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在五七干校

张晓穗

当年遍地开花的五七干校，嵌入许多人的生活和记忆，我也不例外。从1970年开始到1979年结束，我在湖南攸县五七干校整整十年，和许多人一样都有那一段难忘的回忆！

我在五七干校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0年到1972年。父子二人在五七干校，父亲当学员、我在附近公社中校读高中；

第二阶段，1972年到1975年。全家陆续到五七干校，我高中毕业后在五七干校当知青；

第三阶段，1975年到1979年。全家离开五七干校，我继续留下来当知青，后来成为知青带队干部；

1979年，五七干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解散。我调到长沙工作。

我在五七干校十个年头。那十年我认真读书、积极工作、刻苦锻炼，我的整个青春是在那里有意义的度过的。“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去时16岁，离开时已25岁了。那十年的磨练对我一生都有裨益！

干校同志

1969年的冬季。

我父亲张守伦在海南、广州、湖南多地被反复关押、隔离审查了2年多后，广州军区的一位姓z的副政委、也曾是他的老领导，奉命突然到湖南耒阳学习班找我父亲谈话说：你的问题查清了，你可以回海南等安排工作。

1970年春上。

在海口家中休息几个月后，事情又有变化，要我父亲去广州安排工作。到广州后，广州军区政治部姓c的副主任、这位曾在广州军区干部部和我父亲共事12年的同事，代表组织跟我父亲谈话：要我父亲再去湖南省军区五七干校学习一段时间，很快安排工作。看来安排我父亲的工作就是到五七干校当学员了。我父亲按惯常二话不说，听从命运的安排，没有回海南和孩子告别，就穿着一身军装和带两套内衣内裤，只身一人，当即买票坐火车到湖南醴陵转长途汽车到攸县网岭。

这一去，从1970年到1975年，我父亲在五七干校一干就是六年，可不是c姓副主任说的：很快安排工作。 

一个33年军龄的正师级干部，在广州军区做了12年干部工作，曾是他们非常信任的人，直到今天，都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得罪了当时广州军区个别当权的决策性的领导，突然之间就要把我父亲打倒，置于死地而后快。甚至连我母亲都不放过。无奈他们非常了解我父亲的历史和工作表现，也清楚整不出我父亲什么问题来，但又不甘心，还想整他，不想使用，只好暂时搁置起来，先放他到五七干校当学员。于是宁折不弯、倔犟的父亲、带领我们全家先后都来到五七干校，坚定的走“五.七”道路。

五七干校盖好了一排排的房子，两房一厅，全部红砖房，准备安置这批“另类”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子女。“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我们全家做好思想准备，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扎根一辈子。我父亲当时对我们说：我是农民的子弟，再回到农村也没什么不好的。

湖南省军区五七干校在攸县网岭。这里原来是湖南的一个大型劳改农场，有一个很有规模的制茶场和漫山遍野的茶园，现在因为需要把劳改农场撤了变为湖南省军区五七干校了。

湖南省军区五七干校是师级单位，校长是军分区司令员姓z，政委是湖南省军区后勤政委姓x。

父母在干校

湖南省军区五七干校有二连、三连、五连，一连和四连不知道在哪里？我父亲被分在二连，干校由营、连、排干部管理团、师、军的干部。我父亲先在大车班喂马，大车班有三匹马一头驴，活很多，铡草、拌料、粉碎豆饼、清理马厩、搬运马粪…，别看几匹马从早到晚都有活干。晚上还要起来喂马，所谓马无夜草不肥。尤其到了冬天半夜起来喂马是件很辛苦的事。可以说是二连最苦的活就是大车班。我记得寒冬腊月的半夜轮到父亲要起来去喂马，把三匹马喂完还要一会功夫，人也冻得够呛。几个月后又安排他到普通班，就轻松多了，正常出工，作息时间规律了，人也不像大车班那么辛苦了。

二连连部前面有一个水渠，是从上游酒埠江水库流下来的，主要是灌溉农田，因为是活水，水很清，有些急，我们夏天基本都是在水渠里洗澡和游泳。大车班在山丘上，有个篮球场，每天傍晚晚饭后，二连的篮球爱好者都会出现在篮球场上，你争我夺，吆喝声不断，我们每晚的娱乐就是坐在门口看篮球赛。广州军区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姓s，尽管一天的劳动很辛苦，但每晚的篮球赛依旧打得生龙活虎，而且场场不拉。

二连周围丘陵上有一些桃树，夏天结桃子，其它基本都是茶树了。干校的主要农活就是围绕着茶叶，春天采茶、制茶，夏天给茶园中耕，秋冬茶园的活就不多了。春夏间劳动强度还是很大的，尤其春天采茶期间经常要挑灯夜战。

父亲到干校几个月后，我在海南海口侨中混到初中毕业后，1970年8、9月份也去了湖南省军区五七干校陪我父亲，我们住一个房间，吃饭就在连部食堂，炊事员也是干校学员，父亲在那里当学员我则在干校所在地的公社中学念起了高中。公社中学离干校二连大概有四、五里路，每天走路上学，中午从食堂带饭到学校去吃。

第二年到干校的家属和孩子就慢慢多起来了。有的举家搬迁到干校，准备长期在那里劳动、生活了。湖南省军区副政委x就全家搬到干校了，他是老红军、开国少将，当时已年近六旬了。还有一位老红军姓z，原来是广州军体院的院务部领导，也是举家搬迁，后来因为安排他看桃园，天气太热，他又太认真看守，结果中暑当晚脑溢血，军区派了直升机送到醴陵部队医院抢救，才得以保住性命。还有一位老红军，解放军长沙政干校的政委姓l，人还在隔离审查，但他的家属和孩子先被安排到了干校。还有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姓w的小儿子、广州军区三局的一位副局长c的儿子、海南某野战师的师长g的大儿子、总政歌舞团的一位声乐教员的孩子等等，光是二连就有十几个孩子，都是上初高中的。早上上学一帮子黄军装浩浩荡荡出发去学校，来来去去都是一道风景线，还有一只狗跟着我们。一次放学回来狗窜到田里把附近农民的小猪给咬死了，害得我们挨了一顿批评还赔了钱。全干校的学员和在职干部小孩加起来有近百个，顿时网岭公社中学涌进了一批军队子弟，学校的气氛马上活跃起来。唱歌跳舞、表演节目、打篮球，这是原来的公社中学不曾有过的。

我们在干校二连的生活是艰苦的，但苦中有乐。父亲结束了隔离审查恢复原状正常生活，我则和父亲少有的在一起生活了。夏天每天都在渠道游泳，空气非常好，吃的东西也新鲜。每周还可以赶集，买些鸡和鸡蛋及其他食物改善伙食。尤其是在干校没有了文革期间的人际关系的复杂和工作的压力，劳动之余快乐很多。

广东省军区的那位w姓的副司令和“兵临城下”的作者b都是南方人，他们常常闲暇之余去抓蛇，抓到后杀一只鸡一起炖来吃，说是“龙虎斗“，我们经常跟着沾光。

还有一位经常为大家照相的老红军姓z，人少语憨厚，1935年参加革命。著名摄影作品有《我送亲人过大江》《占领南京总统府》《百万雄师过大江》等。给我们照了不少照片，可惜没有保管好，大多丢失了。

还有一位某军的政治部主任姓y，理论功底深厚，经常和大家讨论哲学问题，他和我们这些小青年当时讨论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关系。

湖南的冬天比较难挨。主要是冷，没有取暖设备，冻得够呛。晚上和父亲一起用个小煤油炉煮点面条放个鸡蛋热乎乎的。那是我的幸福时刻。睡觉放葡萄糖注射液瓶子装热水暖被窝，再把自己的棉衣毛衣外套军大衣全盖在被子上。

这是我们家在五七干校的第一阶段，我陪父亲当学员。

1972年3月，林彪事件发生后，广州军区的决策性人物也调离广州。这样，父亲和许多老干部一样境况得到了初步改善，勒在脖子上的绞索初步解开了。他和另外两位同级干部被任命为五七干校副校长，虽然不算什么落实政策，但处境毕竟有了改善，劳动强度也降低了，恢复了基本的政治待遇。尤其是我的母亲随着我父亲境遇的改善，在关押了几年后终于放出来了，后来也来到了五七干校，全家都搬到了五七干校。真是一人有祸殃及全家，一家终于分隔几年后团聚了。

两位副校长

照片上的两位老英雄，一位是我父亲，另一位是g老英雄。他们同在海南军区工作，我父亲任海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g老英雄任131师师长，又一起到五七干校学习劳动，又同在二连。g老英雄养猪，我父亲喂马。

1972年，林彪事件后，他们的境遇开始发生变化了。广州军区那些决定他们命运的人的命运开始不那么好了。纷纷调离了广州军区的领导岗位，去了其他军区任职。于是他们的命运开始好转，同时被任命为湖南省军区五七干校副校长，同时被任命副校长的还有一位原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的部长姓l。三位学员同一天当了副校长。虽然谈不上平反落实政策，也没有任何组织文件，但他们的待遇和境况确实发生了变化，踏在他们身上的那只脚松动了。他们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开始有了正常的政治待遇了。这是被打倒后的第一次变化。

g副校长把家从海南搬到了湖南干校，我父亲也把家从海南搬到了湖南干校。搬家时我们的母亲还在广西南宁关着问题还没解决。但政治形势变化很快，不久母亲也被释放了，立刻办好手续调到五七干校附近的农村供销社当售货员了。g副校长的爱人则在干校机修厂当了出纳。虽然她们没有了职务但政治待遇仍保留着。母亲这几年被关押着，身体和精神都送到严重摧残，好在她挺过来了。

1972年7、8月间，突然接到我母亲从广西南宁打来的电话，说她可以调动工作了，全家欣喜万分。一天母亲上了火车后，我们全家要了当时五七干校唯一的一辆华沙轿车到醴陵接我母亲。接到我母亲后我们在醴陵吃了一顿饭就赶回攸县网岭了。说起醴陵，1950年我父母在21兵团工作时，在醴陵相识结为伴侣。一晃22年过去了，父母亲一向工作勤恳，遵守纪律，公正廉洁。这一次经历了这么大的从天而降的莫名其妙的灾难，实在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大难不死，又回到了22年前他们相遇的地方，历史和他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劫后重生，从此我们一家团聚了，开启了全家崭新的生活模式。我们没向命运低头、没被挫折打败、父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在干校认真学习、努力工作，把逆境过成了顺境。即使在最艰难、被人歧视的日子里，我们仍然是乐观的，而且活得很有尊严。后来全家回忆起来一致认为：五七干校的那几年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是我们一家最欢乐、最享受亲情的几年！

一家人在干校

1972年下半年，随着母亲的到来，全家团聚了。母亲安排在供销社当售货员，一个行政副县级干部，站起了柜台。但她很开心，每天很早去上班，中午也不休息，因为农民中午都会来买东西，下午也下班很晚。中午父亲给她送饭去吃，父亲还担负了接送我小妹妹上幼儿园的任务，风雨无阻。小妹妹1967年出生在广西南宁，不到一岁时父母亲就被隔离审查失去自由了，到五岁时才和父母团聚。现在试想想自己的孩子一岁以后就不能见面和照顾了，会如何想？真的很不容易。我们一家那几年分了三、四个地方，天各一方。现在终于团聚了，能不庆幸吗？父亲每天除了正常工作学习以外，额外的工作就是接送小妹妹和给我母亲送午饭，雷打不动。

母亲在网岭供销社当售货员

我1971年在网岭公社中学高中毕业后。1972年，趁父亲回海南搬家，我留在海南军区想当兵。于是和另外一个海南军区首长的亲戚去了澄迈大拉，海南军区生产基地锻炼，被安排在396团的一个连队种了大半年的胡椒，但后来被告知在海南正式入伍有困难，只好1972年冬天回到湖南攸县网岭干校。征兵工作开始，干校子弟六个人报名参军，各种原因，最后刷掉我一个人。我闹了情绪，父母亲只好带我到长沙找关系，看看能否解决我入伍的问题，结果还是没戏。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父亲得罪的人是当时广州军区的最高决策者，这种情况下谁还敢沾你的边。最多是好言相劝。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这个时候看的清楚了。没当兵遗憾，去当知青，很知足。想通了，干什么都无所谓，在干校当知青。

在家赋闲数月后，1973年春就在五七干校机修厂开始了知青生涯。下放五七干校机修厂的干校子弟有近10个人。从此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涯。干校机修厂三十多个人，一个大车间，有两台车床、一台刨床、一台冲床、一台铣床…主要是维修干校茶场和各连队的生产机械。同时，机修厂还有一个生产酱油的小作坊，生产的酱油除了满足干校本身食堂的供应以外还供应到周边的公社。

机修厂的厂长姓s，朝鲜族人，原来是湖南某县的武装部长，正团职干部，现在在干校当机修厂厂长管我们30几个人。还有一个副厂长也是个团级干部。

机修厂的工作并不辛苦，有维修任务了就干活，没有维修任务时厂长、副厂长就组织我们学习，读报纸。批林批孔是那时的主要运动。

春夏之际忙一些，主要是采茶制茶，有时要连轴转，通宵达旦，茶叶采回来不及时加工就会变质。这个时候我们要支援茶场。整个干校劳动这个时候最紧张也最辛苦！

干校渠道

刚到机修厂上班没多久，我的灾难又来了。一个共同下放当知青的年轻人，在我维修车床时，手还在车床齿轮上，他就按动电门，一下子把我的右手食指给绞进去了。好在他反应快，马上关了电门，但我的右手食指已经让机器齿轮碾碎了，十指连心呀。很快把我送到干校卫生所，手术处理后，手指已经完全碾碎了，只好截指。当时条件有限，只好草草处理了一下。接下来住在干校卫生所治疗。想想挺倒霉的，兵没当上，还把一个手指头搭进去了。

当时处在那种情况下，最后连个工伤证明和残疾认定都没有办法去解决。命运呀！

从1967年底开始我父亲所谓接受审查到1973年初我绞断手指，一夜之间变成残疾人，差不多6年时间。6年呀，父亲关押2年半，坚强挺过来了；母亲关押近3年，差点逼疯，咬咬牙也挨过来了；我也要向他们学习，战胜困难，克服断指带来的各种不便，身残志坚，坚强勇敢面对！我们一家这些年风雨飘摇，厄运连连不断，应该到头了吧。上天是公平的！

那时在我迷惘困顿的时候，常常会念普希金的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须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终将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消逝了的，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那时不知怎么的，普希金成了我的精神支柱

网岭中学同学长沙橘子洲头合影。

几个月后养好了伤，我又回到机修厂上班，感谢组织照顾，让我做了机修厂的会计，从未做过会计的我边干边学，很快上手了。后来我经商，会计知识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不久又让我去干校小学兼代课老师。到酱油厂做酱油。向父母辈学习，组织叫干啥就干啥。从不讲价钱，从不挑肥拣瘦。

那时父母亲是我工作生活上的榜样。在逆境中成长的我，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了我案头的宝券。那句名言，想必上了年纪的人都有印象。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

俄罗斯诗歌和苏联文学作品几乎成了那时我的主要精神食粮。

机修厂同事参观井冈山。

1973年后，可以说是我们家的一个转折点。没人再来纠缠父母亲的所谓问题了；我看那些人开始在忙着自己的问题如何过关了。一家团聚，小妹妹有父母陪伴了；我当了知青，开始进入社会了；大妹妹在网岭公社中校读高中也将毕业了；五七干校的工作、生活环境相对和谐稳定，不像原来单位那样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人人自危。适当的劳动锻炼，充裕的学习时间，良好的生活环境，加上农村丰富的蔬菜、禽肉蛋，吃的东西还是很丰富的。我们开始庆幸自己的运气了！

父亲看书、劳动、工作；母亲开开心心站好柜台，为附近群众服务；大妹妹上学开心；小妹妹幼儿园快乐；我则安心本职工作。

五七干校的业余文化生活也很丰富，每周都有电影，周围农民兄弟也沾光了。逢年过节的物资供应充足，每周大家还去公社的墟上赶场。鸡鸭鱼蛋什么都有，大家砍价还价很开心。

夏天来了。渠道游泳是每天必修课，大人小孩大家都在水里嬉戏玩耍，整个夏天渠道是大家的欢乐之地。几十年过去了，大家都怀念渠道和那快乐的时光。

父亲每天都要在晚饭后带小妹妹去游泳，在父亲的带领和指导下小妹妹已经很会游泳了。

冬天五七干校的澡堂子开了。只要愿意每天都可以去洗个很舒服的热水澡。澡堂子里从来都是欢声笑语，热气腾腾的。

五七干校是茶场，漫山遍野的绿油油茶树。采茶制茶是主业，所以我们有很好的茶叶喝。春天来了，田间到处都是油菜花，金黄色的一片一片的，十分漂亮。还有田里的红花草籽，也开满了田里，粉红色的一眼望去像是一副舒展开来美丽的画卷。

后来，几位在五七干校担任过职务的老英雄，都是九十多岁离世的，可谓高寿了。我想这和那几年五七干校的生活环境、工作方式、食物、空气、心情、适度的劳动、游泳锻炼都有很大的关系。

大妹妹在干校家门口

随着林彪事件的发生，军队内部的斗争气氛逐步缓和下来了。五七干校成了我们一家团聚和疗伤的好地方了。一家团聚了，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大妹妹高中毕业后，也安排在茶场当知青。母亲的身体也渐渐恢复，她每天愉快的站柜台，同事相互帮助，气氛和谐。她后来回忆说：五七干校的同志之间的关系回到了解放初期人民军队的好作风：上下平等、同志互帮、相互关心。

父亲把老家患病的他的姑姑和姐姐接到五七干校调养和治疗，因为这里比河南老家农村还是强许多。早些年，我的爷爷奶奶去世，父亲忙工作，没有回老家奔丧。父亲说：过去工作忙忽略了老家的人，现在补上。他的工资大部分拿出来给他的姑姑姐姐看病买药吃，改善伙食补身体。父亲河南老家的侄儿、外甥们都来看望，住一段时间。回去时都给钱不但出路费还给他们一些接济。父亲对河南农村的亲人格外的关爱，家乡的亲人晚辈经济上有求必应，直到晚年都是这样。

五七干校那几年，我们在父亲的带领下，愣是把逆境过成了顺境。把五七干校慢慢变成了我们的幸福之乡。一家团聚、有吃有喝、有工作、有读书的时间；想想这一切，什么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都不重要了。

父亲后来回忆说：五七干校是我们的欢乐之地。是啊，建国后父母亲全身心投入工作，拼命工作，各自忙各自的不着家，忙晕了头，在广州的12年更是同在一个城市却分居两处，我随父亲住东山，成了“东山少爷”；大妹妹随母亲住西关，成了“西关小姐”。根本没有时间这样一家相守在一起，只有周末相聚一起。那时候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没有多少家庭观念。现在我们真真的成为一家人了，天天相守在一起。

当年干校子弟重回干校

1975年底，突然来了通知，军队五七干校准备撤销，移交地方，干部、学员重新安排工作。我父亲和x政委被安排到湖南省军区政治部任副主任；g副校长被安排到长沙警备区任司令；另一l副校长安排到衡阳军分区任政委；其余不记得了。这样一来广州军区的问题看似都解决了，统统官复原职。

从1970年到1975年整整六个年头，从我父亲一个人，到我和我父亲两个人，再到我两个妹妹随搬家一起来五七干校，到最后我母亲1972年调来，全家团聚后在五七干校一起生活了4个年头。这四年是我们家团聚的四年，快乐的四年，学习成长的四年。

1976年，全家搬去长沙，告别快乐的五七干校。但我仍然留在五七干校，继续我的知青生涯。

这是我的五七干校第二阶段。

干校机务队同事

军队的五七干校于1975年撤销了，由湖南省委五七干校接管，除了正常的湖南省直机关干部轮训之外。把下放湖南零陵地区福田五七干校的近千名知青全部转到湖南攸县网岭来了，省直机关干部学员加上知青，一共加起来近2000人，比原来军区五七干校多了几倍的人，所以一时间热闹了起来，近千名知青分了若干个连队。这些知青都是长沙的，大多是湖南省直机关的子弟，讲的都是一口长沙话。一开口就是：nia、一喊人就是：某某bie。

我所在的机修厂分了大概近30个知青，不久我们很快就熟悉了起来，工作也配合的很好。也许机修厂靠近校部，大家好像和知青连不太一样，斯文一些、安静一些、规矩一些，不像知青连队那样问题多一些。知青连队难管理一些，主要是打架斗殴、早恋、偷鸡摸狗，搞得当地农民开始又些意见，后来慢慢做工作就好了。

湖南省委五七干校也是地级机构，校领导大多是老同志居多，机关干部多是从湖南各地抽调来的干部，也有从省直机关来的干部但不多。校长是谁不记得了，但有一位副校长是原省委党校的教育长，调来管干校的理论学习；还有一位副校长是某地委的领导，管生产；还有一位是年轻一点的县委书记来管知青。生产处长兼茶场场长，原来是洞庭湖区的一个国有农场的党委书记；政治处长是原攸县的县委领导。

1975年春，我被评为湘潭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先进个人，参加了湘潭地区的先进表彰大会。

管理知青连队的难度大一些，困难多一些，很多干部不愿意去担任知青连队的管理干部，来了干一段时间又不安心要调走，于是省委组织部决定从知青中选拔一批一贯表现好的、在知青中有一定威信和管理能力的知青，提拔为干部来协助管理知青。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我也在提拔之列。

机务队在田间作业

1975年，我的身份由知青变为正式国家干部，行政25级。实际工作就是知青头。这时我的工资由知青时的18元涨到36.5元，从1973年开始当知青18元工资开始，我每个月规定自己吃饭、零花不超过10元，每月存8元。这下工资翻了一番，给自己定下规矩每月存20元。就是这样，我还很长时间帮助了一位带队干部。他在机修厂当厂长，他的工资也就50多元，老婆没工作，四个孩子都小，还有一个傻孩子，还有双方的父母。每月实在困难，常常找我借钱都掉眼泪。每个月我都支援他10元。

机务队在田间作业

这时干校成立了一个机务队，把全干校的农业机械和运输设备集中统一管理使用。各连的设备连人一起统一管理后，机务队加起来一共不到二十个人，12台手扶拖拉机、两台履带式推土机、两台轮式拖拉机。我去当了机务队长。

机务队成立后，在校部附近盖了一圈机库，停放拖拉机和维修。又盖了两排宿舍，两人一间房，机修厂的人也搬来一起住了。

篮球比赛获胜

机务队的日常工作就是负责各知青和学员连队的日常生产生活运输任务。春季就忙起来了，几乎所有车辆人员都要全天工作，主要是采茶的运输任务，刚刚采下来的茶叶要及时运到茶场处理，否则久了茶叶一发酵就不能用了。各连队也都通宵采茶，所以我们也必须通宵运输，制茶的车间也必须通宵工作。古诗云：“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桑蚕又插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两首诗便道的是农忙时的景象和种田的辛苦。 干校春季也是如此。

机务队同事

知青的业余生活还是比较丰富的。吃是一大乐趣，大家经常赶集买点农副产品自己加工加菜，轮流坐庄。

晚上的娱乐大多时间是看电视，整个茶场就一部14寸黑白电视，看得什么现在都不记得了。大家每天晚饭后就搬着板凳去占位置，三个单位：制茶厂、机修厂、机务队的几十上百知青围着一台电视看，消耗着美好的夜晚。

还有就是打扑克、下象棋、聊天，也有个别谈恋爱的，晚饭后人就偷偷不见了。

机务队同事

我在机务队工作期间，出了两个事故。一个是机务队、一个是机修厂。

机务队事故是违规出车，被轮式拖拉机碾到车轮下碾死了。事故发生后，家属提出了一些过分的要求，不让下葬。我带大家守了一周的灵，天气热，只好强制下葬。

还有就是机修厂的一个电工，因为偷偷和同机修厂的女知青谈恋爱，发生矛盾，拿电工刀把女方捅伤，自己又去用高压电自杀，结果没死，但高压电把他双胳膊打掉了。失去了双臂，生活自理能力丧失了，干校出钱找了个农村姑娘照看他。后来和农村姑娘结婚了。

干校渠道

1977年我离开了机务队，到五七干校生产处工作，主要负责生产设备零配件的采购，到处出差，也时常可以回长沙看望父母和家人。

当年老房子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五七干校决定全部撤销。知青全部返城安置，在做完了全部知青的善后工作后。湖南省委组织部根据干部个人意愿，全部重新分配工作。我回到了长沙，进入了省广播电台工作。但这个时候，我父母亲也全部彻底平反，调往广东工作，我又是一个人在长沙了。我是开心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家从1967年开始到1978年，12年的厄运总算是全部结束了。光明的日子终于来了。

攸县网岭，我16岁到这里读高中陪父亲下放劳动，后当知青，再成为国家干部，在农村整整十个年头。五七干校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干校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