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信: 从寒门到博导

冬夜品诗

 

我叫王文信，男，汉族，宝丰县大营镇二村人。1959年——1965年在北京大学数学力系学习，毕业后先后在石家庄、郑州、天津的高校任教，2004年退休，现居住在天津，颐养天年。从1954年外出求学离开家乡，至今已经六十七年了。但家乡的一草一木，儿时的伙伴，艰辛的求学历程，在我一个人独处、神思静闲的时候，轻轻地从记忆深处走来……

                 童  年

我于1941年农历7月2日出生在素有“双城”之称的大营镇。父亲是大营镇清凉寺村人，准确说是清凉寺的封王村（座落在清凉寺村西的马王坡南面，现今早已不存在了）。传说当年宋徽宗率工匠来到清凉寺村建立汝窑，在后窑村建立实验窑，汝瓷试烧成功后才在清凉寺的汝窑正式生产。工匠就居住在封王村。到我们这一代已经是汝瓷的第13代传人。母亲的娘家是大营的潘家，父亲家十分贫穷，再加上老娘先天行走不便，所以我们就落户大营，居住在大营西街的一个小院里。

我们全家六口人：父亲，母亲，三个男孩，一个女儿，我排行最小。那时家里很穷，全家的生活重担都落在父亲一个人肩上，吃穿住很困难，更无钱治病。幼年得大病，就放在杆草上等死，断了气捆起来扔往野外喂狗。我小时候体质很差，经常有病。据说我总是巧遇杨青山，他懂点医道，总是说服家人，人没死透，不能动手捆，缓缓再说。我幼年一共上了三次杆草堆，每次都是在他的呵护下才没送命。家人都说我命大，能遇见贵人搭救。

我的命虽大，但不值钱。在两岁时，家里穷得实在没法过了，就把我卖了，卖价是一块银元和一升黑豆。我大哥王文华知道后，坚决不同意，把我又要了回来。关于这件事，我的三个侄女曾写成作文，在她们就读的许昌二高、七中和三中都得了作文奖。

母亲心灵手巧，手工制作的面条又细又筋道，很受欢迎。为补贴家用，母亲把面条擀好，我用一个小筐端着沿街叫卖，卖完才回家。冬天的一天傍晚，我又去卖面条，天色已经暗了，我还没回家。母亲放心不下，脚步蹒跚地外出寻找。发现我后，母亲没有立即上前叫我，而是在后面跟着我，看到我卖完了，才悄悄离开。家境的贫穷，使我认识到：只有刻苦学习考上大学，才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中华民国36（1947）年，大营镇（当时称八保）解放了。当时我只有6岁，啥也不懂。虽然参加了儿童团，只是跟着凑热闹。记得儿童团参加共产大地主冯开勤，我从冯开勤家里背一个对锤，放在大家公用的对锤凹内。

一天，儿童团长派我和陈保禄（现在新疆居住）去赵村送信，接信者当时正在养蜂，蜜蜂满天飞，吓得我们撂下信就跑。他追了几里路才把收到条交给我们。

现在想想儿童团的一些活动，挺有意思。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对于我的一生帮助不小。

                       求   学

1948年春季，我上学了。学校是刚成立的大营小学，地址在镇区西北角白衣堂。当时1~6年级在一个教室里，老师是徐臣佳先生。说是上学，实际情况是既没有书，也没有教具，刚开始连黑板和粉笔也没有。天天只是背诵《三字经》和《珠算歌》，有时候学扭秧歌。一个多月后，添了很多先生和学生，1~4年级才各有各的教室。不到一年的时间，也有5~6年级了，还开设了体育课，篮球板是釘在树上。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镇上开庆祝大会，学校扭秧歌，看演戏，非常热闹。虽然先生和镇干部讲了许多，我也听不懂，记不住。回家后，大人们都说“毛主席坐北京了”，大人都把毛主席当成皇上了。我非常信任大人们说的话。

大概是50年底或51年初，学校扩大了，我们搬到南学（现山陕会馆旧址）上课。学校越来越正规了，除了学习书本知识外，还组织宣传队到校外去宣传，有唱歌的，扭秧歌的，演戏的，先生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慰问前线回来的伤病员。当时我大哥随军出国参加抗美援朝，所以我对军人有特殊的感情。一次，我从家里拿了4个鸡蛋（按规定拿一个）交到学校，除受到表扬，名字还上了学校的光荣榜。

    1953年春天，崔英晨先生告诉我们：“今年县中开始秋季招生。如果今年考不上，只好多上半年，明年再考；考上了，提前半年毕业。”在崔先生的亲切帮助下，我拼命地学习，考取了县中。但是，由于还差半年的学习，学校严格规定，没有给我们发放小学毕业证，所以我一生没有拿到小学毕业证。

县中在宝丰县城，距离大营50华里。那时没有公路，只有崎岖的乡间小路，来回100华里，仅靠两腿走。每周周六下午回家，星期天返校，当时我只有13岁，所以每次返校后，两脚总是磨出血泡。也许有人会问，不回家不中？确实不中，因为不回家没有饭吃。学校固然有食堂，每月伙食费5元左右，虽然我享受三等人民助学金，我家也没有能力每月都交伙食费。只好每周回家一次，背来粮食和柴草自炊。

所谓“自炊”就是自己做饭自己吃。具体来说就是十几个穷学生合租一间10平方米的小房子，房租均摊，一个人用几块砖头搭成小灶，能烧开水腾干粮、煮面条就可以了。当时其他学校有没有自炊现象，我不敢说，我是在宝丰县中亲身经历过自炊的一个学生。

1954年，我大哥从朝鲜回国到驻马店市，我也从宝丰县中转学到驻马店第一初中。（大哥王文华1947年5月从大营参军入伍，随刘邓大军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解放南京、解放广州等战斗。朝鲜战争爆发后入朝作战，参加了上甘岭战役。当时，大哥在团政治部宣传科任副科长，和电影《上甘岭》中张连长的原型张计发、黄继光所在的六连连长万福来等是好友（这两个连均属45师）。1954年回国驻军在驻马店市，我在驻马店上学时，常去大哥所在的军营，有幸见到了45师师长崔建功、黄继光的妈妈等英雄人物。)1956年，由于学业优秀，特别是毕业考试全满分，我被保送进入高中学习。1957年初，我大哥调离驻马店，我只好从驻马店转学到许昌一高。这次转学给我带来两个极大的困难。

一是在驻马店高中外语课学的是英语，然而在许昌一高学习俄语，必须在20天的寒假时间赶学俄语，不然无法跟班学习外语课。二是驻马店高中没有开设机械制图课，而许昌一高已经开课半年了，也必须在寒假赶上。说实话，当时没有任何捷径，只有拼命。

.尽管我足不出户潜心学习整个寒假，但开学后开始上这两门课，我还是根本听不懂。老师看不起，个别同学冷嘲热讽。不服输的我只有从零开始拼命地学，星期天同学们有看电影的，有打球的，有打扑克的，只有我在拼命地学习。两个多月后，我似乎能听懂老师在讲什么了。期末考试，机械制图课通过了，俄语我得了满分。改变了任课老师和绝大同学的看法，也遭到了优秀学生的嫉妒和排斥。

1959年高考时，我原打算能考取公路学院或铁道学院就很满足了。因为我曾受过每周步行百里之苦，在县中上学时就萌生了将来修建公路或铁路到大营的心愿。1958年，我听说宝丰——大营修公路，我特意赶回大营，参加了南门外——清真寺一段的修建。报考北大确实没有把握，后经老师和好友的鼓励，最后一次填志愿时，才冒昧地填写第一志愿是北大。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能够考取北大，这纯属意外，纯属侥幸。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我的中学生活也是坎坎坷坷。别人学一门外语就够了，我必须学两门外语，特别是《机械制图课程》我吃了不少苦头，也受益匪浅。逼着自己自学总结出的一些方法，不仅对于升学有帮助，对于后来的研究工作也大有裨益。

. 在北大学习和高校任教    

我考取的北大数学力系，学制6年。收到录取通知书，我当然高兴，然而路费成了问题。只好东借一点，西借一点，勉强凑够。开学前夕，二哥王文明亲自陪我去学校报到。入学后，虽然我享受乙等助学金，生活上勉勉强强过得去。大学六年，我仅回家三次。因为不能解决来往路费。

在北大，不仅生活上困难，学习上也困难。没有教材，也没有课本，听课只靠记笔记。特别是老师和教授来自五湖四海，东西南北口音都有，刚开始听课很吃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家庭条件各不相同。知识分子家庭和干部家庭的学生，家里有人指导；家庭富裕的学生，买一些资料和参考书。对于我这个父母不认一个字来自贫农家庭的学生，有时候偶尔能够从学校图书馆借到一点参考书，学习是多么艰苦和困难。我清楚地记得：在大一时，《高等代数》我还没学习结束，同班同学徐明耀（他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已经在自学华罗庚定理（专门化课程的知识，相当于博士研究生的课程），这个差距有多么大呀！怎么能够缩小这个差距呢？只有像高中一样拼命地学习。          

1965年，经过六年努力，总算是毕业了。我被分配到河北半工半读师范学院任教，此后又在河北交通学校、河北机电学院任教。1984年调到郑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子技术学院任教，1988年到天津的海军勤务学院任教。先后被聘为讲师、副教授和教授，文职4级，荣立三等功一次；曾被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院校聘为博导，桃李布天下、军内外，有的成了将军。2013年，专著《原子和分子薛定谔方程的严格解析解》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

（刘海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