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古代历史

远飞的大雁

深圳（原宝安县）的发展如日中天，受到世界的瞩目，大家很想了解这个城市过去是怎样的？如何走到今天的状态，参观深圳方志馆和深圳博物馆，可以了解这里的发展沿革过程。

在深圳梅林，有一个深圳方志馆和深圳党史馆，可以了解深圳（原宝安县）的发展变化过程，值得参观。

　　深圳有着让人震撼的辉煌历史。古代深圳（原宝安县范围及香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引领广东地区走向不同的时代 。

岭南地区远古人类文化源远流长,从十多万年前的马坝人开始,绵延不绝。原始先民从山地洞穴走向丘陵、平原和海滨。大约在7000年前,原始人类来到深圳大鹏湾畔,过着适应滨海环境的渔猎兼农耕生活,其后不断生息繁衍,足迹几乎遍及深圳地区。他们建立了比较稳定的聚落,逐步从石器时代走向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成为深圳早期历史的开创者。

滨海原始先民聚居地

深圳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化遗存为距今7000年左右的（考古学上称为新石器时代中期）海湾沙丘遗址，以咸头岭和大黄沙遗址为代表。此类遗存均存在于海湾岬角内的沙丘上，背山面海，旁有古泻湖平原，并有山间小溪流入大海。这种避风、向阳、前可渔、后可猎、旁可耕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合当时的人类生存。其中的咸头岭遗址为深圳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文化遗址，也是环珠江口地区最早、发掘面积最大、遗物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

关于深圳地区7000年的人类活动历史，已经有很多论著发表。

古越人

春秋战国时期是岭南古越族发展的重要时期。根据出土文物和史料记载，岭南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越人“好相攻击”，有断发纹身或锥髻箕踞、衣服左衽、雕题凿齿等风俗习惯，这是一组越人出征塑像。所谓锥髻指将头发扎成尖锥状髻，箕踞指跪坐时两腿叉开成筲箕状；衣服左衽是指衣服的前襟向左掩，这与中原人的衣服右衽是相反的；雕题指在头的前额刺刻纹饰；凿齿指拔门牙习俗。

　　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

从距今10000年左右的全新世初期开始,冰河时期结束。海平面逐渐上升，在环珠江口地区形成了众多的海湾沙堤。海湾岬角沙提内多为泻湖平原,并有山间小溪流入大海。

位于大鹏弯畔的咸头岭遗址，距今有7000年,是深圳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文化遗址。也是环珠江回地区最典型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沙丘遗址。咸头岭的文化石嚣以磨制长条形石锛为主。有槽石拍颇具将色，陶器制作以夹沙陶为主。出现了泥质白陶和原始彩陶。流行细绳纹、刻划练和贝印纹。

　　从现有的考古研究成果来着，深圳地区（原宝安县）的先素文明史从距今约7000开始延续到公元221年。距今约7000-5000年,深圳地区处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本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古人类文化遗存就处于这一时段

新石器时代中期,大鹏灣北岸是深圳地区重要的文明发祥地,其中被评为200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咸头岭遗址极具代表性，学术界常将珠江三角洲地区同时期文化遗存统称为咸头岭文化。晚期,人们开始向西、向北赶移,从海湾处逐渐向内陆的河谷、丘陵地带扩散,在考古学上出现了大量的山冈遗址。青铜时代早期,本地区出现了一些大型聚落,这是早期城市的萌芽。这时的屋背岭遗址是广东迄今发现、发掘规模最大的青铜时代早期墓葬群,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晚期,本地区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和铁器,其中大梅沙二区遗址是广东省内迄今为止发掘面积最大的沙丘遗址,叠石山遗址出土了广东此类遗址中的首件铁器。先秦时期的深圳地区是珠三角一带的文化中心。

从春秋中晚期开始至战国晚期,本地区处于不太发达的奴隶社会时期。东周前,深圳地区为"越之南徼” ,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4年),楚国打败越族各势力,本地区纳入了楚国范围。战国时期,岭南出现了一些“小国" ,从地缘关系看,深圳地区与缚娄国关系密切。

　　新石器时代晚期可延续至距今3500年左右。深圳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可知其绝对年限很少,但我们可将其与周边地区的同时代遗址进行对比,供我们的分期提供借鉴。

香港与深圳地区山水相连,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成果也较珠三角其余地区丰富,可作为我们参考的主要依据。香港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分期虽是众说纷纭,但大家对其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的看法却较为统一,基本上都格其划到距今3500年 (或公元前1500年) ,秦维康(Willamn Mecham) 、布义教,邹兴华,招绍瓒,商志香十覃等均持此观点。深圳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与香港地区同时期遗址的特征大体上是一致的,两者可以划入同一文化范畴。商志香先生首次将它们称为环珠江口史前文化,从其自身特点出发,亦可将下限定在距今3500年。

　　深圳地区（原宝安县）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的部分文化遗存难以再分早段和晚段。首先,以上“六段法”是香港回归前后,商志香十覃、毛永天、吴伟鸿等人在研究香港史前史时提出来的,深圳地区遗址的发掘者在其简报及研究成果中往往将其粗略地分为中期和晚期,后来的研究者自然是难以再对每个遗址进行详细分段。其次,本地区的大多数遗址本身就缺乏令人信服的能区分早晚段的地层关系。大部分遗存没有经过系统的发掘,很多只是采集到少量的陶片和石器,难以了解遗址的全貌,从而也难以准确定位于早段或晚段。商志香十覃先生曾试图用“六段法”来给深圳地区的遗址分期,结果不是很成功,最终只将少数几个遗址对号入座:中期早段有大黄沙遗址第4层、咸头岭遗址第2层、大梅沙遗址第2层和小梅沙遗址;中期晚段有大黄沙遭址第2层;晚期早段有赤湾遗址第2层;晚期晚段有鹤地山遗址下层、上洞遗址和下洞遗址。

所以,将深圳地区的先秦历史分为新石器时代中期、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早期、青铜时代晚期。本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如咸头岭、大黄沙遗址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更加丰厚,如赤湾、上洞遗址等。

　　新石器时代中期,大鹏湾北岸是早期居民生活较为集中的地方。这里从东往西分布着咸头岭、大黄沙、下洞、小梅沙、大梅沙等古人类速址,它们都属于沙丘遗址。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在南山月亮湾荔枝园内发现一处那时候的山冈遗址。其中,咸头岭遗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考古学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咸头岭文化”的典型代表;大黄沙遗址亦较为典型,常成为本地区考古文化分期的标尺。

咸头岭遗址位于大鹏叠福村,北面是海拔约500米的求水岭,东南侧有几条东西流向的小溪,西南350米就是大鹏湾。考古工作者于1981年、1985年、1989年、1997年和2004-2006年共进行了5次发掘。经放射性同位素14C测定,遗址距今已有7000年 （经树轮校正) ,是深圳地区所发现的最早的远古人类文化遗存之一,是环珠江口地区迄令所见最典型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沙丘遗址。遗址面积10000平方米,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也是目前珠江口沿岸同类型遗址中发指面积最大的一处。

　　深圳的先民和后来的迁入者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地发展，衍生出众多的自然村落，他们是深圳的原住民。

　　到目前为止,在环珠江口地区发现的20多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中,咸头岭遗址年代较早、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是对周围文化遗存有较强辐射力的一个高规格、中心性聚落遗址,是珠三角地区目前唯一 一处可以比较全面反映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面貌的遗址,为本地区距今7000-6000前后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和断年树立了标尺,为探索本地区古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的李伯谦教授将珠三角地区的此类文化命名为“咸头岭文化",这一称谓逐渐被学术界所认同，2006年,咸头岭考古发掘被国家文物局评选为"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大黄沙遗址位于大鹏葵涌土洋村海边的古沙堤上, 1981年文物普查时发现, 1988年和1989年进行了两次发掘。该遗址出士的炭化粮食标本经"C测定,年代为距今6255±260年。这个时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根据国际高精度树轮校正年代校正的,其精确性常成为珠三角地区考古文化分期的标尺。据发掘简报记载:该文化遗存出土的石器以磨制石器最多,其次为打制石器和天然石料工具,种类有饼,斧、陶拍、四饼、砧、砺石等;陶器以夹砂陶为主,也有少量泥质红陶、白陶,其中较多的彩绘陶和刻画纹陶额具代表性;典型器物有折沿深腹圜底罐,扁圆腹釜、圆底钵、圈足盘、束腰器座等,其中圜底器最多,次为圈足器,未见三足器;主要纹饰有绳纹、划纹,贝划练、贝印纹等,其中绳纹多施于釜、罐、器座等器物表面,划纹多不独使用,而与其他纹饰构成不同的组合图案;泥质红陶中绝大多数都是彩绘陶,其器类多为圈足盘,彩绘陶器表分布着由赫红彩勾画出的多种不同的纹饰,纹样有50余种,多以水为题材,如流水和浪花等,而且多与划纹和镂孔组合为一体。其风格明显不同于中原及北方的彩陶,而与岭南沿海一带其他同时期文化遗存中的彩陶相似。

　　这是先民们用石头来做网坠，是方便漁猎的早期石器工具。

石器、陶器与定居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社会组织由原始人群阶段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新石器时代中期,我国黄河、长江流域进入了母系氏族的繁荣时期,最为典型的有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及长江流域的河姆渡遗址。此时,珠江流域的发展步伐与黄河、长江流域基本一致,亦处于高度发展的母系氏族时期。人们学会了磨制石器,发明了陶器,除了居住天然洞穴之外,又开始营建房屋,过上了定居生活，并伴随有村落的出现。

新石器时代中期,深圳地区的先民大量使用磨制石器,但部分还保留着早期的特征。它们制作不够精致,器物刃部磨制光滑,但两侧及顶部只经过简单打制,留有制作过程中的打击疤痕,咸头岭遗址中完整的石斧有13件,其器身中部及刃部光滑,但两侧及预部往往留有较深的打击疤痕;完整的石铸也是13件,其中留有明显打击疤痕的亦占大多数;出土的石刀也是一面光滑,一面粗糙。大黄沙遗址出土的石器也大都具有这个特征。

　　月亮湾遗址位于南山月亮湾荔枝园内,是本地区较为可靠的6处中期遗址中唯一一处山冈遗址,保存状况较好,分布面积约2000方米,是这些遗址中最大的。小梅沙遗址位于盐田小梅沙度假村东北,其出土的一件彩陶圈足盘是同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遗址中最为精美的文物,代表了当时高超的工艺水准。大梅沙遗址位于大梅沙海边沙堤上,不仅出土了陶器和石器,还发现有红烧土灶和红烧土块的遗迹。下洞遗址位于葵涌下洞村前,出土文物与咸头岭遗址相似。

　　秦汉至南朝，深圳地区（原宝安县）发展为粤东地区的政治中心。两汉和孙吴时期,本地区繁荣的制盐业在国家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分量。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 ,汉武帝在南头设立了番禺盐官;甘露二年(公元257年) ,吴国在南头设置了司盐都尉所。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 ,深圳地区的政治地位大为提升。环珠江口地带(今深圳市、东莞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中山市和珠海市的大部分地区)成立了宝安县,县治位于南头。粤东地区新建了东官郡,其彊域最大时占据了今天的大半个广东地区,其郡治亦在南头。深圳地区成为粤东的政治中枢,南头成为岭南的大都市。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设置南海、桂林、象郡。深圳（原宝安县）属南海郡番禺县。秦末，赵佗乘秦亡之机占据岭南三郡建立南越国，深圳（原宝安县）属南越国辖地。

　　深圳大梅沙等着秋时期遗址出土了大量工具和兵器。在出土的青铜器中兵器占了较大比例,或可印证古籍中关于“越人好战”的记载。深圳地区众多古越族文化遗存的发现,反证春秋战国时期当地分布较多的古越人族群。

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深圳（原宝安县）复归南海郡管辖。

秦汉以来，随着汉越民族的融合以及中原汉文化的传播，地处南陲的深圳（原宝安县）得到不断的开发。汉代番禺设有盐官，管理坐落在深圳地区的东官盐场等盐业生产机构。公元前110年，汉武帝采纳官办盐、铁的建议，在全国28个郡设立“均输盐铁官”，宝安盐业发达，东官盐场设南头一带。

　　三国（吴），甘露元年（公元265年）末帝孙皓在南头设“司盐都尉垒”。

　　无论是汉代东官盐场的“均输盐铁官”，亦或吴国的“司盐都尉垒”，都不是行政单位，而类似于现在的国有企业如某林场、某农场，但这也可以看出宝安在置盐这一满足刚需性产品的重要性.

晋成帝咸和六年（公元331年），东晋王朝分南海郡设立东官郡，下辖宝安（深圳）、兴宁、海丰、海阳等六县。郡、县治所设在南头，揭开了深圳城市历史的首页。自设郡立县至东官郡裁撤（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的近三百年间，深圳成为粤东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宝安设县之初，境内有宝山，上有银矿。

　　明嘉靖王希文撰《卫邑武坊记》云:“言宝,得其宝者安,凡以康民也。”

　　《宝安县志》有注：“邑地枕山面海,周围二百余里,奇形胜迹不一而足,而山辉泽美,珍宝之气聚焉，故旧郡名以宝安。”

　　“得宝为安”，这就是深圳第一个名字的由来。

当时刚设立的宝安县，辖区大致现今的深圳市、东莞市、中山市、珠海市之外，还包括了香港及澳门地区（大湾区占一半）。

　　隋唐与南汉,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深圳地区成为广东濒海的军事中心。唐代,广州是重要的外贸城市,环珠江口的宝安县是由水路进入广州的门户。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 ,政府为了保护贸易通道,在南头设置了屯门镇。这是全国知名的军镇,诗人韩愈、刘禹锡、罗隐等都留下过相关诗歌。该镇受岭南道节度使直接管理,有士卒2000人。这是广东地区一支规模不小的精锐部队,曾远征浙江,并立下“战功”。随后建立的南汉政权也沿袭唐制，保留了屯门镇。从此,本地区在军事和海防中的价值日益呈现出来,成为历代统治者都不敢忽视的军事重镇。

古代深圳经济离不开海洋， 由于深圳地处珠江口东岸，而珠江主航道就在珠江口的东侧，深圳正好把守着这条要道。自唐至明清时期，随着对外贸易兴盛，广州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的枢纽，深圳也成为“粤海门户”、广州海外交通之外港。从深圳出土的铜钱窖藏、外销陶瓷以及莞香的种植等可以印证这点。这一时期自然海洋经济占了主导地位，如制盐、捕鱼、采珠、养蚝等产业在深圳得到长足发展。
　　唐宋时期，由于中原经西域与中亚、地中海地区通商贸易的陆上“丝绸之路”被当时兴起的吐蕃国所阻断，对外贸易的重心逐渐转向东南海路，这条海路就是现代学术界所称呼的“海上丝绸之路”。当时广州是对外贸易的中心，朝廷在此设置“市舶使”统一管理安排贸易。而进出广州贸易的大型商船必须走主航道，也就是必须绕行大屿山，经南头、虎门才能进入珠江，因此，深圳南头这突出的咽喉部位成为广州海外交通的必经之地，成为粤海交通的重要门户。

　　宝安的县名出自“得宝为安”。但是，到了唐朝鼎盛时期，不幸出现了“安史之乱。”这个“安”字，是“安史之乱”中叛将安禄山的姓氏。“安史之乱”被平定后的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唐皇由于十分痛恨忘恩负义的叛臣安禄山，连带着也很讨厌“安”字，便下令全国安姓族人改姓，地名中有“安”字的也都要改名，当时的宝安县在原址范围被改成了东莞县。以东莞作县名由此始，相传因境内盛产水草（莞草）而得名。随后又把县治从南头迁置于道涌（今莞城）。

　　宋元时期,深圳地区是广东一带的经济中心之一。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广州成为全国性的经济中心之一,也是岭南重要的交通枢纽。宋元政府依旧在深圳地区驻扎重兵,守护着珠江这条商道的咽喉。

深圳及香港地区的制盐业继续得到发展，宋代更是达到高峰。这一时期朝廷在深圳地区先后设置了东莞场（今南头）、归德场（今沙井）、黄田场（今深圳福田、罗湖及香港元朗、屯门一带）、官富场（今香港九龙）、叠福场（今大鹏半岛）5个盐场。（深圳、香港地区宋代盐场分布图）并设立了“茶盐提举司”，专司海盐买卖。这是深圳、香港地区宋代盐场分布图。

这时,深港地区的制盐业得到空前发展,出现了东莞、归德、黄田、官富和叠福五大盐场,生产规模达到顶峰。东莞县内的七大盐场(五处在今深港地区)产盐量占广州诸县总量的70%,广东地区不食莞盐者仅高州、雷州、廉州和琼州4府而已,而且莞盐还广销广西北部和江西南部地区。

　　本地区还发掘了数量惊人的货币窖藏,其中沙围村窖藏收回铜钱2000公斤,原铜钱重量估计达4000公斤。考古工作者还在咸头岭古沙堤上发掘出许多产自福建窑、广东惠州东平北宋窑和广东潮州笔架山(韩山)北宋窑的外销瓷。这些都是商品经济兴盛的表现。此外,归靖蚝的养殖也兴起来了,本地区还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个产珠区之一。这种大型的铜钱窖藏与当时海上商贸活动密切相关。由于宋代东南亚地区也普遍流通中国的方孔圆钱，导致中国铜钱大量外流，国内货币流通不足，引发铜价飞涨，为此朝廷制定专门法律，严禁将铜钱带出境外。这些数量巨大的货币可能是商人秘密掩埋的，它们间接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达。

因为深圳地区有众多的盐场和重要的海防重镇，需要官府粮食供养的人口很多，所以这周边也置办了很多官办农田（也叫帝田，相当于现在的国营农垦），总的来说，在当时的深圳范围内，有大量的朝廷直属企业，相当于现在的央企。所以，到了南宋末年，整个朝廷被元兵所逼迫，来到珠江口一带，曾经在深圳周边地区游荡了很长时间，就靠当地的盐场、海防和官田接济，图中的红线就是当时朝廷和皇帝在海上游荡的线路。 深圳地区自从唐朝中期取消宝安县级行政建制之后，一直更名归东莞县管辖，这使深圳的社会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由于明代以来深圳地区内乱外患不断，与此同时深圳南头、大鹏逐渐成为海防重地、海上交通要冲，而由深圳到东莞县城距离远，交通不便，这使得当地乡绅与居民要求在南头重新设县治的呼声越来越高。
　　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负责广东海防的广东海道副使刘稳到南头视察时，乡民建议在南头东莞守御千户所所在的南头城设立县治。刘稳支持乡民要求并上书朝廷，经批准，于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建县，赐名“新安”，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义。新设立的新安县，从东莞县划出，将东莞守御千户所城改为县城，辖地包括今天深圳市的大部分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指新安县境全图）这是明代新安县县境图。

　　

清朝初年，虽然全国已经统一，但在东南沿海郑成功的反清复明力量还是很强大。郑成功以台湾为基地，屡屡对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展开进攻。清政府为了防止沿海居民支援台湾郑成功“反清复明”势力，于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发布《迁海令》，将东南沿海（包括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居民内迁，其中广东迁50里。到了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又实施第二次迁海，再向内地迁30里。两次迁海使新安县境内大半地区的居民迁移他乡，新安县被划到界外的土地十有八、九，今深圳全市和香港全境都在被迁之列。（《清初新安县迁海、复界图》）迁海之举给新安县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被迁地区田园荒芜，房屋被毁，人民流离失所，卖儿卖女，百业凋零，死难无数。至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新安县土地大大缩小，人口仅剩2千余人，名存实亡，故被并入东莞县，时间达3年之久（公元1666年-公元1669年）。
　　对于迁海，清朝政府内部一直有争议，到了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原广东巡抚王来任冒死上书朝廷，力陈迁界之害。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朝廷下令复界，新安县得到恢复。由于被迁原居民颠沛流离、丧亡过半，复归乡里者有限，故新安地方政府实行了优惠招垦政策，招募邻近州县农民前来垦荒，结果吸引大量嘉应州（今梅州市）、惠州、潮州和粤北等地的客家人迁入新安县。至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新安县人口已增至20余万，这是深圳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 渔业是历史上本地海洋经济的主要产业之一。深圳、香港（海湾鱼港老照片）沿海岛屿、港湾众多，自古以来就生活着一群以海洋渔业为生的土著居民，他们以艇为家，以捕鱼为主业，（指、水上人家场景）这些居无定所的水上居民过去被称为“疍民”（今学术界较主流的观点认为疍民主要源于古代的百越，疍民乃是居水的越人遗民，与畲同源）。
　　分布于深圳、香港地区的众多天后庙、洪圣宫，便是疍民和沿海居民祭祀海神、祈求福祉的场所。（天后庙、天后宫照片）这是沙井的天后庙和大鹏东山的天后宫。
　　在古代，由于科技落后，人们在海上作业遭遇很大的风险，一旦遇上风暴很可能船毁人亡。因此求助天后娘娘显灵保佑逢凶化吉就成为人们的最大心愿，这是宋代以来天后庙越建越多，天后文化繁盛的重要原因。（疍民咸水歌录音）这听到的是苍凉悲伤的疍民咸水歌，它唱出了过去疍民苦难的生活。
历史上，深圳最著名的特产是蚝，其中又以明清以来的“沙井蚝”闻名遐迩。蚝又称“蚝蛎”、“牡蛎”，生长于热带和温带海域，尤以江河出海口处为多，肉质鲜嫩可食，壳可烧灰，也可入药。深圳产蚝的历史可追溯至晋代。宋代靖康、归德（今沙井镇一代）所产“靖康蚝”、“归德蚝”是最早的人工养殖蚝。
　　蛇口后海天后庙《蒙杨大老爷示禁碑》碑记中有“人蚝成田，各有疆界，尺寸不逾，逾则争”的记载，反映了明清时期深圳蚝业生产状况。
　　这是蚝民们在浅海劳作的情景。（木滑板助行器）这是蚝民在蚝田上使用的木滑板助行器，由于蚝田淤泥较深，不利于步行，蚝民发明的这种助行器有助于在蚝田上滑行，提高了种蚝和采蚝的生产效率。
明清时期，东南沿海频遭倭寇、番夷、海盗侵扰，广东沿海受害尤其深重。朝廷为了抵御外侵，陆续在沿海构筑卫所、水寨、炮台、烟墩、营汛等防御设施，并不断增驻兵员，形成了强大的海防体系。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明政府在现在深圳地区修建的东莞守御千户所城和大鹏守御千户所城，后来在抵御西方殖民侵略和海盗、倭寇侵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明清时期抵御外来入侵的斗争中，抗击佛郎机（葡萄牙）舰队的屯门海战（地点在今天香港、深圳海面）最为显赫。

　　明朝正德年间，葡萄牙殖民者打着通商的旗号企图在屯门修筑堡垒作为据点，并派出舰队侵扰南头。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和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间，广东按察司按察使汪鋐率领中国军民与葡萄牙舰队在屯门海澳（今深圳湾）及茜草湾（今新会）展开激战，葡萄牙舰队在损失了两艘战船后狼狈逃窜。

深圳墟于明末清初立墟，清代康熙开始繁盛，民国期间，得益于广九铁路的建成和通车，深圳墟成为深圳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和娱乐中心。1953年县城用南头迁到深圳镇。1979年3月5日成立深圳市。1980年8月26日成立深圳经济特区。

深圳是座现代移民城市，但在历史上也有过多次移民潮。秦始皇在统一岭南，在岭南建立南海、桂林、象郡后，开启了中原人民南迁入粤的序幕，历史上称秦军“五十万人戍五岭”，并“以谪徙民，与越杂处”，这使本地的人口结构、社会经济、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逐渐与中原趋同，这既是岭南也是深圳历史上第一次移民潮。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派五军平定南越国后，在岭南设立九郡，除了留下二十万汉卒驻守外，还使得更多的汉族人迁徙岭南，这是岭南及深圳地区迎来的第二次移民潮。
　　西晋时期中原战乱频繁，促使中原和江南的衣冠望族纷纷南迁入粤，其中不少分布到包括深圳地区在内的南海郡中。
　　宋元之际，为逼元军进逼，南宋行朝率大批官兵、宗师和士民由福建进入广东，另有许多寄居南雄“珠玑港”的中土移民为避战乱也南迁，散布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其中一些定居在深圳。
　　清朝初年因“迁海”，导致深圳大批原居民迁出。后来“复界”时，因人口不足，实行招垦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粤东、粤北的客家人徙居深圳。这是深圳古代历史上第五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
　　历次移民潮推动了深圳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深圳的早期开发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改革开放后，迁徙来深圳的人更多，成为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
清朝实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停留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此时的世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它积极对外扩张，抢占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并把矛头指向了地大物博的中国。
　　而中国在当时的对英贸易中处于顺差地位，为了扭转这种贸易上的逆差，掠夺巨额财富，英国开始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这是停泊在新安县伶仃洋面上的鸦片走私船，这是英国设在印度的鸦片储存库。

　　鸦片的大量涌入，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人们吸食鸦片成瘾，导致生产力萎缩，军队战斗力下降，白银大量外流。为了摆脱这种局面，道光皇帝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1839年6月3日，林则徐把收缴到的英美鸦片贩子的鸦片共230多万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

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的正义行动，却引发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仇恨，不断进行破坏活动。9月4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尔斯·义律率大小船只五艘前往尖沙嘴九龙寨，悍然挑衅，炮轰清军水师。驻守九龙的大鹏营参将赖恩爵率全体士兵奋力还击，以小胜多，成功将英军击退，大大鼓舞了清军及人民群众的抗英斗志。九龙海战是鸦片战争的前哨战，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

　　中国虽然取得了鸦片战争前哨战的胜利，但并没有打消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野心，1840年6月，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为侵华全权代表，率领“东方远征军”到达中国海面，封锁珠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1841年1月26日，英军在香港岛的水坑口登陆，强行占领了香港岛。1842年8月29日，中英双方在南京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的第三条规定，割让香港岛给英国，面积77.5平方公里。从此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56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法国借口“西林教案事件”，法国政府将它作为侵略中国的借口，任命葛罗为全权代表，率军来华协同英军行动。与英国组成联军，侵略中国。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10月24日，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俄签订了《北京条约》，这样英国又割占了九龙半岛南部和昂船洲，面积共11.1平方公里。
　　
1898年3月，英国以法国向清政府提出租借广州湾为借口，向清政府提出展拓香港界址问题。6月9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与英国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把新安县所属977.4平方公里土地及广阔水域扩展为英国租借地，租借地称“新界”，租借期为99年。 侵略者永远都是贪得无厌的，英国人以镇压人民反抗为借口，妄图掠夺更多的利益。1899年5月16日，英军2000人，兵分三路占领深圳墟及其附近村庄，并解除了清朝驻军的武装，升起米字旗，宣称深圳已是英国领土。

　　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激起了民众的无比愤慨，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后，新安人民就自发组织乡勇团练，打击英国侵略者。香港割让后，人民群众为保家卫国，捍卫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英国开始接管新界时，遭到了来自新界各乡及深圳、东莞等地民众的顽强反抗。元朗的吉庆围、东莞的雁田村成为抗英指挥部

在中国人民的顽强斗争下，英军不得不于1899年11月13日撤离深圳。

1900年10月6日，在深圳的三洲田打响了反清起义的第一枪。这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前的一次武装起义，为以后的多次起义和辛亥革命的成功提供了经验。

　　三洲田和马峦头隔山相望，实属“山高皇帝远”，清廷管不着的地方；但它又紧挨香港，交通信息灵通，宜直接接受兴中会香港总部指令。

攻打兰花庙是三洲田起义的第一场战斗，起义军杀敌40人，生擒30人，缴枪40余支，弹药数箱，声威大振。由于力量悬殊，三洲田起义最终失败，但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农民起义的一次尝试，有力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三洲田起义第一次使用了由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

　　三洲田起义史无前例地在中国大地上打响创立共和政体的近代民主革命战争，具有破天荒的历史意义和率先垂范的重大影响。三洲田起义虽然只短短的一个月，但成为孙中山及其政党领导的近代中国民主革命首次战争的重要实践。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30日，龙华民军攻克南头城，新安县光复。
　　中华民国对全国资源普查时，发现中国有两个新安县，一个是我们这里，一个在河南洛阳，1914年，政府决定把广东的新安县更名为宝安县，此县名一直用到改革开放。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深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工运动。
　　1924年冬，中共广东区委派黄学增、龙乃武等人到宝安筹建党组织，同时开始建立农会和自卫军。
　　1925年6月19日，省港大罢工爆发。6月23日，沙基惨案发生后，省港罢工委员会决定全面封锁香港。罢工期间，工人来往于广州和香港之间，深圳是中转站，当时坐落在深圳老街的思月书院作为接待站，热情地接待了罢工工人。 1928年2月23日，中共宝安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松岗燕川素白陈公祠召开，到会代表19人,省委巡视员阮峙垣作政治报告,中共宝安县党部常务执委郑奭南作党务报告。会议总结共产党领导农民暴动和配合广州起义攻打深圳、南头的经验教训,选举产生中共宝安县委员会,选出县委委员9人,候补委员3人,郑奭南任县委书记。这是复原场景，这五个人依次为阮峙垣、黄学增、陈义妹、陈细珍、郑奭（shì）南。 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东地区迅速成立了抗日游击队，1938年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1939年1月，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上午日军空袭了香港的启德机场。这是日军“南支派遣军”突袭新界和九龙半岛。12月25日，港英政府投降，香港沦陷。香港沦陷后，大批文化人士滞留在香港。周恩来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等设法营救滞留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这是营救文化人的场景。东江游击队员经过了近半年的紧张工作，克服重重险阻，从日军的严密封锁下，抢救出了300多名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将他们陆续送往大后方。游击队战士还营救了英、美等国的盟军友人100余人。
早在1888年，九龙商人就提议修建九龙通往广州的铁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搁置。在《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英国曾有修建广九铁路的伏笔。二十世纪初，广东人民强烈反对英国掠夺铁路修筑权，要求收回自办。1907年3月，《广九铁路合同》签订，规定以深圳河为界，以南的“英段”铁路由英国修建，以北至广州的“华段”由清政府向英国借钱修建。1907年8月，铁路开工建设。詹天佑担任建造铁路的顾问。1911年10月，铁路全线通车。深圳地区设立平湖、李朗、布吉、深圳墟、深圳五个站，对深圳的发展发挥很大作用。本地的特产如蚝豉、油、糖、花生、菠萝、沙梨、萝卜、荔枝等借助火车外运出口，强化了深圳墟自清代康熙以来的货物集散地的功能。由于人流渐旺，带动了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三十年代，火车站出现不少售卖碗头饭的小贩，类似如今售卖盒饭，顾客将碗头饭整个带走，而盛装碗头饭的碗却为香港大埔窑所出。 中英街起源于英国租借新界，沙头角被划分为英界和华界，边界所在的河流后来逐渐干涸，人们在两边建造房屋，居住营商，中英街形成了。民国时期，中英街是深圳东部的商业贸易中心，盛极一时。我们复原了百年老字号的杏春堂药店、古玩丝绸店、当铺、杂货铺，让大家领略中英街“一街两制”的历史变迁，现在，香港已经回归祖国。 早期的东和墟就是现在的沙头角。

　　这幅1927年英国人从香港山上拍的深圳墟及附近村庄的照片，十分珍贵，上面的蔡屋围、湖贝村、罗湖村、深圳墟清晰可见。当时的深圳墟人文风物中西兼备，光怪陆离，异彩纷呈，传统与现代、糟粕与精华、先进与落后相互掺杂，呈现出大时代的过渡景象。

照片的局部放大。

　　1949年粤赣湘边纵队成立，江南支队改编成为第一支队。 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新中国成立在望。1949年10月1日上午7时许，粤桂边纵队参谋长杨应彬率领近千名部队干部在大鹏王母墟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升旗典礼，这幅油画中升起的，就是1949年10月1日中国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比天安门的正式升旗足足早了9个小时。

1949年10月16日，深圳镇和平解放。10月19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

深圳建市已经42年，成立经济特区41年。十九大以来，中央更加重视深圳的发展。赋予深圳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验区等重大任务，深圳务必积极地融入大湾区的发展，成为大湾区的发展引擎，在多个领域努力创新，加快改革步伐，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