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陆区桥，一个新四军的三次脱险

张建清

在陆区桥，一个新四军的三次脱险

鲁堂坤是一个苦命的孩子，他的老家在武进潘家桥荷花荡村，1928年，母亲生他后三个月就去世了，他上面有三个哥哥。父亲因为孩子太多，就把他送到南宅镇（武进县）上一个叫胥大海的人家去做养子。胥大海夫妇原籍苏北，流浪到这里安顿下来，在南宅镇上开了家大饼铺。夫妻俩没有孩子，所以就收养了鲁堂坤，并给他改名胥义根。

然而，在胥义根六岁那年，他的养母去世了。八岁，养父胥大海把他送到了南宅小学读书。到十二岁，胥大海也得病了，家境逐渐变坏，胥义根没钱读书了。到了六月里，更为不幸的事发生了：养父胥大海因病去世，胥义根成了孤儿，流落街头。潘家桥离南宅只有三四里路，胥义根的遭遇父亲鲁叙川自然知道。10月份，胥义根的三哥结婚，父亲借吃喜酒的机会把这个小儿子领回了家。但家里财产早已析分干净，二哥顶嗣伯父，三哥顶嗣小叔，大哥怕他回来分割有限的财产，就给他找了一份差事，说邻近的无锡陆区桥阳山龙王庙里有个当家的师傅叫袁阿其的想收一个徒弟。这个袁阿其在附近社会上有上千个门徒，庙里也有十几亩田。大哥想把已改回原名的小弟鲁堂坤送到袁阿其庙里去当徒弟。有如此可以吃饱饭的差事，父亲自然不会反对，于是，这年12月份，大哥就把鲁堂坤送到阳山龙王庙去当了道士。

小道士鲁堂坤在龙王庙里过了三年。真是天有不测风云，这三年中，他的师公、师父先后死去，庙里由他的婆婆（大概是师公的老婆）当家，庙里的日子也不好过了，鲁堂坤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在他15岁那年的1944年8月，他到南宅去玩，被人介绍参加了新四军南宅乡中队，当队员。队长是王发铨，区长张道，副区长吴甦，区大队张王坤生。农历九月上旬，小新四军鲁堂坤在南宅街上玩，突然听说鬼子来了。原来是吕港的日本鬼子与“和平军”（伪军）发现了区大队长王坤生的行踪，去他家里搜查，路过南宅。鲁堂坤赶紧从青典弄窜到当典弄，想往乡下跑，结果却被鬼子抓住了。先把他带到南宅镇上的振南中学，后来又把他关到镇公所。在镇公所，鬼子把抓来的一个叫张阿炳的人上老虎凳，鲁堂坤看了心里非常害怕。正在这时，他眼睛一亮，看见了“和平军”里有一个熟人，叫宝根。这个宝根的父亲阿丕以前是在陆区桥给道士挑箱担的，宝根也常跟着父亲出门，所以认识。宝根一愣，问鲁堂坤：“你怎么会在这里？”鲁堂坤灵机一动，说：“我是到寄娘家里来玩的，却没想到被日本人抓到了这里，寄娘要是知道我被抓到这里要急死的”。宝根以为这个小道士是无辜的，就安慰他说：“你不要怕，我来跟日本人说说，保你出去。”结果宝根还真的说动了日本鬼子，把他放了。鲁堂坤走出镇公所，来到街上的时候，发现镇长和保长也一起来保他了（估计是新四军做的工作）。安然脱险的他就隐蔽到乡下东塘巷帮人家割稻子。

这年的农历九月底，已经是种麦的季节了，鲁堂坤与吴区长和王大队长住在南宅张家旦开展工作。那天发现邻村沈家头旁的大路上有一队驻守在漕桥的鬼子在向南宅开过来，吴区长决定立即转移，他们乘船摆渡到运村黄泥汫，躲进了村边的一个草屋。躲了不到一支烟的功夫，草屋的主人，一个老伯跑来说前面有七八十个人，是不是你们一起的？吴区长知道情况有变，到外面探看情况，发现是张区长领了队伍在插过来，后面运村方向追击的鬼子已经开枪了。大家一碰头，知道已经被鬼子包围了，就决定两拨人马一起往毛家桥方向穿插。鲁堂坤不熟悉这条线路，就跟了队长王发铨一起跑。走出不远就被一条河挡住了去路，王队长顾不得寒冷，跳入河中，很快就游到对岸，爬上岸跑远了。鲁堂坤人小力气小，还不怎么会游泳，跳进河里棉衣吃饱了水就往下沉，只能脱掉棉衣，穿着单衣游过了河，刚爬上去跑过两条田埂，鬼子已经追了上来。鬼子说他是“支那兵”（中国的抗日军队），要把他抓走。机灵的小鬼鲁堂坤知道自己人瘦、个子小，而且身上也没有武器，他见旁边有个种麦的老伯，就恳求老伯向鬼子说说情。老伯心里明白，他大胆走过来对鬼子说：“这个小孩是放牛的，他听到你们洋先生开枪，怕被打到才逃到河里去的。”鬼子看看确实是个瘦小的小孩子，信以为真，就放了鲁堂坤。

这是他的第二次脱险。

10月中旬（应该是农历），鲁堂坤为新四军收“田亩捐”——每亩13斤稻子，他负责收十一、十二、十三三个保的捐。一天他到街上去买肥皂，准备洗衣服，却不料在南货店里遇到了洛阳过来的“和平军”，里面有一个伪军就是他收田亩捐的村子里的，知道他是新四军，伪军就一把将他抓住，并用盒子枪的枪把在他背上狠狠砸了两下，随即他把抓到镇公所关押起来。第二天一早就押着他乘轮船到戴溪桥，上岸后步行到洛阳（武进的一个镇），关进了伪军设置的监牢。

关了一个星期，伪区长提他过堂。审讯地点在“和平军”驻地的大礼堂里，三张桌子拼成一排，坐着伪区长、两个副官（其中一个鲁堂坤认识，名叫殷志标）和两个书记官。七八个士兵在他们身后站成一排。鲁堂坤身旁也有五六个拿枪的士兵，还有两个徒手的，估计是打手。地上放着一桶水、一张梯子、一条绳子和一张长凳充当刑具。那天屋外下着大雪，鲁堂坤被押上来后，伪区长先叫士兵把他的衣服扒光，然后开始审问。问他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几岁？鲁堂坤冻得浑身发抖，结结巴巴地一一回答。又问他为什么参加新四军、参加多长时间了、领导人是谁、新四军有多少枪。鲁回答说：我参加新四军是觉得好玩，才参加一个礼拜，所以有多少枪不知道。领导人我只听说县长叫陈诚、区长张道、吴甦（这几个名字大家都知道）。问来问去，他都以自己刚参加新四军，不知道内情来搪塞，副官殷志标大怒，走过来踢了他一脚，伪区长就宣布把他关起来。估计从这个小孩身上也问不出什么名堂来，所以以后就一直关着，再也没提审过他。只有士兵不时来恐吓他，说要枪毙他。鲁堂坤想想自己也是个六亲无靠的人，“横”字当头了。与他关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在洛阳街后算命的，不知犯了什么事，还有一个叫刘耀先，他弟弟当了新四军，抓不到弟弟就把哥哥抓来顶罪。 这样就一直关到了农历十二月二十一日。

那天晚上，伪军忽然在礼堂上召集开会，由伪军头目顾定岳训话。原来这支伪军明天就要开拔到苏州集训，集训结束要重新编制，新的编制为“保安六中队”。所以，今天晚上要把一切东西都整理好。训话结束，伪军们忙忙碌碌的，有一个姓孙的中队长问顾“那几个犯人怎么办？”顾定岳说“放他们回去”，又问：“那个小的呢？”顾说：“毙掉！”鲁堂坤在监舍的栅栏里观察着他们的动静，看着他们说话，自己也不知道“毙掉”是什么意思，问过刘耀先才明白，心里吓得不得了。

伪军都到别处忙碌去了，这时有一个书记官走过来，糊里糊涂地对他们几个犯人说：“你们要回去的可以回去了，要是不走也没关系。”鲁堂坤一听可以走，就仗着人小，从栅栏里钻了出来，刘耀先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走大家一起走”，于是里应外合，把栅栏卸了下来，三个人跑出了伪军驻地，跑过两条田埂，看到来提他行刑的日本鬼子打着手电过来了。他们躲进附近的村子，找到一个老百姓，答应给两担米，请他带路送到巨家巷刘耀先家。

鲁堂坤第三次脱险了。

鲁堂坤回到陆区桥后又被伪军敲诈掉两桌酒水。事情安顿后，又回到阳山庙里做道士，直到新中国建立。1950年12月28日，他因工作积极被区委提拔到阳山法庭新渎分庭担任助理审判员，1952年2月被提拔为乡长，1953年普选没有选上乡长，担任民兵文书。后来又陆续担任了互助组长、合作社社长、代理乡长、乡长、光明乡第二乡长，1957年整编回家，后又被安排到杨市信用社任外勤。

鲁堂坤的三次脱险由于过于蹊跷，所以一直为人质疑，1958年，组织经过大量调查，甚至找到了当年审讯他的当事人，终于弄清了事实，排除了他的叛变嫌疑。

——根据档案整理，情节都来自不同当事人的陈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