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来广西调研考察2021.5.9__2021.5.11.

亚亚

下面文字，来自于网络。 王缉思现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2001年5月起兼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2005年起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其他兼职有中华美国学会会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副会长，解放军国防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社会科学》编委等。代表著作：《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与世界地位》（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主编）、《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论文）、《美国霸权的逻辑》（论文）、《美苏争霸的历史教训和中国的崛起道路》（论文）、《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战略大三角”》（论文）、《美国意识形态的新趋势》（论文）、《关于战争于和平理论的思考提纲》（论文）、《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论文）、《“遏制”还是“交往”？——评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论文）、《From Paper Tiger to Real Leviathan. China’s Im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49》（论文）等。 下面两张照片来自于网络。 下：王缉思教授及夫人朱志平女士来广西调研究考察路经南宁时与南宁亲人们的短暂相聚。 王缉思教授及夫人朱志平女士与侄子王晓平夫妇、外甥张社人夫妇、外甥张共人夫妇及张共人的儿子、孙女相聚。2021.5.9. 下：王缉思教授及夫人与侄子王晓平夫妇。2021.5.9. 下图：王缉思教授及夫人与外甥张社人夫妇。2021.5.9. 下图：王缉思教授及夫人与外甥张共人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孙女。2021.5.9. 下面介绍来自于网络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于2013年10月正式成立，其前身是成立于2007年5月的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原国务委员戴秉国同志应北京大学邀请，担任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院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内设的、直接冠名“北京大学”的实体机构，聘请校内外资深学者、专家组成理事会，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旨在促进世界政治、国际安全、国家战略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其重点是对当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相关各国的国际战略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公开发表或向有关方面提交有政策含义的、面向未来的研究成果。研究院致力于为中国的国际战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相关学科的教学服务，并引导公众全面、准确、理性地认识国家安全与国际战略问题。研究院的研究成果包括不定期发表的《国际战略研究简报》、每年一期的《中国国际战略评论》（中英文版）、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以及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委托研究报告等。 在全球化浪潮下，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宗教、社会问题日益相互交叉、相互激荡。生态环境、公共卫生、自然灾害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也进入了国际战略的研究视野。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鼓励跨学科、多重视角的研究课题，在关注现实问题的同时，力图实现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研究院注重国际战略研究的国内外实地调研，提倡在实地调研基础上完成研究项目，提出有现实意义和政策影响的真知灼见。 研究院承担并完成过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并为中央外办、外交部、中联部、解放军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机构提供定向研究、决策咨询服务，其成果质量得到充分肯定。 研究院拥有丰富的国际和国内学术资源，与全球及国内许多知名智库、高校及研究机构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研究院每年围绕中国外交、大国战略、地区安全、全球治理等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举办若干高层次的国际和国内研讨会。本院研究人员经常通过各种形式，就重大国际问题公开发表专业性的评论，帮助公众客观、理性地认识世界。与此同时，研究院也承担国际战略研究领域的教学和培训任务。 下面三张照片由家人拍照 下，来自于网络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缉思教授。1948年11月出生于广州。1978年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1983年获硕士学位后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任教。1991-200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研究员。2001年至2009年兼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2005年至2013年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2008-2016年兼任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王缉思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密歇根大学、美国加州克莱蒙·麦金纳学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访问学者或访问教授，现在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埃及开罗美国大学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阿富汗战略研究所、国际危机组织等单位担任顾问，在《美国利益》、《全球亚洲》等刊物任国际编委。王缉思的主要教学和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中国外交、亚太安全，在这些领域发表著述多种。 著作专著 《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与世界地位》 《文明与国际政治》 《中国学者看世界》（丛书总主编） 《多元化与同一性并存：三十年世界政治变迁（1979-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0月 《三十年世界政治变迁（1979-2009）》：重庆出版社出版，2012年2月 《布什主义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8月，参见中心网站“出版成果”一栏 《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与李侃如合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6月1日，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主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7月，ISBN：978-7-5012-4695-3 《释疑：走出中美困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0月 研究领域美国外交、中国外交、亚太安全 近期论文 中文论文《大力推动对印度洋地区的战略研究》，北京，《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4年第1期《王缉思：漫步“国关”路》（专访），北京，《北大人》，2014年第1期总第52期《王缉思：中美应“共同进化”》，北京，《财经》，2014年第17期《王缉思：中美与中日关系同时滑坡并非有利局面》，北京，《环球财经》，2014年8月《中国向西开放》，北京，《财经》，2014年第25期《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差异及中国对美政策》，北京，《当代世界》，2014年10月（总第395期）《全球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国际环境》，北京，《当代世界》,2013年1月，2-6页，《关于比较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浅见》，北京，《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4-9页，《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惠及当下，利在远久（采访稿）》，北京，《经济日报》，2013年7月10日（第10950号总第11523号），《东西南北，中国居“中”》，北京，《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3年第6期，《“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体现中国战略远见——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院长王缉思》，北京，《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26日（总第1392期），第一版《中美关系如逆水行舟》，北京，中国企业家，2013年第5期，40-41页，《破解大国冲突的历史宿命——关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考》（王缉思、仵胜奇），北京，北京论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机遇与挑战分论坛论文摘要集，1-13页，2013年《中国应该“向西看”》，北京，《财经》，2012年第22期《笔谈：世界发展趋势、美国对外战略与中美关系》，北京，《美国研究》，2012年第3期，第122页《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北京，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简报，第73期，2012年10月7日《中国的国际环境为何趋于严峻》，北京，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简报，第70期，2012年5月13日《中国遇到的国际挑战何以趋向严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网，《努力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疑虑》，北京，《红旗文摘》2012年第1期转载，第28-29页。原文登载在《当代世界》2011年第10期《奥巴马时代的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对美政策的思路》，香港，玛雅主编《美国的逻辑，中国可否复制》，第374-386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2012年1月《扫除中美战略互信三障碍》，北京，《环球时报》，2012年2月13日，第14版《如何看待美国地位的相对下降》，北京，《红旗文摘》，2011年第5期，第98-100页，本文原载于《美国研究》2011年第2期《未来10年的中国与美国》，北京，《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3期《美国是否将以中国为敌》，上海，《东方早报》，2011年9月7日《20年内美国仍是超级大国》，北京，《环球时报》，2011年8月2日《中美关系：未来几个月还有不确定因素》，北京，《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6月10日《中国国际地位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北京，《环球时报》，2011年4月13日，第14版《世界政治变迁与中国对外战略思考》，北京，《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1》，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5月，第1-12页《西风瘦马，还是北天雄鹰》，北京，《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28-55页《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北京，《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第4-9页《中国大战略求索》，上海，《东方早报》，2011年2月28日至3月2日《未来10年的中国与美国》，北京：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3期，15-35页《中美关系新趋势及其对东北亚安全的影响》，北京：《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1期，1-5页《对美国研究的几点浅见》，北京，《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7期，2-4页《美国夸大中国实力的背后》，上海，《东方早报》，2010年3月24日，第A19版《中美竞争，看谁先变增长方式》，北京，《环球时报》，2010年2月12日，第14版《未来十年中美关系可能产生的变化》，北京，《中国国际报》，2010年1月5日，第9版《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中国外交60年，决定因素何在》，北京，《环球时报》，2009年第2023期，第14版（此文节选自作者新近完成的课题“中国外交与国际问题研60年”的结论部分，原课题5万多字）《形塑中国：对外宣传是次要的》，广州，《南风窗》，2009年第13期，32-35页《中国软实力的兴起及其对美国的影响》，北京，《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6期，6-12页《美国政治变革与这场金融危机》，北京，《国际经济评论》，2009年第3期，11-12页《奥巴马的戏如何唱》，广州，《南风窗》，2009年第3期，80-82页《责任大国的全球角色》，北京，《中国教育报》，2009年2月3日，第3版《当代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全球角色》，北京，《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46卷，第1期，11-14页《亨廷顿挑起的论战将超越时空》，北京，《世界知识》，2009年第2期，30-32页《不必过于担心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上海，《上海证券报》，2008年11月7日，第6版《从国际大局看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北京，《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8年11期，42-44页《从中日美力量对比看三边关系的发展趋势》，北京，《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3期，1-14页 学术兼职社会兼职有中华美国学会荣誉会长等。 下面七张照片由家人拍照 下图：王缉思教授及夫人与侄子晓平、亚亚（作者）夫妇。2021.5.9. 下图：家人的短暂相聚是在美丽的邕江边上。2021.5.9. 下：缉思叔叔送给侄子晓平夫妇的书籍。2021.5.9. 下图：王缉思教授及夫人朱志平女士回到博白老家参观王力故居2021.5.11. 以下文字来自于网络 王力故居始建于清·嘉庆元年（1796年），位于博白县城西郊一公里的新仲村岐山坡处，占地面积918平方米。原为3进27室，均为悬山顶单层泥砖桷结构，具有南方民间建筑风格。王力教授于1900年8月10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在此出生，并度过他的青少年时光。该故居已于20世纪90年代初崩毁。博白县人民政府于2002年3月下发《博白县人民政府关于修复王力故居的决定》（博政发【2002】6号），在县文化和体育局、县教育局、县旅游局、共青团博白县委员会等单位的倡议下，在县内机关、单位、学校及社会各界入士的大力支持下，王力故居修复工程于2003年11月竣工。 下：王缉思教授及夫人朱志平女士在父亲王力教授的塑像前合影。2021.5.11. 下：王缉思教授到王力中学作“当代青年的基本素质”主题报告并捐赠王力先生有关书籍物品。 王缉思教授以“当代青年的基本素质”为主题，作了一场内容丰富、精彩生动的报告。他说，青年要以青春砥砺新征程，以担当成就历史使命。希望同学们不断提升当代青年该有的基本素质，行稳致远，抓住每一个宝贵的人生际遇，让自己真正成为国家、社会的栋梁之材。报告内容深入浅出、旁征博引，既富有理论性，又通俗易懂，让广大师生深受启发、受益匪浅。报告会过程中，王缉思还走到同学们当中，与同学们亲切交谈，认真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 下：王缉思教授到王力书院参观调研 2021.5.11. 王力书院坐落在客家书香小镇的博物馆内，占地面积1454.3平方米，设计采用具有代表性的客家方形围屋建筑形式，结合现代的建筑手法组合而成具有客家特色的建筑群体。同时，建筑采用深灰的屋顶，四水归堂的布置形式，结合“砚”的意向，凸显书香韵味，彰显客家风情。书院内部装修装饰以王力精神为主导，引入客家文化的可塑性，把文字元素穿插空间之中，达到现代与传统文化的共生，让王力先生的创新、探索精神融入到各个空间中。 以下文字来自于网络 上世纪20年代初，全国兴起办新学之风，博白县也开设了两所实行新学制的完全小学——“开国学校”。一所设在县城，另一所就设于大平坡水楼。 设于水楼的学校，开办于1921年，由李慎西任校长。为此，当时的人们便称这所学校为“李氏开国校”。 据资料显示，李慎西办学，十分重视师资质量，聘请教师时不拘一格，却特别强调真才实学。他了解到博白有个叫王力的年轻人在乡间教私塾，教得很好，就专门找上门去。一番交谈后，立即请王力到自己所办的学校任教。于是，当时只有高小毕业文化程度的王力，成为“李氏开国校”里资历、学历最浅的教师。 王力刚进校时，待遇并不高，学校安排他教初小，年薪只有80元小洋。但王力并不在意，他边教边学，教学效果很快得到师生们的普遍认可。不到半年，爱才的李慎西便将王力提升为高小教师，年薪增至160元小洋。当年，李慎西亲自将年薪送到王力家中，让贫寒的王力家过了个“肥年”。 随着王力才华的进一步显露，李慎西常常在学校教师中感叹：“凭王力的才干，让他教高小实在是委屈了他！”他和同事都认为：年轻而又博学多识的王力，要是能到大城市的大学里去深造，前程将无可限量! 李慎西等长辈的话，让年轻的王力胸中又燃起继续升学深造之火。可是，一想到家里缺钱，便犯愁了。了解到王力的苦恼后，李慎西安慰道：“你想升学就去吧，没有路费我给你。考上了大学，经济上有什么困难，再慢慢想办法解决。” 在李慎西和同事们的鼓励和资助下，王力终于于1924年夏季告别了校长、同事和家人，告别了水楼，乘船顺南流江而下，辗转前往上海，踏上了他最终成为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的光辉灿烂的征途。 王力走了，李慎西也于上世纪40年代故去。水楼里曾经的朗朗读书声，随之消失。如今，唯有水楼仍旧默默地挺立在池塘中，虽满目沧桑，却依然保有着当年那份典雅的气派！ 下图，大平坡水楼。 下：王缉思教授及夫人到大平坡水楼参观调研。2021.5.11. 以下图片及文字来自于网络 北大教授王缉思：中美关系中的“身份政治”中国新闻周刊 2021-01-19 08:47　　对于近年来中美关系的持续滑坡，研究者提出了各种解释，其中最流行的有两种。第一种聚焦于两国之间的权力竞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等著述里，反复强调中美竞争从根本上讲是零和博弈。中国研究者关于中美关系的著述，同样十分重视两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变化。将中美关系比喻为“老大与老二之争”，或者“一山不容二虎”，是相当普遍的看法。 　　第二种聚焦于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越来越严重的分歧。特朗普政府与美方观察者对近年来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极为不满，以至于有人幻想将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中方则强调美国“亡我之心不死”，加强对美国的斗争性和意识形态工作，坚定地维护共产党的领导。 　　两种解释都十分简明，且可以相互补充。但我发现，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美矛盾的上升，很难完全用实力竞争和意识形态冲突来解释。面对病毒的严峻挑战，中美非但没有加强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反而围绕病毒的起源和两国的不同处理方式，展开“叙事之战”。中国人普遍认为，集体安全高于个人权利。特别是在公共卫生危机暴发时，人们愿意接受政府实施的旅行禁令和公共监控。中国媒体谴责美国政府为了经济利益而罔顾人民的生命安全。很多美国人则质疑戴口罩和“社交距离”的必要性，认为这会侵犯个人自由。在是否应该为了控制疫情而牺牲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的问题上，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态度差别也很大。这些社会传统和文化上的差异，很快上升为政治分歧。 　　于是，我从文化差异想到了观察中美关系的另一个视角——“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身份政治是指人们结成某种排他性的社会政治阵线，以推动某个特定群体的关切、诉求和权益，而这些特定群体通常是以“身份”或“认同”来划分的，如种族、民族、性别、性取向、年龄、阶级、宗教、语言、文化等等。身份政治一般旨在为边缘群体争取更大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 　　身份政治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美国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M)运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之后，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沿着族群和新老移民的界限而深化，诿过于外的民粹民族主义情绪愈发激烈。一些政治势力企图通过抹黑中国获得国内政治支持。中美关系遭到破坏，同美国国内身份政治的风起云涌不无关系。身份政治作用于中国国内，则表现为台湾、香港部分居民的民族国家认同淡漠，以及一些民族分裂势力破坏国家统一的图谋。 　　身份政治在中美关系中的特殊之处，还在于美国有550万的华裔人口，其中200万左右出生在中国。此外，现在中国大陆在美国的留学生接近40万人。他们的文化归属、政治忠诚，将成为中美关系中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已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说过，“人们不仅通过政治来增进自身的利益，也通过政治来确认自己的身份。我们只有在知道自己不是谁、反对谁的时候，才知道我们是谁。”在中美两大社会走向分裂的时期，在美国的华裔和中国公民，可能都不得不思考他们是谁、不是谁，以及反对谁。 　　身份政治对中美关系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两国都将延续与对方迥乎不同的文明。中美两国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都持有比国家更大的身份认同。美国精英认为美国代表了整个西方的价值观、基督教文明、民主制度，引领着世界发展方向。中国日益强大后，更多中国人认为中国是东方文明的表率、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维护者、国际社会的代言人；中国的发展道路，才在引领世界的未来。就此而言，中美之间的斗争，已经远远超越实力对比变化和意识形态冲突，必将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深深的永久印记。　(作者系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发于2021.1.18《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3期总第981期《中国新闻周刊》） 下图：2018年11月8日晚，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访问北京大学。北大校长郝平会见了基辛格。副校长田刚，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燕京学堂院长袁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副院长唐士其，国际合作部部长夏红卫，教育基金会秘书长李宇宁等陪同会见。基辛格的老朋友、北京大学重要捐赠人、恒隆集团主席陈启宗亦受邀参加。会见结束后，基辛格与北大学生座谈，座谈会由王缉思主持。 前排左四为王缉思教授 王缉思教授出生在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诗人王力先生。书香门第的家庭背景不仅赋予了他在求知路途上的优势，更深深地影响着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 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王缉思自愿去内蒙古插队，做过农牧民，当过电焊工，在社会底层度过了人生最金色的十载年华。但是和一些人不同，他并没有因此愤世嫉俗、悲观消极，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依然保持着一份独特的认真与执着。 “当我种菜的时候我就喜欢种菜，当我当电焊工时也喜欢当电焊工，”他笑言，“我喜欢很专业的东西，把电焊当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仰焊的时候熔化的液体会滴到身上，但当焊条一根一根地粘上，最后变得整整齐齐，就特别有成就感。” 王缉思坦言，我比较适合做知识分子。他说知识分子跟艺术家很像，总是希望能够做到最好，做得接近于完美。 1977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一年之后就读本校硕士研究生，之后留在北大国政系任教，以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尽管这一切都是机缘巧合，没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他却始终欣然处之。“干一行爱一行，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选择。”王教授不假思索地说，“这些‘爱’都是源自于一种好奇，有了这种好奇，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喜欢的。” 不过，他总是坚持，只要决定做一件事，就争取做到完美，做到极致，自言“这是人生的价值追求”。所以，当从事学术工作时，他往往在写完论文后，要一遍一遍地改，改得尽可能没有瑕疵。 “但当一个学者比较成功时，名利就滚滚而来了。这就成了负效应。”同时，他敏锐地看到这一点，与这种“负效应”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然而，一个人更多的时候不得不面对的是坎坷和阻力。当被问及如何克服时，王缉思说：“这时就专心去改进自己的专业才能，精神转移，投入到自己的事业当中。知识上得到很多满足，这些困难都无所谓了，因为最珍贵的东西没有丧失。而且既然专注于事业，其他世俗的事情也顾不上考虑太多了。” 对知识执着追求的背后隐含着他对“知识分子”的深层理解：“知识分子都要有一种批判态度，而且这种批判更多的是自我批判。自我反省是最重要的，然后推而广之审视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什么东西都要有肯定有否定，不能一味歌颂，否则那只是虚幻的自满。” 谈到这儿，他不断强调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是有很多障碍，而且多数障碍来自我们自己，如环境问题、软实力问题，话语中充满着对国家前途的思索和对民族命运的忧虑。对自己的苛求，恰恰饱含了一个知识分子深切的社会责任感。 为学之道 谈及父亲对自己的最大影响，王教授说：“那应该是对做学问的追求，在学术上是不是能有所成就。”权力或金钱是很有诱惑力的，但对他而言，做学问或者从事教育工作才是天底下最崇高的事业。所以，一直以来，他将自己的人生定位在一个始终如一的追求之上。 “我想当个学者，但还没当成。”他认真地说。 在他看来，一名合格的学者起码应该在两个方面做出成绩：一是学术建树，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提出独创性的学术观点，并用学术专著完整地表达这些观点；二是培养许多学生，而且自己的学生能做得很出色。 “我在这几个方面都不够格，对自己很不满意。”他摇着头，一连说了好几个“不满意”，彷佛我手中“王缉思主要学术成就”长单上的字瞬间消失了似的。 2005年，当王教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回到北大国关学院担任院长时，他曾表示自己希望出三本书，主要关于中国外交（英文）、世界政治概论和美国研究。“四年前的话，一个都没兑现。”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担忧和紧迫感，“一定要在这几年内完成。” 话虽如此，事实上王缉思教授在近5年里取得了不少具有重要价值的成果。2005年，他在美国《外交》杂志这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政治刊物上发表《寻求稳定的对美关系》一文，表达他独特的见解；2008年，他作为总主编，组织编写了《中国学者看世界》丛书，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2009年，他同美国最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之一约瑟夫•奈教授联名发表论文《中国软实力的上升及其对美国的影响》，可以说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和突破。 除此之外，王缉思教授还投入了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在社会工作上，力图将教学研究和现实需求结合起来。抱着这样的想法，2007年5月，他筹建了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他希望一方面在研究中把中国的重要地位突显出来，用中国人的眼光去研究世界，研究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发展有何种关联；另一方面，调动学院教员们的积极性，把教学和实际联系起来，努力使课程讲授具有更强的目的性。 他曾说，为求知而求知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个永远的追求，但是处在中国这个快速转变的社会，如果我们对一切重大的事务都不管，而只是追求一种理论上的简约的完美，不现实也不应该。 “如果把我的学术工作分为三个部分，那就是学术研究的成果，通过教学让学生获得一些知识，以及把专业知识化为产生社会效果的东西。”王缉思教授认为，社会和国家的需求让他不能只做书斋式的学者。于是，他常运用自己的学术积累、思维框架，结合访问各国产生的见识观感，形成一些具有前瞻性的认识，为一些中央政府机构建言献策，希望能为政策制定提供积极的思路和建议。 “比如我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美国衰落了没有。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已有二十几年了，研究工作很多，积累比较厚重。当我说‘美国还没有衰落’时，可以引经据典地论证这个观点。这个问题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政策意义，它有很重要的意义隐含在里面。” 王教授曾说，研究国际政治要有一种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的终极关怀，所以他希望将一部分学术积累转化为社会价值。但他表示，这些政策咨询报告的影响是不能量化的，即使事实证明政策制订符合自己的设想，也并不意味着自己的建言起到了作用。 同样，谈到学科建设，他说出自己的想法：“我们这门学科还并不成熟，它的发展方向可以是不同的。我希望我们的教学和研究更多地为国家的、人类的长远利益服务，它是面向实际的，它要承担起更大的社会功能。” 价值多元与普世价值 作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王缉思的理念是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教学质量上，具体体现在改进教学方式、提高教员水平和认真培养学生。尽管他称自己在这些方面做得不好，但他一直贯彻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减少跟教学科研无关的东西，减少内耗，如利益资源分配的内容，努力将学院凝聚力强的优秀传统继承下去。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他一直秉持着这样的教学原则：启发性教学。“我让学生们多去表达自己的观点，表达独立性的想法，而不是给一个成型的东西，告诉你这就是真理。我出的考题都是思考型的，没有现成答案。” 独立思考、创造性见解、对比式的知识积累，是王缉思教授对学生的三点学习要求。其中，他最为看重的是一个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看到一个题目时，你能够说出第一种观点是怎样的，第二种观点是怎样的，第三种观点又是怎样的。”他用极其朴质的语言表述，“每个角度都说出一二三来，然后再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表达自己的观点。那就说明你平时注意观察这些问题，并对这些问题看过一些书，有自己的思考。” 之所以强调多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是因为他始终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的真理，这与他常年在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是分不开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都坚定地认为对方是坏国家，这对他们而言就是事实。阿拉伯世界众口一词地说‘911’事件就是美国人或以色列人干的，然后栽赃给自己。”他带着充满童趣的口吻讲述这些例子，在他看来，站在不同的立场看问题，很可能就会有不同的“真理”。 除此之外，多年的学术研究和广泛的社会接触中，使他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个世界上价值观的多元性。“世界上有四分之三的人信神，我不信神，我能去否定他们的智力吗？我有很多信神的朋友，他们有笃信伊斯兰教的、佛教的，还有笃信基督教的，我能说他们全都是错误的吗？”他幽默地反问。 所以，他始终坚持不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评论别人的价值观，也不能不经认真思考就认同他人的观点，而应该在各个领域都“听听想想”，积累更加丰富的知识和思想，形成一套自己认为最为合理的解释。 价值观的差异性是国家间各种误会和冲突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美国问题的研究专家，他做过不少努力，希望能在中美之间搭建一个沟通理解的桥梁。“给美国人一些关于中国的观念，告诉他们中国实际是怎样的，美国的政策可能会怎样影响中国的反应。这样尽可能地消除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减少摩擦，营造更加和谐的关系。” 王教授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因为他认为社会上和自然界中有很多是我们不知道的，也不能简单地做出价值评判。不过他补充：“文化之间是有差异的，但人与人都是平等的。”站在整个人类的高度，他认为人总是同时追求好几样不同的东西：和平、发展和社会公正。 “和平是要追求的，发展是要追求的，社会公正也是要追求的，不能说哪个比哪个更重要。社会公正包含自由、人权、平等、正义，这是普世价值，是人类永久追求的目标。” 由此出发，王缉思教授表达了自己对年轻一代的期望和建议。“你们的生活充满了机会和不确定性，而我们当年是充满了确定性，”他打趣道，“自我选择的余地大了，人生观、价值观的确定更为重要。” “要追求‘和平’，生活稳定，和周围的人和谐相处；‘发展’也要追求，尽量拥有比较好的物质生活；而道德的追求，对公正、正义的追求更是必要的。但是现在我们眼看着这种追求越来越少，逐渐在社会中缺失。” “所以，最幸福的时候还是使三者同时得到满足。道德追求是核心，只有当它真正满足了，你才能得到某种精神上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