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花湾(新桥)谭氏“一里三进士”的文化传承意义

清花湾峰儿文苑

　　清花湾（新桥）谭氏“一里三进士”的文化阐述（五）

文：谭青峰 音乐背景 ：谭张觅 谭青峰

　　从本节编入的关于封建科举考试制度的资料中，我们已经了解到，当年的新桥谭氏能产生三个进士，对一个家族来说，不单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其社会影响也不是一般的。这里单立一节来考证这几个历史人物和事迹，旨在发掘其文化内涵。所以，书中不但有人物简介，还有录入过来的人物传记。下面着重阐述一下“一里三进士”的文化传承意义。

　　（一）人文立家，易植参天大树
三国时期的陆绩曰：“圣人教先从家始,家正则天下化之。”《汉书•贾谊传》则有“子训始稚”之说。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庭作为集生产、生活、娱乐为一体的社会基本单位,在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向来重视家庭教育。而我在这里所说的人文，是指人类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和核心部分，即先进的价值观及其规范。简而言之，人文，即重视人的文化，追求文化境界，运用文化处世为人成就事业。作为一个家庭来说，人文底蕴是人才成长的土壤。
从仅有的少量资料中了解三位先祖的事迹，让我注意到一个现象，这就是家族人文环境影响对成功人生的重要性。三位进士小时候，都显露出聪敏的天资，但后天家庭的人文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如谭景韩父亲武法公是太学生，毫无疑问，景韩受父亲的影响是必然的。而谭福泉曾祖父、祖父都是“业儒笃学”，到了他父亲新甫公时，家道中落，新甫公躬耕于田野，常带着书本，歇息时就坐在田头诵读，后参加科试补博学弟子员，再后，到名宿沈敬亭家授课，因材施教，深受欢迎。因而，谭福泉小时就“师承家学”。“家学”，是指书香世家中相延续的学问，而福泉公受到良好家庭教育的影响，“尤工书”，即特别擅长书法。附带说一句，谭福泉的弟弟谭德琨（玉山）曾即补知县，历任福建闽清县、海澄县知县，一个家庭兄弟俩出息得了不起。这样看来，景韩、福泉公成为进士，其根在于家庭人文土壤的滋养。
这里特别要说的是鹏霄公，其爷爷慤园（文詠）公对程朱理学有相当的研读。程朱理学，指北宋程颢、程颐和南宋朱熹的理学。谭鹏霄中进士后曾经官于福建，与清朝著名的政坛人物、当时还没有正式步入仕途的林则徐有过交往，并与其交流过自己爷爷的情况，让林则徐看过爷爷写过的文稿，后来，林则徐为谭鹏霄爷爷写了一篇传记，其中对慤园公给予了高度评价：“慤园公谭先生……平生修己待人，总以一诚为宗，尝谓人有九等，无不宜学朱子格致之言，最切其不待学者。爱父敬兄，吾性之良知良能（旧指人的天赋的首选观念和本能），人人皆可为尧舜。是又取陆王求心（古代理学家宋朝陆九渊、明朝王守仁的并称）之说，初无入主出奴（挟门户成见）之见存也。”这段话的意思主要是评述慤园公一是以“诚”为做人的宗旨，“诚”是程朱理学哲学思想的核心；二是重视朱子“格致”（格物致知，穷究事物的道理寻求知识）的观点教育后代。有了这样一个爷爷，就会有一个这样的父亲，鹏霄的父亲蒙泉公是文庠生，只不过，其父亲49岁就去世了。所以，鹏霄幼时虽未出外就读，但却识文断字，堂兄景韩读到他小时写的作品，赞叹地说：“此，他日科甲中人也！”其三哥仁山为恩科亚元，曾任沅江县教谕。鹏霄考中了进士，后又曾为官，当然也影响自己子孙的成长。其长子谭紫庭就是太学生，曾经受到清朝政坛名人曾国藩的青睐，并曾为其写过一篇传记，文中写到1839年到衡阳公务拜访了前辈鹏霄公府上，后谭紫庭回访曾国藩，交流过程中，“知紫庭学有渊源，胸中蕴大猷言 ，盖非寻常裘纨公子也。”并在传记中称谭紫庭为衡州“高尚士”；过了许多年后，曾国藩再到衡阳，选拔任用了多位人才，特别提出要任用谭紫庭，但被婉言谢绝。一家三代，其名声显赫，清朝两位政坛名人为其撰传为记，不能不说是十分的荣耀。但这个荣耀最终是根植于家庭的人文底蕴那块土壤。
由以上述说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一家三代的发达，不是孤立的存在与前行，前辈人文精神对后辈的影响，后辈自觉地继承前辈的人文精神遗产。这是一个家庭和家族，甚至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文化渊源。人文之家，易出干才。一个家庭，有好的人文环境，小孩子耳入目染，无声的熏陶，潜移默化接受滋养。所以说，家庭是一个人成长的基础底蕴和土壤，底蕴有多深，土壤有多肥沃，就会长出有多茂盛多高大的树来。而且，人间世事告诉我们，纯以财富立家，有可能富不过三代；以人文立家，易立参天大树，且将润泽千秋！

　　（二）矢志不移，定会春暖花开

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说过：“充满着欢乐与斗争精神的人们，永远带着欢乐，欢迎雷霆与阳光。” 他告诉人们，人生，做什么事情都不会一蹴而就或是一帆风顺，它充满艰难困苦与斗争，只要矢志不移坚持斗争，迎来的将会是伴随欢乐和阳光的春暖花开。

小时，我听爷爷说过，旧时考科举，书是要读到头发白牙齿缺的。后来，我读吴敬梓的《范进中举》，其中用夸张和讽刺的手法叙述了主人公范进就一直不停地应试,考了二十多次，到五十四岁才中了个秀才，接着参加乡试又中了举人。那时，我是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来看封建科举制度和认识主人翁经历的真实性。可在我提取三位先祖艰难的科举应试的信息时，我方才感悟到范进中举故事的生活真实性。

谭景韩，44岁乡试解元，1794年46岁时中进士第三甲，从解元到进士经历两年；谭鹏霄，39岁中举人，1808年47岁时中进士第二甲，从举人到进士历经8年；谭福泉，24岁中举人，1883年50岁时中进士第二甲，从举人到进士历经22个年头。从这些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位先祖从六七岁的孩童时读书识字开始到近四十或四十几岁，一直没有停止过与书本和当时的科举考试打交道。不过，我们这几位先祖比范进幸运，没有考到五十几岁。

我们今天考证几位先祖的事迹，是想从中发现一种矢志不移的求学精神。稍为想一想，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且不说家庭的经济负担，且不说赶考路上的舟车劳顿，就那一次次的考试，平时那起五更睡半夜“头悬梁，锥刺股”应考准备有多苦！一次次地考，一直考到三十、四十几岁，这要有多大的精神毅力和信心来支撑！在我们的先祖里，考过几次就半途而废的不在少数；在当今的高考制度下，复读二届考过一二次，恐怕就难以坚持下去了。可是，这几位先祖却不是这样。以谭福泉公为例，清朝翰林院修撰刘春霖在所撰写的福泉公传记中记述了他在中举人后，“既困公车”，即殿试屡试不中，身心交困，“然清操自持如寒冰冷铁之不可挠屈”，二十年里节衣简食，对所遇到的艰辛和苦痛都泰然处之。于是，刘春霖感叹道：“贫困二十年，始成进士。”而景韩、鹏霄二公在科举路上有几多艰辛，就不言而喻了。对于他们来说，茫茫苦海勤扬帆，几多辛苦几多难，进士榜上描风采，春暖花开好地方。试想，如若半途而废，哪来这番美丽的景象。

科举制度已经成为了历史，三位先祖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今天，读他们的故事，这种矢志不移的求学精神还令人感动，求学需要这种精神，在社会上要成就任何事业，都需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

（三）乐善好施，慈善义举奏“徵音”

西汉·司马迁《史记·乐书论》：“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要理解这一句话，先简单地了解一下五音，即古代音乐的五声音阶，传统民族调式常用的主音：宫、商、角、徵、羽。这里，司马迁把乐善好施的伦理思想与“徵音”联系起来，将之提升到美妙动听的音乐境界。自古以来，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普遍的思想和行为，已经形成为民族传统文化中一种慈善伦理思想。“三进士”在所处的时代中，是践行这种伦理道德的模范，用自己的行为奏响了社会文明乐曲中的“徵音”。

传记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李承业，十八岁时父母去世，家贫无依，讨不起老婆。谭景韩捐银八十两，还号召一些有线人凑钱，让李承业定亲结婚成家。另外，在上世纪1966年之前，新老街后面的戏坪有一座景观加集市垃圾焚烧二用的石塔，就是谭景韩倡捐的。

传记里还有一个十分动人的故事，说的是谭福泉在外做官，有一位同乡叫唐主侯得了重病，谭福泉每天都去照看，并为他请医买药，但是病情没有好转。唐在病情危急时哭着对福泉公说：“吾未能久于人世乎！乡关茫茫，家贫难为计，作异域之鬼，奈何！”谭福泉在唐去世后，丧葬费用均慷慨解囊，不够用时才向同乡求助，而且拒绝了疆督左文襄的聘书，与唐主侯的妻子一起扶棺归葬家乡。

其实，乐善好施这种慈善伦理精神，在当今的社会里仍“徵音”与其他文明乐曲和谐共鸣，成为了崇高的社会风尚。

　　（四）正直为官，三字理政“清慎勤”

新桥“三进士”都曾为过官。做官，就有个官品官德的问题。要知道，尽管“三进士”处于封建社会，升官发财是那时人们追慕的人生境界，因而，官场腐败当然不可避免。但是，推崇清廉正直为官做老百姓称赞的好官，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官场理念所推崇的，“清官”一词语就是从那个遥远的年代流传下来的。宋代著名的史学家吕祖谦说过：“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意思是说，当官的办法有三件事要特别注意:一是清廉、二是谨慎、三是勤政。

“三进士”是如何为官的呢？据了解，民间有一些传说，但是仔细推敲，觉得不足为据，前面展示的文字史料才有分析综合的价值。下面，我想从“清慎勤”三个字来说一说：

先说清廉为官。谭鹏霄授用知县后，在官署二门的甬道里立一块牌子，上面写道：“为民父母，颠倒词讼是非索财，天诛地灭！”这句话表明了自己父母官的身份，是为民理政的，如果在处理民案时为了索取财物而颠倒是非，我遭天诛受地灭。正因为这样，“绅士往来，无敢言私者。”也因为这样，他所经手的案件，都能合理处置，让人“畏服”。要知道，在旧时，一个为官者以发毒誓的言语来表明自己的正直为官的理念，应该是不多见的。而且，谭鹏霄1808年47岁中进士开始受用知县，到1828年67岁因病告退，前后在官场打拼20余年，如果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官，即使是在一个腐败透顶的朝代，也是难以在官场维持20年之久的。谭景韩修一所学校，“合度出入”，修成后，收入与付出“不爽丝厘”。谭福泉为官时，有一贵族后代并与官府里某人有姻亲关系的营长，诬陷一富豪为匪首，企图谋取人家的财产。谭福泉在密查时，有人出主意，要谭福泉顺水推舟按营长的意图判案，这样对自己升官发财有利。但是，谭福泉不谋自利，按实作出处理批复，但后所委派处理的官员却迎合了营长的意图，判处十几人为死刑，处决时，囚犯大呼冤枉。事情上报谭福泉处，谭福泉再次批复以实情处理，使一桩冤案得以公正处理。

再说谨慎为官。谨慎，是合理断案不犯错误必须具备的心理要求。差之毫厘，往往会失之千里；冤假错案就会出现在你的案下，公平公正就会断送在你的不谨慎和疏忽里。谭鹏霄官福建邵武县做知县时，遇到一桩两姓争坟山的案件。其中一家族出示旧谱为证，另一家族以新谱为证。按一般的常理，旧谱的依据性肯定更具真实性。但是，谨慎为官的谭鹏霄，没有被这表面现象所迷惑，因为，这谱上记述的前朝几位皇帝的年龄年号有不符合史实的地方，于是，他查阅朱熹编写的《通鉴纲目》得以证实，确认老谱系伪造。众皆称之“神”也！

最后说勤政为官。恪尽职守，勤于政事，认真负责地为国为民做事，这就是勤政。谭景韩做州学正时，一对夫妻关系不和，妇人半夜上吊寻死时，发出痛苦的叫声，谭景韩闻后，立即派人去解救，之后还对夫妇二人进行开导教育，使他们和好如初再无争吵。谭鹏霄任邵武县知县时，当地人长期“倦于耕织，困花会”，因为沉迷这种赌博，而粮食欠收，生计困顿。谭鹏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出示告示，发布“语在晓喻”的文告一篇圣谕十六条的浅释，进行广泛宣传教育，从而使民众回归耕织的正途。林则徐在为鹏霄爷爷作的传记里写道：“先生嗣孙培斋邑侯闽政简刑清，士民为立谭公祠，余曾掇宋人句赠联：文章清逸世少比，胸臆广博天所开。”士民，指百姓，百姓修谭公祠，这是谭鹏霄告退六年后的事，清廉刚正为官的林则徐为其写对联，文字凿凿，无可非议。

总之，以上三点，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为官之道。再看看今天，反腐倡廉、勤政为民，最讲“认真”，也是共产党人从严理政治党的重要原则。

（五）修身立言，完善自我传佳话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就是做圣人，做好事；立功就是为国建功业；立言就是做文章，著书立说。 当然，前面已经述说的有关内容，如乐善好施，属于立德，而勤政为民则属于立功的范畴。下面所述说的内容，是对“三进士”追求“三立”的补充。
一是洁身自好，“谨守过人”。一日，谭福泉的朋友故意将他拉进妓院并灌醉他，让之睡在妓之床上，但是，等到他酒醒之时，竟心性不乱，对妓晓之理，硬是靠着茶几睡到天亮离去。
二是气节高雅，不攀权贵。传记中写了谭福泉两件事，由于他德行文章的影响，清宗室庆王以丰厚的报酬聘请他为王子教读，但是，谭福泉因不喜欢庆王的为人，坚决予以拒绝。另外是谭福泉做知县后，清朝政坛名人李鸿章想把谭福泉招到他的幕下，并授意杨文鼎写信表达这个意思。这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一个不多得的升迁机会，但是谭福泉把这封信放在一旁，好久后才复信表示感谢。或许，谭福泉善于利用好与权贵的关系，就不止只当个知县了。 可是，气节使然也。
三是著书立言，以文传世。据传记所述，谭鹏霄做官与做学问并驾齐驱，平生著作就有《周易汇解》《八股启蒙》《八韵启蒙》《培斋时文》《崇本堂诗古文钞》《治县谱墨选》《质言》《质言续编》流行于世。遗憾的是，这些书现在已经难于找到。但是，谭景韩官于茶陵时，拜谒三将军庙所撰写的额文以及他们三人在三修、四修时撰写的序、人物传记性文章，均流传了下来。其中，谭景韩14篇，约万余字；谭鹏霄18篇，约一万五千余字；谭福泉8篇，约八千余字。本书也分别在不同的章节选录有关作品。他们的文稿，不但展示了那个年代上等文人的笔风文采，让自己的形象从几百年前延伸到今天，延伸到我的笔下，也为后代了解新桥谭氏先祖提供了史料依据，其中也不乏传统文化中的正能量。

总之，尽管关于新桥“一里三进士”的史料极为有限，但是，作为主编，还是从文化体验的角度作了以上五个方面的总结。人文立家，创造良好的思想文化教育环境，值得所有家庭借鉴；矢志不移，不只是求学，追求任何事业的成功都需要这种精神；乐善好施的慈善伦理，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文明的标志，雷锋精神是它的最高体现；正直为官，讲究清廉、谨慎、勤政，社会发展到哪一个阶段都应该严加遵循；修身立言，成功人生首先要注重德的修养的同时，追求事业的成功，于是，你可以追求“立言”的境界。沐浴当今社会的风采，踩着脚下延伸着的路，再回望历史，先祖“三进士”的形象仍在我们的眼前闪耀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