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蒙古语“站赤”

辽宁建平 刘志军

建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 刘志军 前一阵网上传得很火的一段视频，有位专家说，汉语的“站”（车站之站，非站立之站）来源于蒙古语的“站赤（Jamči）”。

这两天放假得闲，查了一下，看到很多关于站赤的专业论述，多认为：

汉语的“站”源于蒙古语 "Jam"的音译，蒙古语“Jam”源于突厥语“Yam”，而突厥语“Yam”源于汉语的“驿”。

哈哈，“驿”这孩子，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变成了“站”，就连他妈都不认得他了！

可是现代蒙古语中的 ĵam 却已经没有了“驿站”的意思，而转为道路、途径之意，“邮递”则改用 örtege。而 jam的本意，就连好多蒙古族人都不知道了！

跟“站”类似的的，还有 “福晋、章京、台吉”，本来是汉语的“夫人、将军、太子”；“武将”变成了“伟正、卫征”；“宰相”变成了“宰桑”；汉语被蒙古语或满语引用，又被翻译回汉语，搞得好多蒙古族人、满族人、汉族人都不知其意。

出口转内销，蒙了多少人！

上面截图源自陈高华的文章，如下：

转一篇网上的帖子：

《说文•马部》：“驿，置骑也。”“驿”字本义驿马，后意义衍生为置骑之所——“驿站”。但单称“驿”称或“邮驿”（李白《为吴王谢责赴行在迟滞表》“今大举天兵，扫除戎羯，所在邮驿，征发交驰。”），现在日语里“駅（えき）”仍有车站的意思。 图上文字：葉柏壽驛（上世纪30年代日本人拍摄的叶柏寿车站）

“站”出自蒙古语ĵam/djam，这也是古史上的常识之一。不过这个词最早很可能是蒙古人从突厥人那里借来的，突厥语中读yam——而突厥人的yam最初却很可能是从汉语“驿”移植过来的，值得注意的是：日语中“駅”东京音读作eki，但其东北方言读作jegi。一般认为，蒙古语的j和突厥语y，在读音上经常可以互相转换，故此造成ĵam和yam的差别。

不过或许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因为“驿”在古汉语中本来就是复辅音（王力拟音ʎyak）而东亚的驿站系统，毫无疑问最早是由汉人的中原王朝创立的，最早的记载可追溯至战国时，《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齐景公游少海，传驿从中来谒。”漠北各族借用此字也并不奇怪。

伯希和在1930年曾写道，北魏拓拔氏很可能是突厥族属。他的证据之一是《南齐书•魏虏传》里记载的，拓拔鲜卑的语言中，谓“诸州乘驿人为咸真”。伯希和把“咸真”还原为Yam-Tchin（今吴语、闽语、粤语中仍读咸为Ham），并认为这与突厥语中把驿马/驿金称Yam，驿夫称Yamdji是有同源关系的，并且与蒙古语的“站赤”显然有密切关系。俄语称驿村为Ям（Yam），驿夫为Ямщик（Yamčik）极可能也是蒙古征服时代突厥语的影响。

《鲁布鲁克东行记》第15章：“后者让我们走远道去见一名叫做驿站的官员，这样称呼是因为他负责接待使臣。”何高济注：“驿站（Jamian），在另一处正确拼作Iam，即Jam，马可波罗写作Yamb，实际是汉语的‘站’，不是人名。”何氏在这里的解释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似乎蒙古语的Jam倒是从“站”而来的。马可波罗写作Iamb，而非Yamb（参见《马可波罗行纪》卷二，第97章）。冯承钧注：“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现代蒙古语尚名驿传之所曰djam或dzam。意大利语iam可读作djam，则与汉语‘站’之对音合矣。”冯注在此有小失误，盖现代蒙古语中jam已无“驿站”之意（现代蒙古语中，ĵam却已经没有了“驿站”的意思，而转为道路、途径之意，表现“邮递”意的则改用örtege），倒是在突厥方言中yam仍保留这一意义。

翁独健在格鲁塞《蒙古帝国史》第一章注释中加按语云：“蒙古语谓驿站为Jam则是出于中国的站字，突厥语以Y代J，因此伯希和举出此字以为拓拔是源出突厥的佐证。”这句话的前半段是错误的，倒果为因；后半段其实也可以商榷，盖此并非最强有力的证据。如亦邻真根据同样的证据，认为鲜卑语后缀-čin是对表现族属有决定关系，据此推断拓拔鲜卑语理应与蒙古语更接近（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

正因作为“车站”意的“站”是一个外来语，故此在一些保留古音比较多的方言里，其读音和“站立”意的“站”，是读音不同的。大致“车站”之“站”，各地都读与zhan或jam近似的音（福州话读yam），但后者，上海话一般不说“站”，而说“立”，崇明话读gei，福州话/闽南语读khiā，广府话读kei（本字当作“企”或“徛”，《广韵：“徛，立也。”）。

汉语的“站”，现在是一个常用字，但它和“做”一样，是一个相当后起的字，不见于唐代以前的文献（因此日文也更不可能引进这个外来语了）。较早见于宋朝丁度的《集韵》，但意思却是“坐立不动貌”，并无现代汉语最常见的“站立”或“车站”的意思。如秦少游《踏莎行》：“驿寄梅花，鱼传尺素。”陆游《卜算子》：“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宋时显然不可能用“站”来替代上述的“驿”字。

元代以“站”来翻译，或许也是因为这个俗字当时还比较冷僻，不致使人误解。《元史》志表总序：“元制站赤（ĵamči）者，驿传之译名也。”但正因此字是蒙古语读音，到明初朱元璋恢复汉人衣冠，矢志去除北虏风习，洪武元年又将通用的“站”字改称“驿”。但沿用成习，“驿站”连称也已成为常用短语，百姓口语中仍称“站”，甚至明末奏章中也有用“站”。如《水浒传•楔子》：“ 洪太尉 次日早朝，见了天子，奏説：‘ 天师乘鹤驾云，先到京师，臣等驿站而来，才得到此。’”“清代在各省腹地所设称“驿”，而军报所设称“站”；但一般通称“站”（参见《词源》“站”条）。满语“驿站”也一样自蒙古语借入，今黑龙江佳木斯，即满语驿站而来。1931年后，日本在东北也改站称驿，但行政措施始终行不通。

综上“站”很可能是“出口转内销”的词汇，类似满语的“福晋”、“章京”、“台吉”等词汇。

再转一篇网上的帖子：

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对“站”字有详细考证，认为来自蒙古语。

方龄贵指出，南宋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写成“蘸”：“置蘸之法，则听诸酋头项自定差使之久近。”

宋末元初方回《姑苏驿记》写成“站”：“旧姑苏馆今改为驿。若姑苏郡、姑苏台皆一新之。新之者谁？嘉议大夫、平江路总管、真定董侯也……大徳五年辛丑七月朔，淮浙闽海溢动百里，潮高数十丈，为患巳甚，而苏之飓风尤恶……首新郡治，继及姑苏驲。曰馆，曰驲，曰站，名虽三而义一，新三站而其地一。马站曰光远，傍为思政亭，水站曰宾贤，傍为通波亭，以至递运站，鞍韂舳舻，仆从烝徒之需，无一不饬。”此处之“驲”指驿站。大德五年是1301年。

《汉语方音字汇》苏州“站”（车站）zE阳去，温州dza阳去，声母犹是浊音，与“蘸”或“站”（站立）有别。其他南方方言“车站”的“站”声调大多来自阳去，也与“蘸”有别。如广州“蘸”tsam阴去，“站”（车站）tsam阳去。梅县“站”（车站）tsham去声，当地只有一个去声，但“站”（车站）声母送气，可见来自阳去，附近的河源“站”（车站）就是tsham阳去。

“站立”的“站”比“车站”的“站”出现时间要早，见于唐代。北宋《广韵》陷韵陟陷切收“站”字：“站，俗言独立。”时间在《广韵》之前的蒋斧藏本《唐韵》陷韵都陷反也有“站”字：“站，俗言独立。”蒋斧本《唐韵》是个残卷，仅存去、入二卷，且去声不全，属于唐代天宝本系统。宋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和《裴务齐刊谬补缺切韵》陷韵未收“站”字。依蒋斧本《唐韵》体例，若是新加字，会在每纽第一字之下标明几加几，而蒋斧本《唐韵》都陷反小韵下径标“二”，可见“站”不是蒋斧本《唐韵》所加，而是依据其他底本而来，时间更在天宝之前。

楼上提到蒙古语的“站”来自“驿”，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也提到类似观点：“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突厥语之yam，乃源于汉语的‘驿’字。”方龄贵只是提了一下，而无具体论证。“驿”中古收-k尾，变成双唇韵尾比较奇怪，虽然南方有的汉语方言确实存在少数收-k尾的字现在改收-p尾的现象。如福建宁德“脊”tsep阴入。

《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洪武元年九月，“甲寅，诏改各站为驿”。朱元璋的命令没有成功推行，老百姓习惯了用“站”，后来大臣的奏章中还是出现“站”字。洪武二十五年冬十月，“癸丑，户部言运解州池盐，计其路程，自河口杨壶站至淮安白萍站共二十七站，每站一百里，当用船二百七十艘，次第接运至京仓收贮，宜令工部造船，刑部都察院发囚夫往运。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