起来讲的话不超过十句，是不是有点天方夜谭，然而，确实就是，不过，没有影响几十年的和谐。我第一次在外过端午节就是两个孤独小孩碰撞后的节日。端午时正值农忙：田间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吗。既要忙收麦，还得忙插秧。当时，我刚刚当上了记工员，党委没有批准的地下记工员，这是陈同昌大胆的决定也得到了周汝华的默许，那可是100多号人的“总理”。每天我可以根据队长的主张分派工作、还可以四处检查，因此，时间上有了点灵活性。

端午前一天，我照例到几个秧田看一看后，便溜回家中。看到有人在包粽子，自然就想起了母亲包粽子的情景。好在农场粽叶多的是，人们在插秧的中途休息时顺便摘了很多粽叶，还带了一些给我，那时糯米已经不再紧张，我便决定包一点粽子。我看当地人包的粽子，一色的像个螺丁似的，细细长长，一斤米可以包出20多个粽子。剥开粽叶，两口一个粽子就下肚了，觉得非常的不带劲，就想自己动手，包一点扬州的小脚粽子。于是，我回忆母亲包粽子的一招一式：用中指食指将粽叶裹起，放糯米，然后再添一片粽叶，添上去的粽叶折过去转弯，然后用手套线扎紧。别说，粽子包得还就像模像样，活脱扬州的小脚粽子。一时，惹得大队的很多妇女感了兴趣。晚上收工时，这些妇女顾不得一天的劳累，纷纷拎着米、粽叶全部到我这儿学习扬州粽子的裹法，我总得陪着呀，因此直到半夜也无法入睡。但是，扬州小脚粽子就此便在当地流行了。

端午当天的一大早，为了让刚刚成亲从来没有下过秧田的她改善一下生活，我到圩外湖边买了一条鱼。一斤只有两毛八分钱的翘嘴白。我那位拔秧先走了。我将鱼洗净，煮好。看到煮好的鱼，色香味俱全，非常诱人，恨不得一时痛快的吃了。只是，想想那一位的辛苦，我还是忍了，于是停著，完整地放在锅里，等她回来吃。一般情况下，男工与女工是不照面的。女工拔秧，男工在家烧早饭。男工吃了下田挑秧，女工回家吃早饭，然后去插秧。到了快中午时，男人们先回家烧饭，烧好后，自己先吃一点，再去换女工回家。一家人难得在一起吃一顿饭，那怕是过节。谁知，她回家时看到一条烧好的鱼居然没有动筷，自己也就没有动。胡乱吃了一点饭，喝了点汤，将一盘鱼仍旧放在锅盖上（那时还没有碗橱），急忙又下田去了。等我再次回来，准备正式吃饭时，发现只剩一只空盘子放在锅盖上，鱼没有了。我放眼寻找，只见靠厨房门口的地方，一条完整的鱼卡躺在那儿。两人都没有舍得吃的鱼结果给猫独自享用了，不知谁家的猫！当时，真将我气得要死。事后，我想想也好笑。结果，多少年来，凡端午节这一天，我几乎都要说一遍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