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由来及其作用

黎军科

　　从1964年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前、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这个阶段被称为“学习大寨时期”。大寨成了规范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行动的样板，也是人们向往和朝圣的地方。

大寨，山西省昔阳：大寨公社一个80多户的生产大队。这样一个村庄，怎么能引起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呢？

大寨坐落于太行山区，耕地散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地块零碎，又不成规则。1953年开‘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任合作社长。这是一个勤于耕种又很有想法的能人。

1963年2月，山西召开了全省劳模会议，陈永贵冒了尖一一报的亩产达到774斤，不仅超过了同在土石山区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武侯梨，也超过了晋南平原产粮区的代表，被认为是高产奇迹。

上世纪60年代初期， 在中国农村发展上问题上党内存在着不同意见，有那么一部分人认为，继续走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小农经济，实行单干。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严肃的政治问题。1962年8月上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对邓子恢等代表的“单干风”、“翻案风、“黑阳风”，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他说：”说集体沒有优越性，这不是压我”？

同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受毛主席的委托，陈伯达在发言时指出：“两个月来，又在党内进了激烈的阶级斗争”。主张“包产到户”的人，被当作“资产阶级代表”严加批判。”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从此，全党从上到下刹“单干风”。毛主席正在选择典型，以回击反对人民公社集经济的”奇谈怪论”。

　　一、三项革命运动的缩影　

最早看出大寨政治价值的是《人民日报》农村部副主任任燕凌。在采访陈永贵时，他敏锐地发现，这里开展的落实毛主席“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革命运动有鲜活的论据。回到北京后，他写出了通讯《在农村阵地上》，副题是“记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刊登在1963年6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

报道中记述了陈永贵是如何坚持阶级斗争、占领社会主义阵地的。阵地之一是大柳树下，这是解放前地主吊打穷人的地方，解放后，斗争地主也在这里，陈永贵经常用这棵大柳树，启发穷人忆苦思甜，开展阶级教育，不忘阶级斗争。阵地之二是在虎头山上，改土造地，科学种田。以蓄水保墒，增加产量。阵地之三是“堡垒内外”，积极开展党内斗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

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到晋东南、晋南一路考察先进大队，又约陈永贵到太原晋祠宾馆座谈，李认为，绛县南柳大队党支部书记周铭山年纪轻，又有文化，考虑向毛主席推荐周。

正在这时，一场与洪灾的博斗使陈永贵占据了制高点。

二、自力更生的典范

1963年8月2日至8日，山西、河北的广地区连续七天七夜下大雨。大寨公社的23个大队都是受害村落。陈永贵学习毛主席“气可鼓而不可泄”的思想，向大家说：“只要人在就是喜事”，他要求社员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依靠集体的为量战胜灾害。

他们以20℅的劳动力治窝，80%的劳动力治坡，先把200亩倒伏的庄稼扶起来，6天时间培土、上堆，60亩倒伏最严重的地又浇了人粪，这些地基本上没有减产。扭回头来，赶紧修边垒偃。

通过这次抗洪救灾，进一步“吸引了社员心向集体”，社员们损失的口粮，集体给补上，塌了旧房，集体给建新房，不但从集体积累中拿出3万元、3万斤粮食购买木材、石灰等原料，还从外村雇来民工，常年修房。

　　在同自然灾害作斗争中，陈永贵树立了他的形象，也在大寨社员中立起至高的权威。他还定下“三不要”（不要救济款、粮、物资），谢绝了政府的救济。

毛主席知道大寨的事迹后，在山东曲阜陈家庄的一个材料上批示：“只要有利，向魔鬼借款也愿意，我们不走这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给贷款我们也不要，我们要靠陈家庄的陈以梅、大寨的陈永贵”，“要自力更生，事情总会起变化的”。

领会了毛主席“最新重要批示”的部分高层干部，对大寨纷纷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大寨是毛主席倡导的“三项革命运动的缩影”，是“自为更生、艰苦奋斗的典范”。

山西省委正在召开宣传工作会议，省委宣传部长李琦认为大寨县有时代精神，便通过昔阳县委邀请陈永贵到会上作报告。这位42多扫盲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很善于把领导的话融汇到大寨的实际中。他运用“坏事变好事”的观点讲抗洪救灾，促进事物转化，内容生动感人，语言精辟。这个报告轰动了省城，一连作了五场报告。

根据陈永贵的报告，1963年11月3日，《山西日报》在头版以套红标题，报道了大寨抗洪夺丰收的事迹，同时刊登了山西省委向全省发出学习大寨的通知。

1964年2月9日，新华社播发了“大寨之路”，《人民日报》2月10日头版推出、并配有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榜样”。中央电台广播，各省报都突出登载，农村读物出版社还出了单行本。但是，集中宣传了一个多月，大寨和陈永贵还沒有引起毛主席的重视。

1964年3月28日、29日，毛主席外出视察，专列停在邯郸。他要河北省委、山西省委领导去汇报工作。陶鲁笳汇报了山西全省情况后，着重讲了大寨。毛主席对陈永贵“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给予肯定，说：“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不参加打仗，怎么会指挥战争呢？”。

河北省委领导汇报说，洪灾后有些县社要求国家在财力上多支援一些。这时，陶鲁笳插问毛主席看过最近《人民日报》登的大寨自力更生战胜洪灾的文章沒有，毛主席说：“有这个印象，沒有看”。陶鲁笳汇报了大寨在1963年抗洪救灾中，不要国家支援，依靠集体力量重建家园的情况。毛主席对大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很重视。毛主席问陈永贵的名字是哪几个字，陶鲁笳把名字写出来，说陈50岁，42岁扫盲，还讲逻辑。这时毛主席对大寨和陈永贵以肯定的语气说，穷山沟出了好文章，高兴地问，你们有他的材料设有？陶鲁笳和随行人员把预先准备汇报的有关大寨和陈永贵的材料交给他，材料中就有登着“大寨之路”和“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榜样”的《人民日报》。

不久，列席山西省委常委会议的马明，传达了毛主席看了“大寨之路”后的讲话，“那两位记者的文章，我看了，看来农业要靠大寨”。

三、典型的影响和作用

1964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后，周恩来对大寨精神做了总结，指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山西省委也对大寨精神做过几次总结，对推广农业学大寨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6年8月12日,经毛泽东同意,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公报中第一次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此，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在全国铺开。

此后的岁月里，大寨作为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国内外人士纷至沓来。据官方资料统计，大寨先后接待过22位国家元首，国内副国级以上中央领导28位，部级以上领导50多位，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界名人更多。从上世纪60年代中叶到70年代后期，大寨共接待逾千万名国内参观学习人员和25000多名外国游客。在最辉煌时代，大寨一天接纳参观的人数近2万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曾经三次莅临大寨视察指导。有100多位老一辈领导人光临大寨。大寨,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了中国农村的圣地，也给大寨人带来无限的荣光。

　　在“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据资料记载，农业学大寨10多年间，全国各地共开掘、兴建人工河道近百条，建水库七万多座，全国增加水浇地1.8亿亩，农田有效灌溉面积递增10万公顷，农业机械化水平迅速提高。而且，全国各地涌现出了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如江苏华西村、蒋巷村，山东龙口下丁家，河北遵化沙石峪，河南林县等等。特别是与大寨同处太行山区的林县，通过学大寨精神，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了人工天河——红旗渠。

毋容置疑，“农业学大寨”运动对中国现代农业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农业学大寨”这段历史虽已经过去50多年，大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旗帜指引下的结果，无论什么时候，包括将来，大寨精神都不能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