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沙岭

红楼追梦

黄沙岭

已经不记得多少次徒步翻越黄沙岭了，最早的一次是1969年元月，上山下乡后第一次回城，而最后一次是1972年12月20号。为什么会记得那么确切，因为就在前一天晚上，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当年我下乡的龙王庙公社，全长二十公里，它的最西端两个大队，就是山上的黄沙岭与山下的槐树村。而如果要回城，翻越黄沙岭是近道之一。

1969年秋收刚过，板桥区开工修筑从二龙山至板桥的公路，我们公社负责的路段就位于黄沙岭下。在石鸠河与板桥河交汇处的山根有几户人家，我们大队的二十多人就住在其中一户的两间房子里。

那个年代讲政治挂帅，由于我在布置大队部时作的不错，公社点名抽我去工地上从事政治宣传，我也就在这黄沙岭下呆了五个月。

每个公社的民工都是按照一个连，然后下边三个大队为一个排，我们连的连长是黄沙岭大队的杨振才，他也是我认识的第一位黄沙岭人。

杨振才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干的多说的少，那时候不管是那一级干部，开会时都是夸夸其谈，长篇大论。但他却不如此，会上讲话很简短，从来没有多余的话，所以干了一天重体力活的人们都很乐意他给大家开会。

春节前几个月我和公社的老陈住在岭底大队李支书家里，晚上连长、指导员他们自然常聚于此。这一阶段连里几个头和医生都还和各自的大队人员住在一起，到第二年春天，李支书家不能再住，安排老陈住在一王姓家，但因这家成份为富农，老陈避嫌不住，去另外一家和房主儿子同住，我就和几位连领导一起住在这里了。

杨振才初见我这个十六岁的小年轻时，还按照对下乡干部那样叫我“老张”，后来住在一起熟悉了才直呼我的名字。

我去过他家一次，那是在1970年的春天，他母亲去世了，公社干部老陈安排我给做个花圈，要去吊唁。接受这个任务，我只能因陋就简，找来几根苇子杆扎成骨架，再用广告色把办专栏的纸染色扎成花。看到我做花圈，驻地的女青年也来帮忙，房东的女儿叫淑月的还将自己珍藏的彩色皱纹纸贡献了出来，在她们的帮助下，花圈很快就做好了。

那天收工吃完饭，我和老陈及几位连干部沿着村后的小路上了黄沙岭。时值月中，那天晚上的黄沙岭在月光下非常美。

我认识的第二个黄沙岭人叫贾三虎，也是在工地上认识的。他当时是给队上管灶，那时候上工地的社员每天自带一斤糊汤，由队上补助半斤原粮。条件好的队给补助半斤麦子，差的就是苞谷。黄沙岭队全是山地，条件不好，补的就是苞谷。要办好伙食就要靠管灶的人动脑筋了。杨振才有一次闲聊中提到他们队上的伙食办的好是因为贾三虎能力强，我就对这个人有了兴趣，打算专门去见识一下。

有一天就，我找了个正做饭的时间去黄沙岭队的住地，果然见到了贾三虎，他正在指挥炊事员用苞谷面和萝卜丝蒸菜卷，见我来了，主动介绍说：我们今天的饭是菜蟒。看到他们那金黄色

的大菜卷，让人一下子食欲大增，我也就相信了杨振才所说名副其实。

贾三虎处事灵活，待人热情，我很快就和他熟识了。春节放假前他找到我，说是他们大队要排革命样板戏沙家浜，让我给画个布景。我就和他约定好时间，又找了个帮手在腊月二十七去了黄沙岭，用一天半时间完成了绘制。此行还见到了居民下放落户到这里的同学张述民一家。

最后一次翻越黄沙岭是2019年的春

天，为了给我所写的《我的知青生涯》里配照片，我专门租车去了当年修筑的二板路，拍摄了猴娃岩和早已废弃的曾经住过的那个村落原址。站在岭上，我眺望着远方，还可以辨认出石鳩河畔那高高的空山。

现在黄沙岭打通了隧道，过往的车辆再也不会翻越了，不知岭上的人家可否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