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驾伍将军生平

爱民

前言

张驾伍将军自参加革命之日起，就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忠于革命，忠于党，赤胆忠心，光明磊落；他不为名，不为利，不谋私利，一心为公；他革命意志坚强，不畏艰险，勇挑重担；他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处处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为人师表；他尊重领导，关心下属，团结同志，平等待人。

张驾伍将军参加革命30年，病逝时年仅51岁。与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老战友，无不为他的英年早逝感到惋惜。

1963年6月6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嘉兴寺为张驾伍将军举行公祭，灵堂左右两侧悬挂的条幅上写着：

卅年如一日为党为民忠贞不二

一生效革命任劳任怨堪为楷模

这是组织上对张驾伍革命生涯最真诚的评价。

1963年6月1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张驾伍同志为革命烈士。

张驾伍去世后，米脂县史志办派人来北京，到解放军总政治部档案馆查阅张驾伍档案，将档案中张驾伍本人写的自述和履历表摘抄下来。

张驾伍三弟张耀德之子张本刚在米脂县委办公室工作期间看到了张驾伍写的自述并抄写下来，写信转给张驾伍之女张雪鄂，张本刚在信中写道：“雪鄂：我把二爸亲手写的求学和革命初期艰苦而残酷的对敌斗争历史原稿抄录转给你，此件是米脂史志办去北京从二爸的档案里抄来的，我看后并抄下来，里面内容原有材料也转载过．现在转来的完全是原稿。当今年轻人对共产党的斗争历史很少了解，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先辈经过怎样艰苦和残酷的斗争得来的，只有了解历史才会珍惜现在，如果能将此稿整理并发表，将是一部很好的党史教材！”

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张驾伍一生走过的革命路程，经历的艰难岁月，为中国革命作出的突出贡献。子女们决定为父亲著书，以表崇敬与怀念之情。

张驾伍生前一直忙于工作，没有写回忆录，也没有与子女谈论过自己的革命经历，为父亲著书只能根据其本人写的自述、履历表和近年来从革命历史资料中收集到的相关内容进行整理、编写。由于缺乏完整的、详细的资料，书中只是概述张驾伍的革命经历。

衷心感谢为本书提供历史资料和照片的好友们！

一、张驾伍将军获得的荣誉

▲张驾伍同志于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并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张驾伍同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获得的部分纪念章

二、张驾伍家庭背景

张驾伍（原名张成德），1911年9月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桃镇乡圪凹店村一户农民家庭。

祖父辈家庭富有，有一百多晌土地，喂养有大牲畜和羊群，雇佣长工种地放羊，但祖父、父親均早逝，家庭逐渐衰落。在他两岁多时，父親张万斌去世，由母亲乔氏一手抚养长大。

家庭主要成员：

爷爷：张值基

奶奶：刘氏

父親：张万斌

母親：乔氏

乔氏一生操劳家务，是这个大家族的主心骨。她性格爽朗、刚强，为人随和厚道，教育子女，持家有方。丈夫早逝，二儿三儿、长孙远离他乡，整天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親人生离死别。家里整天围着她的是一群妇孺（当时在家有十多人是媳妇、女儿、孙女），而面对的是极度的贫困（家畜、粮食，衣物都被敌人抢走，也可说是没收）。在巨大的压力下，她刚毅地支持着这个即将垮塌的大厦，度过苦难。她是一个伟大的母親。

大哥张贤德

比二弟年长近20岁，父亲早年去世，他成了这个大家庭经济来源的支柱。他关心弟妹，尤其关心二弟更胜，一心一意供他读书上进，让二弟出人头第。后因二弟闹红，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时年仅40岁。

三弟张耀德

比二哥小两岁，只念过几年书，从小在家务农，在二哥带领下积极闹红。

1934年跟随二哥参加红军游击队。

1937年因母亲年迈，家无男劳力，经组织批准，退伍回家种田，并积极参加地方民兵组织，后被民政部门追认为流落红军。

大姐、二姐出嫁后情况不明。

前妻张氏生育子女三人：长女张玉兰、次女张玉英、长子张爱军。

前排左起：王宇(张玉兰女儿)、刘岩(张玉英长子)；

中排左起：张玉兰、张氏、张玉英、刘红梅(张玉英女儿)；

后排左起：张爱军、刘文（张玉英丈夫）。

妻子赵秀哲生育子女四人：次子张爱民、三女张湘鄂、四女张雪鄂、五女张继鄂。

前排：张继鄂；

后排左起：张爱民、张湘鄂、赵秀哲、张雪鄂。

三、张驾伍参加革命前主要经历

▲本人自述摘抄：

△求学时期：

当我年满十岁时，母亲送我到离家二十多里的桃花峁小学读书（现在叫鼎铭完小），因离家远，又是山区，孩子们都住在学校，吃饭是由毛驴驮上粮食送到学校，由学校雇人做饭。当时正是大革命时期（陕北叫闹红），学生运动发展很快．桃花峁小学也卷入了运动，李子洲从绥德师范派共产党员姜鹏腾来校当教师，领导学生运动，进行教学改革，开展社会宣传，发展党团员，他经常给学生讲白话文，讲革命道理，帮助学生开展工作，还教学生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进化论》、《新青年》等书籍，学生初步接受了革命的教育。

1927年考入了米脂三民二中（现在的米脂中学），我是这所中学开办以来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不少学生是绥德师范转来的进步青年。当时的训育主任姜纯志，教务主任刘春元都是共产党员。党的领导人有刘正方（刘澜涛）、李馥华等人。在进步青年的影响下，阅读了《马克思主义浅说》、《新社会论》、《共产主义ABC》等大量进步书刊，懂得了“社会发展必须走共产主义社会道路”，而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这一理想社会。这一思想飞跃为我后来坚持革命斗争打好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并经人介绍入校的当年就加入了共青团。入团后更加热情的投身于革命活动，在学校创办进步刊物，上街宣传演讲，张贴标语，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反对政府加给农民的苛捐杂税，并带人冲击政府，有时也组织学生下乡宣传群众，说明土豪劣绅如何剥削压迫农民，农民应该组织起来，抗租抗粮抗税，反抗压迫，求得解放。同时多次完成党组织投递信件任务。

1928年11月的一天，党的领导人刘澜涛交给我一封信，让送到镇川堡小学教员申国藩。当走到黑龙滩时，正遇井岳秀的部队对过往人员进行搜查，我绕道渡河到镇川，将信安全送到收信人手中，事后才知道，这封信是送给党的领导人马明方同志收的。还有几次是送给佳县党的领导人乔鼎铭和杜堯的，每次都顺利完成任务。

当时的革命热情很高，搞的正起劲时，1930年被校方以动乱罪名开除学籍。

△返乡务农：

1928年陕北连续两年大旱，农田颗粒无收，酿成空前大荒年，但官府仍然向农民强迫征粮征税。我回到农村后，看到农民断粮断炊，被逼卖儿卖女，大批流落外乡，靠讨吃为生的情景，痛心疾首。当时虽然暂时失去与党组织的联系，但没有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就主动与本村的群众骨干三弟张耀德、张忠德、张元德等进行革命活动，白天种地，晚上走村串户，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当时农民实在是太困难了，饿着肚子是听不进你的革命道理的，搞到粮食，救群众于水火之中这是关键。我们利用赶集机会，踩点侦察，联络农民有组织有计划的打击当地的一些地主恶霸，没收他们的粮食、衣物分给贫苦农民。有一天晚上，我带领张耀德、张忠德、张元德等人，手拿菜刀、棍棒和条帚包着红布的“手枪”，去佳县勃牛沟抢大地主张××，老地主看到天兵突降，还拿着“手枪”，吓的浑身发抖，乖乖的将粮食、衣物交出。经过几次打击，圪凹店周边地主听到张成德的大名就闻风丧胆，分到粮食、衣物的农民则喜气洋洋。我们抗粮抗税终于度过了生命难关。

四、张驾伍革命生涯

张驾伍革命生涯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1933年7月～1938年4月，在陕北参加革命斗争四年零九个月；

第二阶段

从1938年4月～1956年6月，在军事院校从事管理工作十八年零二个月；

第三阶段

从1956年6月～1963年6月，在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工作七年。

1、红军时期革命经历

▲本人自述摘抄：

1933年7月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经郭文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郭文华为县委书记），郭文华指示在圪凹店村建立党支部，由我担任党支部书记，后任区委书记。这时的主要任务是开辟红色村庄，组织赤卫队，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肃清反革命，扩大党的组织，壮大革命队伍。在这一精神指导下，很快各个区政府都建起了自卫队。他们白天种地，晚上则集数十人或上百人，打击土豪劣绅，国民党民团不敢轻易出动，红色村庄的发展已接近县城，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大好局面。井岳秀这时才看到问题的严重，急急忙忙从榆林、延安等地抽调了一部分兵力，由副官孙绍山（共产党的叛徒，51年在榆林镇压）率领进行围剿。他们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攻击红区领导人。在白色恐怖面前，革命队伍中一些革命意志薄弱者，有的退却回家，有的向敌人投降，对开展工作，受到严重阻力。一次我们区领导人在圪凹店召开会议，被伪保长刘复汉告密，会刚开完，就被敌人包围，我组织突围，结果被抓去一个，摔死一个（马明方的弟弟），党润英，杨春兰等人向敌人投降自首。因此活动困难增加，红色区域大大缩小，坚持原地工作极为困难，相当一个时期完全转到野外，不敢进村庄。晚上在山沟、山洞、古庙睡觉，每晚还要转移几个地方，稍走露踪迹，就有被逮捕的危险。有一次去一个村庄吃飯，还没吃饱，就被敌人包围，在群众的掩护下才突围；还有一次一天没吃饭，傍晚与张汉武在一个寨子吃了一顿饭，刚离开，寨子就被敌人包围搜查。有时几天吃不到一顿饭，睡不好一次觉，忍着饥饿与疲劳，冒着生命危险，整天与敌人周旋，并通过个别接头的办法保持与群众的联系，领导着群众运动。

△投笔从戎：

因为敌人围剿甚紧，地方工作十分困难，深感赤手空拳手无寸铁，要坚持工作对我十分不利，县委同意我参加游击队的要求。先参加第十五支队，当经济员，主要任务是管伙食、管设营，管经费。不久就调佳县六支隊任政委，后又调五支队任政委。

1935年秋天，我纵队改编为战斗团，我任营政委。冬季战斗团奉命南调（经整训后改编为二十八军第一团），决定留一个强的营，在隹（县）吴（堡）绥（德）米（脂）清（涧）坚持活动。

纵队决定留第一营，我调一营任政委，后改编为独立第四营。该营在留下时不足两个连，后逐渐扩大为三个连。36年二月红军东渡黄河，独立四营坚持在佳、吴、绥、米、清一带活动，受到阎锡山、高桂瀚、井岳秀匪军的翻覆围剿，在并村与调堡政策下，活动区域缩小，从吴堡到瓦窑堡要一个月，部队除在少数较巩固的区域内白天可以活动外，一般都是夜间活动，在敌人严密封锁下，筹办粮食、棉布、食盐都十分困难。敌人的兵力虽然大于我军数十倍，但这支部队的斗志十分旺盛，我们采取避其锋芒，攻其弱肋的作战策略，与敌人进行斗争。当时面前阎锡山的部队兵力最多，但又是战斗力最弱的一支部队，我们就集中兵力，声东击西，吃掉一部分，让其防不胜防，总之每次战斗都有收获。当时部队使用的机枪、步枪、冲锋枪、子弹、手榴弹等差不多都是缴获阎锡山部队的，战士们戏谑的说：“闫锡山是我们装备部的部长”。在这种敌强我弱、敌多我寡的情况下，部队作战是很频繁的，有时几天打一仗，有时一天打几仗，遇到敌人有计划的围剿时，一天就打几仗。敌人经常出来烧杀抢掠，每到一地，他们就把老百姓的粮食、家禽和一些值钱的财物一扫而光，当时老百姓是很苦的。为了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我们这支红军部队，常以打埋伏来消灭敌人，有效牵制了敌人，并消灭大量敌人的有生力量，保护了人民的利益，保护了当地政府的安全，并在战斗中锻炼部队，武装壮大了自己，让我们看清了整个革命远景，增强了革命必胜的信念。至于家庭和个人的生命，在参加革命那天起就置此度外，所以敌人对自己家庭那样残害，都没有动摇我的革命意志，相反地敌人这种行为更增强了我对敌人的仇恨心理……。

△脱离了生产，参加了部队

1933 年 10 月以后，又与党接上了关系，农村游击战争开展起来，接受县委郭文华同志的指示，在我村成立支部，由我任支部书记，后任区委组织委员，这时主要任务是开辟红色村庄，组织赤卫队，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肃清反革命。我提出要求参加游出队，县委同意了，先参加十五支队当经济员，主要任务是管伙食、管设营，管打土豪的经费。不久调六支队任政委，后又调游击纵队部任经理主任，后又调五支队任政委。35年秋天，我纵队改编为战斗团，我任二营政委。冬季战斗团奉命南调（经整训后改编为二十八军第一团），决定留一个强的营，在佳吴绥米清（注：指佳县、吴堡、绥德、米脂、清涧）坚持活动，纵队决定留第一营，并将我调第一营任政委，后改为独立第四营。……这时已决定将四营编为独立团，并派来柴福云同志任团长兼政委，……柴到后，我就要求去学习未准，要我在该团任政委。……会后，县委答复了我的要求，去瓦窑堡学习。在瓦窑堡住了不久，中央就撤出瓦窑堡了，也曾要求学习，未准。在陕西省军事部任文书秘书，工作七、八个月后，陕北省军事部调一批干部去延长组织保安令部，又在这里任秘书三、四个月。刚下命令去抗大三期学习，因工作未交待完未去。不久，巧遇吴堡保安队起义，区党委就把我派去做争取工作。独立团的干部、战士大部在国民党保安队当兵。七七事变后，汤匪东调，吴堡十二个联堡的保安队举行了起义。……因为其中有许多人是原独立第四营的干部战士，边区党委在薛英桂的要求下，就将我派去做争取工作，到该部后自称为政委。……到三八年一月，八路军接葭吴绥米清的防务，将该部改编为七一八团第四营，我任教导员。我又向绥德刘澜涛、李合邦写报告要求学习，得到他的批准，这才算达到了目的。到了绥德，由陈奇涵司令员找我谈了话，在四、五月间到延安，转抗大瓦窑堡一大队学习。

1935年在陕北绥德梁家甲粉碎了敌人企图进剿苏区的兇焰（我们一个团敌人一个营），当时任政指。

1936年配合二十八军打到陕北神木苏区时，中途与敌人二个营打一天，把敌人打散，一个月后又打了二次，当时任独立第四营政委。

▲革命经历概述：

1933年7月，陕北特委代理书记马明方在葭县高起家坬高禄孝家中主持召开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研究讨论如何在陕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立红军、创建苏区等重大革命斗争问题，并选举产生了特委新的领导机构。会后，马明方、马文瑞等来到当时陕北特委所在地米脂县姜新庄村姜好兴家里，起草、修改这次大会的正式文件。会议决定王兆卿、毕维周奉命去安定整顿刚刚成立的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高禄孝去安定筹集经费；崔明道和王守义在镇川、米脂一带传达、贯彻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积极准备开展武装斗争。特委这次重大行动很快就被特务、叛徒董培义知晓并告密，导致王兆卿、毕维周、崔明道、高禄孝、王守义、高庆恩六名共产党员被捕。8月3日，国民党反动派在米脂县城南十里铺的无定河畔将六名共产党员枪杀，制造了震惊陕北的“十里铺惨案”。使陕北的革命运动遭受到巨大损失。中共陕北特委派马明方、郭洪涛回到米东区，恢复发展党、团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同年7月，中共米东区委成立，郭文华任书记，张驾伍与党组织接上了联系，经郭文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米东区委成立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红色区域不断扩大，郭文华书记指示，在圪凹店村建立党支部，张驾伍任党支部书记。这时的主要任务是开辟红色村庄，组织赤卫队，开展游击战，打土豪，肃清反革命，扩大党的组织，壮大革命队伍。在张驾伍的组织领导下，圪凹店村组建了赤卫队，开辟相邻村为红色村庄。到年底，米东区的姬家岔、杨家沟，桃镇、临水寺一带数十个村庄都开辟成为红色区域，同佳县、吴堡、绥德苏区连在一起，为陕北红色革命政权的建立创造了条件。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国民党井岳秀部急忙从榆林、延安等地抽调兵力，对陕北苏区进行残酷“围剿”，在米东一带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张驾伍等人突出重围，钻山沟，住山洞，昼藏夜出，每天忍着饥饿与疲劳，冒着生命危险与敌人周旋，斗争极为艰难。

1934年春，原县委主要负责人景仰山叛变，出卖了一大批党员骨干，米脂县大部分党团组织再次遭到破坏，革命斗争陷入困境。同年4月，张驾伍经请示区委书记郭文华批准，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

1934年4月，加入陕北游击队米东第十五支队任经济员。

（注：1934年3月，米东县委书记郭文华将米东特务队改编为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米东第十五支队，高尚乐任支队长，白宝山任政委。）

1934年7月，任佳县第六支队政委。

（注：1934年4月5日，中共佳县县委在丁樊家圪坨村，组建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六支队，樊文德任支队长，王效曾任政委。）

1934年10月，任绥德第五支队政委。

（注：1934年3月8日，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五支队在绥德苏家圪坨成立，郭洪涛代表陕北特委授旗，任命崔正冉为支队长，马万里为政委。）

1935年3月，西北军委在绥东区义尚坪将陕北佳县、吴堡、绥德、米脂、清涧五县的第四、第五、第六、第十四、第十五支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五纵队，郭毓仁任纵队长，马万里任政委，张驾伍任经济主任。

同年8月，第二、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绥（德）吴（堡）战斗团，郭毓仁任团长，王再兴任政委，张驾伍任二营政委兼政治指导员。

1935年9月，军阀阎锡山部派兵“围剿”吴堡苏区，晋军孟宪吉旅曲有成团长率四个连挺进慕家塬，企图围歼吴堡苏区红军。战斗团参谋长薛英桂奉命率领部队从绥德梁家甲出发，行程80里，一夜穿插到吴堡杨家塬村。在摸清敌情后，决定采取突然袭击战术，攻打慕家塬，各部队隐蔽接近慕家塬。21日早晨，总攻开始，枪声、炮声、喊杀声震天动地，晋军阵脚大乱，红军攻入慕家塬，击毙团长曲有成，其余官兵纷纷投降，俘虏90多人，缴获迫击炮一门，机枪三挺，冲锋枪九枝、其他长短枪100余枝，战果显著。张驾伍率二营参加了这次战斗。慕家塬战斗是红军以少胜多的一次大胜仗，受到陕北苏维埃政府和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通令嘉奖。

1935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对陕北红军游击队进行整编，组建红军第28军，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委，唐延杰任参谋长，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红28军成立后下辖三个团：

第一团由绥吴战斗团改编，团长黄光明，政委王再兴；

第二团由米脂西游击师改编，团长于占彪，政委柴成俊（柴成俊牺牲后由王学清继任）；

第三团由清涧红四团改编，团长杨琪，政委陈仿仁（杨琪牺牲后改任团长）。

绥吴战斗团南下瓦窑堡改编时，将第一营留下，改编为独立第四营（又称绥吴独立营），营长薛英桂、政委张驾伍、副营长张俊胜。该营下辖三个连，部队人数有340多人。留在佳吴绥米清一带坚持游击战，抗击敌人的“围剿”，牵制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保护地方政府的安全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1936年2月，红28军奉命从吴堡北上，向神木、府谷（神府）进军，打通陕甘宁苏区和神府苏区之间的联系，巩固和扩大神府根据地。为配合红28军主力部队进军神府，吴堡县军事部指示绥吴独立营接受红28军的统一指挥。

2月9日，绥吴独立营全副武装，携带着刚从敌人手里缴获的八二迫击炮，从吴堡县宋家川出发，经过两天急行军，赶到红28军驻地绥德县延家川，营长薛英桂、政委张驾伍、副营长张俊胜立刻到红28军指挥部报到，当晚独立营在距军部十余里的景家沟宿营。随后，红28军转移到绥德县城附近的西马家川一带。

2月下旬，敌军张廷芝部骑兵营400多骑兵率先向独立营发起猛烈进攻，独立营一面阻击一面撤退。刘志丹军长和宋任穷政委用望远镜观察战场形势后，迅速指挥部队围歼该敌。命令第三团迅速抢占了山上的小庙和制高点，利用有利地形阻击敌人。命令一团和独立营从左右两侧攻击敌骑兵，二团作为军预备队。我军迫击炮发射的炮弹在敌群中爆炸，炸得敌人人仰马翻，打乱了敌人的战斗队形。敌人见势不妙，利用其机动性强的优势突围逃走。我军俘虏了一批敌军士兵，并缴获了一批战马。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三团团长杨琪在小庙阻击敌军战斗中牺牲。战斗结束后，红28军转移到梁家俭村，在那里休整三天，为挺进神府苏区做准备。

2月22日早上，红28军各部队在梁家俭村外山坡上集合，刘军长和宋政委站在凳子上发表重要讲话，对部队北上神府进行动员，树立信心，鼓舞斗志，指出部队进入神府后要注意的政策，吃粮要付钱，要公买公卖，要做好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经过动员，红28军和独立营指战员满怀必胜的信心，迈着坚定的步伐向神府进军。一团担任全军的前卫，二团和三团居中，独立营担任后卫。

2月23日下午，部队到达格凹店。格凹店是一个山区小镇，四面群山环抱，小镇东南面有座山寨，西北面有座山神庙，独立营派一个加强排在庙里担任警戒。部队进驻小镇后，山寨里的群众主动给部队送来了粮食。就在这时，敌军约一个营的兵力向警戒分队发起猛烈进攻。因敌众我寡，警戒分队被迫撤出小庙，敌军占领了小庙及周围的高地。军部随即命令二团和独立营从两面向敌军发起强攻，经过激烈战斗，重新夺回了被敌军占领的阵地，并俘获数十名敌人，缴获部分枪支弹药。

2月24日，红28军到达阎家峁村。敌军出动一个团又一个营和两个机枪连的兵力，向红28军发起进攻。刘志丹军长命令二团正面迎击敌军，命令三团抢占西边的小高地，一团和独立营隐蔽待命。各部队迅速进入指定位置。二团攻占了南面的山梁后，与敌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双方相持了一个多小时，一团和独立营从两侧迂回过去，对敌军形成了合围。我军指战员英勇顽强，冲锋陷阵，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翻滚扭打在一起。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生死搏斗，打死打伤敌人300多人，击毙敌军营级军官一名，连级军官两名，敌军彻底崩溃，四处逃散。战斗结束后，军部命独立营负责打扫战场，救护伤员，掩埋烈士遗体。独立营完成任务后，不顾疲劳，立刻追赶主力部队，在距离神府苏区还有二十里的花石崖，与主力部队汇合。神府苏区政府派人前来慰问，苏区干部非常热情，为部队排忧解难。根据军首长的指示，部队将伤员全部移交给苏区政府，由苏区政府负责救治。

在花石崖北面二十多里的地方，有一座山叫老爷山，山上有座古庙叫老爷庙，敌军有两个连固守在老爷庙南面的高地。一团占领老爷庙后，与敌军形成对峙。经过认真侦察，掌握了敌军的基本情况，军首长下定决心歼灭该敌。命令独立营从左边上山隐蔽接敌，一团两个连从正面抵近敌前沿阵地，二团和三团迂回到敌人侧后，形成四面合围。各部队在统一号令下向敌军发起猛攻，经过不到一小时的战斗，全歼敌人两个连，活捉敌副营长，敌军无一漏网，我军无一伤亡，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红28军在刘志丹军长、宋任穷政委率领下胜利到达神府苏区，苏区军民在贾家沟召开盛大的祝捷和欢迎大会，迎接红28军的到来。部队在这里休息了五天。独立营遵照刘志丹军长的命令，经高家堡、毛谷川向南返回绥吴苏区，经过五天四夜连续行军，独立营顺利回到绥吴苏区，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独立营北上神府连续作战，经历了实战考验，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同时，部队人数增加到400多人，壮大了自身力量。（以上部分内容摘自曾任绥吴独立营三连党支部书记冯学诚写的“北上神府”一文）

1936年4月，独立四营升编为绥吴佳独立团，上级派柴福俊任团长兼政委。张驾伍要求去瓦窑堡学习，没有被批准。

1936年5月，张驾伍离开独立团，调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任书记。

1936年6月下旬，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汤恩伯部第13军所辖第4师、21师、89师，晋军陈长捷部第72师和驻陕北的高桂滋部第84师、高双成部第86师，共六个师3万余人，采用步步为营的碉堡战术，对葭、吴、绥、米、清五县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四次大“围剿”。独立团主力向神府苏区突围，行至佳县任家沟、雷家沟一带，遭敌军高双成部第86师骑、步兵阻击，战斗团被打散，政委任子恩牺牲，吴堡苏区全部沦陷。国民党在军事“围剿”的同时，为强化基层政权，在村与村之间建立联保制，各联保分别组建铲共义勇队。

1937年8月中旬，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保安司令部（高岗任司令员，周兴任副司令员），张驾伍被派遣到延长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任秘书。

1937年8月21日，在国民党对陕北的第四次军事“围剿”中被打散的绥吴佳独立团部分官兵，在中共吴堡工委军事部长冯崇道和薛英桂、秦茂芳带领下举行暴动，强行收缴各联保铲共义勇队的枪枝弹药，许多原独立团官兵闻讯赶来加入暴动队，仅5天暴动队就扩展到300多人。此时，中国工农红军已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了掩盖这次暴动是由共产党领导，暴动队自己定名为“黑军”，时称“黑军暴动”。同年9月，暴动队队长冯崇道被叛徒杀害，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派县委书记慕生忠接管暴动队伍，改编为抗日义勇军，任命薛英桂为队长，张驾伍为政委，秦茂芳为副政委，下辖两个连。不久，抗日义勇军改编为绥德警备区吴堡独立营。 同年11月，八路军120师359旅第718团（留守兵团警备第八团）进驻吴堡，将吴堡独立营编为718团第四营，张驾伍任营教导员。（以上部分内容摘自吴堡县人民政府“吴堡大事记”）

1938年4月，经上级领导批准，张驾伍赴瓦窑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第四期学习。张驾伍进入抗大学习，成为他革命生涯的新起点。

2、在军校工作时期革命经历

▲本人自述摘抄：

（一）抗大时期

从绥德到延安办好手续，就到了瓦窑堡，到第一大队一队学习，文化学习结束后编入第二队（政治队）学习。共学了四个月，记得是四月入校，八月调出。调出工作先在二支队十队任政指，后在三队任政指。

……罗瑞卿副校长来传达军委决定，要分两个分校到敌后去，我们这个队拨入二分校，由詹才芳、李中权率领做二分校的先头部队，从瓦窑堡出发经过将近一月的行军到了晋察冀。到晋察冀不久，进行整编组成学校机构，我即调一大队任总支书记，大队长詹才芳、政委李中权。第一期学生毕业后，即调我任一支队协理员，一支队毕生，支队编制取消又调我任大队总支书记。不久就调任供给处政委，约二年，於42年初调任校政治部干部科副科长。於43年春回延安，到绥德与总校、军事学院合并先任干部科科长，44年底整风后，干部科与组织科合并，我任副科长。

（二）东北军大时期

学校到东北后，改为东北军大，46年1月间调我任一大队政委。47年2、3月间，总校奉命缩编，二支队机构全部调齐齐哈尔组成西满分校，我即调西满分校任政委。

47年冬季，总校又奉命扩大，西满分校学生毕业，与总校合并编为第一团，我任团政委。到49年南下后，学校又奉命组成若干分校大批招收知识分子，我先到了长沙，一个多月后又调江西分校任政委，於50年又调湖南分校任政委。

（三）步校时期

51年全国军事学校番号统一了，湖南分校奉命改为二十二步校，我任政委。於1952年6月间奉命调高级步校任政治部主任。

▲革命经历概述：

①抗日军政大学

抗大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创办的为我党我军培养高素质军政干部的最高学府。

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米粮山上一座旧庙前举行开学典礼宣告成立。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出席了开学典礼，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他对学员们说：“我们这里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怎么办？就是要我们艰苦奋斗。”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了准备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为了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需要培养干部，提高干部。因此我们的干部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以便将来出校以后，能够独当一面地去工作。”接着，毛泽东鼓励大家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1936年6月21日，国民党趁红军主力西征之际偷袭瓦窑堡，红大学员奋勇抵抗，掩护中央机关顺利转移。

同年7月，红大随党中央一起迁到保安（今志丹县），学校没有校舍，师生们就自己动手挖窑洞，将半山腰上废弃的石洞改造成宿舍、教室。新校舍建成后，毛泽东在开课当天来到学校，对学员们发表了讲话，他风趣的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红大访问，亲眼目睹红大的教学环境，在他写的《西行漫记》一书中对红大作了真实描述：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这就是红大，在窑洞里办大学，被称为“窑洞大学”，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学校。

1937年1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1937年1月20日，抗大随党中央迁往延安。1月21日抗大第二期在延安开学，同一天抗大教育委员会成立，毛泽东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委员有林彪、刘伯承、傅钟、罗瑞卿、刘亚楼、杨立三、莫文骅。

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各地革命知识青年纷纷来到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教育培养知识青年成为我党的新任务。毛泽东及时为抗大作指示：“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就必须大大增加抗战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强弱的对比，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增加抗战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办报纸宣传抗日主张。这个增加抗日力量的方法是与其它一切增加抗战力量的方法相关联的总方法。”

抗大第四期于1938年4月16日在延安开学，本期招收学员5562人，编为八个大队，下辖43个学员队。由于学员人数激增，延安校舍容纳不下，只好采取分散办学的方式。

第一大队驻瓦窑堡，大队长苏振华，政委胡耀邦；

第二、三、四大队驻延安；

第五大队驻甘肃庆阳，大队长何长工；

第六大队驻延安洛川，大队长韦国清；

第七大队驻延安蟠龙，大队长徐德操；

第八大队（女生队）驻延安，大队长张琴秋。

1938年4月，张驾伍被分配到瓦窑堡抗大第一大队第二队（政治队）学习。

1938年月，毕业后留校工作，先后在抗大第一大队二支队第十队、一支队第三队担任政治指导员。

1938年12月13日，抗大在延安小礼堂召开“关于学校建制改变”干部动员大会，罗瑞卿副校长代表中央军委宣布成立抗大第一分校和第二分校，分别挺进晋东南和晋察冀根据地，深入敌后办学。同时宣布了抗大二分校领导班子的任命：陈伯钧任校长，邵式平任副校长，袁子钦任政治部主任，张平凯任政治部副主任，徐德操任训练部部长。抗大二分校组建完成后，分成三个梯队挺进晋察冀根据地：

1938年12月22日，抗大总校第一大队大队长詹才芳、政委李中权率总校第一大队第一支队（张驾伍所在支队）和从第二、第三、第四支队抽调的五个学员队及部分教员组成的先遣队（共600余人）从瓦窑堡出发，于1939年1月中旬抵达灵寿县陈庄。

1938年12月22日，校长陈伯钧、政治部副主任张平凯率总校第七大队、总校调到第二分校工作的部分干部、西北抗日青年训练班部分学员、中央组织部训练班部分学员组成的第一梯队（共1500余人）从延安出发，于1939年1月28日抵达灵寿县陈庄。

1939年1月6日，副校长邵式平、政治部主任袁子钦率陕北公学旬邑分校部分干部和一个学生队、总校从第二、第三、第四大队选调到第二分校工作的干部组成的第二梯队（共200余人）从延安出发，于1939年2月24日抵达灵寿县。至此，二分校三个梯队2300余人在灵寿县胜利会师，学校驻扎在陈庄及周围村庄，以陈庄为校址建校办学。

1939年3月初，第一期正式开学，学员队编为三个大队：

第一大队由二分校成立时组建的先遣大队编成，大队长詹才芳，政治协理员李中权，副大队长侯正果，张驾伍任大队总支书记；

第二大队由总校第七大队第一至第五队编成，大队长胡嘉庆，政治协理员明邦梅（后由吴宝山继任）；

第三大队由总校第七大队第六至第八队、陕北公学旬邑分校学生队，中央组织部训练班部分学员、西北抗日青年训练班部分学员编成，大队长陈文彪，政治协理员袁佩爵。

1939年4月下旬，冀中军区随营学校并入抗大二分校，编为一大队第一支队，副大队长侯正果兼任一支队支队长，张驾伍任一支队政治协理员。

二分校深入敌后办学，成为日寇的眼中钉、肉中刺，二分校驻地陈庄成为日寇“扫荡”的重点地区。陈庄位于灵寿县西北50公里的太行山复地，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八路军120师后方机关和抗大二分校的驻地。日军得知陈庄情况后，便精心策划了偷袭陈庄的作战计划。

1939年9月23日，驻石家庄的日军独立第八旅团旅团长水原义重少将亲自指挥守备正太铁路的独立第三十一大队和驻灵寿附近的伪警备队约1500多人以及数十辆大车突然集中在灵寿县。敌人的调动很快被八路军发现，经分析判断，认为敌人可能要突袭陈庄。八路军120师和晋察冀军区迅速部署兵力，准备迎击来犯之敌，并决定撤离陈庄的驻军和群众，二分校负责掩护陈庄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9月25日清晨，日伪军从灵寿出发攻占了慈峪镇，又沿大路占领了南谭庄后停止了前进。26日下午，敌军全部退回到慈峪镇。27日拂晓，敌军主力1000余人沿鲁柏山小路突袭陈庄。120师师长贺龙果断分析“敌人是孤军深入，北无据点接应，南边接济也十分困难，因此他们在陈庄必不能久留，等敌人回撤的时候，必须抓时机，在运动中把敌人消灭掉”。敌军在占领陈庄后扑了个空，看不到一个人影，找不到一粒粮食，不敢在陈庄久留。28日拂晓，敌军撤离陈庄返回，八路军早已在敌军回撤路上布下了天罗地网，将敌军包围在伏击圈内，9月29日7时，八路军发起总攻，经过激烈战斗全歼进犯陈庄的日伪军。

陈庄歼灭战历时六天五夜，共歼灭日伪军1380余人，是抗战时期我军在河北地区一次性歼敌最多的一场战斗，被誉为 “模范歼灭战” ，这场战斗狠狠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必胜信念。

1939年12月，支队编制撤销后，张驾伍又继任一大队总支书记。

1940年2月，任二分校供给处政委。

1941年6月，抗大总校在河北邢台浆水镇隆重举行抗大五周年总结大会，会上表彰了抗大五年来忠实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干部。抗大各分校有88名干部受到表彰，张驾伍名列其中。

1941年8月中旬，日伪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秋季“大扫荡”，二分校驻地陈庄又成为日寇主要进攻目标之一。晋察冀军区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决定让二分校撤出陈庄，全校分两路转移，突破敌军的包围。政治部主任李志民率领第一团、政治部及文工团和训练部部分干部向冀中转移。校长孙毅率领第二团及校直属队进入唐县，在棉花庄、咬角镇一带与敌军周旋。日伪军的“大扫荡”给二分校的教学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只能采取分散教学和流动教学。学校在转移过程中，经常遭遇敌军的袭击，有20多名干部、师生在战斗中伤亡。10月中旬，日伪军“扫荡”失败撤退。10月下旬，二分校各部门陆续返回原驻地。

1942年2月，张驾伍调任抗大二分校政治部干部科副科长。

1943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抗大二分校返回陕北回归总校建制，二分校附设中学随二分校高上科一起返回陕北。由于附设中学的学生年仅14～15岁，没有经历过战斗，穿越敌占区封锁线需要保护，而高上科学员都是部队干部，作战经验丰富。二分校决定将高上科的四个队（500余人）与附设中学的十一个队（1500多人）混合编成三个独立营，分三路返回陕甘宁边区。

第一营由营长张杰轩、教导员赵卓云、副营长戴伯行率领高上科第二队和附设中学第一、二、七、九队约600余人走南路返回陕北。

第二营由营长江峰、教导员张驾伍、副营长陈文彪率领高上科第三、四队和附设中学第三、四、八、十一队约700余人走中路返回陕北。

第三营由营长熊伯涛（二分校教育长）、副营长江隆基（附设中学校长）率领高上科科部及第一队和附设中学校部及第五、六、十队约800余人走北路返回陕北。

2月16日，二分校三个营分别从驻地出发前往陕北。3月20日，三路师生经过长途跋涉，行程两千余里在陕北绥德胜利会师，并入抗大总校。3月22日上午，抗大总校代校长徐向前，副校长彭绍辉，在江隆基校长和熊伯涛教育长的陪同下，接见了二分校全体人员，向师生们表示问候。

抗大二分校从1939年2月至1943年2月在晋察冀和冀中地区敌后根据地坚持办学四年，举办五期培训，为根据地各部队及地方政府培训两万多名军政干部。张驾伍从二分校建校至回归总校始终在二分校工作，这四年他在多个工作岗位上工作过，为自己从事军校管理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也为二分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抗大总校迁入绥德后，学校领导部门驻扎在绥德西山寺。西山寺是一座古寺，依山而建，年久失修，十分破旧。学校的住宿条件非常简陋，在会议室后面有一排窑洞，“政委李井泉，副校长何长工和夫人尹清萍就住在这排窑洞里。抗大校部住在山下，唯有政治部住在山上。政治部副主任徐文烈和夫人王特住在政治部靠东边的一个小院里北头的一排窑洞里。干部科科长张驾伍和牛正中、张际功、王玉兰等住在南边的一排窑洞里。组织科科长吴强（后为杨克武）和刘鸿益、张立宪、苏虹、苏一坚、萧申等（开始还有刘芷﹣韩先楚夫人﹣后来调走了）住在东边靠南头的一排窑洞里。宣传科科长王燕士、（胡天蓝、伯克也曾任过宣传科长）和姚石林、高林、白伏元等住在西头靠南边的一排窑洞里。文教科科长李剑白、副科长胡绍祖和徐元东、田干、周岳、陈汉民等住在后山的一排窑洞里。保卫科科长叶明、副科长黄华青和李觉民、宋寒友、李盛兴、段志超等住在徐主任院里南边的一排窑洞里。张金辉任秘书科长和秘书郑汉浩、文书白映怀、食堂管理员刘继先、司务长展宪斌等住在西头靠北边的一排窑洞里。（以上部分内容摘自张金辉夫人董哲文写的回忆录）

学校卫生部驻五里湾村，文工团驻辛店、裴家峁村。为解决绥德城区安置困难，学校将五个大队分散到绥德周边办学：第一大队驻绥德城外二十里铺，第二大队驻清涧县城，第三大队驻瓦窑堡，第四大队驻子洲县双湖峪，第五大队驻校部附近一带。

1943年4月，二分校并入抗大总校后，张驾伍任抗大总校政治部干部科科长。

1945年2月，干部科与组织科合并后任组织科副科长。

1945年5月，经抗大总校政治部副主任徐文烈介绍，张驾伍与在抗大总校卫生部工作的赵秀哲相识并结为夫妻。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校址

绥德西山寺旧貌

1944年秋，抗大总校政治部副主任徐文烈与政治部组织科、干部科、保卫科、军教科、文教科、宣传科、秘书科的正副科长在绥德西山寺合影。

前排左起：张驾伍（干部科科长）、胡绍祖（文教科副科长）及女儿、徐文烈（政治部副主任）、叶明（保卫科科长）、王燕士（宣传科科长）；

后排左起：张金辉（秘书科科长）、杨克武（组织科科长）、贾力夫（军教科科长）、李剑白（文教科科长）。

站立左起：高林、张驾伍，

坐地左起：××、牛正中、曾桂友（女）

下蹲右起：刘鸿益，

右侧右起：周兆平、张际功、张立宪、丁一。

②东北军政大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形势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决定抽调大批主力部队进军东北。毛泽东亲自找何长工谈话说：“中央决定抗大开往东北办学校，培养当地人才。由你当副校长代理校长。军政大学的名字不要改，只改前二字即可，叫‘东北军政大学’。”抗大总校在出发之前，于8月底派遣第五大队赴太行根据地，于9月中旬派遣第二大队赴晋察冀根据地，同时还抽调大批人员组建华中大队、山东大队及东北干部队，支援各根据地政府部门和军队建设。另抽调部分干部协助绥德分区加强政府机关建设。1945年10月，抗大副校长何长工、政治部副主任徐文烈率领抗大总校留校的第一、第三、第四大队和校直属队及随行工作团共4000多人，分批从绥德出发挺进东北。抗大总校对外代号为“青年纵队”。10月初，抗大政治部军教科科长贾力夫率前卫队先行出发；

第一梯队于10月10日起程，该队由第一大队组成，共485人，牲口137头；

第二梯队于10月12日起程，该队由校部机关及直属队组成，共800人，牲口130头；

第三梯队于10月14日起程，该队由第三大队组成，共480人，牲口54头；

第四梯队于10月16日起程，该队由第四大队和文工团组成，共490人，牲口85头；

留守处及其余随行人员随后跟进。在随行人员中还包括先期去东北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的家属有20多人，其中有不少女同志是孕妇。在出发之前，学校将已婚的女同志安排到丈夫身边，行军途中可以相互照应，赵秀哲由校卫生部调校部门诊所，随张驾伍一起行军。十月中旬，北方的天气已进入冬季，寒风刺骨，全校师生迎着塞外风雪，踏着遍地冰霜奔赴东北。“青年纵队”抵达承德后，为加快行军速度，校领导决定临时组建留守处，将家属、小孩、病号、孕妇暂留承德（后乘坐火车与大部队汇合）。“青年纵队”离开承德后，经新立屯、彰武，抵达法库县。一天夜里，突然遭到三百多人的土匪骑兵袭击。何长工下令部队处于战斗状态，派一个营去攻打匪帮，让其他同志就地取材，燃起一团团火堆，照亮四周。这一着很有效，当掩护部队一出击，火堆照的半天通明，土匪害怕了，以为遇到了我军主力，纷纷落荒而逃。在法库停留期间，经请示中央批准，将大队长韩先楚率领的第一大队四个学员队和部分队干部留下，交给西满分局书记黄克诚。“青年纵队”离开法库后直奔铁岭，在铁岭休整半天后经山城镇抵达梅河口，又将一大队余下的四个学员队、随行工作团和20多位中央领导干部的家属转交给东北局组织部部长林枫。总校其他人员在何长工率领下直奔吉林通化。1946年2月7日，抗大总校经过三个多月的行军，横跨陕西、山西、绥远、察哈尔、河北、热河、辽宁七省区，行程约2500里，胜利抵达吉林通化市。（以上部分内容摘自何长工写的回忆录《抗战胜利后赴东北开办军政大学》和八路军研究会抗大分会会长牛皖平整理的资料）

1946年2月4日，抗大总校到达通化后发布“公布令”，对学校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公布了各部门干部的任命。

校部：

军教科科长章敬三；

秘书科科长李如洪；

管理科副科长潘学敏。

政治部：

组织科科长邢亦民；

保卫科科长李觉民，副科长段希远；

宣传科科长张金辉；

政教科科长胡绍祖，副科长霍丁；

总务科代理科长刘继光，秘书郑汉浩。

供给部：

供给部副部长刘鸿业，政委纲维，副政委刘克之；

财务科科长温凤山；

军事科科长续国壮，副科长罗玉政；

粮秣科科长李明始；

经建科副科长赵凯。

卫生部：

卫生部部长蔓焰，副部长兼医务主任洪茵。

学员队改编为二个大队：

第一大队：胡登高任大队长，张驾伍任政委，莫擎宇任副大队长；

第二大队：贾力夫任大队长，黄华清任政委，李廷赞任副大队长。

先期到达通化的山东抗大一分校回归并入总校，编为第三大队。

1946年2月10日，抗大总校更名为东北军政大学（简称东北军大），林彪兼校长，彭真兼政治委员，何长工任第一副校长，朱瑞任第二副校长，吴溉之兼任副政治委员，陈伯钧任教育长（后由曾国华继任），徐文烈任政治部主任（后由刘型继任）。

何长工副校长（右）和吴溉之副政委（左）在哈尔滨合影，他们是东北军政大学的创始人和杰出领导人，为东北军大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吴溉之（左）和何长工（右）在东北军政大学合影。

左起：尹清平（何长工夫人）、何长工、吴溉之和何长工之子何光暐。

东北军大副校长何长工（左）、副政委吴溉之（右）和政治部主任徐文烈（中）在北安合影。

1946年2月，张驾伍于吉林通化。

东北军大政治部宣传部长张金辉（左）、组织部长张驾伍（中）、干部部长邢亦民（右）在吉林通化合影。

东北军大成立后，陆续调出大批干部、学员到部队和地方工作，同时派出大批干部筹建分校：

△炮兵学校：

1945年9月，延安炮兵学校奉命迁往东北，于1945年12月到达吉林通化，更名为东北人民自治军炮兵学校，通化保安司令部第一副司令员朱瑞任校长，邱创成任政委，贾陶、匡裕民任副校长。1946年6月，更名为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学校。1947年1月，贾陶继任校长。

△航空学校：

于1946年3月1日在通化成立。该校以中共中央选派到东北的航空技术干部和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为基础，另从东北军大总校抽调原抗大一分校、三分校部分干部、学员合并组建，东北军大第二副校长朱瑞兼任校长（后由常乾坤继任），东北军大副政委吴溉之兼任政委（后由王弼继任），常乾坤、白起任副校长，黄乃一、顾磊任副政委。

△工兵学校：

于1946年3月1日在通化成立，该校以原延安炮兵学校工兵科改编的工兵大队为基础，另从东北军大总校抽调原抗大一分校工兵队和部分干部合并组建，李荫南任校长、抗大第一大队政治处主任余益元任政委。同年6月，唐哲明任校长，李荫南改任副校长，李雪炎任政委。

△东满分校（又称吉林分校）：

于1946年2月在吉林桦甸成立，该校以原抗大总校第三大队为基础改编组建，校长涂锡道。同年6月，吉东军政大学、朝阳川教导队、桦甸军政学校和安东学生工作团并入东满分校。同年9月，东满分校迁至延吉县龙井市东山街。东满军区司令员周保中兼任校长，吉林省委书记陈正人兼任政委，涂锡道任副校长兼党委书记，朱士焕任副政委。东满分校共举办四期培训，招收学员3760余名。

△北满分校（又称合江分校）：

于1946年4月在佳木斯市成立，该校以原抗大总校第四大队为基础改编组建，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长钟赤兵兼任校长，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兼任政委，第四大队大队长王泮清任副校长兼教育长，总校政治部保卫科长叶明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彭施鲁任副教育长。北满分校共举办三期培训，招收学员3223名，其中：部队干部1196 名，知识青年和地方干部1402名，农村基层干部为625名。

东北军大总校筹建北满分校工作组与分校领导合影，后排左起：张驾伍、于兆震、王泮清等。

△南满分校（又称辽东分校）：

于1946年5月在吉林安东（现丹东市）成立，该校以辽东人民军政学校和冀热辽第十六军分区教导团为基础合并组建，辽东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兼任校长兼政委，张梓桢任副政委，罗文任副校长，朱子敬任教育长。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大举进犯辽东地区，该校迁至大连改称旅大警察学校，旅大市委书记韩光任校长兼政委，张梓桢任副校长兼副政委。

1947年7月，学校迁至通化，改称东北军大辽东分校，张梓桢任副校长兼副政委。辽东分校在南满办学二年多，共培训学员2000余人。

东北军大在通化休整期间，还抽调一批干部组织工作队，协助通化市各机关、学校开展工作；抽调医务人员赴战地医院抢救伤员；成立东北军大招生工作组到东北各地招收知识青年。在此期间，张驾伍写报告要求离校去作战部队参加战斗，他说“这是最后的战斗了，若再不打，以后就没有打仗的机会了，为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一提起打仗他手心就发痒”（摘自赵秀哲写的回忆录）。张驾伍的哥哥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打败国民党为大哥复仇是他的心愿。由于东北前线各部队都急需干部，东北军大培养干部的任务十分艰巨，张驾伍提出的要求没有被批准。

1946年4月26日，我军占领长春，东北军大总校奉命迁往长春。出发前，总校将派出的工作队和医务人员全部召回。总校到达长春后接到紧急任务，招募新兵支援四平前线作战。总校派遣张驾伍率领工作队赴牡丹江、佳木斯一带招募新兵12个团，经过短期训练编入作战部队。四平失守后，东北军大撤出长春。

1946年5月中旬，总校选定黑龙江北安市东大营为校址。5月底，总校全体人员分批抵达北安，立即开展各项建校工作，学员队由大队扩编为支队。总校抽调二支队与校直属队干部共同组成建校队，负责招收新生、接收新生入校和修建校舍等工作。抽调一、三支队的干部组成两个工作队，赴海伦、拜泉一带开展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剿灭土匪，建立民主政权，动员翻身农民参军。张驾伍带领一个工作队赴海伦参加土改，在深入农村土改时遭遇土匪的袭击，他的警卫员为掩护他中弹牺牲，让他深感悲痛。

1946年7月1日，东北军大总校在北安举行第九期（第一期至第八期由抗大举办）开学典礼。校领导何长工、吴溉之在开学典礼上致词，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西满分局书记、西满军区政委李富春亲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省委书记王鹤寿到会祝贺。全校教职员工和学员共1000多人参加了开学典礼。本期学员队编制编为三个支队：

第一支队支队长胡登高，政治委员张驾伍，副支队长莫擎宇；

第二支队支队长贾力夫，政治委员黄华清，副支队长李廷赞；

第三支队支队长李敏，政治委员徐洪才，副支队长邸怀珍。

第一、第二支队在北安办学，第三支队在齐齐哈尔办学。

东北军大总校在北安举办二期培训：

第九期于1946年7月1日开学，开学时招收学员600多名。开学后，陆续报名的青年越来越多，仅七、八、九三个月就有2110多名学员入学。

1946年10月14日，总校为后入学的学员举行第二次开学典礼。第九期共招收学员6118名，中途减员2037名，毕业分配4081名，毕业时间分为两批，第一批学员于1946年12月毕业，第二批学员于1947年3月毕业。

第十期于1947年4月开学，本期招收学员4131名，中途减员423名，毕业分配3708名，本期学员于1947年12月毕业。第九、十两期学员以东北青年学生为主。

1946年10月14日，东北军政大学第一支队在北安举行开学典礼，校长何长工（前排左8）、教育长陈伯钧（前排左9）、第一支队政委张驾伍（前排左6）与全体教职员工合影留念。

张驾伍（二排右五）

1946年，东北军大第一支队支队长胡登高（左），第一支队政委张驾伍（右）于北安合影。

1946年，东北军大第一支队政委张驾伍于北安。

1947年3月9日，东北军大三队模范班毕业纪念，于北安合影。前排左二：刘钊是女生队队长、吴溉之的夫人。

1947年3月31日，东北军大第九期一支队七队预科毕业全体留念。

1947年3月29日，东北军大第九期一支队八队同学毕业纪念。

1947年3月31日，东北军大第九期一支队九队预科毕业全体留念。

1947年3月22日，东北军大第九期一支队十队全体预科毕业留念。

1947年4月，总校为扩大培训规模，对学员队编制进行了调整：

△第一支队继续留在北安办学，学员队改编为三个直属大队：

第一大队大队长李廷赞，政委钱春华；

第二大队大队长杜石生，政委李志和；

第三大队大队长章敬三，政委李如洪。

△抽调驻齐齐哈尔第三支队干部分别到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和第六纵队组建三个教导大队，为作战部队培训干部。

1947年4月1日，东北军政大学第三支队大队级以上干部与校首长于齐齐哈尔留别合影。

前排左起：＊＊、李敏、刘新权、何长工、＊＊、＊＊、＊＊、＊＊；

中排左起：肖麦萍、邢亦民、邸怀珍、司东初、赵广恩、林云峰、＊＊；

后排左起：＊＊、杜师如、公孙萍、康文清、＊＊、马骏驰、王文倩、尚耀武、廖习仗、＊＊、史达、＊＊。

1947年4月1日，东北军政大学第三支队在职干部离齐市前与校首长于齐齐哈尔合影。

△将第二支队调到齐齐哈尔组建西满分校，校址位于东盛二街原日军军营。西满军区司令员黄克诚兼校长，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兼政委，西满军区副司令员倪志亮兼任副校长，总校三支队支队长李敏任副校长，总校一支队政委张驾伍调西满分校任副政委，这是他首次担任学校主要领导，为日后南下创建新的学校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1947年5月1日，西满分校举行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本期招收学员865人，于同年12月毕业。

1947年6月，中共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在西满分校开办西满新闻干部学校，又称东北军政大学西满分校第十二队。西满分局任命西满日报社社长王阑西兼任校长，新华社西满分社社长兼齐齐哈尔新华广播电台台长于岩兼任副校长，西满日报社副社长吴宏毅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学校的教学业务，由中共西满分局机关报《西满日报》社和新华社西满分社选派的干部负责，学员的政治课与军政大学学员一起上课，学员的日常生活管理由西满分校负责。

第一期于1947年7月开学，本期招收学员70名。9月23日，学员提前毕业，分配到《齐市新闻》、《黑龙江日报》、《内蒙古日报》、《胜利报》等新闻单位工作。

1947年12月，张驾伍调齐齐哈尔西满分校任副政委，第一支队干部为张驾伍送行合影留念。

1948年，西满分校副校长倪志亮（左）、副政委张驾伍（中）、副校长李敏（右）合影。

右起：刘鸿业、副政委张驾伍、严似海、副校长李敏。

右起：副政委张驾伍、严似海、副校长李敏。

张驾伍（左三）

1947年5月1日，东北军政大学西满分校第一期开学典礼纪念。

1947年5月6日，西满分校参加齐齐哈尔市祝捷大会之行列。

1947年6月1日，东北军政大学西满分校举行建校十一周年纪念大会。

1947年7月，东北军大西满分校蒙古大队第三队毕业留念。

△冀察热辽分校并入东北军大

1947年4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将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领导。并将冀热辽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划归西满军区所属的东北军大西满分校。该校在热河乌丹县土城镇重建，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陈奇涵兼任校长，覃国翰任教育长，李孔亮任政治部主任。

1947年6月，该校由土城镇迁至赤峰市，第一期学员毕业以后，该校又由赤峰市迁至平庄。由于冀热辽军区扩编为冀察热辽军区，该校更名为冀察热辽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喻楚杰任副校长，赵复兴任教育长，曹诚任副教育长。江峰任政治部副主任。1948年2月1日，冀察热辽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更名为东北军大冀察热辽分校。

1947年9月中旬，何长工副校长调中共中央东北局军工部任部长。

1947年10月，根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指示，东北军大总校在黑龙江双城组建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轮训在职营、团职干部。上干大队下辖三个队，二个军事队，一个政治队。共举办二期培训，第一期教育长陈伯钧兼任大队长，刘兴元任政委；第二期洪学智任大队长，刘其人任政委。

命令

一九四七年十月六日令字第四十四号

于哈尔滨总司令部

一、任命陈伯钧同志为东北军政大学教育长兼上干大队大队长。

任命罗华生同志为上干大队副大队长兼第一队队长，杜石生同志为第一队副队长。

任命陈金玉同志为上干大队第二队队长，徐行同志为副队长。

任命鄺林同志为上干大队第三队队长，阎遐同志为副队长。

任命刘祖靖同志为上干大队教育科长，刘德润同志为上干大队总务科长。

二、任命何德全同志为松江军区干部学校校长。

三、任命王文科同志为总部巡视团主任。

此令

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林彪

副政治委员 彭真 罗荣桓 高岗 陈云 李富春

副总司令 吕正操 周保中 肖劲光 黄克诚

参谋长 刘亚楼 伍修权

1947年12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发布训令，指示东北军大的培训任务由以培训青年学生为主改为以培训部队连、排干部为主。学校由过去的分散办学改为集中办学。东北军大总校从北安迁至齐齐哈尔，入驻西满分校校址，西满分校并入总校，西满分校副校长倪志亮调任东北军大副校长。随后又将北满、东满、南满三个分校及松江军政干部学校和一、二、六纵队的教导大队全部并入总校，统一整编为四个团：

第一团主要由西满分校改编，团长何德全、政委张驾伍；

第二团主要由北满分校改编，团长王泮清、政委叶明；

第三团主要由驻北安的总校三个直属大队改编，团长李梓斌、政委何运洪，副团长李敏，副政委钱春华。1948年1月南满分校并入总校，编入第三团。

第四团主要由松江军政干部学校和三个纵队的教导大队改编，团长彭景文，政委朱士焕。1948年8月东满分校并入总校，编入第四团。

1948年10月，东北军大在齐齐哈尔新组建第五团，团长严似海、政委曹孟朴。该团接收的学员主要为东北解放战争中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官兵。教学内容主要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以军事教育为辅。这些起义官兵经过学习、改造，思想觉悟发生了深刻变化，许多官兵加入了人民解放军。

1949年1月，国民党长春起义部队第六十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50军，校政治部主任徐文烈调任第50军政委，东北军大上级干部队大队政委刘其人调东北军大任政治部主任。

1949年3月，北平和平解放后，东北军大奉命派出干部赴北平黄寺大院组建东北军政大学第六团，团长兼政委袁渊，副团长刘祖靖，副政委霍丁。该团接收的学员是在北平和平解放后改编的傅作义起义部队官兵。至此，东北军大所属六个团全部组建完成。（以上部分内容主要摘自齐齐哈尔市政协文化文史）

1948年4月，张驾伍政委（左）与叶明政委（右）在吉林查看敌人修建的碉堡时，在桥上合影。

东北军大在齐齐哈尔举办二期培训：

第十一期学员于1948年1月15日开学，本期招收部队连、排干部12745名，中途减员1818名，毕业分配10927名（其中起义官兵3404名），本期学员于同年9月1日毕业。

第九、第十、第十一期累计招收学员共计22994名，中途减员4278名，毕业分配18716名，其中去野战部队11860名，去后方机关部队4772名，留总校分配工作489名，去地方政府工作157名，留总校继续学习252名，留各分校工作449名，转专门学校737名（详情见附表）。

第十二期学员于1948年9月15日开学，本期招收部队连、排干部8000余名和数百名知识青年。本期还改造、教育国民党起义官兵2000余名，其中包括起义部队主要将领第五十二军58师少将师长王家善、新一军53师少将师长许赓阳、新七军中将副军长史说、第六十军184师少将师长潘朔端、少将副师长郑祖志等。本期学员于1949年6月20日毕业。

东北军大总校在北安和齐齐哈尔共举办四期培训，三年多共培训学员2.8万余名，北满、东满、南满、西满四个分校培训学员1万多名，总计3.8万多名。

东北军大挺进东北办学，将抗大的教育方针、抗大的教学经验、抗大的校风和抗大精神带到了东北，彻底更新了东北的教育体制，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替代了日伪时期的奴化教育。学员们经过培训，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明显提高，分配到各部队后成为基层干部的骨干，提升了各部队的战斗力。这些学员分配到部队和地方政府工作，像种子一样在东北大地开花结果，东北民众的思想觉悟焕然一新，积极参军，全力支援前线部队对敌作战，为东北解放和全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文化教育方面，东北军政大学文化工作团（即原抗大文工团）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及时编写和创作大量文艺作品和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在东北各地巡回演出，包括大型多幕多场活报剧《旧恨新仇》、《青天白日》、六幕多场歌剧《为谁打天下》、四幕歌剧《钢骨铁筋》等剧目。这些文艺作品和演出节目，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鼓舞了部队士气，深受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好评和追捧，演出场场爆满。

1948年，齐齐哈尔市市委书记王盛荣、东北军大副政委吴溉之、教育长曾国华、政治部主任徐文烈参加齐齐哈尔市西满烈士陵园建成典礼留影。

1949年6月1日，在东北军大即将南下之前，副政委吴溉之、教育长曾国华、政治部主任刘其人率东北军大全体教职学员来到齐齐哈尔西满烈士陵园，在陵园内《东北军政大学烈士纪念碑》前举行了悼念仪式。纪念碑为东北军政大学在办学、剿匪、土改等工作与战斗中牺牲的教职学员而立。纪念碑正面镌刻着毛泽东手迹“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碑的正面下方刻有碑铭，背面镌刻着东北军大120位烈士的姓名。碑铭全文如下：

为党的教育事业而光荣牺牲的同志们：

我校自红大、抗大到军大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从内战、抗战到解放战争经历了三个革命阶段。十三年来培养了二十多万优秀干部，支持了胜利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学校进入东北以后，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紧张艰苦工作学习，以致积劳致疾，光荣牺牲。这是学校的损失，党的损失，你们的死，我们感到无限的悲痛。

但是你们是为了党的教育事业而死，你们是作为人民的勤务员，为尽忠自己职守而死，你们死不是没有代价的。今天，全东北的人民翻身解放，百万雄师过江南征，全国胜利即将到来，你们在革命的伟大事业中，有着不可泯灭的功绩，你们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死，虽死犹荣。

然而中国人民的死敌尚在，中国革命以后的路程还长，你们留下的伟大艰苦的重担，我们一定要勇敢的担起，继承你们未竟的遗志，忠诚于党的教育工作，继续奋斗，直到胜利，绝不懈怠，绝不退缩。誓以此而慰死者，并树碑以兹纪念。

东北军政大学

倪志亮 吴溉之 曾国华 刘其人

暨全体教职学员谨立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六月一日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东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倪志亮率领总校第二团作为先遣队赴武汉，为东北军大南下做准备。先遣队到达武汉后，奉命承担武汉市的军管任务，倪志亮兼任武汉警备区司令员，先遣队改为武汉警备司令部纠察总队，维护社会治安长达十个月，对恢复武汉社会正常秩序，安定民心，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7月5日，东北军大奉命南下，经中央军委批准，第四团留在东北办学，与辽东、辽西、热河三个省军区教导大队及第四野战军后方第一、第三医院合并，组建为东北军区军政干部学校，东北军区参谋长伍修权兼任校长，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周桓兼任政委，刘子仪任第一副校长，彭施鲁任第二副校长，朱士焕任副政委。

1949年7月16日，东北军大下达南进命令，各团、各部整装待发。

命令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于齐市

一、奉第四野战军林，罗首长电令：学校除第四团留驻东北，归东北军区领导指挥外， 余皆于本月二十日开始乘火车南进，由现地出发经山海关、天津、济南、徐州、郑州等地到武汉地区休整待命。

二、行军序列按照三团、校直属队、一团、五团的顺序行进。

三、出发前各团及校直各部，应作充分思想动员及行军乘车教育，并完成充分的准备工 作。

四、学校南进共配九个列车，每列车均以团的负责干部组成列车指挥部，第四列车指定供给部部长刘鸿业，政委曾汉周负责该列车指挥事宜，第八列车指定统归五团的负责干部指挥，指定第九列车（混合列车）由供给部杨意忠同志指挥，各列车在出发及行进中，列车指挥员与参谋机关应切实掌握部队在行进时间注意行军纪律及防空等事宜。

五、在南下行进中，如遇意外事件发生，即由该列车指挥员认真负责处理。

六、如铁路不能直达武汉，部队到达铁路终点站后，应将家属小孩及不便携带之笨重行李就地组成留守人员派得力干部负责照管，其余部队继续行进到达目的地。

七、行进时我随校、政列车南下。

附：

⑴ 南进出发时间及列车配备表一份。

⑵ 各团、各部应依照行军须知在出发前结合具体情况进行教育，切实执行为要。

此令

副政治委员吴溉之

教育长曾国华

政治部主任刘其人

7月20日，东北军大副政委吴溉之率领第一、第三、第五团和校直属机关分批乘火车南下。8月8日抵达武汉，总校校址设在汉口硚口原曹锟、吴佩孚旧兵营（现解放大道717号）。

③中南步兵学校

1949年8月13日，东北军政大学更名为华中军政大学，林彪兼任校长，罗荣桓兼任第一政委，邓子恢兼任第二政委，谭政兼任第三政委，倪志亮任副校长，吴溉之任副政委，曾国华任教育长（后由贺东生继任），刘其人任政治部主任。

1949年秋，第四野战军第三政委谭政、武汉市第一任市长吴德峰、第四野战军参谋长肖克与华中军政大学领导在武汉合影。

前排左起：吴溉之、谭政、吴德峰、肖克；

后排左起：刘其人、＊＊、倪志亮。

1949年秋，华中军政大学副政委吴溉之（左）、政治部主任刘其人（中）、副校长倪志亮（右）在武汉合影。

华中军政大学副校长倪志亮（右）、政治部主任刘其人（左）在武汉合影。

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华中军区发布命令，公布了华中军政大学及所属分校各级领导干部的任命：

中国人民的解放军华中军区命令

军字第27号

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9月28日命令：

（一）任命王逸群为华中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叶明为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长，刘鸿益为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兼直工部部长，蹇先佛为组织部第二副部长，李觉民为保卫部部长，张金辉为宣传部部长，徐元冬为宣传部副部长，原政治部主任刘其人调野战军政治部另有任用。

（二）任命王泮清为军大直属第一总队总队长，宋锡纯为政治委员，刘顺文为副总队长，苏虹为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

（三）任命惠占荣为军大直属第二总队总队长，丁克明为政治委员。

（四）任命袁屏为军大直属第三总队总队长，史达为政治委员，张其泉为副政治委员，陈田夫为政治处主任。

（五）任命萧劲光为军大湖南分校兼校长，黄克诚兼政治委员，何德全为副校长，张平凯为副政治委员，袁渊为教育长，曹孟朴为政治部主任。

（六）任命邢亦民为军大湖南分校第一总队政治委员，赵黎平为副总队长，周岳为政治处主任。

（七）任命李敏为军大湖南分校第二总队总队长，韩万煜为政治委员，孙哲为副总队长，赵广恩为政治处主任。

（八）任命严文祥为军大湖南分校第三总队政治委员，魏英为副总队长，李志和为政治处主任。

（九）任命陈奇涵为军大江西分校兼校长，陈正人兼政治委员，李梓斌为副校长，张驾伍为副政治委员，王文倩为副教育长，石峰为政治部主任，盛殿邦为政治部副主任。

（十）任命叶剑英为军大广东分校兼校长兼政治委员，赵复兴为第二副校长，李孔亮为笫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曹诚为教育长，宋昕为政治部副主任。

（十一）任命张云逸为军大广西分校兼校长兼政治委员，王明贵为第一副校长，严似海为第二副校长兼教育长，刘玉璋为副教育长，郭永明为政治部主任，王真为政治部副主任。

此令

司令员：林彪

政治委员：罗荣恒 、邓子恢

副政治委员：谭政

参谋长：萧克、赵尔陆

副参谋长：陈光

政治部副主任：陶铸

1949年冬，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倪志亮、政治部主任刘其人、总队长王泮清、总队政委宋锡纯等领导合影。

后排：宋锡纯、刘其人、倪志亮、李志和、张平凯、张驾伍、 ＊＊、田心；

前排：苏虹、张金辉、余潜、李敏、王明贵、王泮清。

一、学校名称变更情况：

1950年1月14日，华中军政大学更名为中南军政大学，隶属于中南军区。

1951年3月5日，根据第一次“全国军事学校暨部队训练会议”和中央军委关于各大军区及其分校改编为步兵学校的批示精神，总参谋部发布文件，命令各大军区军政大学一律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各分校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学校”，同时统一全军步兵学校番号和数量。全军共有高级步兵学校五所、步兵学校二十一所。中南军政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高级步兵学校（副兵团级）。

1952年6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调整全国军事院校的命令》，对全军步兵学校进行调整，缩编为一所总高级步兵学校，二所高级步兵学校和九所步兵学校。同年11月19日，中南军区根据中央军委6月23日、7月11日命令，将第四高级步兵学校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对上，学校直接归军委军校管理部领导，对下，各分校与总校脱离领导关系，归各省军区领导。

1955年5月30日，国防部发布《关于改变各步兵学校番号的通知》，各步兵学校名称冠以地名。同年6月，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汉口高级步兵学校。

1961年12月10日，总参谋部决定将汉口高级步兵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

二、总校领导班子变动情况：

1949年10月，副政委吴溉之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任副院长。

华中军政大学领导干部为副政委吴溉之送行，在火车站合影留念。

前排左起：刘其人、**、吴溉之、刘钊（吴溉之夫人）、**；

后排左起：倪志亮、邢亦民、张驾伍、曾汉周、**、刘鸿益（后排右一）。

1950年1月，副校长倪志亮调外交部，准备出任驻外使节，赴北京接受外交培训，后出任中国驻朝鲜大使。

1950年1月之后校领导任职情况：

▲历任校长：

李作鹏（1951年3月～1955年8月）

1951年3月，由中南军大副校长升任第四高级步兵学校校长；

1955年8月，赴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7年9月，调任军委训练总监部陆军作战训练部部长；

王绍南（1956年～1961年3月）

1956年由汉口高级步校副校长升任；

1961年3月，调任总参谋部防化兵部副主任。

王泮清（1961年3月～1966年）

由汉口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升任。

▲历任政委：

刘其人（1951年3月～1953年8月）

由中南军大副政委升任第四高级步兵学校政委，

1953年8月，调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

曹光琳（ 1956年4月～1962年）

由汉口高级步校副政委升任政委，

1962年，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政委；

窦洪年（1963年5月～1966年）

由总高级步校政治部副主任调任。

▲历任副校长：

李作鹏（1950年9月～1951年3月）

由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参谋长调任；

贺东生（1952年5月～1952年8月）

由第四高级步校教育长升任；

袁渊（1952年8月～1952年11月）

刘永源（1952年11月～）

由第四高级步校训练部部长升任；

王绍南（1954年12月～1956年）

1953年5月赴南京军事学院学习，

1954年12月毕业分配到第一高级步兵学校任副校长；

孙哲（1957年8月～）

由汉口高级步校训练部长升任；

刘子仪（1959年4月～）

由信阳步兵学校校长调任；

王泮清（1960年6月～1961年3月）

1957年下半年赴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1960年6月毕业分配到汉口高级步校任副校长；

▲历任副政委：

刘其人（1950年9月～1951年3月）

由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升任；

张驾伍（1953年6月～1956年4月）

由第一高级步校政治部主任升任；

1956年4月，调任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兼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

曹光琳（1956年～1956年4月）

由解放军第一步兵学校政委调任；

韩万煜（1956年4月～）

由汉口高级步校政治部主任升任；

赵进之（1963年5月～）

由汉口高级步校政治部主任升任。

▲历任政治部主任：

刘其人（1949年8月～1950年9月）；

叶明（1951年3月～1951年10月）；

李改（1951年10月～1952年6月）；

张驾伍（1952年6月～1954年6月）；

钱春华（1955年9月～）

韩万煜（～）

史达（～）

赵进之（～）。

▲历任教育长：

曾国华、贺东升、

三、总校各部门领导干部任职情况：

（各部部长按任职先后顺序排列）

训练部部长：路遐、刘永源、刘祖靖、孙哲、张书坤；

校务部部长：李廷赞、吴巨江、刘鸿业、郭天才、杨继先、邹光炳；

行政干部管理部部长：苏红、刘鸿益、韩万煜；

供给部部长：刘鸿业；

卫生部部长：郝必清、吴强；

队列处处长：胡润生、周聪、邹光炳、张清安、马志东。

1952年第四高级步兵学校领导干部合影。

前排左起：史达、韩万煜、刘其人、张驾伍、＊＊；

二排左起：郭天才、肖云、＊＊、李蒙、＊＊、＊＊；

后排左起：刘鸿益、牛正中、＊＊、李杰。

前排左起：杜轨（女）、陶少侃、郭天才、张驾伍、＊＊、＊＊、＊＊、李蒙。

前排左起：李蒙、＊＊、杜轨；

后排左起：陶少侃、郭天才、＊＊、张驾伍、＊＊。

1953年1月31日，张驾伍（前排右六）与学校印刷所全体同志合影。

1953年秋，第一高级步校校长李作鹏（左）与副政委张驾伍（右）合影。

1953年秋，第一高级步校部分领导合影。

左起：干部部部长韩万煜、政治部主任钱春华、校长李作鹏、副政委张驾伍、训练部部长孙哲。

1953年秋，校领导及各部门领导合影。

前排左起：李蒙、＊＊、＊＊、张驾伍、李作鹏、孙哲、＊＊；

后排左起：＊＊、韩万煜、钱春华、牛正中、＊＊。

前排：李蒙（左一）、牛正中（右四）、…；

二排左起：孙哲、刘鸿益、钱春华、李作鹏、张驾伍、…；

后排：肖云（左六）…。

李作鹏（左一）、董其采（左二）夫妇及子女与张驾伍（右二）、赵秀哲（右一）夫妇及子女合影。

汉口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王绍南（右二）、刘玉芳（右一）夫妇与副政委张驾伍（左一）、赵秀哲（左二）夫妇合影。

1962年汉口高级步兵学校党委成员合影。

左起：王泮清、郝永斌、史达、杨继先、苏文瑞、曹光琳、张书坤、孙哲、刘海林、邹光炳、张际功。

左起：孙哲、曹光琳、王泮清。

四、总校举办培训情况：

第一期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开学，本期招收学员 1680余名，学员队编为三个直属总队，

直属第一总队驻武汉，总队长王泮清，政委何运洪（后由宋锡纯继任）；

直属第二总队驻湖北云梦县，总队长惠占荣；

直属第三总队驻湖北省汉阳县蔡甸镇，总队长袁屏，政委史达。

总队下辖16个中队，每个中队100—110人。招生对象为初中以上文化、思想进步、身体健康的男女知识青年。学习内容为政治教育、思想改造和队列教练等，学习时间六个月。

第二期于1950年秋正式开学，学员队编为两个上干大队和一个直属总队。上干大队主要是抽调四野各部队团、营职干部，也有一些师职干部到校学习。

第一上干大队大队长王东保，政委严文祥；

第二上干大队大队长叶超，政委宋锡纯。

两个上干大队下辖六个学员队（每队80人），学习文化和军事政治各一年，

直属总队总队长郑本岩，政委韩万煜。

第二期学员于1952年秋毕业。

1950年5月，总校和各分校开办文化教员培训班，总校两个队，分校各设三个队，约两千人。培训内容为语文、数学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及编写部队中小学文化速成课本等，学习时间三个月。当时总校政治部下设文化系，教员有60-80人，担任上干队学员和机关干部文化教育任务，直到1959年撤销。同年8月，各分校开始招收部队工农干部入校学习文化，每期半年，共举办三期，培训学员约2.5万名。

第三期之后未查到资料。

1961年，根据总参谋部指示，学校专设外训大队，大队长卢文灿（后由张希珍、谢承康继任），政委封治华。外训大队主要为非洲坦桑尼亚、肯尼亚、刚果等国家培养军政干部，支持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每期招收学员数十人，学制一年，共举办三期。

五、总校大事记摘要：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南军大奉命为前线部队选调补充一批干部。总校及各分校立即进行动员，总校政治部主任叶明亲自去湖南分校动员，号召在校学习的部队干部自愿报名，经过领导部门审查，选出四、五百名符合条件者到汉口集中，进行了三天形势教育，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亲自来校探望即将奔赴战场的干部，并发表了讲话。随后送往前线，补充到参战部队中。后来又从参训大队毕业学员中选送了一批参谋人员赴前线，圆满完成为抗美援朝选调干部任务。

▲1952年夏，解放军总参谋部指定第四高级步校组建军校学员阅兵方队参加北京“十一”国庆典礼，校领导对这次任务非常重视，确定由第三大队大队长何景荣担任阅兵方队领队，组织学员进行训练，在学校和北京体育馆训练了四个月。十月一日，军校方队迈着整齐步伐威武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检阅，为学校争光，为人民军队争光，为祖国争光。

▲1952年底，总参谋部颁发内务、队列、纪律、卫戍条令条例，学校组织干部学员认真学习条令条例，逐级进行考核，建立健全了教学、行政、后勤保障等规章制度。李作鹏校长带头执行，每天早操准时到场，每周校值班员交接，他认真听取汇报。通过狠抓连队一日生活，在队列教练、课堂纪律、军容风纪、请销假、内务整理等方面严格要求，强化时间观念、整体观念，使军人生活规范化、条理化、战斗化，养成整齐划一、举止端正、雷厉风行、文明卫生的好习惯、好作风。

▲1953年3月，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率全军军事院校参观团来校检查工作，对学校在管理和教学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概括为“领导坚强，教育有方，生活正规，情绪高涨”。赞誉学校为全军名副其实的“第一”高级步校。学校名声远扬，苏联红旗歌舞团来校演出两次，两批驻华武官来校参观，军内多所院校派人来学习。

▲1953年，学校全面进入正规化、现代化训练阶段。总参军校部派遣三名苏联军事顾问驻校指导，传授苏联在军事院校教学方面的经验。

苏联军事顾问与校领导及各部门领导合影。

前排：张驾伍（左四）。

苏联军事顾问与副政委张驾伍（左二）座谈。

苏联军事顾问在副政委张驾伍（左一）和训练部长孙哲（右二）陪同下，观看学员操作武器装备。

苏联军事顾问在副政委张驾伍（右三）陪同下，观看学员在作战沙盘上的演练。

苏联顾问与校领导及各部门领导合影。

前排：张驾伍（左二）、孙哲（左四）、…；

后排：刘鸿益、史达、…。

▲1953年5月，学校召开表彰大会，对在各项工作中有突出表现的单位和个人，如：正规化训练领头羊一大队一队；政治思想工作过硬的十三队；模范刺杀教员苏呈祥、文化教员许文玉、学员标兵吴庆三、工作模范王容之等进行表彰。

▲1954年5月，叶剑英元帅来校视察，在学校老礼堂给干部学员作报告。

▲1954年，社会主义阵营16国军事代表团参观第一高级步兵学校。

▲1954年7月，武汉遭遇特大洪灾，学校主动请缨参加抗洪。由练习团团长杨继先担任汉口第二防汛指挥部副指挥长，带领二大队学员负责张公堤险段加固堤坝，“水涨堤高、人在堤在”，经过英勇奋战，终于和全市人民一起战胜洪魔。在参加抗洪的学员中，有10多名学员荣获一、二、三等功。

▲1955年12月，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出席在学校大操场隆重召开的授衔大会，举行授衔仪式。1956年春发夏季服装时，正式佩戴军衔。

▲1956年2月，罗荣桓元帅和谭政大将、肖劲光大将在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陪同下来到汉口高级步校视察，校长王绍南、副政委张驾伍陪同中央军委领导视察工作，在专修室听取了训练部长孙哲介绍沙盘教学，参观了学校的教学和校史展览，听取了校领导汇报工作，亲切地和大家交谈，希望大家好好研究中国革命史，系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

罗荣桓元帅（左一）、谭政大将（左二）、肖劲光大将（左三）在副政委张驾伍（右一）陪同下参观学校展室。

罗荣桓元帅（中）、刘其人（左）、张驾伍（右）。

训练部长孙哲在专修室向军委领导介绍沙盘教学。

左起：孙哲、罗荣桓元帅、肖劲光大将、谭政大将、张驾伍、王绍南、谭甫仁，陈再道。

罗荣桓元帅听取副校长王绍南、副政委张驾伍汇报工作。

左起：张驾伍、罗荣桓、刘其人、王绍南。

罗荣桓元帅与王绍南副校长亲切交谈。

谭政大将在会议室与校领导座谈。

左起：张驾伍、＊＊、谭政大将、＊＊、刘其人、王绍南、＊＊。

刘其人（中）、张驾伍（左）、刘鸿益（右）合影。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1958年12月11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在武汉军区李迎希副司令员陪同下来校视察，校长王绍南、政委曹光琳在招待所迎接彭总。上午，彭总听取了校领导同志的汇报，下午，参观了学校的教学楼、营房设施、学员宿舍、食堂，然后到大操场向全体干部、学员讲话。主要讲六中全会决议和炮打金门的意义，勉励全体学员努力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政治理论，锻炼身体，保卫祖国。

▲从1959年至1961年，我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学校党委号召全校人员，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坚信党中央领导，顾全大局、严守纪律，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开荒种菜、养猪打猎，克服困难、共渡难关。

▲1962年春，陈毅元帅陪同各国驻华武官来校参观，听取了校史介绍，观看了战术、体育表演。

▲1963年3月，总参张宗逊副总参谋长来校检查工作，在露天大舞台给全校干部、学员做报告，充分肯定了学校的进步和取得的成绩。

▲1964年初，叶剑英元帅带领工作组来校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战术教员吴崇泉带领小分队作了汇报表演，晚上叶剑英元帅在学校大礼堂发表讲话，强调要认清国际形势，学习毛主席著作，练好过硬本领，为保卫国防做贡献。

六、各分校建校情况

1949年1月，中央批准第四野战军建立南下工作团，在平津地区招收近万名知识分子进行培训，作为部队南下接收和管理新解放区的干部。第四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政任总团长，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和邵式平任副总团长，王逸群任总团政治部主任，林一山任秘书长，张平凯任副秘书长。总团下设三个分团：

第一分团驻北平。该团是由热河整训第四师第十五团和原东北野战军的政治教导团合并组建。赵卓云任团长，钟平任政委，郭永明任副团长。第一分团在北平招收学员2600余名，编为四个大队；

第二分团驻天津。该团是由原东北军政大学冀察热辽分校改编组建。赵复兴任团长，李孔亮任政委，曹诚为副团长，江峰为副政委兼教务处长。第二分团在天津地区招收大、中学生约2000名，编为第一、二、三大队；在河北正定接收华北大学自愿报名学生1500名，编为第四、第五大队；

第三分团驻北平，该团是由四野第48军整训第四师师长刘兴隆率领的部分师、团、营级干部和锦州冀察热辽联合大学校长徐懋庸率领的部分干部合并组建，王明贵任团长，徐懋庸任政委。第三分团在北平地区招收学员近4000名，编为四个大队和一个文工团。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陶铸等领导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成立大会。

华中军政大学成立后，与南下工作团在湖南长沙、江西南昌、广西桂林、广东广州共同组建四所分校，并在湖北信阳、河南商丘改编组建两所分校：

▲河南分校于1950年4月由河南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改编组建；

▲湖北分校于1949年10月由湖北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改编组建；

▲湖南分校于1949年8月成立，该校以原东北军大第一团一部、第五团一部与南下工作团总团一部及所属第三分团一部为基础合并组建；

▲江西分校于1949年8月12日成立，该校以原东北军大第三团二、三、五营和南下工作团第二分团四大队、第三分团五大队为基础合并组建；

▲广西分校于1949年10月成立，该校以原东北军大第一团三营、第五团一部和南下工作团第一分团为基础合并组建；

▲广东分校于1949年10月9日成立，该校以原东北军大第三团一营和南下工作团第二分团第一、二、三、五大队为基础合并组建。

1950年1月14日，华中军区改名为中南军区，华中军政大学更名为中南军政大学，华中军大分校改称中南军大分校。

1950年8月12日，中南军政大学所辖分校分别改称：

中南军大河南分校改称第一分校；

中南军大湖北分校改称第二分校；

中南军大湖南分校改称第三分校；

中南军大江西分校改称第四分校；

中南军大广西分校改称第五分校；

中南军大广东分校改称第六分校。

1951年3月5日，中南军政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高级步兵学校（副兵团级）。所辖分校分别改称：

第一分校改称第20步兵学校；

第二分校改称第21步兵学校；

第三分校改称第22步兵学校；

第四分校改称第23步兵学校；

第五分校改称第24步兵学校；

第六分校改称第25步兵学校。

1952年11月19日，第四高级步兵学校改称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各分校与总校脱离隶属关系，六所分校更名如下：

△1952年11月19日，第20步校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步兵学校；

△1952年11月19日，第21步校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步兵学校；

△1952年6月23日，第22步校改编为中南军区第四政治干部学校；

△1952年6月15日，第23步校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学校，隶属中央军委防空司令部；

△1953年6月15日，第24步校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防空学校，隶属中央军委防空司令部；

△1953年4月18日，第25步校改称军事体育学校，隶属中央军委建制。

各分校成立时，校长、政委均由学校所在地隶属的大军区、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兼任，学校副校长、副政委代理校长、政委的职责。

1951年4月李作鹏校长带领六所分校校长参加军委院校工作会议时在北京合影。

前排左起：广州第25步校校長阎捷三，長沙第22步校校長何德全，武汉第四高级步校校長李作鹏，信阳第21步兵学校校長刘永源。

后排左起：南昌第23步校校長李梓斌，第四高级步校幹部部軍訓科長于兆震，桂林第24步校校長袁渊，第四高級步校训练部長刘祖靖，商丘第20步校校長张西三。

▲河南分校（商丘）

（中南军大第一分校、第20步兵学校）

1949年8月，河南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在河南开封南郊禹王台东南的一座兵营成立。8月29日，第一期正式开学，本期招收学员1200名，编为三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设四个中队，9月中旬从56军随营学校转入学员300名。

1950年4月15日，第一期学员毕业。

1950年4月14日，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命令，河南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改称中南军政大学河南分校。学校迁至河南商丘，河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兼任校长，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河南军区政委张玺兼任政委，张西三任副校长，曹广化任副政委。

1950年8月，学校更名为中南军大第一分校，张西三任校长，曹广化任政委兼党委书记。

1951年3月，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步兵学校，王泮清任校长，曹广化任政委。

1952年11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步兵学校。

1955年6月，第六步校更名为商丘步兵学校。贾乾瑞任校长，常勇任政委，张志善任副校长。学员队编为五个大队，全校师生共计4000余人。

195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筹建核试验场（后称核试验基地），国防部组织选场委员会。由工程兵负责勘察选址、设计与施工；由商丘步兵学校抽调一部分人员为基础，组建第一支核试验基地勘察大队。这支部队由110个教员和部分机关参谋、干事、助理（另两名医生和护士）组成，先参加核试验场的勘察和建设，然后担负核试验任务。

中央军委决定撤销商丘步兵学校，校长贾乾瑞、校务部长洪有道率领一部分人员到青海建设原子核武器存储基地，政委常勇、副校长张志善率领另一部分人员建设原子弹靶场。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原商丘步兵学校干部、师生为中国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湖北分校（信阳）

（中南军大第二分校、第21步兵学校）

1949年7月4日，湖北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在汉阳成立，并开始招生。9月初，湖北军区供给学校并入该校，全校招收学员400余名。同年10月，该校改编为华中军政大学湖北分校，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兼任校长，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先念兼任政委，袁渊任副校长、张水泉任副校长兼教育长，余潜任副政委。

1950年1月，学校更名为中南军政大学湖北分校，湖北军区参谋长张才千兼任校长。同年8月，学校更名为中南军大第二分校。

1951年3月，该校迁至湖北信阳，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步兵学校，校长刘永源，副政委余潜，副校长刘子仪。

1952年8月，贺东生调任21步校校长。

1952年11月，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步兵学校，赵复兴任校长，戴克明任政委。

1955年6月，学校更名为信阳步兵学校，戴克明改任校长。

1962年更名为武汉军区步兵学校。

▲湖南分校（长沙）

（中南军大第三分校、第22步兵学校）

1949年8月，华中军政大学湖南分校在长沙市黄土岭正街2号成立。

1949年10月1日，华中军区发布命令，任命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湖南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兼任校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兼任政委，何德全任副校长，张平凯任副政委，袁渊任教育长，曹孟朴为政治部主任。

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解放区快速延伸。校党委决定加快招生工作，在湖南醴陵、湘潭、益阳、岳阳、常德、株洲、长沙等地设点招生。

1949年9月20日，第一批录取学员名单在《新湖南报》上公布，不到20天就通过考试录取学员6300多名，学员队编为二个总队。

第一总队由邢亦民任总队政委，赵黎平任副总队长，周岳任政治处主任；

第二总队由李敏任总队长，韩万煜任政委，孙哲任副总队长，赵广恩任政治处主任。

1949年11月27日，第一、第二总队举行开学典礼，肖劲光司令员出席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1950年6月5日结业。

华中军大将整训程潜、陈明仁起义部队的任务交给湖南分校，学校接收起义部队军官3300多名，编为第三总队。

第三总队由严文祥任政委，魏英任副总队长，李志和任政治处主任。

1950年1月30日，第三总队开学，同年7月结业。

由于本期招收学员远远超过预定计划，长沙市安置不下，学校将第二、第三总队迁至南岳办学，只有第一总队留在长沙办学。

1950年1月，学校更名为中南军大湖南分校。同年8月，学校更名为中南军大第三分校，何德全任校长兼党委书记。

1950年10月，张平凯副政委调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四分校副政委张驾伍调第三分校任政委。

1951年3月，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步兵学校。同年4月，何德全调任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郑本岩任副校长。

1952年6月，张驾伍政委调第四高级步兵学校任政治部主任。

1952年6月23日，中南军区根据总政治部指示，将第22步兵学校与中南军区政治部政治大队合并，改编为中南军区第四政治干部学校。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梁必业兼任校长，相炜任政委，郑本岩任副校长、校长。

1954年10月，长沙第四政治干部学校与重庆第二政治干部学校合并，改称第一政治学校。

1961年11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校，隶属于解放军总政治部。

1950年中南军政大学长沙第三分校召开第二届文教大会。

1951年10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步兵学校第四大队留别纪念。

▲江西分校（南昌）

（中南军大第四分校、第23步兵学校）

1949年8月12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华中军政大学江西分校在江西南昌西郊望城岗（原国民党中正大学旧址）成立。该校以原东北军大第三团二、三、五营和南下工作团第二分团四大队、第三分团五大队为基础合并组建。

1949年9月28日，军委及总政治部正式任命江西军区司令员陈奇涵兼任华中军政大学江西分校校长，江西省委书记、江西军区政委陈正人兼任政委，李梓斌任副校长，曹孟朴任副政委（未到职），王文倩任副教育长，石锋任政治部主任，盛殿邦任政治部副主任。同年10月4日，曹孟朴改任湖南分校政治部主任，张驾伍任江西分校副政委。

全校排以上干部到任485人，其中原东北军大第三团271人、第六团52人，南下工作团162人。

1949年12月，校党委成立，张驾伍、李梓斌、石锋、盛殿邦任校党委常委，张驾伍任党委书记（陈奇涵、陈正人因是兼职，未在校党委任职）。

第一期招生工作于1949年9月开始，学校派出干部赴江西各地招考。10月11日，《江西日报》刊登了学校的招生广告。广告所附招生简章包含宗旨、投考资格、报名手续、考试科目、学习期限与内容、待遇、报名日期与地点、名额等项内容。

第一期于1949年12月18日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江西军区司令员陈奇涵、副司令员杨国夫、贺庆积、副政委彭嘉庆、江西省委副书记范式人、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南昌市市长邓飞、江西分校副校长李梓斌、副政委张驾伍等领导出席了开学典礼。李梓斌校长致辞，邓飞市长发表讲话，号召全体同学们："虚心学习，做军大的模范学生，将来做模范干部。”

本期招收的学员为青年知识分子，共招收3613名，年龄在18岁以上，25岁以下，具有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或同等学历。第一期学员经过六个月的紧张学习，于1950年6月18日毕业。

第二期于1950年9月1日正式开学，本期招收的学员为部队基层干部，共招收2500名，其中第41军1200名，第48军950名，江西军区350名。本期培训变化较大，由培训青年知识分子转为培训部队基层干部，由政治教育为主转为文化教育为主，由短期培训转为长期正规培训。为培养高素质军政干部奠定了基础。

1950年10月，陈奇涵、陈正人不再分别兼任校长、政委，由李梓斌任校长，潘寿才任政委。原副政委张驾伍调湖南分校。

1951年3月，李敏调任副校长。

1951年8月，第四高级步校李作鹏校长等领导来校检查工作，学校举行了阅兵式，组织了刺杀表演和连对抗演习。

1951年12月底，李敏升任校长，盛殿邦升任校政治部主任，原校长李梓斌调任中南军区后勤部海南分部部长。

1952年6月15日，中央军委决定以第23步兵学校、华东军区第3防空学校训练处、第4军军直通信营和教导队为基础在南昌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学校，隶属于中央军委防空司令部，王智涛任校长，潘寿才任政委。

1952年9月初，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和第四高级步校的安排，学校将第二期在校学员1848名分别转送到第20、第21、第22、第24、第25步校继续学习。

1952年10月，学校校址迁至汉口。

1957年3月，空军和防空军合并，防空学校改称空军防空学校，宁贤文任校长，盛殿邦任政委；雷达学校改称空军雷达技术专科学校。

1958年9月29日，空军发布命令，将防空学校和雷达技术专科学校合并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雷达兵学校，武承先任校长，盛殿邦任政委。

（以上主要内容根据盛殿邦之子盛晓鹰提供的资料改编）

1950年中南军大江西分校领导干部合影。

左起：政治部主任石锋、副政委张驾伍、副校长李梓斌、政治部副主任盛殿邦。

1950年中南军大江西分校领导干部合影。

张驾伍（右3）、盛殿邦夫妇（右2、右1）、李梓斌夫妇（左2、左1）、石锋（左3）。

▲广西分校（桂林）

（中南军大第五分校、第24步兵学校）

华中军政大学广西分校于1949年10月成立。1949年11月22日，桂林解放，广西分校进驻桂林。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张云逸兼任校长、政委，王明贵任第一副校长，严似海为第二副校长兼教育长，刘玉璋为副教育长，郭永明为政治部主任，王真为政治部副主任。

1949年12月8日，桂林市人民政府成立当日，学校面向社会招生。广西各地及广西周边地区的青年踊跃报名，经面试、笔试之后，录取名单张榜公布，并在《广西日报》刊登。全校工作人员人数有1310名。

第一期招收学员4268名，其中从社会上招收青年学生4038名， 从部队招收学员230名。学员队编为六个大队，每大队下设四至六个学员队。

1950年7月，第一期学员毕业，学校举行了毕业典礼，张云逸校长鼓励学员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有800名热血青年报名赴新疆，建设大西北。8月3日凌晨四时许，天还没亮，学校为800名前往西北的学员送行，欢送的队伍从校门延伸到北门大街，长达1公里。这些来自广西的儿女们响应党的号召，在新疆解放之初从四季如春的南端奔赴遥远的天山南北，戍边屯垦，备尝艰苦，无私奉献，用青春和汗水捍卫了西北边陲，浇灌了天山南北的沃土。他们自身也从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各条战线上的工作骨干。

1950年1月，学校更名为中南军大广西分校。

1950年8月，学校更名为中南军大第五分校，袁渊调任第五分校校长，江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肖元礼调任政委。

1951年3月，学校更名为第24步兵学校，袁渊任校长，肖元礼任政委，李廷赞任副校长。

1953年6月15日，中央军委决定，第24步兵学校调归军委防空司令部，改编为防空部队高级指挥学校。第24步兵学校番号撤销。

1951年中南军大第24步兵学校领导于桂林合影。

前排右起：肖元礼（政委）、＊＊、＊＊；

后排右起：袁渊（校长）、李廷赞（副校长）。

＊＊（左）、肖元礼（中）、李廷赞（右）。

▲广东分校（广州）

（中南军大第六分校、第25步兵学校）

1949年3月，在东北军大南下前，冀察热辽分校奉命改编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第二分团，赵复兴任团长，李孔亮任政委，曹诚任副团长，姜峰任副政委兼教务处长。二分团成立后进驻天津，招收学员3354名，编为第一、二、三大队；接收华北大学在校学生1800名，编为第四、五大队。

1949年7月底，二分团跟随第四野战军主力南下，8月初抵达武汉。经过四个多月的培训，学员毕业分配，一部分留在二分团工作。

1949年10月9日，华中军政大学以南下工作团第二分团（第四大队并入华中军大江西分校）和东北军大第三团第一营为基础组建广东分校。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后，广东省省长、广州市市长叶剑英决定将华中军大广东分校改建为广东军政大学。

1949年10月24日，广东分校师生300多人离开武汉奔赴广州。同年11月24日，抵达广州郊区沙河镇旧燕塘军校驻地，更名为广东军政大学，叶剑英兼任校长、政委，赵复兴任副校长，李孔亮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曹诚任教育长，宋昕任政治部副主任。

第一期于1950年1月13日招生完毕，本期招收学员近5000人，学员队编为四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设六个中队。

1950年1月，广东军政大学在校部大操场举行盛大开学典礼。叶剑英校长在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勉励同学们努力学习，改造思想，为建设现代化的国防事业和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奋斗终生。

1950年8月，广东军政大学改称中南军大第六分校，阎捷三任校长，李孔亮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曹诚任教育长，宋昕任政治部副主任。

第二期于1950年9月1日正式开学，本期招收学员2553名，学员队编为四个大队。

1952年3月，第二十二步兵学校转入学员247名。同年9月，第二十三步兵学校转入学员309名。学员人数最多时达3109名。

1953年4月，第二期学员结束正课教育，经过野营演习和毕业考试后毕业。

本期毕业学员共计1952名，其中：

1952年12月提前毕业学员442名；

1953年6月26日毕业学员1510名。

此外，本期有1156名学员转学、调动、复员、病休、退学。

1953年4月18日，中央军委决定，将第25步兵学校改称军事体育学校，归中央军委建制。

1954年，方国南调任军事体育学校政委。（以上主要内容由林云峰之子林小兵提供的资料改编）

中南军大广东分校（第六分校）南下到广州，在建校初期部分教员、干部和校领导合影留念。第二排左三为廖习仗。

195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吴溉之出差到广州，在广东省人民政府交际处处长办公室探望原东北军大的老部下，与第25步兵学校领导干部和转业到地方工作的领导干部相聚，并合影留念。

前排左起：＊＊、阎捷三、吴溉之、＊＊、＊＊；

后排左起：廖习仗、＊＊、＊＊、林云峰、张熙茹（女）、曹诚。

1969年2月19日军委办事组下发《军队院校调整方案》，全军院校撤销82所，保留43所。1969年8月，武汉军区根据军委办事组指示，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汉口高级步兵学校。至此，从红大→抗大→东北军大→华中军大→中南军大→第四高级步校→第一高级步校→汉口高级步校延伸下来的足迹，走完了38年的光辉历程，为我党我军军事院校的创建和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

从1938年4月至1956年6月，张驾伍同志在军事院校工作了18年，是同期我军从事军校管理工作时间最长的领导干部之一，从学员队指导员晋升为高级步兵学校副政委，成为一名优秀的政工干部。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勤勤恳恳为党工作，为我党我军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为我党我军创办军事院校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军事院校的发展壮大作出了杰出贡献。

3、在军事检察院工作时期革命经历

1956年4月，张驾伍调北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

1961年2月，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设在军队中的法律监督机关，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下，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

1955年9月2日，根据1954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成立，黄火星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任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到1956年上半年，全军各级军事检察院基本建立起来，共分四级：

一级：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

二级：大军区（军兵种）军事检察院；

三级：军（省军区）军事检察院；

四级：步兵师（军分区）军事检察院。

军事检察院的职责是：

①领导军队各级军事检察院的军事检察工作。

②对现役军人和军队在编职工中叛国或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对贪污罪、侵犯军人和其他公民民主权利罪、渎职罪以及军事检察院认为需要直接受理的其他案件依法行使检察权：

对军队保卫部门的立案和侦查活动实行监督，对军队保卫部门移送的正师职、专业技术三级、文职正局级以上人员犯罪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对犯罪嫌疑人予以逮捕、起诉。

对军事法院开庭审理的刑事案件出庭支持公诉；对军事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以及刑罚执行活动实行监督，对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依法提出抗诉；对军事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监督；办理向军事法院提起的民事抗诉案件或提出检察建议；对军事法院将罪犯交付执行死刑的活动实行临场监督。

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正师职、专业技术三级、文职正局级以上人员的贪污贿赂、渎职、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案件，以及部分违反军人职责犯罪的案件，决定是否对犯罪嫌疑人予以逮捕、提起公诉；

受理群众来信来访以及涉及职务犯罪的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并依法调查处理；

对刑事案件的当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出的刑事申诉、刑事赔偿请求，进行审查并做出处理。

③研究和答复下级军事检察院请示的复杂疑难案件。审批下级军事检察院提请延长羁押期的案件；

④协调和处理地方人民检察院请求协助的军地互涉案件。

⑤办理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请示特殊案件的管辖事宜。

⑥指导全军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依照有关规定参与并指导部队开展法制教育和预防犯罪的综合治理工作。

⑦开展军事检察工作调查研究，拟制军事检察工作法规；搞好各项检察统计工作，对全军军事检察工作情况进行综合指导。

⑧开展战时军事检察工作研究，制定战时军事检察工作预案，为军事斗争准备提供法律保障。

⑨领导各级军事检察院的建设，组织军事检察干部业务培训。

⑩办理最高人民检察院交办的案件。

军事检察院是新组建单位，健全组织机构，完善规章制度，处理积压案件等大量基础工作需要靠自身努力去完成。面对全新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他每天上班早出晚归，晚上在家里还要加班加点，经常看文件、学习至深夜，在他心目中只有工作才是最重要的。忙碌的工作使他没有时间陪伴子女，子女们也无法了解他在军事检察院做了哪些工作。再加上军事检察院接触的案件大部分对外保密，不对外宣传，结案后归档封存。使张驾伍在军事检察院的工作业绩成为空白，无人知晓。

1956年8月11日，第一次全军检察长会议合影。

前排：马洪山少将（左五）、副检察长覃士冕少将（左六）、检察长黄火星中将（左七）、副检察长张驾伍少将（左八）。

中排：王彰明（右六）

后排：刘继光（左三）、李孔俊（左五）、孙宝敬（左六）、牛克俭（左八）。

1961年1月，军事检察院全体同志合影。

前排：检察长黄火星中将（左四）、副检察长张驾伍少将（左三）、副检察长李贞少将（女，左五）。

前排左起：王彰明、肖云、张驾伍、…；

后排左起：李恩科、…。

张驾伍（右2）、李恩科秘书（右3）

回忆小时候与父母在一起的生活往事

▲父亲调军事检察院工作，全家迁至北京，组织上临时安排在海淀区小西天总参管理局大院10号楼一门一层两个单元居住，每个单元三居室。两个单元虽有六间住房，但父亲会见来访客人的客厅和在家工作、学习的书房占了两间，仅剩四间可以住人。父母住东侧单元，一间卧室、一间客厅、一间书房；家里其他人员住西侧单元，子女中两个男孩住一间，三个女孩和保姆住一间，勤务兵和司机、厨师住一间。

保姆黄四琴是个小脚女人，但干活很勤快，随我家从汉口迁到北京；勤务兵王双贵常住我家，每天跟随父亲处理日常事务；司机刘方成负责接送父亲上下班和外出用车；父亲因患胃溃疡做手术将胃切除三分之二，组织上对他的饮食给予特殊照顾，聘请厨师任乌牛专门为他做饭，一日三餐都由任师傅精心制作，吃的都是易消化、有营养的食物。司机和厨师白天来我家上班，空闲时间可以在勤务兵房间休息，晚上下班后回家居住。由于家里人口多住房紧张，组织上为他安排了一座四合院让他搬家（军队有规定少将以上军队领导干部可以住四合院），他说住在大院里联系群众方便，在大院里住了七年没有搬家。

父亲病逝后，家里的保姆、勤务兵、司机、厨师都走了，原来热闹的家庭变得冷冷清清。母亲遵照父亲临终前嘱咐，将10号楼一门一层两个单元房退了，搬到6号楼住一个单元。

总参防化兵部政委肖学林少将住10号楼一门二层（我家楼上），他家大儿子肖淮比我小一岁，都在十一小学上学，经常在一起玩耍。后来他家搬到西四一座四合院居住，我去他家玩过，一家人住在一个小院里很清净。但我还是愿意住在大院里，孩子多，周末、寒暑假在一起玩耍很热闹。

▲小西天大院是一所军队大院，归总参管理局管，院内大部分楼房为宿舍楼，也有几栋办公楼。军事检察院成立之初，先在小西天大院内办公，后搬到西城区厂桥旃檀寺大院办公，该大院位于北海公园西侧，与北海公园相邻。军队最高领导机关国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都在这里办公，办公楼盖的很宏伟。父亲上班的地方离家远了，组织上给他配了一辆专车（苏联产华沙牌轿车）和一名专职司机，司机除每天早晚接送父亲上下班外，中午还要接父亲回家吃午饭，饭后在家午休，司机每天要往返接送父亲两趟。有一年放暑假，我在家里待着无聊，突然心血来潮，缠着司机让他带我去接父亲中午回家吃饭，司机没办法只好答应了。进入旃檀寺大院后，车停在办公楼前，办公楼门口也有警卫人员站岗，院内没有小孩，我怕警卫人员说我，坐在车里没敢下车，父亲上车看见了我，并没有说我，只是说以后不要再来了。这是我第一次去父亲上班的地方，也是最后一次。

▲进京后，我被安排在北京十一小学上学（二年级）。新中国成立之初，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大批志愿军赴朝参战，为解决军队干部的后顾之忧，经中央政府政务院批准，中央军委于1952年筹建成立了北京十一小学（后更名为“北京十一学校”）。学校位于北京西郊北太平路西侧，校园很大、很漂亮，在北京市首屈一指。学校主要招收入朝参战干部、驻外武官、驻边海防和驻京部队部分干部子女及军队烈士子女入学。该校是一所住宿制学校，学生都在学校吃住，每周周六下午放学回家，周日下午返校，由军队大院派专车接送学生。由于每周只能在家住一天，与父母接触、交流的时间很少，回忆与父母在一起的往事，只有点点滴滴。

▲父亲平时在家从不管钱，也不花钱，钱财都由母亲掌管，在我的记忆中，从未看见父亲逛街买东西。父亲去杭州疗养路过上海时，破天荒买了一张沙发床，摆在会客厅，白天当沙发用，晚上可以当床用。这是我家最高档家具，家里的桌椅板凳和床都是部队统一配的普通家具。父亲还买了两辆永久牌自行车，一辆28型给了大哥，一辆26型给了我。周末回到家，看到崭新的自行车，激动无比，立马骑上车在大院内转了好几圈，这辆自行车是父亲送给我最喜爱、最难忘的礼物。

▲1961年，国家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粮食、副食和各种蔬菜供应紧张。大院外西南方向有一大片荒地无人管理，父亲出身于农民，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勤劳本色，他带领勤务兵和子女在荒地中开垦出一小块菜地，种上大白菜，每个周日到菜地里给白菜浇水、除草、捉虫，在收获季节全家人吃上了自己种的白菜。由于副食供应困难，许多家庭在房前空地搭起了鸡窝，我家也不例外，养了10来只鸡，子女们周末回家能有鸡蛋吃。后来大院规定院内不许养鸡，各家把鸡窝都拆了。

▲父亲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喝酒，自从胃溃疡大出血后，母亲就不允许父亲再喝酒。有一次父亲从外面带回一瓶茅台酒，藏在书柜里用书遮挡，偷偷喝了点酒。母亲闻到他身上有酒气，就在家里到处找酒，终于在书柜里把父亲藏的酒找了出来，并与父亲吵了一架。此后，父亲再也不敢喝酒了。

▲父亲去世前在北京居住了七年，北京的名胜古迹很多，来北京的人都要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他住在北京确没有时间去游览。明十三陵定陵是明朝第13位皇帝神宗朱翊钧（年号万历）及其孝端皇后、孝靖皇后的合葬陵墓。1956年5月至1958年7月国家对明定陵进行了考古发掘，引发考古界轰动，出土的文物震惊世人。定陵对外开放后，他带子女去游览了定陵，这是父亲唯一一次带子女外出游览。

这七年，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放弃了疗养、放弃了与家人在一起游玩和拍照。这七年，他拍摄的照片总共只有六张（不包括单人照），其中与家人仅拍摄了一张全家合影。他是一位让子女们既敬仰又陌生的父亲，对待工作和家庭，他始终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父亲在革命战争年代，不畏艰苦，不怕疲劳，废寝忘食，忘我工作，因饥饿劳累患上了胃溃疡。

1953年在汉口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工作时，因胃穿孔大出血紧急住院抢救，做手术将胃切除三分之二，胃消化功能减弱，出院时医生嘱咐他要休养一段时间，他回家后不听劝阻又继续工作。组织上为了让他安心休养，安排他去江西庐山疗养了两次。调军事检察院工作后，由于工作繁忙，领导干部每年享受的疗养待遇他都放弃了。由于长时间工作劳累，导致胃病复发，胃疼不断加剧，身体虚弱，多次在工作中昏倒，有一次在办公室昏倒，眼眶撞在桌角上差一点将眼睛撞瞎。

1962年初组织上安排他去杭州疗养，母亲和医护人员将他送到火车站，推上去上海的火车。先到上海检查身体，结果查出胃贲门癌，组织上立即通知他回京治疗。他不得不停止工作，开始与病魔作斗争。他回京后，住进北京肿瘤医院接受放疗，放疗后病情没有好转，随后转入解放军301总医院治疗，住进新建成的将军楼，十一小学离医院只有一站路，我把父亲给我买的自行车骑到学校。学校每周安排一天学生晚上洗澡，晚饭后不上晚自习，可以自由活动。我晚饭后骑着自行车去医院看望父亲，父亲第一次看到我很惊讶，说你怎么来了，我告诉父亲我是从学校骑自行车来的，父亲很高兴，问了我的学习情况，父亲对我的学习很关心，每次去都要问，嘱咐我要好好学习。有一次父亲看我骑车出了满头汗，把我叫到卫生间给我洗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享受，至今无法忘怀。

父亲病重期间，为了让子女们每周都能与父亲相见，母亲带着子女们在每个周日下午返校时去医院探望父亲，探望完后由司机送我和妹妹们去学校。

在我初一毕业后，母亲请求组织上将我转到师大二附中上学，组织上为我办理了转学手续，初二转入师大二附中上学，该校离我家很近，不到一站路，我每天骑自行车上学。转学后，我可以每天回家，与母亲在一起，却无法骑自行车去探望父亲了，只能每周日随母亲去探望父亲。母亲是一位非常坚强的女人，她去医院探望父亲，从不在父亲面前流泪，回到家里，她掩盖不住内心的悲痛，在自己的房间里哭泣。有一次探望父亲回来，我去母亲的房间，看见她在哭泣，就走到她跟前，母亲抱着我痛哭，我也忍不住哭了，那一刻刻骨铭心。我终于明白了母亲为什么让我转学，在她难过的日子里，有子女陪伴在自己身边不会感到孤独。

1963年春节，父亲想与家人团聚，要求回家住几天，医院请示领导批准了。春节正是北京最寒冷的日子，家里暖气烧的不热温度低，怕父亲感冒又在客厅里生了炉子。他住院一年多，听说他回家，来探望的干部来了一批又一批，又不好阻拦，他在家里住了一天多就感到体力不支，只好返回医院，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家。

在父亲病重时，他面对死亡无所畏惧，他多次安慰自己的家人说：你们不要难过，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同志没有看到新中国的成立，我比他们幸运多了。是那些牺牲的同志一直激励他拼命工作，直到逝世。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无数革命前辈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为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的贡献永载史册。

五、张驾伍同志影集 张驾伍单人照片

张驾伍、赵秀哲夫妇及子女合影

1948年底，张驾伍、赵秀哲夫妇及其子张爱民在黑龙江齐齐哈尔东北军政大学驻地东大营合影。

1949年东北军大南下前，张驾伍、赵秀哲夫妇及其子张爱民在齐齐哈尔合影。

1961年张驾伍、赵秀哲夫妇与子女合影

长子张爱军、次子张爱民、大女儿张湘鄂、二女儿张雪鄂、三女儿张继鄂

张驾伍与张汉武（与张驾伍同村、同期参加革命，曾任陕西省委统战部长、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合影

张驾伍在江西庐山疗养时留影

1954年7月张驾伍（中）、刘鸿益（右）于庐山合影。

1954年8月10日张驾伍、赵秀哲夫妇与其子张爱民于庐山石松留影。

四、沉痛悼念张驾伍

　　1963年6月3日20时，张驾伍同志患胃癌医治无效在解放军总医院（301）病逝，享年51岁。

　　1963年6月6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嘉兴寺为张驾伍举行公祭，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上将主祭，军事检察院检察长黄火星中将致悼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和谭政大将等将领参加了追悼会。

张驾伍同志灵堂左右两侧摆放着国防部和国防部长林彪元帅敬献的花圈，左右两侧悬挂的条幅上写着：

卅年如一日为党为民忠贞不二

一生为革命任劳任怨堪为楷模

这是组织上对张驾伍革命生涯最真诚的评价。

张鼎丞（右5）、谭政大将（右3）、肖华上将（右4）、黄火星中将（左1）

张驾伍同志骨灰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1963年6月1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张驾伍同志为革命烈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

张驾伍去世后，其生前好友、原汉口高级步兵学校政委刘其人将军在听闻张驾伍病逝后，赋诗悼念。

悼张驾伍同志

六月三日晚，振中（应为正中）同志告我，驾伍同志病危，长夜未眠。五日见报，驾伍同志于三日二十时逝世，午后到嘉兴寺吊唁致哀。

惊闻君在迷离中，

长夜悲痛未入寝，

忆昔数载相与共，

景仰行之情谊深。

生死离别阶级爱，

滚滚热泪湿满巾，

肝胆欲裂月西下，

星星隔窗愁我心。

且看宇宙形势好，

东风吹绿大地春，

请君告知先驱者，

当代领袖超古人。

张驾伍去世后，其生前好友、总政治部秘书长徐文烈将军探望其妻子赵秀哲（在东北军大工作时患脑膜炎失去听力只能靠写字交流）时写的字条：

“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多找我，我能处理的，与驾伍在时一样，会帮助你处理。驾伍死是党的损失，是你的极大不幸，也是同志们的极大不幸。我们尚活着的同志有责任帮助你。感情和政治责任都如此。”

张驾伍的妻子赵秀哲在回忆录中对张驾伍的评价是：“我和老张风雨同舟共同生活了18年，养育了4个儿女，谈不上幸福，但老张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他一生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对同志诚恳热情，对自己要求很严，他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干部们有什么问题都爱找他谈。他一生廉洁奉公，从不多占国家一分一厘。他从事政治工作和教育工作多年，对家庭成员和子女也要求很严格。他是个好丈夫，好父亲。”

张驾伍病逝后，其生前好友对其遗属给予热情关怀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

亲爱的爸爸，您的后代永远怀念您！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张驾伍烈士永垂不朽！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

2021年3月1日米脂县人民政府发布公告，将张驾伍故居列为《米脂县文物保护单位》，县文旅局出资对张驾伍故居窑洞外墙及庭院进行了装修，使陈旧的故居焕然一新，2022年12月1日正式对外立碑。

为了更好的宣传张驾伍将军的革命事迹，子女们与老家亲属商定，将父亲出生的窑洞改成展室，展示张驾伍的革命生涯及奋斗一生保存下来的珍贵照片。在本刚大哥的协助、指导下，经过数月努力，圆满完成展室的设计、制作和布展工作。展室中央摆放着张驾伍将军青铜雕像，铜像两侧挽联由三妹张继鄂书写，上联为“卅年如一日为党为民忠贞不二”，下联为“一生效革命任劳任怨堪为楷模”。这两幅挽联是总政治部为张驾伍举行追悼会题写的，悬挂在张驾伍同志灵堂两侧。窑洞两侧墙上的横幅由二妹张雪鄂书写，一幅为“山河无恙英烈流芳”，另一幅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2023年6月3日上午，在张驾伍逝世六十周年之际，张驾伍后代及老家亲属隆重举行祭拜仪式，参加祭拜仪式的张驾伍后代有：

前妻张氏后代：长女张玉兰（已故）长子王林、儿媳白美林、女儿王宇、次子王鹏媳妇马良红；次女张玉英（已故）女儿刘红梅、女婿张泉生、小儿子张旭、小儿媳陈素梅；长子张爱军。

妻子赵秀哲后代：次子张爱民、三女儿张湘鄂及女婿刘国华、四女儿张雪鄂及女婿李筑生、五女儿张继鄂。

▲迎接张驾伍铜像回归故里

上午9点30分，圪凹店村喜迎张驾伍青铜雕像回归故里，迎接队伍由锣鼓乐队开道，张驾伍铜像乘车随后，所有来宾紧随其后，缓缓前行，一路鞭炮齐鸣。

张驾伍故居全貌

张驾伍青铜雕像

▲举行张驾伍故居展室揭幕及祭拜仪式

上午10时，祭拜仪式开始，主持人张爱民，仪式流程如下：

△请张驾伍侄儿张本刚向来宾介绍桃镇镇领导和圪凹店村领导；

△请张驾伍长子张爱军向来宾介绍张驾伍子女、孙子女；

△请桃镇镇长致词；

△请圪凹店村党支部书记致词；

△请张驾伍之女张湘鄂代表张驾伍子女、孙子女致词；

△请张驾伍侄儿张本刚代表张驾伍亲属致祭文；

△来宾向张驾伍铜像三鞠躬；

△来宾向张驾伍铜像默哀一分钟；

△来宾与张驾伍铜像合影；

△来宾参观展室；

△仪式结束。

捐赠张驾伍将军遗物展示给子孙后代

张驾伍、赵秀哲病逝后，子女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步入老年，张驾伍留下的珍贵遗物一直存放在子女家里，是传给下一代，还是捐赠出去，经过子女们反复商讨，最终决定捐赠给纪念馆对外展出。

陕西绥德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革命历史。习仲勋（习近平主席的父亲）曾担任过绥德地委书记，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3年3月～1945年10月，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驻扎在绥德办学。张驾伍在校政治部工作，赵秀哲在校卫生部工作，经政治部副主任徐文烈介绍，两人相识并结婚，一个新的革命家庭在绥德诞生。

根据以上情况，最后决定将张驾伍将军遗物捐赠给《绥德革命纪念馆》。

捐赠方为：张驾伍将军子女张爱军、张爱民、张湘鄂、张雪鄂、张继鄂；

受捐方为：陕西绥德县《绥德革命纪念馆》。

捐赠遗物包括：张驾伍将军荣获的二级八一勋章一枚、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枚、一级解放勋章一枚、抗大三周年纪念章一枚、抗大十周年纪念章一枚和张驾伍将军生前戴过的军帽、穿过的军大衣、佩戴过的肩章以及在绥德工作期间拍摄的照片。

2024年1月，双方正式签订捐赠协议，张驾伍子女将遗物给《绥德革命纪念馆》展出。

附件一：解放军总政治部档案馆摘抄张驾伍档案中的简历

张驾伍自述摘抄原稿

附件二：张驾伍临终前写给妻子、子女的《遗言》

写给妻子赵秀哲的遗嘱：

亲爱的：

你要坚强点，我相信你是个坚强的人，因为你是经过革命的艰苦锻炼的。决不要因为某些不幸而过分悲伤，要知道悲伤只能带来不幸，人之常情，有时遇到不幸或不易控制，但只要向前看，往开想，心情就会舒畅。

你要懂得几个孩子的幸福与前途与你的健康有极大的关系，决不要因小失大（我已年过半百）。

今后如何能够自找快乐这是你应该注意的，想一切办法，要自己安慰自己。

你的耳朵听不到，要少上街，防止发生事故。过去我就很不放心你上街，有事要孩子们多帮助，也可以锻炼他们，必要时要他们和你一起去，克服你听不到的缺点。

你的亲爱的手书

写给儿子张爱民的遗嘱：

爱民：

你是妈妈的大孩子，一定要听妈妈的话，不要使妈妈生气，你要懂得你妈妈的健康就是你们的幸福，你虽然已念中学，但还不能独立生活，离开妈妈照顾还不行。你不知道你的长大是不容易的，你出生的时候，你妈妈还在重病之后健康未恢复，甚至单独行走都有困难，又没有奶，半夜起来要给你喂几次奶，当时又处于战争环境，找不到保姆，把你带大你妈妈是很辛苦的。你要记住时刻不要忘记做妈妈的好儿子，长大了在工作时向雷锋学习，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你亲爱的父亲亲书

写给女儿张湘鄂、张雪鄂、张继鄂的遗嘱：

小湘、雪、继：

你们都要好好念书，做个品学皆优的学生，要经常听妈妈的话，不要使妈妈生气，妈妈的健康就是你们的幸福，长大了除了要好好工作，像雷锋一样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外，也要关心照顾妈妈的健康，你们都是你妈妈在带病残废中把你们抚养长大的。

你亲爱的父亲手书

美篇由张驾伍烈士子女编辑

2021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