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昌郡开国公唐邕写经碑》书法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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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邕刻经碑》刻于北响堂石窟南区第三窟刻经洞外侧北壁之上，其全称为《晋昌郡开国公唐邕写经碑》。被后世誉为最美的写经书法，温雅秀润中尽显繁华。

《唐邕刻经碑》原石 

　　北齐天统年间，文宣帝高洋在北响堂山（鼓山）上修建离宫，见山下众僧侣坐禅行道，遂开窟三座，即北、中、南三大窟，雕像若干，并在南洞窟内外及外廊间刊刻了十几处佛经。刻经洞旁有一石碑即《唐邕写经碑》，此碑处在南洞窟外的崖壁之上。其碑身高151厘米，宽99厘米，全文共计20行，每行46字。 

《唐邕写经碑》墨拓本 

　　《唐邕写经碑》是由唐邕本人撰文并书写的。唐邕，字道和，生年不详，卒于隋开皇初年。太原晋阳人，善书技。自幼明敏，有治世之才。《北齐书》载：“...（邕）从霸朝以来常典枢要，历事六帝（高祖、世宗、显祖、肃宗、世祖、后主），恩遇甚重。”后主时，迁右仆射，又迁尚书令，武平五年（574）二月封晋昌王，录尚书事。唐邕既有吏干，又兼受优宠，无疑是主持刻经、写经的不二人选。北齐皇帝决定在北响堂山建石窟寺以弘扬佛法，便派唐邕主持其事。自天统四年（568）至武平三年（572）间，唐邕在寺内刊刻《维摩诘经》《弥勒成佛经》《孛经》《胜蔓经》等四部经文。事毕，又亲自撰文述事情的缘由、进展和经过，此即《唐邕写经碑》。由此，唐邕堪称“写经圣手”，是倡导摩崖刻经的第一人。 

响堂山石窟远景

　　唐邕以善书能文而为人所重。他和南北朝时期的诸多书家一样，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和贡献，足以为一代书法家，在书法史上应有一席之地。后来，他又在南响堂山石窟相继刊刻了九部佛经。他的摩崖刻经的佛事开启了中国大面积刻经的先河。

北响堂石窟山下常乐寺遗址 

　　响堂山石窟佛经的抄录撰写是用当时通行的“写经体”。魏晋时期的“写经体”被称作楷书的早期形态，其中还饱含浓郁的隶书体式，甚至可以说是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期而呈现出的变异形态。从字体上看，虽然楷式已经分明，而隶意仍然明显。“横”画和“点”画收笔时不是向右下，而是将笔重按之后向右平出。“撇”画的末端大多向左挑出，保存着隶意，势必在体格上造成隶书所特有的横长之势。隶中有楷，楷中有隶，楷隶相融。康有为称此体为“通隶楷”。此体字中的“捺”画，多数为重按出隶书的波磔画。“竖”画起笔多用重笔重按十足的楷法。“点”法多用楷法点。康有为对隶转楷过程的字体评价为：“通隶楷，高浑简穆，浑穆简静，多参隶笔，亦复高绝。”古书记载：“王羲之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这里说的隶书就是隶楷体。这种字体的特点是以楷法写隶，兼以篆意，隶楷篆相融合。隶楷各自的特征有藏有露，有敛有放。换言之，没有南北朝“通隶楷”的写经体，就没有隋唐端庄、精彩的唐楷留存在书法史上。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经历了创制—鼎盛—承袭三个阶段，而南北朝是这条发展曲线中的重要时期，尤其楷隶书的异变最为突出。这当中，历经了以隶为主、隶楷相糅合，进而楷书为主、隶意犹存的阶段。欧阳辅在《集古求真》中称此体为“书兼隶笔，圆腴遒厚，实导唐贤先路”。

北响堂山石窟砖塔（宋代） 

　　《唐邕写经碑》书体多为隶书，尚存钟繇、梁浩的遗风，集中体现了北齐“写经体”以隶书为主并融合楷书笔法的独具特色的书体风格。隶楷字体的转折之处，寓折于转，不抛筋露骨，筋力隐含不外跃，隶书体势在笔画线性上，大量采用了楷法，以示变异的格调。此碑采用隶体书写碑文，其中吸取了楷书的结构，隶楷兼用。从整体上看，没有丝毫的唐突和生硬，而凸显糅合、自然、得体、适度。再从此碑书法结字上看，主从向背，穿插揖让，覆盖托载。结字的法则运用自然，举重若轻，亦有奇特的构思和想法。整体结字近方，略呈横张之势。正面取势，实外虚内者多。这是承袭篆隶结字的方法，其结字，中宫不收敛，有舒展之笔；其字，疏朗、凝重、纵逸、清美。 

晋昌王唐邕刻经颂

　　《唐邕写经碑》是响堂山摩崖刻经书法的典型代表，它不仅在用笔上方圆结合，而且在点画上的曲与直、含与露，结体上的欹与正、敛与放等方面都有它的独到之处。它把书法艺术的字形、体势、用笔、风格之“高浑简穆、浑穆简静”相融合，把峻拔阳刚和蕴藉妍雅相融解，改侧势为平整，去起伏跌宕而端正疏朗。它冲破了魏晋以来隶书的方正僵化，又吸收融合了北朝楷书中侧欹取势的风格，而形成了自己刚柔相济、藏露结合、篆隶楷相互融合的新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