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妙答“窑洞之问”的故事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范攀

黄炎培是民国时期有名的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六十多年前他曾在延安与毛泽东有一场精彩的“窑洞对”。1899年，21岁的黄炎培在松江府试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大喜之下，正式娶亲成家。新婚后两年，黄炎培辞去塾师的营生，到上海南洋公学读书。他从国际法说起，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长文，考上了举人。此后他回到家乡，兴办小学、女学，传播新思想。1913年，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黄炎培在1914年辞去江苏省教育司长的职务，后来北洋政府两次征召他为教育总长，都被回绝。袁世凯曾对人说：“江苏人最不好搞，就是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黄炎培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如何走出“历史周期率”？1941年，黄炎培发起中国民主同盟并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创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任第一任主委。1945年6月，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七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示希望访问延安，为两党谈判搭建桥梁。不久，中共中央回电欢迎。毛泽东紧紧握住黄炎培先生的双手：“欢迎！欢迎！”毛泽东的声音充满激情，“诸公来到延安可以自由参观。”黄炎培在致答辞中说：“我们来延安的目的，一是为促成全国团结向上而努力，二是想来延安看看。” 　　黄炎培先生仔细打量着眼前的毛泽东，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出发前，国民党政府宣传说，中共领导人尽是粗犷傲慢、飞扬跋扈之辈，见面后，毛泽东等人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厚重朴实，沉静中带些文雅。 　　第二天下午，黄炎培一行人，应约到杨家岭拜访毛泽东。一走进会客厅，黄炎培先生惊讶地发现，客厅的墙上居然挂着沈叔羊（沈钧儒之子）的画作，上面题有他写的《茅台诗》。 　　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报上称红军长征途经贵州时在茅台池洗脚。黄炎培听说后赋诗一首，名为《茅台诗》： 喧传有客过茅台， 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真是假且不管， 天寒且饮两三杯。 　　当然这次来延安，黄炎培先生绝非是来饮茅台酒的，他细细观察着陕北的这座山城。 　　他看到：延安没有一寸荒地，延安没有一人闲荡。 　　他看到：延安有大学，包括医科大学、自然科学院、文学院。延安有医院，还有医疗队巡回各乡为老百姓看病。 　　他还看到：延安街头挂有意见箱，每个延安人都可以投书，上书建议直达毛泽东。 　　通过这些细枝末节，黄炎培看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延安，这和他在重庆的所见所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里政治民主，富有生机，社会井然有序，民众安居乐业。 　　他预见到，一旦国共双方交战，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中国共产党。然而他历经三朝，久涉沧海，深知“打江山易，坐江山难”的道理。他既为中共领导下的好局面、好风气感到欣喜，又有着几分忧虑。　　7月4日下午，毛泽东又邀请黄炎培到家里做客，问他来延安几天有何感想？除了王云五因病受阻外，其他六名参政员登上前往延安的飞机。7月1日，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毛泽东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炎培一下子很愕然，一问才知道，1920年杜威访华时，黄炎培曾请杜威在上海演讲。当时台下听众中就有毛泽东。黄炎培一行在延安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街道上的意见箱——每个延安人都能“直达上听”，给毛泽东提建议。他发现，在延安喊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很少会称职衔。黄炎培在同中共领袖交谈时，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的“朴实稳重”，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7月4日下午，毛泽东又邀请黄炎培到家里做客，问他来延安几天有何感想？参政员黄炎培坦率地说：“　“润之先生，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说到这里，黄炎培停顿了一下，发现毛泽东神情专注，认真地听，并不插话。毛泽东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的态度让他感动，便把心中的话一股脑地说了出来：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听了他这番话后，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黄炎培看来：“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延安归来发起“拒检运动”在重庆黄炎培闭门谢客，由自己口述，夫人姚维钧执笔——原配王纠思在1940年过世后，黄炎培在贵阳大学演讲，女学生姚维钧一见倾心，后来两人书信往来百余封。等到姚大学一毕业，就同黄炎培在重庆成婚。黄在婚礼时散发的告亲友书中说，此是“佳人易得，同志难求”。他们夫妻联手，用几天时间，写出一本小书——《延安归来》。1945年8月10日，黄炎培在重庆出版了自己著述的《延安归来》。他在书中写：“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有人劝阻他不要著书为共产党作宣传，以免遭受人身危险。他说：“我只是用朴素的写真笔法写出所见所闻所谈，决不加以渲染。共产党确实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事实胜于雄辩，我黄炎培不作违心之论。”黄炎培这本74页的小册子分为“延安归来答客问”与延安五天日记两部分，回忆了他访问中的所见所闻，呈现给外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延安归来》先是在《国讯》杂志发表了两天的日记，读者反响热烈。但当要发行单行本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原来国民政府规定，新书出版要送有关部门审查。黄炎培知道如果自己走合法程序，这本书就会被扣，所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也不送审，就直接印刷发行了。这本书出版当天，政府就出动人马四处搜查。封禁行为成了一种“广告”，读者们对书的内容更为好奇，初版的两万册在几天内销售一空。国民政府的书报审查制度始于1931年。从1937年到1945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档案中有案可查的，就有1311种书刊遭查禁。从1938年3月到1945年8月，国民党中宣部和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档案显示，被禁书刊有2000种以上。这还不包括各地自行查禁的书刊。黄炎培与朋友们即以《延安归来》为契机，发起了一场“拒检运动”。在重庆媒体界的压力下，当年9月30日，《中央日报》发布了《出版检查明日废除》的消息。在黄炎培与毛泽东交往中的一个故事可见他耿直的性格。黄炎培藏着一幅珍贵的书法作品，毛泽东知道后就借来一阅，约好一个月归还。但只过了一周，黄炎培就打电话问什么时候归还。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说：“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又过了几天，黄再打电话，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等到一个月期满，毛泽东命人把书法用木板夹好，限令零点前必须送到。毛泽东说黄炎培“索帖”的行为是：“不够朋友，够英雄。” 问渠那得清如许，毛主席与“幸福渠”有哪些感人故事？美术经典告诉你1943年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先后迁居到了延安枣园这里有一条长约6千米的水渠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指导当地军民修建的用于泄洪和灌溉被当地群众称为“幸福渠”当时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就反映了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和大生产运动热火朝天的场景秧歌剧《兄妹开荒》1974年画家刘文西等人根据毛泽东领导延安军民兴修“幸福渠”自力更生的精神创作了国画《幸福渠》1938年至1941年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受到日军17次轰炸袭击同时还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为破除困局解决粮食生产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导当地军民修建了用于灌溉泄洪的第一条人工水渠看视频，了解更多作品背后的党史故事水渠修建后解决了当地5个村一千多亩土地的灌溉问题为了让子孙后代牢记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功绩当地百姓决定把这条水渠命名为“幸福渠”1974年刘文西在陕西省文化局美术创作组的领导下组织了一批画家共同创作了国画作品《幸福渠》创作画作之前刘文西曾数次走进枣园画了大量的速写和素描在创作过程中他要求创作组成员对每一个人物的动态乃至一草一木都要在深思熟虑之后方可下笔经过数月他们完成了这幅作品画家刘文西整个画面里出现了四五十个人物刘文西是如何突出画作中的主要人物？画作中一位陕北汉子皮肤黝黑头扎白毛巾腰系红腰带体现出陕北人典型装束和勤劳质朴的特质欢快的秧歌队伍中一位小姑娘挥舞着火红的绸缎后面的男孩敲响了金灿灿的铜锣队伍后面的人们吹起唢呐整个画面让人身临其境感受到了“幸福渠”通水时锣鼓喧天的喜庆气氛画作中大面积的粉色桃花与远处盛开的白色梨花让整个画面显得艳丽而不失雅致画作下方占据重要位置的水渠中渠水溅起欢快跃动的水花奔涌向前象征着军民团结一心庆祝队伍中高举的两面红旗更是体现了延安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所谓《幸福渠》，毫无疑问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渠水最初流淌通过的一刹那，刘文西先生就抓住了这一刹那的情景。――美术专家刘万鸣今天的延安已经发展成为一座常住人口两百多万人的城市先后建设了多个水利工程“幸福渠”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印记它昭示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刘文西在创作中用了哪些表现手法？美术专家刘万鸣为您解读在修建“幸福渠”时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让我们跟随中共党史专家徐焰一起了解《幸福渠》背后的故事 喝水不忘挖井人，这三口红井与毛主席息息相关“红井水哟，甜又清……”一曲《红井水》唱遍了大江南北。这一口口红井是一座座桥，党和红军与群众血肉相连；这一口口红井是面明镜，映照出了党和红军与群众心心相印的优良作风；这一口口红井涌出的并非普通的泉水，而是共产党人为百姓挖的幸福之水。三口红井“喝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每当听到这句耳熟能详的话，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瑞金的那口红井。那甘甜清澈的井水哟，至今源远流长，沁人心脾。其实与一代伟人毛泽东息息相关的还有两口井，同样恩泽一方，口口相传。距江西永新县城39公里的三湾村，仅有一口小小的水井，水深不过两尺，供全村人畜饮用，要是遇上干旱天，村民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前委书记毛泽东从文家市转兵后，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进了三湾村，住在协盛和杂货铺，开始着手总结秋收起义失败的教训，酝酿策划部队下一步的发展大计。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路上踱步思考问题时，恰巧看见伙夫挑水走过，发现桶里的水浑浊不堪，随即到井边看个究竟。只见井小人多，泉水刚流出来就被人舀走了，部队驻扎在此用水将更加困难。“饮水问题是大事，我们不能影响群众的生活，要及时予以解决。”正筹划起义部队下步发展方向的毛泽东，对这样的小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傍晚时分，候鸟归林，霞光四射，他带领几个战士从当地老百姓家里借来锄头、铁锹，带头卷起衣袖和裤脚，跳下井里清理淤泥，还对井进行了加深拓宽。考虑到部队人多，用水需求大，他又带领战士紧挨着老井挖了一口新井。为优先保证当地村民的用水需求，毛泽东让战士们在两口井中间用砖头石块砌了一堵墙，规定部队只能饮用右边的井水，左边的井水留给老百姓用。这两口井紧靠山脚，为了防止山上的污水和杂物流进井中，毛泽东第二天又带人用砖头和石块在两口井的周围砌了堵墙。后来村民们称之为“红双井”。这两口井每天汩汩地冒出清澈甘甜的泉水，祖辈缺水的难题彻底解决了，村民们乐得合不拢嘴，对毛泽东和红军更是敬佩和感激，热情捐款捐粮，为部队带路送情报。就是在这小山村水井不远处，34岁的毛泽东气宇轩昂地站在会师坪的青石台阶上挥动巨手，以叱咤风云的雄才伟略，将秋收起义的部队由师整编为团，首次提出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营、团设立党委，班、排建立党小组，这就是我军著名的“三湾改编”。如今，90年过去了，“红双井”的水质依然清澈，不同的是当年的鹅卵石围墙已经换成了水泥围墙。这两口井也按一比一的比例，搬进了“三湾改编纪念馆”。每天馆中的讲解员都向南来北往的游人介绍这井的来历，讲述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当年为群众办实事的感人故事。白霜如雪，寒气逼人。1932年10月，因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的毛泽东策马简从，翻山越岭，来到福建长汀疗养，住在汀州福音医院。这一住就三四个月，他这是第7次到长汀了，也是在此停留最久的一次。福音医院建在风景秀丽的卧龙山脚下，山腰有口年代久远的水井，毛泽东每天早上都和周围群众一起到老井里取水洗脸、洗衣服。当发现这口老井因长年没有清洗、水浑浊不堪时，刚刚被撤掉职务的毛泽东，并没有为革职的事而郁郁寡欢，而是依然心忧百姓生活，关心群众疾苦。当天，他就带着警卫员下井掏污泥，清除青苔，把这口老井清洗得干干净净，周边的杂草也割掉了，令老井焕然一新，群众取名为红井。水清井净，山下来打水和洗衣的群众越来越多，毛泽东常在老古井旁和群众聊天，了解社情民意。他在社会调查中发现汀州苏维埃政府只注重扩大红军，而忽略了群众的生活疾苦等问题，便不顾身体有病，在福音医院休养所的卧室里，秉灯夜书，起草了著名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大会期间，毛泽东主席特意向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叶飞打听，汀州老古井现在还有没有水？叶飞询问了长汀县政府后，回复毛泽东：长汀老古井不但有水，而且周围群众还在使用这口井。毛泽东听后欣慰地笑了。井知人意，亦有灵性。岁月年轮走过80多年，这口水井今天依然清澈见底，清泉喷涌，附近的群众尽管早已用上了自来水，但每天仍有人来此挑水洗衣。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瑞金叶坪迁来沙洲坝。住在农民家的毛泽东正处在一生最落寞压抑时期，信息闭塞，大事管不了，他却做了一件“小事”，让当地群众至今都记得他。毛泽东在和村民聊天中得知，沙洲坝人一直都在饮用涝坝污水，既难以下口，又不卫生。问他们为何不挖口井，皆摇头不语。“沙洲坝，沙洲坝，无水洗手帕，三天无雨地开岔，天一下雨土搬家。”原来干旱的沙洲坝，被风水先生说成是条旱龙，不能打井，如果打坏了龙脉，十邻八乡都要遭殃。天生不信邪的毛泽东不相信沙洲坝挖不出水，决计给村民挖一口井，解决村里这个老大难问题。“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当年从韶山冲走出的毛泽东，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挖井的地点是他自己选的。这天东方刚露鱼肚白，毛泽东领着警卫员来到驻地前的一块空地上，先用锄头刨了一个圈，定下了井位，接着便抡起锄头挖起来。他让警卫员通知驻地机关的同志一起前来挖井。毛泽东一边挖井，一边乐呵呵地对大家说：“听说有的乡亲迷信风水，不敢打井，怕得罪旱龙爷，坏了屋场害了人。可我不怕，如果旱龙爷怪罪下来，让它来找我好了！”一席话逗得大伙都乐了起来。几天后真的挖出了水，一股泉水喷涌而起。大家高兴地下到井底，铺上一层薄薄的石子、石灰和木炭，让水变得更加清澈，一口直径85厘米、深约5米的水井就这样挖成了。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红井。小小一口井，贮满清泉，也贮满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深情厚意。“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毛泽东帮助挖好这口井后的第二年，便跟随红军长征了，他的革命生涯也更加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红军撤出瑞金后，国民党反动派几次把井填掉，群众一次又一次把井挖开，每天依然喝着这井里的水。亲人不在了，红军远走了，然而井还在，井里的水依然清澈、甘甜、旺盛，喝井水的人依然挂念着挖井的人。直到1956年，作为党和国家领袖的毛泽东，派中央慰问团来瑞金慰问，当时的沙洲坝人为了迎接慰问团的到来，对毛泽东当年挖的这口井稍微做了修整，在边上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这个故事后来收到小学课本里，亿万少年儿童通过《红井》这篇课文，深切地感受到了伟大领袖爱人民的浓浓深情。有一些出版社曾将《红井》这篇课文从小学语文课本中拿下来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瑞金考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当即指示说：《红井》不能“下课”，所有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课本中都应当恢复这篇课文。如今，红井享誉海内外，成为人们向往仰慕的神圣之地。“红井水哟，甜又清……”一曲《红井水》唱遍了大江南北。甘甜的红井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儿女。这一口口红井是一座座桥，党和红军与群众血肉相连；这一口口红井是面明镜，映照出了党和红军与群众心心相印的优良作风；这一口口红井涌出的并非普通的泉水，而是共产党人为百姓挖的幸福之水。 革命圣地延安：窑洞之光明初心原标题：窑洞之光明初心初夏，陕北最好的时节。红艳艳的太阳照耀宝塔山，远处的山头上有人唱起了信天游：“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千家万户把门开，快把咱亲人迎进来。”歌声响彻云霄，将人的思绪拉回狂风暴雨的年头。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落脚陕北，窑洞“司令部”成了民族解放的策源地，大生产运动的小纺车摇出军民鱼水情，沟沟壑壑遍布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足迹。今天，我们穿越时空、回溯初心，沿着窑洞之光的指引，看它如何划破黑暗长空，照亮前行。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家，牺牲一切1937年盛夏，卢沟桥的炮声响了，华北华中大片领土在短短数月间山河破碎。9月，暴雨砸向平型关东北的白崖台，日军第五师团一部向此进犯。在小寨村至老爷庙公路附近的山地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战士们埋伏其中，一夜风雨过后，加之山洪寒冷透骨，官兵们浑身上下被洪水泡成了“黄泥汤”。一声枪响，火力倾泻而下，八路军发动猛烈进攻，对陷入混乱的日军实行分割、包围，与敌进行白刃格斗，歼敌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这场“平型关大捷”惨烈异常，我军近千人伤亡，第五连百名壮士凯旋时只剩30多人，许多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穿着草鞋与日寇血战，在白刃战中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有谁知道，抗战初期，咱们的战士和日军弹药配置的差距吗？”“日军每个士兵配备120发子弹，我们呢？”“20发？15发？都不对，就5发！”一片惊讶声响起在陕北洛川会议旧址的院坝里，一幅幅黑白照片将人的思绪从惨烈的战争现场拉回现实，一个强烈的疑问盘桓在人们心头——明知扛起长枪走向战场，从此再也回不来，却毅然慷慨赴战，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指引？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副教授王志认为，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使命的引导下，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尽管党中央到达陕北时所率领的部队只剩七千多人，革命面临着严重危机，中共中央毅然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日，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铿锵动员令表明初心，圣地延安释放强劲磁场——从1938年开始，千千万万满怀爱国热忱的青年，像潮水一样涌向这里，包括不少台湾青年和海外侨胞，总人数达3万之多，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占80%以上。“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在奔赴延安的途中，许多人冲破重重阻碍，写就动人诗篇。1938年4月9日，一场鼓舞人心的讲演在窑洞外的露天广场上进行。身着补丁衣服的毛泽东大手一挥：“来抗大学习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是为了自己的家，而是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家，牺牲一切。”铮铮誓言如同声声战鼓，响彻云天。延安整风擦亮初心，全党上下鼎力自强滚滚延河岸静立着延安革命纪念馆，在整风运动展区，刻着“实事求是”四个鲜红大字的石刻吸引游客驻足观看。穿越战火硝烟，这一记录整风精神的石刻历久弥新。1937年11月，黄土高原步入隆冬，气氛肃杀。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踏上延安土地。这一次，他又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主张对国民党让步，还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占了上风，党内产生很大的思想动荡。思想混乱，初心蒙尘，航线迷失。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遭到惨重损失。而在事变前，毛泽东就对国民党存有戒心，曾制定过一个先发制人的计划，但这个计划最终被共产国际否定了。这一导火索促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下决心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全党同志检查思想、工作和个人的历史，形成浓厚的纠错氛围——高级干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尤为深入。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博古等曾经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的负责同志，都在会上进行了沉痛检讨；张闻天更是奔赴农村，以实际行动“补课”；周恩来用半个月时间，写了5万多字的学习笔记，并作了5天的发言，对自己各时期的工作进行了深刻反思，体现了极高的党性修养。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得到极大提升。随着运动在各单位如火如荼地开展，大家将思想和实际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针对还没有达成共识的问题，同志之间在讨论中敞开胸怀，若某问题在白天还没形成统一认识，晚上散步时还三三两两讨论着，每个党员反思不足，有一说一，光明坦荡。在整风运动的过程中，增强党性修养被列为一个重要内容。刘少奇《论党性修养》成为必学文件。这篇文章提出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党性原则及开展党内思想斗争是保持党性纯洁的有效方式等，有力指导全体党员明辨是非对错、锤炼党性修养。“通过整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得到了极大增强，为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王志说。西北野战军新华社随军记者杜鹏程曾在长篇文学《保卫延安》中，描述了当时党内浓厚的学习氛围：“城周围的山坡上、沟渠里，一片一片的人在听课，在讨论学习中的疑难……”“在那万千个闪亮发光的窗子里，人们正用全部精力工作学习，思索真理。”一位外国友人更是称赞：“共产党真了不起，吃小米饭，啃《资本论》。”思想统一，初心擦亮，前行道路变得清晰。不独理论学习，延安时期党的制度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也迈出坚定步伐。一个鼎力自强的成熟政党渐露峥嵘。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就制定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克服党内存在的自由主义、分散主义思想；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提出了增强党性的具体措施；《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对党内巡视工作作出规定，强化对党内和公务人员的监督。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惩治贪污条例》，厉行廉洁政治，明令：“共产党员有违反者从重治罪”。1937年延安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黄克功事件”。时任红军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毛泽东“挥泪斩马谡”，一个勇冠三军的红军将领被公审枪毙了。“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毛泽东在给黄克功本人的回信中如是说。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副教授薛琳认为，黄克功案件能否得以正确处理，直接关系着共产党人能否取信于民，能否公平正义。毛泽东的回信和事件处理结果恰恰表明，中国共产党通过依法理政，守住初心，赢得人心。初心在为民谋利中历久弥坚“最后一粒粮拿出做军粮，最后一尺布拿出做军装，人民是我们的亲爹娘，我们是人民的好儿郎。”青化砭战役烈士陵园，有人唱响一首军民相亲的歌谣，将现场学员的思绪拉回转战陕北的岁月里。1947年3月，2万6千人的西北野战军连续三天埋伏在距敌人仅有15公里的地方。我军行动当地百姓看得一清二楚，但没有一个百姓走漏风声，解放战争首战告捷。在随后的沙家店战役中，佳县人民宁愿把自己仅有的粮食拿出来支援子弟兵，当年冬天一些百姓就因为家中断炊而亲人饿死。“正因为党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广大人民群众也就把党的事业放在心上。”西安政治学院退休教员焦连三说。人心向背是决定力量。正如毛泽东所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只有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谈。延安的山山峁峁里写满为群众谋利益的故事。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县长联席会议正在杨家岭参议会小礼堂举行。开会期间，突然发生了雷击礼堂事件，一位农民的毛驴也被雷劈死了，他便当街大骂：“这瞎了眼的老天爷，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这件事很快传到毛泽东耳朵里。“老乡这样骂我，说明我们工作中存在错误和问题，需要查清改正。”毛泽东冷静分析。后经调查发现，原来是当地征粮太重了，农民心有怨气。随后，党中央、毛泽东及时作出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减征公粮、军民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扭转缺衣少食的困难，根据地的老百姓生活明显好转，党群关系全面升华。就在中央书记处所在的枣园，毛泽东曾在书记处小礼堂亲自为24位老农民祝寿；中央领导机关、边区政府干部还给枣园乡设计并动手修了一条长6公里的水渠，旱地变水田，枣园群众将其改名“幸福渠”。薛琳认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党群关系有了深刻认识，在理论上强调“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在生活中，共产党员“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走出衙门，深入乡村”，呈现出水乳交融的党群干群关系。延安13年，党员人数由4万余人发展到121万人；执政70年，党员人数9000多万。从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到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从至诚报国的黄大年到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共产党人迎难而上、不懈拼搏的奋进姿态始终如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初心不改、伟志不移。蜿蜒的山沟沟，蓝盈盈的天，火红的太阳跃出地平线。桥儿沟、杨家岭宽阔的广场涌入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他们回望革命年代坚定不移的初心信念，用心感受70年接力传承的历史使命，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