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两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写于2021母亲节—

贺兴基6302

在我心中有两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一位是外婆，一位是母亲。

外婆易福春（1964年春节）

母亲周纤裳（1964年春节）

我的外婆生于1896年，享年94岁，是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妇，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她姓易但无名，嫁到周家，就成了周易氏，她也是民国最后一批裹脚的小脚女人。周家是湖南望城县浏花塘的一个大户，掌管这个大家的是我的高祖外婆（姓刘），这个老太太知书达理，是位大家闺秀，也是位高寿老人，1948年去世，享年99岁。这位老太太有一个儿子；四个孙子、一个孙女；十七个重孙子、重孙女和两个重外孙女。她在世时，周家是个大家庭，她去世后（唯一的儿子先她去世），四个孙子分家，各自生计。

我的外公周仲纯在他们那一辈排行老二，是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的，曾在李济深的直接领导下，致力于反蒋工作，为争取民主进步事业壮烈牺牲，建国后追认为革命烈士。外公牺牲时只有38岁，外婆带着四个女儿生活在浏花塘的大家庭。那个时代，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还是存在的，比如家里晒衣服的竹竿就分男女，男竹竿比女竹竿要高一尺…..。外婆没有生男孩，丈夫又早逝，所以在大家庭是没有话语权的，她的任务就是干活。好在大家庭认为外婆伺候我的高祖外婆是出了大力的，所以外婆和她的四个女儿在大家庭里，温饱和孩子读书上学，还是没有问题的。分家后大外公、三外公、四外公在解放前夕都举家搬到长沙城里发展了，外婆仍然留在农村的浏花塘，照看着家里的几亩地，解放后土改时，开始要给外婆定地主，后来因为土地数量不大，外婆接手时间很短，最主要是外公是革命烈士，就给外婆定了一个“小土地出租者”。

外公周仲纯的照片及背面母亲笔迹。可惜的是外公在黄埔军校着军装的毕业照，在文革期间怕惹事而烧掉了。

抗战胜利我两岁时，随父母从内蒙回到湖南外婆家，后来我又有了二弟，外婆非常喜欢我们兄弟俩。我还记得外婆洗衣服时，就让我光着小脚丫，在放了皂角和衣服的大木盆中踩来踩去。皂角是一种在树上结的形状象豆角、含碱量很高的果实，我踩着踩着就会踩出一些泡泡，觉得很好玩。这时外婆就会唱起儿歌：“烂布巾子，细芙绫子，亲一个子”，当我在木盆里走上一圈，来到外婆跟前时，外婆就会在我脸蛋上亲一口。外婆还有许多生活小妙招，至今我记忆犹新，比如：她刷牙是用手指蘸着烧火的草木灰刷牙齿，然后用盐水涑口；感冒发烧，就在脖子和后背上“揪痧”（类似刮痧）；外婆在这个大家庭时，大概没有得过什么大病，一般小病都是她自己弄点草药或土办法解决。外婆非常善良，偶尔有要饭的要到家里，外婆总是要烧火起锅，加上点油、盐把冷饭炒热了再给人家吃。

1949年父亲应聘到大连工作，1951年母亲带我和二弟来到大连，第二年母亲又带着二弟回湖南，把外婆接来与我们一起生活。这是外婆离开湖南是与妯娌们的合影。

母亲与在大连出生的弟妹。

到大连后，我又有了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可以说，我们兄妹四人都是外婆带大的。虽然我家长期生活在北方，但一直保持着南方的生活习惯，在家里说的都是湖南话。刚来大连时，我们家临时住在金州制革厂院内的一个平房，外婆虽然是小脚，但是做饭、洗衣、提水浇花浇树样样都行。后来我们家搬到大连城里，住上了一座二层小楼的二层，此后小脚的外婆几乎就没有下过楼。这段时间，父母工作稳定，外婆又是烈属，所以我们家的生活也很稳定。

1964年的全家福。

1970年我家“走五七道路”下乡，外婆也到了农村，一个七十多岁的南方老太太来到北方偏僻的农村，生活上的不便就不用说了，但是外婆的心情好像还不错，她又可以到房子外面的院子，看看种的菜，养的鸡、猪，让她又想起了年轻时的农村生活。后来我家回城时，外婆还有点不舍，她说：“这里不是挺好的吗，还回去干什么？”弄的家人哭笑不得。

近九旬高龄的外婆

大学毕业后我在外地工作、结婚成家，再回家时，外婆让未出门的妹妹给我沏茶，告诉妹妹“你大哥现在也是客了……”，让妹妹尽主人之礼。外婆的这句话，让我很意外，我觉得外婆虽然不识字，但却是达礼的，外婆的形象在我心中骤然高大起来。可以说外婆的一生，把中国妇女善良、勤劳、相夫教子，任劳任怨的美德展示得淋漓至尽。外婆是在家里无疾而终，寿终正寝的。
我山东德州的奶奶，我只见过两次面，从未在一起生活，所以父亲常对我们说：你们可以不记得奶奶，但是不能忘了外婆。

母亲生于1919年，离开我们25年了。她在具有光荣传统的长沙周南女校读的中学，毕业于湖南洞口师范，一生做过医务工作，但是主要是做教师工作。

向警予、杨开慧、蔡畅等都出自周南女校

母亲是他们那一辈十七个男女姊妹的排行老大，理所当然首获老辈的喜欢和宠爱，我的曾祖外公是清末的一名秀才，他给母亲起的名字周纤裳，源于宋代词人张炎《水龙呤，白莲》的“轻妆照水，纤裳玉立，飘摇似舞”。曾祖外公经常牵起母亲的小手自问自答：“纤纤小手，可做衣裳”。母亲虽是女孩，但是性格开朗活泼，或许有点淘气、任性，甚至还有点造反精神，所以在家中也是以“大小姐”而位居的。母亲小时候，有一次双手撑着井口，学着种田人踩水车，还一边唱着：“车水吱吱呀呀，回去拜上老家，田肥水足，谷满粮仓…..。” 这个情景被她的爷爷看见，吓了一跳，为了稳住险情中的她，连连赞扬说：“唱得好，唱得好，再唱一遍。”得到赞扬的母亲接着又唱起来了，之后她的爷爷说：“可以了，可以了，你跳出来吧！”得到满足的母亲跳了出来，当然也挨了板子。

母亲或许是在周南女校接受到一些新思想，或许是受父亲革命思想的影响，她在这个大家庭里，是敢说敢做敢当的，确实是十七个姊妹中的老大。有几件事，她做的确实有点大胆新潮，甚至是出人意外。
第一件事。由于十七个周家姊妹中只有三个男孩子，母亲就让我叫那些姨妈为“舅舅”，以提高这些妇女们的地位。例如叫二姨妈周佩久为“佩舅”，叫三姨妈周召南为“召舅”，叫四姨妈周月明为“明舅”，叫四外公的女儿周亚君（字问津）为“问舅”…。以致我结婚后，与老伴说起这些亲戚时，常常闹出许多笑话。
第二件事。我外公牺牲早，又没有男孩，外婆在大家庭里比较自卑，母亲就和父亲商量，让在湖南外婆家出生的二弟改姓周，以为周家续后，这样提高了外婆在大家庭的地位。
第三件事。母亲给外婆起了名字，叫易福春。自古来，都是大人给孩子起名，这回竟然是女儿给母亲起名，说起这件事，我真是佩服母亲当年敢说敢做的精神。
另外，母亲在抗战胜利后回到娘家，做了一名教师，在长沙解放后，她积极参加迎接新中国的工作，是当地妇联、教联的成员，配合解放军南下干部做了许多工作。

我们家来到大连后，由于父亲是按专家招聘的，工资较高，我们的生活条件是不错的，但是母亲对我们并没有娇生惯养，而是给我们讲了外公当年参加革命的故事，让我们牢记：“读书、做事”四个字，这也算是家训吧。就是要我们有知识，有本事，能自食其力，还要为国家做事。在我考上大学，要离家到外地读书时，我稍微流露出一点伤感，母亲对我说了一句：“好男儿志在四方”，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母亲说，外公当年是在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为争取民主进步力量而进行策反工作，同时也与中共地下组织联系，因叛徒出卖被捕。在戴笠的军统特务严刑拷打中，宁死不屈，在从武汉押解南京时，双腿被打断，是装在箩筐抬上火车的，在南京又被动用酷刑，最后在三次电刑中壮烈牺牲。外公这种为革命牺牲的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着我，我常想，我要是在外公那种情况下，我能不能经得起考验……。所以我想，人这一辈子，除了物质需求外，还是要有点精神的东西。黄埔军校大门上的对联：“贪生怕死莫入斯门，升官发财另请他处，革命者来”，就是我的一个座右铭。

母亲在大连十五中工作时与同事的合影

学校运动会，母亲在大连体育场的留影。

文革前，我们家生活是正常的，文革中由于父亲是燕京大学毕业、留美、抗战期间在傅作义部队工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被定为专政对象，实行劳动改造。文革前母亲一直注意形象着装，喜欢旗袍，确实有些与众不同，文革中被批“资产阶级小姐作风”，加之父亲的问题，就被评选为“五七战士”下放农村，带着我的一个读小学的妹妹、一个弟弟和外婆一起下乡，父亲也因此与家人团员了。下放到北方的农村，家里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母亲他们还是坚持住了，母亲与生产队的农民相处的很好。一年春天插秧，由于天寒水凉，社员们迟迟不愿下田，生产队长怎么喊，社员们就是不动弹，结果母亲第一个挽起裤腿下到水田，给社员们起了个带头作用。

回城后，父亲、母亲深感文革耽误了他们为国家工作的时间，回到工作岗位后，这两位老人拼命地工作，以致不顾及自己的物质生活（可以说是远低于当时的社会平均水平），似乎成了工作狂，父亲75岁退休，母亲64岁退休。

1989年外婆去世，1993年父亲去世，送走两位亲人耗尽了母亲的心血，1996年母亲也离开了我们。母亲是因食道癌去世的，当晚期病痛难忍时，我对母亲说：“妈，你就哼哼两声吧。”母亲把牙齿咬得嘎嘎响，额头汗珠都出来了，就是不出声。我想，可能是母亲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宁死不屈，这点病痛算得了什么。母亲知道自己生命已到尽头，她一点也不惧怕死亡，走后要穿的衣服都是按她的要求准备的，当把准备的衣服拿给她看时，母亲满意地点点头，并说还要围一条白色的丝巾。母亲的心脏停止跳动后，我们为她整容化妆涂了口红，母亲就像安详地睡着了。
母亲临走时，最让我难忍、落泪的事情是，大连的周南女校校友看望她临走时，她们说：“再见啦，周老师你安心养病吧。”母亲微笑地目送她们说：“永别了，同学们。”现在我想起母亲的这句话，仍然是泪流不止。

母亲与大连的周南女校校友

父母晚年与外孙女

1941年1月27日父母的订婚照，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