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鲁迅为“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与鲁迅先生的故事”自认是其“学生”、论鲁迅与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范攀

　　1937年10月19日　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作《论鲁迅》演讲。讲演指出：今天我们陕北公学主要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的任务。当着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练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这种先锋分子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们是不谋私利的，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们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往直前；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起着向导的作用。目前的战局只是单纯政府与军队的抗战，没有广大的人民参加，这是绝对没有最后胜利的保障的。我们现在需要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队，要他们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来完成这历史的任务。首先全国的广大的先锋队要赶紧组织起来。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我们要为完成这一任务而苦战到底。又指出：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10月23日　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题词说：“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毛泽东《论鲁迅》

[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陕北公学主要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的任务。当着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练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这种先锋分子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们是不谋私利的，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们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往直前；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起着向导的作用。目前的战局只是单纯政府与军队的抗战，没有广大的人民参加，这是绝对没有最后胜利的保障的。我们现在需要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队，要他们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来完成这历史的任务。首先全国的广大的先锋队要赶紧组织起来。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我们要为完成这一任务而苦战到底。　　

我们今天纪念　鲁迅　先生，首先要认识　鲁迅　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志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谨地学习革命理论一样，是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的。陕北公学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里有真理，讲自由，是造就革命先锋分子的场所。　　

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　鲁迅　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准确，那样的清楚。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长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　　

鲁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参加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比如德国的考茨基、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就是明显的例子。在中国这等人也不少。正如　鲁迅　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去献给敌人作为见面礼。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做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下的文学青年，教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　　

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他在一篇文章【2】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若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一直打到它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把它运用到全中国去。　　

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鲁迅对长征胜利到达延安的看法

不妨以鲁迅为例。他与红军的渊源甚深。早在1932年，红军将领陈赓因伤到上海治疗，和鲁迅作过一次为时甚久的促膝相谈。鲁迅从陈赓处了解了红军的情况，并得到陈赓亲手画的红军作战形势草图。据说，鲁迅曾计划写一部《铁流》式的反映红军英勇斗争的长篇小说，由于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而未实现。红军抗日先遣队总司令方志敏被俘入狱后，鲁迅冒着生命危险替他保存、转送了他在狱中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件和文稿，其中包括著名的《狱中纪实》《可爱的中国》等文章。

到了1935年底，鲁迅从外国友人史沫特莱处得知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紧密关注红军长征动向的鲁迅自然欣喜万分，在史沫特莱建议下，病榻上的鲁迅与来访的茅盾商议联名发一份电报给红军，祝贺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据茅盾事后回忆：“一九三六年春节后的某一天，我照例到一些老朋友家去‘拜年’，也到了鲁迅家中。告辞时，鲁迅送我下楼。走到楼梯中央，鲁迅忽然站住对我说：‘史沫特莱告诉我，红军长征已抵达陕北，她建议我们给中共中央拍一份贺电，祝贺胜利。’我也停住脚步道：‘好呀!’鲁迅继续往下走，又说：‘电文不用长，简短的几句就行了。’我点着头，转念又问道：‘可是电报怎样发出去呢？’鲁迅说：‘交给史沫特莱，她总有办法发出去的。’”

最终，鲁迅和茅盾经过商量，由鲁迅起草，两人共同署名。这封电报委托史沫特莱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发到陕北。电报内容如下：

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

毛泽东称鲁迅为“现代中国的圣人”自认是其“学生”

编者按：《湘潮》发表文章《毛泽东引领抗战文艺：“从此天下太平矣”》。文中记述，毛泽东与鲁迅虽然未曾谋面，但在公开评价鲁迅时，称他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并自称“贤人”，“是圣人的学生”。对鲁迅评价之高，在古今文化人当中，无出其右。现对该文摘编如下：

1938年4月，毛泽东亲自参加创建了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鲁艺汇集了包括茅盾、冼星海、艾青、何其芳、华君武、孙犁在内的当时延安一多半的文艺家，培养了穆青、贺敬之、王昆、于蓝等一大批杰出学员，堪称群英荟萃，为抗战文艺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

学院以鲁迅命名，本身就包含着毛泽东对抗战文艺发展的期望。毛泽东与鲁迅素未谋面，但对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文艺战士极为崇敬。他称鲁迅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现代中国的圣人”，自认“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在与周恩来领衔发出的《创立缘起》中，毛泽东说：“在抗战时期中，我们不仅要为了抗日动员与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而且应该去寻求和准备新的力量，这就是说：我们应注意抗战急需的干部培养问题。”“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我们决定创立这所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不久之后，毛泽东再次到鲁艺，就“如何做艺术家”提出了更具体的想法。他说：“我们的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这就有一个团结的问题。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好好地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走马看花，下马看花，起码是走马看花，下马看花更好。我们要有大树，也要有豆芽菜。没有豆芽菜，怎么能有大树呢？我不懂文艺，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创作好像厨子做菜一样，有的人作料放得好，菜就好吃。”

据艾思奇的《延安文艺运动纪盛》记载：鲁艺成立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和五周年，毛泽东都到鲁艺讲了话，这些讲话大都很生动、很重要，寄托了他对延安文艺乃至整个抗战文艺发展的殷切期望。

毛泽东自己作为文人，也乐于同文化人交往。延安不大，毛泽东经常从自己的窑洞出发，信步走到某位文艺家的住处，同他们谈天说地，他曾同萧军谈《聊斋》，与茅盾论《红楼梦》，谁有了好作品，他也及时给以赞扬。1939年，《黄河大合唱》首演，毛泽东参加了音乐会，据冼星海记载，毛泽东“还叫了三声好”。

除了根据地，毛泽东还时刻关注着国统区的文艺动向。1939年12月，毛泽东向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提出，延安也可以上演一点国民党统治区作家写的作品，比如曹禺的《日出》，并要求集中延安一些好的演员来排演；1940年，国民党的西北摄影队到内蒙拍摄影片《塞上风云》的外景路过延安，毛泽东亲自设宴款待。席间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他们在国统区的生活工作学习情况，在听取了领队应云卫介绍影片的情况后，毛泽东称赞影片较好地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材。之后，还特别致电贺龙、关向应，请他们对同去的上海画家沈逸千的战地写生队加以保护。

在毛泽东的引领下，这一时期，党对文艺的基本态度是包容与积极支持的。这一时期，延安文艺界十分活跃，各种团体、刊物、作品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

　　毛泽东等论鲁迅与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

鲁迅艺术学院创办于延安，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文学艺术专业干部的高等学府。1938年初，为纪念凇沪抗战6周年，延安文艺界联合公演了话剧《血祭上海》，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毛泽东称赞戏演得好，并建议以这些文艺工作者为基础，创立艺术学院。

不久，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七位同志发出了成立鲁迅艺术学院的倡议。在他们联合署名的《创立缘起》中说：“我们边区对于抗战教育的实施，积极进行，已建立了许多培养适合于抗战需要的一般政治军事干部的学校，而专门关于艺术方面的学校尚付阙如，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所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量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为了把学校办好，还成立了校董事委员会，成员既包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党中央负责人，也包括蔡元培、宋庆龄、何香凝等社会名人和学者，其中还有鲁迅的夫人许广平。

4月10号，鲁迅艺术学院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毛泽东亲自题写了校名。

1940年，鲁迅艺术学院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并入延安大学，更名为“鲁迅文艺学院”。在党的历史上统一简称为“鲁艺”。

“鲁艺”是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它培养了一大批文学艺术专业人才，组织演出了大量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节目，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美术展览，创作了大批优秀文学作品，还出版了很多文学艺术书刊。其中很多作品，今天仍然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毛泽东号召大家要同鲁迅先生那样，“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

陕北公学按照“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的方针，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为造就一大批有政治远见、政治理论、牺牲精神和团结群众的革命干部。

陕北公学创建之初，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培育学生的政治远见。他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莅临延安陕北公学，作了题为《论鲁迅》的讲演。他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由于“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也就是掌握了“大本大源”，其第一个特点即是政治远见，符合“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的标准。他号召大家要同鲁迅先生那样，“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将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

毛泽东曾为陕北公学写下了著名的题词，其中一点是：“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 当时曾有个别同学说，到延安没有学到什么，“学到的不过是爬山而已”；毛泽东则回答说，“还是爬一爬好”，“马列主义是头，爬山主义是脚”，这是理论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结合，在这个意义上，爬山主义也是马列主义。

毛泽东知道鲁迅，是从阅读《新青年》开始的。鲁迅最初的一些白话小说和杂文，都发表在这本杂志上。1918年8月，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时，曾专门跑到鲁迅住的院子拜访，可惜当天鲁迅不在家。

　　毛泽东和鲁迅虽然未曾谋面，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思想默契。在新文化运动几个重要人物中，鲁迅的思想轨迹同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与毛泽东的主张颇为接近，毛泽东也频繁在自己的著述中引用鲁迅作品。

　　1958年12月1日，被毛主席誉为“劳动人民的红线女”的著名粤剧演员邝健廉，在武昌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代表演出。期间，她请求毛泽东写几个字，毛泽东欣然挥毫写了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毛泽东鲜有地引用他人文字题词，表达了他对鲁迅先生和所有为人民服务的人们最高的致敬。

在20世纪中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艰难困苦、不懈奋斗磨炼出无数杰出人物，毛泽东和鲁迅就是其中两位空前的民族英雄。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一位文学家像鲁迅那样，在他生前身后直到今天，受到那么多的误解、攻击和亵渎；也没有一位文学家像鲁迅那样，受到那么多革命者、进步人士和人民大众发自内心的景仰和爱戴，一直绵延到今天。 鲁迅作为“民族魂”是当之无愧的。

毛泽东真切而深刻地理解鲁迅的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他在《新民主主义论》这部经典著作中，有两处直接涉及对鲁迅的评价。他在论述五四以来中国锻造了一支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时说：“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他在论述国民党的文化“围剿”遭到失败时说：“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同上书，第702页）在文化战线，甚至在整个革命营垒，获得毛泽东如此崇高评价的，唯有鲁迅一人。这是毛泽东对鲁迅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文化反“围剿”中的主将作用及其著作的思想价值的高度认同和赞扬。他们两人从未谋面，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爱读鲁迅的书，1938年1月，他在给艾思奇的信中写道：“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上海地下党为他买来了一套20卷本的《鲁迅全集》，他一直把它放在自己的办公室，忙中找闲，认真阅读。这套全集一直伴随他进了中南海，1949年底他出访苏联时，还亲手挑选了几本鲁迅的著作带在途中阅读。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鲁迅诗集》《鲁迅手稿选集三编》以及许多单行本，他都读过。晚年他刚做了白内障切除手术，视力稍有恢复就要读新印的大字线装的《鲁迅全集》，并写下批注。毛泽东说过，鲁迅翻译了《死魂灵》《毁灭》，等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这方面，是在创作。是的，鲁迅的作品（包括小说、杂文、诗歌和政论等）是不朽的。

今日之中国，仍然需要鲁迅，呼唤鲁迅的精神，对鲁迅精神的任何淡化、矮化和曲解都是站不住脚的。

学习鲁迅以激越的爱国主义为底色的革命精神

青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剪掉了辫子，他在“断发照”上题诗一首：“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表达了他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深沉地反映了青年报国之志。可以说，鲁迅一生都在践行他的这个爱国志向。

鸦片战争以来，大概每隔10年左右就发生一次大的侵略战争，清王朝先是抵抗一阵，继之妥协乞降，最后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告终。战争过后，似乎一切又归于平静，幻想着“同治中兴”、盛世再来。这种麻木状态吞噬着我们的国魂，消磨人们的意志。直到中日甲午战争，经营了30年的所谓洋务自强运动，惨败于东方小国日本，惊醒了国人，于是有了改造国民性的呼声，有了思想启蒙运动。青年鲁迅对救国的探索，大体上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历程。开始，他希望通过医学强壮国人的体魄，使我们的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当他看到侵略者屠杀我们同胞时，许多国人竟然成了麻木的“看客”，这使他认识到医学虽然能医治人的疾病，却挽救不了人的灵魂。这个认识使他弃医从文，走上革命文学的道路。

鲁迅在战斗的道路上经历过痛苦和苦闷，在苦苦求索中寻找国家的新的出路。十月革命对鲁迅思想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从这时开始，他热情支持新文化运动，用自己的文学创作，“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同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融合在一起，在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后来，通过他对中国社会的深沉观察，同时革命者的鲜血也擦亮了他的眼睛，使他从一个进化论者进到阶级论者，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

毛泽东与鲁迅神交往事

何立波（北京）

　　毛泽东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的两位伟人。毛泽东是思想家、政治家和革命家，文学造诣很高。鲁迅是思想家、文学家和革命家。同为思想家，毛泽东与鲁迅看问题都很深刻，但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毛泽东更多地站在政治家的高度上，而鲁迅则定位在思想家的位置上。他们虽然未曾谋面，但是毛泽东对鲁迅充满了尊敬和敬仰之情，他多次表明：“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互相神交：毛泽东与鲁迅

　　鲁迅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心是相通的。他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但是对毛泽东却非常佩服。1931年10月，鲁迅向左联文委书记冯雪峰以及茅盾打听中央苏区和毛泽东的情况，极为佩服朱毛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的战绩，因为他们把气焰嚣张的国民党反动派“吓坏了”。鲁迅对英勇作战的红军十分钦佩。1932年秋，在冯雪峰等人的陪同下，鲁迅曾在家中两次会见陈赓。陈赓讲的红军英勇战斗的情形以及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给鲁迅留下了深刻印象。鲁迅非常重视这次谈话，以后一再提及，认为确实比《铁流》、《毁灭》里写的生活更动人。他曾一度想写一部反映苏区红军战争题材的小说，但是终因没有实际生活经验而未动笔。

　　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首府江西瑞金。临时中央博古提议，可以让鲁迅来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主持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中共中央派到鲁迅身边的联络员冯雪峰不赞成博古的意见，认为博古不了解鲁迅，低估了鲁迅在白区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还是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为好。张闻天赞同冯雪峰的意见，并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1934年1月，因为冯雪峰在上海的安全难以保证，党中央把他调到瑞金，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毛泽东此时受到博古、李德等人的排挤，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处境艰难。听说冯雪峰来到了瑞金，毛泽东专门拜访了他。毛泽东遗憾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冯雪峰向毛泽东汇报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特别详细地介绍了鲁迅的情况。毛泽东对冯雪峰讲述的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曾经说过，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他在沉吟片刻后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毛泽东的诗词，认为他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非常开心，因为他自己一直以“山大王”自居，他在上井冈山之前的演讲中就表示要做革命的“山大王”。

　　一天晚上，毛泽东再次约见冯雪峰。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说地主恶霸，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毛泽东接着说：“我很早就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很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毛泽东还对冯雪峰说：“我也想重读一遍，可惜当地找不到这部书。”毛泽东又问鲁迅这几年写了些什么，冯雪峰扼要介绍了鲁迅到达上海后所写的文章，尤其是在几次论争中的文章。

　　冯雪峰接着反映，临时中央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毛泽东问：“干什么？谁主张的？”冯雪峰解释说：“不是正式主张，只是随便说说。”毛泽东叹息道：“这些人真是一点也不了解鲁迅！”冯雪峰还把鲁迅不想离开上海，并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岗位上，总能打一枪两枪的想法详细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感慨地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一个人遇到紧要关头，敢于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坚决将艰巨的任务承担下来，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品格。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濒临危亡，终于能够维持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品格，这点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

　　1935年10月，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带领红军冲破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经过万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鲁迅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写下了著名的《亥年残秋偶作》一诗，其中有“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的句子，表现了鲁迅遥望北斗星，对远在陕北的红军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无限牵挂之情。1936年3月29日，鲁迅抱病和茅盾一起为红军东征胜利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了贺信：“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人民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欢迎与拥护。”“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鲁迅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身上，清醒地看到了“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看到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无限光明前途。

　　1936年4月，冯雪峰奉党中央之命离开陕北到上海同中共秘密组织建立联系。冯雪峰在上海住到了鲁迅的家中，同鲁迅有了更加深入的交流。他向鲁迅讲述了红军长征的经过、遵义会议情况、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鲁迅静静地倾听着，冯雪峰每次提到毛泽东，提到毛泽东周围的中共领导人，鲁迅总是流露出亲切信任的表情。鲁迅还委托冯雪峰把自己抱病编的瞿秋白《海上述林》以及购买的火腿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1936年初，在上海的“托派”组织写信给鲁迅，对中共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及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加以攻击，企图挑拨鲁迅与中共的关系。6月9日，已经病重的鲁迅口授了一封信，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对毛泽东们“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提及毛泽东见诸文字者为数不多，这是十分难得的一次。正由于此，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讲话中都提到了鲁迅，称赞“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联名发表了《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

　　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在《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中决定：一、在全苏区内下半旗志哀并在各地方和红军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基金10万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鲁迅纪念碑；五、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

　　在《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中，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还对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如下要求：一、鲁迅先生遗体进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一切有关禁止他的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

　　鲁迅病逝后，党中央委托冯雪峰主持治丧工作。冯雪峰还特意把毛泽东的名字写进了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1937年1月，冯雪峰回延安汇报工作，毛泽东一再关切地询问鲁迅逝世前后的情况，表示了对鲁迅的怀念之情。

　　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1958年改名鲁迅美术学院）。毛泽东亲自为学院书写校名和“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毛泽东对鲁迅的尊敬与热爱，还体现在他对鲁迅的学生的关怀上。1938年春，毛泽东从前来汇报工作的丁玲处获知鲁迅的弟子萧军来到延安的消息，便亲自到招待所探望萧军，还邀请他一起共进午餐。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抵达延安后，由于人际关系上出现问题，曾一度萌生离开延安的念头。毛泽东知道后，一次又一次挽留他，与他促膝长谈，帮助他解开心头疙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毛泽东先后10次写信给他，多次接他到杨家岭谈话。1945年11月，萧军赴东北工作前夕，毛泽东又两次接见他，与他亲切交谈，期盼他能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还邀请萧军去朱德总司令家共进午餐。饭后，毛泽东与朱德一道，一直把他送到大路旁才挥手告别。毛泽东对萧军的关怀，尤其是对鲁迅的评价，影响了萧军一生。

“读点鲁迅”

毛泽东读鲁迅作品，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的。他那时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鲁迅最初的一些白话小说和杂文，便发表在《新青年》上。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他第一次到北京时，因为对周作人撰文介绍的日本“新村运动”很感兴趣，专门跑到八道湾鲁迅和周作人同住的院子拜访，可惜那天鲁迅不在家，只见到了周作人。晚年谈到此事，毛泽东还遗憾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

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经营文化书社，亲自选进鲁迅的《呐喊》等作品来卖。大概从这时起，他对鲁迅的作品有了较多的印象。1932年底，冯雪峰从上海到瑞金,鲁迅成为他们见面交谈的重要话题。鲁迅1936年10月逝世前，曾托冯雪峰将自己编校的瞿秋白文学译文集《海上述林》上卷，转送在陕北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同时收到的，还有鲁迅开列书目让人去选购的一批书，其中就有《呐喊》、《彷徨》这些作品。初到延安，毛泽东在一所中学图书馆发现有不少鲁迅的书，不断派人去借来阅读。

从1937年10月发表《论鲁迅》演讲开始，毛泽东就频繁在自己的著述中引用鲁迅作品了。《论鲁迅》引用了鲁迅的三篇文章，其中，《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早期的作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1936年7月才发表的；还有鲁迅1934年11月17日写给萧军的一封“痛斥变节者”的信，发表于1936年11月15日在上海出版的《作家》月刊，当时还没有收进鲁迅的集子，毛泽东也引用了。1938年1月12日，他在写给艾思奇的信中说到：“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鲁迅全集》此时还未编辑出版，毛泽东尚不知道，但阅读鲁迅作品之急迫，却极为真诚。

第一版《鲁迅全集》，是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以“鲁迅全集出版社”名义在上海出版的，共20卷。出版社特印200套编号发行并注明是非卖品的“纪念本”，赠给延安两套，毛泽东得到其中的第五十八号。收到《鲁迅全集》后，毛泽东读鲁迅著作，便成为常态了。新华社曾发表过一张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里工作的照片，办公桌上便放着3卷《鲁迅全集》。1942年７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最近经验，少而精的东西还能看而且有益，多了无法看。有富裕的排印时间，可印《鲁迅全集》、《海上述林》。”

这套《鲁迅全集》，被毛泽东完整无缺地从延安带过了黄河，带到了西柏坡、香山，进了中南海。1949年底访问苏联，他带去不少鲁迅作品，阅读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工作人员多次催促，他回答说：“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一直到晚年，他依然心系鲁迅作品。1971年11月20日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时强调：“鲁迅的书不大好懂，要读四五次，今年读一遍，明年读一遍，读几年懂得了。……我们党内不提倡读鲁迅的书不好。”1975年底又讲：“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读点鲁迅”，是毛泽东晚年以人名代著作，提倡阅读的唯一中国人，从句式到用意，几乎和“读点马列”这样的说法差不多。

毛泽东阅读和保存有三种版本的《鲁迅全集》。第一种是前面说的1938年8月出版的20卷本的《鲁迅全集》，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他在这套书上作了不少圈画和批注，凡书里文字排印颠倒、错字漏字的地方，也都一一作了校改。第二种是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的带注释的10卷本《鲁迅全集》。这套书只收鲁迅著作，未收译文和整理的古籍。第三种是1972年有关部门根据10卷本《鲁迅全集》排印的大字线装本，他在书中画了许多红道道，许多册的封面上画有红圈，其中一册的封面上写着“1975·8再阅”。

毛泽东逝世时，床头书桌上还放着一本厚厚的《鲁迅选集》。书里夹着一封没有封皮的信，是女儿李敏1975年4月15日写的，上面说：“爸爸：您好，您近来身体怎样?女儿十分惦念。您让我读的这本鲁迅选集，我已经都读完了，什么时候，我想和你谈读这些杂文的看法。这本书里您画了不少符号，写了一些评注，我都仔细看了。但有些地方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我想抽空找您问问。”在毛泽东的藏书中，还有一套1972年9月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线装本《鲁迅手稿选集三编》。这套书共有29篇鲁迅手稿，因一些手稿字迹太小，毛泽东就用放大镜看，并留下不少圈画。

毛泽东读鲁迅的书，共鸣深深，在思想情感方面息息相通。究竟怎样“相通”，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在文化革命上的共鸣。

这里说的文化革命，和20世纪60年代作为运动的“文化革命”，不是一回事。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批判传统的旧文化，由此开启了现代中国的文化革命和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生代”，毛泽东在思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总是把文化革命放在突出的位置。《新民主主义论》是系统的理论成果，原本的题目，就叫《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这部论著中，毛泽东提出，鲁迅是五四以来“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旗手”、“主将”、“代表”、“方向”这样的用词，反映了鲁迅在文化革命领域的地位和价值，是别的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

我们知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几个代表人物中，陈独秀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后来逐渐离开了文化革命领域；胡适在文化领域的作为虽然不小，但其思想轨迹显然和中国共产党是两条路子；也只有鲁迅，依然在文化领域不断战斗，不断前进，且思想轨迹同毛泽东的主张，颇为接近，都特别重视通过文化革命推动文化转型，倡导建立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读鲁迅著作，在这方面获得共鸣，实为必然。

二是在透彻分析中国国情问题上的共鸣。

鲁迅和毛泽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个是“主将”，一个是“前卒”，他们都饱读诗书，对历史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对老中国社会都有深刻的认识，对旧的思想道德都作过分析和批判。对几千年封建压迫，鲁迅概括为“吃人”，毛泽东概括为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四大绳索。他们都注重对中国社会进行思想启蒙。鲁迅以“精神界之战士”的身份，努力于“改造国民性”；毛泽东早年组织新民学会，宗旨是“改造学术与人心”。毛泽东在《论鲁迅》中说，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的腐败社会进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毛泽东很欣赏鲁迅分析批判中国社会问题时，在方法上的深刻辩证，事实上这也是他和鲁迅的共同特点。

的确，无论是批判旧中国，还是建设新文化，都是很艰巨很复杂的事情，绝不是提出一些脱离实际的单纯口号，就可以大功告成，更不是越激进越好。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因为立足于中国国情，在大量深入的农村调查的基础上，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却被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戴上“右倾”、“保守”和“狭隘经验论”的帽子。这个遭遇，很像同时期的鲁迅。大革命失败后，左翼文化界在关于“革命文学”等一场又一场的争论中，创造社、太阳社的言辞很激进，对鲁迅的批判攻击也很激烈，给鲁迅戴上“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绍兴师爷”、“堕落文人”的帽子。

鲁迅的主张看起来不激进，恰恰是因为他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认识更深刻和辩证，由此对创造社、太阳社的反批评，也就非常到位。比如，在《上海文坛之一瞥》中，鲁迅说革命文学运动的错误，“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目，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对这样的反批评，毛泽东极为欣赏。1972年11月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中，他对鲁迅与创造社分歧的高下，作了评价：“创造社不那么高明。鲁写的《上海文坛之一瞥》，就是骂创造社的，后来郭沫若就写《创造十年》驳他，驳得没劲。”毛泽东评价左翼文化界的这段公案，或许会想到自己在中央苏区时期的遭遇。事实上，就在鲁迅写《上海文坛之一瞥》的前一年，毛泽东为反驳“左”倾教条主义，写了一篇《调查工作》，后来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和鲁迅的反批评，实为异曲同工。

关于毛泽东和鲁迅在深刻了解国情这个问题上的共鸣，有两个文化界的当事人的看法，是很到位的。

一个是萧军。他在1944年3月22日的日记中说：“鲁迅——对于中国国民性认识底深刻性，韧性，战斗的精神，严肃性，深沉性，这和毛泽东底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政治认识的全面性，政治学说，策略运用的灵活性，忍耐的能容的力量——正是对照的。”

再一个就是曾经批评过鲁迅的周扬。在1977年4月发表的一篇接受采访的文章中，他把鲁迅和毛泽东放在一起评论说：“我们谈鲁迅的功劳，一个是对社会的了解确实深刻，一个是丰富的历史知识。这两条是很厉害的。毛泽东的伟大也是这两条，其他的许多革命家就不如他。毛泽东、鲁迅，对社会、历史的了解是非常透彻。因为这种了解，所以对马克思的理论可以用。教条主义者，像我们这些人和年轻的人吧，也许读了很多马列主义的书，比方说‘创造社’后期的人，都在日本读了很多书，王明这些人也读了些书，但是读了不能用，关键就在这个问题上。因为毛泽东和鲁迅对社会有丰富的了解，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就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这些问题，如果你没有太多社会、历史知识，你的马列主义就只能变成教条。”

三是在农民问题上的共鸣。

毛泽东和鲁迅，都很重视中国农民问题，都是分析农民问题的高手。要了解中国社会，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造和进步，离不开对农村和农民的研究，离不开对农民开展工作。鲁迅解剖农民，特别是农民的消极面，异常深刻。他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把普通农民作为主人公的作家，其农村题材小说，塑造了阿Q、闰土、七斤等典型的农民形象，再现了近代中国封闭、落后、萧条的农村景象，描写了农民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受到的压迫和束缚，同时写了辛亥革命因为没有唤醒底层农民而失败的必然性。

出身农家的毛泽东，早期从事革命活动，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农村和农民。他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也得益于对农村社会和农民处境的深入调查研究。毛泽东和鲁迅的这个共同点，不是偶然的巧合，是他们自觉根据中国实际来思考中国问题症结的必然结果。当然，比较起来，毛泽东更注重挖掘农民的积极面。他1939年给周扬的信中，有过说明：“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的确，亲身领导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在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写的农民，与鲁迅笔下的阿Q、闰土，不可同日而语。著名记者赵超构1944年访问延安后，在《初见毛泽东》一文中说，“毛泽东在尊重农民社会的旧习惯基础上播种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这个见解，切中肯綮。

四是精神个性上的共鸣。

毛泽东1937年在《论鲁迅》中指出“鲁迅精神”有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具体论述中，则突出鲁迅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又称，“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凡此等等，可归结到一点，即敢于斗争，永不变节。

毛泽东提炼概括的鲁迅这种精神个性，正是他在千难万险的革命斗争中一直期待、提倡和下大力气培育的最可宝贵的革命品格。在毛泽东身上，人们看到的也是这样的精神个性。诸如他不怕鬼、不信邪，在逆境中越挫越奋的个性，他立场鲜明、独立思考、大胆怀疑的个性等等，和鲁迅颇为相近。基于此，他读鲁迅著作，很欣赏鲁迅主张打“落水狗”的观点，说“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很欣赏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诗，说“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很欣赏鲁迅“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的说法，表示“我们要学习鲁迅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

五是在以笔著文的战斗方法上的共鸣。

毛泽东在战斗方法上与鲁迅的共鸣，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对鲁迅杂文的欣赏和评价上面。鲁迅一生写有17部杂文集，宣称自己的杂文是对准敌人的“匕首”和“投枪”。毛泽东在《论鲁迅》中说，这些“匕首”和“投枪”之所以能成为有力的战斗武器，是因为鲁迅“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

毛泽东特别欣赏并提倡学习鲁迅杂文的战斗方法。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他说：“鲁迅的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他谈到这个战斗方法时，举了鲁迅为自己的杂文集起名的例子：有人说鲁迅第一是有闲，第二是有闲，第三还是有闲，并且说有闲就是有钱，他就出了一本《三闲集》；有人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一本《南腔北调集》；有人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一本《二心集》；有人说他的文章常在报刊上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一本《花边文学》；有人受到国民党的压力，要求《申报》上的“自由谈”栏目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一本《准风月谈》；有人骂他是堕落文人，他干脆就把自己的笔名改为“隋洛文”。

鲁迅杂文的战斗方法，更重要的是分析问题，针砭时弊，既深刻又全面，既有感染力，又有说服力。毛泽东认为，主要原因是鲁迅懂得和运用了辩证法。在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他和与会者多次谈到鲁迅杂文的这个特点，说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自觉加以运用，这才使他的杂文“很有力量”。在会上，有人说写短篇杂文难免有片面性，他不同意这个观点，提出，“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毛泽东甚至猜想，鲁迅如果还活着，小说恐怕是写不动了，但一定还会写杂文，对现在的一些事情，他“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1950年代后期，毛泽东曾设想，自己退休后，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当然也包括写杂文。实际上，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为一些报刊撰写的大量时事政论，不少就是出色的杂文，其风格，也颇似鲁迅。

毛泽东曾谈鲁迅：他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

　　概而言之，我们可以把毛泽东常写的文章分为讲话文章、公文文章、新闻文章、政论文章四类。从本质上讲，前两类文章都是广义的文章，是为某项具体工作而为的，是面对专门的工作对象，是“小众”，不是 “大众”。第三类虽是面对“大众”，但并不强调美感。只有第四类政论文章是狭义上的文章，是真正意义上的文章。

　　中国古代散文一直是以政论文为王的，有许多最优秀的篇章恰恰出自政论题材和政治家之手。

　　毛泽东是熟读并仔细研究过前人的政论文的，汲取了他们的营养，也学习了他们的技法。毛最佩服贾谊，说他是两汉最好的政论家。毛还推崇范仲淹、曾国藩，说他们既能做事，又会写文章。他又曾有一段时间模仿梁启超的文章，说梁是他写作的老师。他最推崇鲁迅，说：“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说朱自清的文章也好，但不如鲁迅有战斗性。毛泽东是仔细研究过怎样把政治写得更文学一些的。

　　文学与政治的区别在哪里？政治是理，文学是情；政治是权力，是斗争、夺权、掌权，是硬实力；文学是艺术，是审美、怡情，是软实力；政治文章可以强迫人接受(如布告、命令)；文学作品只靠情与理来吸引人阅读。政治是要服从遵守的，文学是可以欣赏的。

　　政论文章也是毛泽东写得最多的一类，而且大多都写成了美文。

　　关键是有自己的思想 高屋建瓴，唯求一新

　　思想即文章的观点、主题、立意。这是政论文的灵魂。一篇文章总要给人一点新的思想，读了才有用。

　　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写文章的目的是宣传、解释党的方针、路线，团结人民向一个目标奋斗，所以无一文章不在说理。高屋建瓴，唯求一新，毛文的好看，首先是因为他说出了许多新鲜的、深刻的道理。

　　你看他这样讲革命斗争：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这样讲战略战术：

　　“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73页)

　　这样讲批评与自我批评：

　　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为什么我们的新鲜空气不够？是怪空气不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9至340页)

　　我们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新风扑面，不烦不厌，就是因为他总能说出一点新道理，总能把问题说清、说透，让你茅塞顿开。政论文章最怕没完没了地重复老调，层层重复，天天重复，美其名曰“步调一致，形成合力”，结果味同嚼蜡，没有人看。

　　永不脱离实践 理从事出，片言成典

　　依托实践，从实际出发写作，借事说理，是毛文的一大特点。正如文学与生活不可分，政论文也需要生活，政治生活，单纯在书房里是写不出来的。毛泽东的文章总是自自然然地从其一件事说起，然后抽出理性的结论。不要小看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家、领袖的文章总是比专业作家的文章更有力、更好看。

　　毛泽东的文章都是依据他所经历的中国革命的大事而成的。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凡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文中都写到了，而且往往是直取核心。如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次内战时期的根据地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日斗争(《论持久战》)，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策略(《将革命进行到底》)。甚至一些重要的事件都有专门文章，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我们看毛泽东是怎样从实际斗争中酿造思想的。

　　重庆谈判，无疑是解放战争期间的一件大事。当时国民党并无诚意，不断制造摩擦，党内外最担心的是毛在重庆的安全。毛在重庆说不要怕摩擦，你们狠狠打，你那里打得越好，我这里越安全。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他又讲了谈判会场外面的形势：

　　“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然后他得出结论，我们的方针，就是“针锋相对”，他要谈，我们就去谈；他要打，我们就打。

　　中学课堂上作文，老师就开始教“夹叙夹议”。毛这里就是夹叙夹议，但他是这样地举重若轻。谈判和时局说得清清楚楚，而且不乏文学叙述的美感。你看“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这种轻松与幽默的叙事，哪里像政论文？最后推出一个大结论，一个中国革命的真理：“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以后在许多地方经常被引用，甚至人们已经不大注意最初的出处。这就叫“理从事出，片言为典”，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而成为经典。

　　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著名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就是在一个普通战士的追悼会上说的；而纪念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文章中则产生了关于做人标准的名言：“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什么叫经典？常念为经，常说为典。经得起后人不断地重复，不停地使用。理从事出，片言为典，这是毛泽东的本事，是毛文的魅力。

　　善于综合运用 理字立骨，五彩斑斓

　　毛文几乎是清一色的政论文，内容都是宣传政治道理，以理为主。而平庸与杰出的区别也正在这里。一般的政治家总是一“理”到底反复地说教、动员，甚至耳提面命，强迫灌输。而毛文却用杂糅之法，“理”字立骨，善用形、事、情、理、典“五诀”，穿插组合，形成五彩斑斓的动人效果。毛是善用兵的，他对各种文体的熟练运用犹如大兵团、多兵种战略布局；“五诀”之用则是战术层面的用兵了。

　　借形说理

　　毛熟读中国古典小说，懂得塑造形象、刻画场景，他拿来在政论文中偶一穿插使用便妙趣横生。如：

　　我们脸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洗脸，地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扫地。尽管我们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已经根本上克服了，但是这些恶劣倾向又可以生长起来的……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1966年7月版第889页)

　　这里用了“洗脸”这个形象来喻批评。

　　政治是概念，是逻辑，逻辑思维；文学是形象艺术、形象思维。对于一般人，肯定是愿意看小说而不愿读论文。为了克服逻辑思维的艰涩枯燥，就要借用形象说话，毛文在政论中随时会跳出一个形象，冲淡理性的沉闷。

　　比如，毛与蒋介石针锋相对斗了几十年。蒋文中常骂“共匪”“毛匪”，而毛文中则不忘幽默，为蒋画了一幅又一幅的漫画像，这在《毛选》中随处可见：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果然，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敌人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只要提到这些，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

　　(《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1960年9月第1版，第1095页)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

　　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3-1134页。)

　　这些形象都借形说理，强化了议论效果。

　　借事明理

　　叙事多用于纪实、新闻、小说，现代论说文中几乎见不到了。毛却常借它来以事见理，以事带理，以事证理。这与毛大量阅读中国史籍文献、古典小说，又常亲自撰写新闻作品有关。如：

　　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打日寇。今春渡河东进，原以冀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从事各方统一战线之促进。(《给傅作义的信》《毛泽东文集》第一卷，455页)这是《史记》手法，简明的叙述，以证我方的立场。

　　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已是小说手法，有对话，有情节，说明不同阶层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除了举出具体事实外，毛还经常引用小说、寓言里的故事说明自己讲的道理，这也是借事明理。如他说：

　　“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

　　借情助理

　　情感之美，常常是文学作品的标志。政治家无私敌、少私情，却有大情。文学史上向来以写大情之作最为珍贵，如诸葛亮的《出师表》、林觉民的《与妻书》、胡铨的《请杀秦桧书》，还有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丘吉尔的《就职演说》等。毛就很喜欢屈原、宋玉、李白、李商隐这一类的作家。他即使在做严肃的政论文时也掩饰不住他的文学情怀。我们不妨抽取几段：

　　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

　　——这是在革命低潮时或遇到困难时对胜利充满信心的憧憬之情。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61页)

　　——这是对人民的眷恋之情。

　　以上这些是在他政论文中抽出的片段，但完全是诗的语言。这种革命家的豪情贯穿于毛作品的始终，它为毛的政论文配上了一种明亮的底色和嘹亮的背景音乐。

借典证理

　　领袖必须是学问家。他要懂社会规律，要知道它过去的轨迹，要用这些知识改造社会、管理社会，引导社会前行。政治领袖起码是一个爱读书、多读书、通历史、懂哲学、爱文学的人。因为文学不只是艺术，还是人学、社会学。只读自然科学的人不能当政治领袖，二战后以色列建国，请爱因斯坦出任总统，他有自知之明，坚决不干。毛泽东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在文章中随手拈来，十分贴切，借过去说明现在。

　　毛文中的用典有三种情况。

　　一是直接从典籍中找根据，证目前之理，就是常说的 “引经”。比如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他在《论人民民主政权》一文中，引用了朱熹的一句名言。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弘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

　　二是借经典事例来比喻阐述一种道理。有时用史料，有时用文学故事。就是常说的“据典”。

　　如他借东周列国的故事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借李密的《陈情表》说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毛的文章大部分是说给中国的老百姓或中低层干部听，所以他常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如在七大闭幕词中引了《愚公移山》的故事。毛常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他用《水浒》故事来阐述战争的战略战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做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做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理论的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于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1949年新年到来之际，解放战争眼看就要胜利。蒋介石又要搞假和谈。他立即以新华社名义发表了一个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巧妙地用了一个伊索寓言典故：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三是用典来“起兴”，与典的内容无关，但可增加文章的效果，妙趣横生。

　　“起兴”是诗歌、特别是民歌常用的手法。如“山丹丹开花红姣姣，香香人材长得好。玉米开花半中腰，王贵早把香香看中了。”(李季《王贵与李香香》)毛懂文学，爱诗，写诗，知道怎样让文章更美一些。他这时用典并不直接为“证理”，或者并不主要是“证理”，而是借典“起兴”，引起下面的道理，造成一种幽默，加深印象，是“借典助理”。

　　如1939年7月7日，他对即将上前线的陕北公学(即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

　　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在政论文中大量用典、灵活用典也是空前绝后的，《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共引用成语、典故342条。

　　总之，在文章写作方面，毛泽东是一个高峰，一个历史长河绕不开的高峰。毛文有雄霸之气、王者之风、汪洋之姿、阳刚之美、幽默之趣。唯其人，唯其文。当毛泽东120周年诞辰之际，研究一下毛泽东怎样写文章，再检点一下现在的文风，这是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梁衡 作者为著名散文家、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大标题选自毛泽东词《菩萨蛮·大柏地》)

感受鲁迅的温度和光辉

李洪峰

　　小时候读鲁迅，从《一件小事》故乡》《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起，这些是选在语文课本里的。虽然半懂不懂，但觉得他写的故事陌生而有趣，一点一点地喜欢起来。

　　后来，读《呐喊》《彷徨》《朝花夕拾》《野草》。再后来，居然搬起了《鲁迅全集》，而且翻了不止一遍。虽然依然是半懂不懂，但难得有这样耐咀嚼的文字，渐渐地感觉到了鲁迅的温度和光辉。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又说，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鲁迅的这些话，我们可以理解为是鲁迅伟大斗争精神、牺牲精神的写照。鲁迅就是中国脊梁的象征。鲁迅的温度和光辉，就是中国脊梁的温度和光辉。

　　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鲁迅的这些话，也可以理解为是鲁迅一生伟大实践的写照。鲁迅就是高擎引导中国国民精神灯火的人。鲁迅的温度和光辉，就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温度和光辉。

　　鲁迅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人格化代表。鲁迅学贯中西，但他的魂魄、他的根脉，都是深扎于中国大地的，是典型的中国气象、中国风骨、中国意蕴、中国味道。鲁迅的温度和光辉，就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温度和光辉。

　　毛泽东是伟大的文化巨人。我们党讲鲁迅讲得最多、最深刻的，是毛泽东。鲁迅的温度和光辉，经毛泽东的深度解读而愈益深入人心。

　　举例来说，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在《反对党八股》的重要讲话中，详细解释了鲁迅回复北斗杂志社信中提出的八条写文章规则中的四条。第一条：“留心各种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毛泽东说，讲的是“留心各种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们怎么样？不是恰恰相反，只看到一点就写吗？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毛泽东说，我们怎么样？不是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硬要大写特写吗？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毛泽东说，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常识。第六条：“不生造出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毛泽东说，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鲁迅和毛泽东讲得多么好啊！如何写文章，对于鲁迅来说，是一个小而又小的小侧面。但滴水藏海，从这样的一个小侧面上，我们也可以深切而充分地感受到鲁迅的温度和光辉。

　　习近平同志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继毛泽东同志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我们党指导文艺工作、文化建设的又一篇纲领性文献。认真阅读这篇讲话，可以使我们再一次深切而充分地感受鲁迅的温度和光辉。

　　习近平同志在这篇讲话中，至少有五处具体地讲到了鲁迅。在谈到文艺的地位和作用时，习近平讲到，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在谈到文艺和人民的关系时，习近平讲到，如果不爱人民，那就谈不上为人民创作。鲁迅就对人民充满了热爱，表露他这一心迹最有名的诗句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在谈到文艺和生活的关系时，习近平讲到，鲁迅如果不熟悉辛亥革命前后底层民众的处境和心情，就不可能塑造出祥林嫂、闰土、阿Q、孔乙己等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在谈到我国文艺和世界文艺交流互鉴时，习近平讲到，鲁迅等进步作家当年就大量翻译介绍国外进步文学作品。在谈到文艺批评时，习近平讲到，文艺批评就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习近平同志在一篇讲话中五次讲到鲁迅，是有深意的，是发人深思的。它反映了我们党对鲁迅的深刻认识、深刻理解，体现了我们党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充分自信，对自己民族伟大人物的充分尊重，而尤其重要的是，以鲁迅作榜样，来讲文艺问题、文化问题，是最有说服力、最有感染力的。

　　鲁迅之于中国，有如托尔斯泰之于俄罗斯，泰戈尔之于印度，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歌德之于德意志，但丁之于意大利，是国家的精神象征和文化符号。近代以来的中国，鲁迅是一座高峰，一个标志。作为一个巨大的思想存在、文化存在，鲁迅标志着中华文化所曾达到的新的历史高度。

　　诺贝尔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始终把鲁迅作为自己心中的偶像。伟大的艺术家石鲁，一生视鲁迅为自己的精神导师。石鲁者，师鲁也。鲁迅和一切杰出人物的实践证明，坚定的信仰和强大的精神世界，是人类社会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不竭动力，也是文化、文明积累和发展的重要源泉。

　　今天，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新的时代条件和新的历史任务面前，我们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需要强健的民族素质和强健的民族精神，因而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需要学习发扬鲁迅精神，更加需要时时感受鲁迅的温度和光辉。这也是我们党反复强调坚持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1937年10月毛泽东《论鲁迅》

在党的历史上就曾提过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1935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瓦窑堡会议决议中指出：“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既然党代表他们的利益，理所当然地可能成为他们的领导者、先锋队。瓦窑堡会议决议就是这样提出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随后，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进一步阐释：我们党“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同时，也是党为了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完成一定的历史任务而提出来的。正如1937年10月毛泽东在《论鲁迅》中指出的：“我们现在需要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队，要他们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来完成这历史的任务。……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毛泽东从唯物史观出发，对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剥削阶级讲“爱民”同爱牛差不多，为的是用牛耕田，从牛身上挤奶。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是人民的代表，要使人民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奋斗。来自人民，代表人民，组织和领导人民为自己的利益奋斗。这就是共产党作为人民先锋队的含义。

1937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作题为《论鲁迅》的讲演。他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尊鲁迅为圣人，从所论“鲁迅精神”看，由于“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也就是掌握了“大本大源”，其第一个特点即是政治远见，符合“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的标准。至于第二个特点斗争精神、第三个特点牺牲精神，也是与圣人“抵抗极大之恶而成”的出现条件一致的。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如此尊崇鲁迅，是有多方面因素的。

　　首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不久即收到鲁迅、茅盾联名发来的祝贺电报。鲁迅在那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也三次提到毛泽东，对毛泽东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赞同；鲁迅还在信中对毛泽东表示“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些对尚处于国民党“围剿”中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应该是很大的鼓舞。

　　其次，举起鲁迅这面文化大旗，无疑增强了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精神文化力量，也就增强了与国民党在文化方面抗衡的力量。后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谈到十年内战时期有“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毛泽东也是引鲁迅为同志的。理所当然地，毛泽东把鲁迅的方向确立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如此看鲁迅的作用，自然得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如此之高然而却极为公允的评价。

　　再次，也是很重要的一点，鲁迅的文章让毛泽东折服。毛泽东本人就是文章大家，他对鲁迅的评价也是别具只眼。鲁迅的小说、散文、旧体诗，一般人都不难认识到其文学价值，但对于其杂文，特别是后期杂文体现出的马克思主义价值，一般文艺评论家恐怕就很难认识到了。应当承认，毛泽东对鲁迅后期杂文的推崇，在鲁迅研究上是有开创意义的。也许正因如此，毛泽东对鲁迅关于写作的主张格外重视。1942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报告中多次提到鲁迅，在推荐的4篇文章中，鲁迅的一篇列在列宁、季米特洛夫之后，毛泽东本人有关文章之前，并作了详细讲解。毛泽东是把鲁迅当作导师向全党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