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13岁临颜楷《多宝塔》手稿，老师的评语乾隆终生未能改正！

菲特

乾隆即位前手稿

这幅仿写作品是乾隆登基前最后的手稿，因为登基后便为“御笔”了，再没人敢给与评语。

乾隆时期，高产经济作物大量流入，全国人口数量暴涨，清朝发展达到巅峰。乾隆在位期间大部分时间算得上国泰民安，欣欣向荣。同时，乾隆是一个对书画近乎痴迷的皇帝，一生留下的书画作品近万件。

最有名的故事就是，乾隆为自己最喜爱的三件作品建立“三希堂”的故事。乾隆实在太喜欢《快雪时晴帖》《中秋帖》和《伯远帖》了，于是他在自己住的养心殿西暖阁，隔出一个小屋，命名“三希堂”，以供自己对这三件法宝欣赏和临摹。

三希堂

这三件藏品能让乾隆茶不思饭不想，每每初雪来临，都要先拿出《快雪时晴帖》仔细观摩一番，高兴了就题一下字，印一下章，后人统计，仅《快雪时晴帖》就被乾隆题字70余次，印章170多枚。

三希堂”之“三希”主要是指乾隆庋藏于此并极其喜爱的三件书画作品——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这三件作品是乾隆最喜爱的三件书法作品，只不过，三件珍稀作品中，除了王珣的《伯远帖》之外，其他大王、小王的作品都是赝品。

《快雪时晴帖》纸本墨迹。纵23厘米，横14.8厘米，4行，28字，是王羲之所写的一封手札，主要写了自己在大雪初晴时的愉快心情及对亲朋的问候，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快雪时晴帖

不过这幅作品历来存在争议。比如，作品结尾的“山阴张侯”四字。这四字与正文内容笔法不同，目前吃不准究竟是临摹者自己写的落款，还是收信人的姓名。不过，就从正文内容笔法不同的情况来看，应该不是王羲之的笔迹。当然，我们都知道，现存的所有王羲之法书墨迹都是摹本，这幅作品也是如此。或以为是唐人摹本。可即便退一步将此作定为唐代人摹本，这幅作品也不算是唐代摹本中的佳品。

那么乾隆皇帝为什么固执地喜爱这幅赝品呢？或许，乾隆并不是喜欢《快雪时晴帖》本身，而是喜欢作品后面赵孟的题跋。张伯驹先生在他的《云烟过眼》中提到这幅作品时说：“乾隆最重赵字，视为真迹，毕一生之力临仿此帖。”这么说乾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赵孟书法影响了明代的董其昌，而乾隆则是董其昌忠实的拥趸。因为乾隆对董其昌的喜爱和痴迷，疯狂地认为《兰亭序 张金界奴本》是虞世南的作品，只是因为董其昌将之定为虞世南的作品；再比如，依旧是因为乾隆痴迷董其昌，所以，固执地认为《兰亭八柱帖》中的《兰亭诗》就是柳公权的作品。这还不算，乾隆一生在《兰亭诗》的临写和创作上不遗余力。当然，《兰亭诗》根本与柳公权没多少关系，可乾隆之所以这么痴迷赝品，想必跟他那不理智的艺术领域个人崇拜有很大关系。

下为兰亭诗局部

《中秋帖》在宋徽宗宣和时期《宣和书谱》中已有著录，名为《十二月帖》。这也是存在争议比较多的一幅作品，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将此帖归入米芾名下，而不再作为王献之书法作品进行介绍。

下为中秋帖

三希堂之中唯有王珣的《伯远帖》是存世真迹。王珣是琅琊王氏后人，是王羲之的侄子，是王导、王洽的直系后人。虽然，王珣来路明确，但是他在魏晋时期最多属于三、四流书家，完全不比王羲之、王献之有名。不过他的《伯远帖》却是现存唯一一份东晋书法真迹。从这点上说，倒是很不容易的。但论书法价值，《伯远帖》远在二王书法之下，实际价值，怕也没有乾隆所鼓吹的那般。

伯远帖

伯远帖放大图

此作行书写成，行书3列，共22字。笔势连贯，用笔外拓，具有王献之书法奇峻奔放的特点。王献之是王羲之第七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儿子。在王羲之成为“书圣”之前，王献之书法一直凌驾于其父之上。这种情况一直到南朝梁朝，崇子抑父的情况才为梁武帝所改变。而实际上，王献之书法一改父亲内敛而朴素的用笔，渐趋华美而奔放的风格，用笔连绵不绝，笔势外拓，实际是远超父亲书法境界。

米芾是宋代著名的书家，以鉴定和善于临摹魏晋人书作而著名。米芾手上功夫相当了得，因为用功于晋人墨迹最勤，因此，他所临摹两晋墨迹时常能够以假乱真。加之他本人就是收藏、鉴定领域的大家，他口中若说收到二王真迹，怕是没多少人敢提反对意见。《兰亭八柱帖》第二的褚遂良本，大抵上就是这种情况。《中秋帖》书法古厚，墨色生动，但却“大似肥婢”，不如王献之精神，也是本假货。

关于“三希”中《中秋帖》和《伯远帖》流传有关的故事：

《快雪时晴帖》现藏台北故宫，《中秋帖》和《伯远帖》藏北京故宫。之所以“三希”藏于兩岸，这与民国时期一段历史有相当大的关系。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后，陆续将故宫所藏书画作品偷运出宫不少，这其中就包括《中秋帖》和《伯远帖》。此后，这两幅作品被溥仪在天津张园卖了出去，继而被郭葆昌购入。《快雪时晴帖》藏于故宫博物院，而另两帖已流落民间，“三希”已经不够完整。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先生听闻郭葆昌手中有这两幅名作，生怕郭葆昌以之牟利，而致使国宝流失海外。于是，张先生便与郭葆昌取得联系，希望购入两幅作品，但是，因为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情况危险，双方的交易也被迫中断。此后，北京沦陷，日本人占领了北京。郭葆昌虽然病逝，但是这两幅作品依旧藏于郭家人手中，没有流失海外。

待到抗战结束，张先生打听作品下落，发现作品仍然在郭家，便再次要求购买。郭家人开价一千两黄金，价格过高，交易又一次流产。不久，宋子文来到北京视察，郭葆昌儿子郭昭俊经过朱桂莘介绍与宋子文见面，并以这两幅作品作为礼物送与宋子文。名义上，两幅作品收归国有，入北京故宫收藏。而实际上，作品藏于宋子文，成为私人藏品了。

消息很快走漏，一年后，上海《新民晚报》披露这次交易，一时间舆论纷纷，宋子文畏惧，便将作品又还给了郭家。郭葆昌儿子郭昭俊依旧待价而沽，随时准备将作品卖给价格合适的卖家。只不过，不多久，解放战争爆发，郭昭俊带着作品从北京逃往上海，此后辗转香港去了台湾，此时的他仍不准备将作品交给国家，仍打算将之变卖。作品就此离开了大陆，似乎再也无缘祖国了。

然而，两幅国宝一直握在郭昭俊手里，没有卖出去。后来，郭昭俊居香港，将之抵押给了某英国银行。周总理批示并支持北京故宫博物院从香港将之重金购回，至此，两件珍贵的国宝作品才最终回国，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但是，《快雪时晴帖》依旧藏于台北，这“三希”重新聚首真不知得到何时？

可能很多人评价乾隆的书法造诣并未达到登峰造极的地位，但是其实乾隆一直是一个学霸般存在，据说6岁便熟读四书五经，5月份故宫举办的“几暇怡情——乾隆朝君臣书画特展”就首度曝光了乾隆在13岁和25岁的临摹作品。

乾隆13岁时临摹赵孟頫晚年楷书《汉番君庙碑》，笔法有些生硬，红字为当时的老师评语“用墨太浓，字未端正”。

第二幅为13岁时临《多宝塔碑》

老师评语“用墨太浓”，乾隆终生未能改正，大浓墨甚至成了乾隆书法标致性风格。

尽管有人说，乾隆为很多名作的题字是“毁了原作”，其实现在流传下来的很多珍贵藏品，都得益于乾隆的收集和珍藏，才留给后人一笔重要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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