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三落三起

竹林听雨

毛主席三落三起（摘自党史）

落实福建省委，关于开展“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号召，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学党史、知党情、听党话、跟党走。学党史，不能不提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中国解放和建设经历艰难困苦的革命历程。

　　一位党外干部讲中共党史，有一种让人不可思议，对吧。其实不然，我虽然是党外干部，一直都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政府工作，我不敢擅自按照《党章》来要求，但是我时常告诫自己，谨记三原则，“服从、执行、参与”服从党委最高决策，执行人大最高决议，参与政府事务管理。



中国共产党党史，薄本第一页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奠定我们的国体基础。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

想起我小学三年级课文，题目忘记了，内容还记得：“井冈山、古田、遵义、延安。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韶山升起红太阳，光芒万丈照四方，革命路线来指引，万里征途不迷航”。

看看毛主席的三落三起，我们怎么好意思叫苦！

1976年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毛主席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我们看到的多是对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生动描写。

毛泽东是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被确立为党的领导。但在遵义会议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发展并不如意，经历三落三起。

三湾改编

　　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主席在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对秋收起义失败后的剩余部队进行了整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毛主席在《三湾改编》中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第一落是刚上井冈山时。

1928年3月，毛泽东因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被批评为“枪杆子主义”，再加上秋收起义后没有攻下大城市，调转方向上了井冈山，被党中央开除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当时传达中央决定的特派员，只记得要开除，却把开除什么给忘记了，结果误传为“开除党籍”。

毛泽东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后，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打了不少胜仗，把一个团发展为一个师两个团，还在3个县建立工农政权，结果却突遭闷棍。他原本担任的红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和党代表，也因此当不成了。由于当时军事干部可以不是党员，他于是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这一落的时间是一个月。郁闷了一个月后，见到中央文件，才知道开除党籍是误传，政治局候补委员丢了，党代表还是能当的。这时（1928年4月），朱德、陈毅带部队（南昌起义失败余部）上井冈山会师。会师后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当军长，毛泽东当党代表、红四军军委书记。这一落一起，毛泽东由师长变成了军党代表。

第二落是下了井冈山后。朱毛之争和陈毅主义。军队的领导核心

1929年5月，毛泽东转战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在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如何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上，与其他人发生分歧。结果，他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失去了前委书记的职务，被迫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红四军，去地方指导工作。这次打击把毛泽东推向政治生涯的又一个低谷，积郁成疾，病得很重，甚至被共产国际误发了“讣告”。

这一落的时间是半年。到11月底，因为没有毛泽东的领导，红四军乱哄哄地打了大败仗，兵力损失近1/3。中央了解情况后做出指示，一定要把毛泽东请回来。毛泽东回来后，组织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通过决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并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这一落一起，立了一个党管军队的大规矩，这是我军最根本的领导制度，这个制度不断完善并一直坚持至今。



古田会议

　　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扩展到28个县，250万人口，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毛泽东被剥夺军队领导权后，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闲职），只管植树和农业生产。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线路图

第三落是在开始长征之前。

这一落的特点是：时间最长，从1931年底到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历时3年多；打击最深，毛泽东几乎所有职务都被撤掉；受苦最大，用毛主席后来回忆的话说：我们被孤立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最惊心动魄，过程一波三折，终于在遵义会议扫除一切阻力，万众归心。这一落一起，使毛泽东从中央的边缘领导成为核心领导。党的领导核心

连遭重击

今天，我们重点讲讲发生在遵义会议前后的这一落一起。毛泽东从井冈山下山后，在赣南闽西一带创建了革命根据地。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以弱小兵力战胜强大敌人，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连续打破蒋介石三次“围剿”。

还发展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扩展到28个县，250万人口，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比现在的台湾省还大。

按理，取得如此不可思议的成就，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好好表彰一番。但结果却恰恰相反。

那个时候的中央领导权被王明、博古等人掌握。他们大搞教条主义，照搬俄国道路，先夺取中心城市，然后夺取全国政权。而毛泽东主张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而且他还“反对本本主义”，这就注定了他时运不济、“华盖”当头。

一免军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王明为加强对中央苏区的控制，派中央代表团到瑞金。后者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上，指责毛为“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的经验主义”。

随后在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不再设总政委，自然解除了他总政委领导职务，从而体面地剥夺了他对红军的领导权。

二免党职。1932年1月，在讨论是否攻打赣州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大多数领导发生分歧。随后，他又提出日本侵华引起阶级关系变化，这样的论断与分析不符合中央“日本要进攻苏联”的判断，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遂被免除。

三免工作。毛泽东虽然在周恩来的邀请下，助红军摆脱赣州之险，并出其不意地进入福建境内，一举拿下龙岩、漳州，取得巨大胜利，周还让他重新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但在是否攻打中心城市的问题上，他的反对意见仍很坚决。于是，中央决定再一次罢免毛泽东的总政委，并剥夺一切工作权利。

四肃影响。不仅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走毛泽东路线的同志受到批判撤职，而且毛的亲属亦遭到牵累打击。后因共产国际干涉，毛泽东才得以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但主要工作是号召植树、检查春耕等“闲差”。

五患重病。毛泽东被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直到长征开始时还只能躺在担架上。

抓住转机

在由博古、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的指挥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不得不开始艰难的战略转移。

在这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并没有消极对待，而是通过一系列斗争，最后在遵义成功崛起。

首先是争取了两个人物。一个是王稼祥，一个是张闻天。他们两个都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开始都反对毛泽东，但后来都成了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

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打赣州失败后开始转变思想。他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和打赣州的教训中，感到毛泽东的指挥是正确的。后来他因伤到后方住院与毛泽东在一起，相互之间越来越近，逐渐成为毛泽东最坚定的拥戴者。

张闻天是博古之后排位第二的政治局常委，后被排挤到政府当“总理”，离毛泽东的住处很近。于是，他能够经常与毛泽东接触交流，感到共鸣点越来越多，并逐渐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二是提出了两个要求。

一个是在长征开始时要求与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他们三个天天在一块儿，讨论红军为什么会遭到如此严重的失败，最后形成完全一致意见，不能再让博古、李德指挥下去了。

另一个是在湘江战役后要求讨论失败的原因。湘江是长征突破的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采取“半渡而击”的战法，使红军损失过半，全军上下对博古、李德一腔怒火。毛泽东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原因！”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当时蒋介石尾追甚急，许诺稍微安顿后开会。

三是斗争了三个回合。

第一回合：通道会议，改变了行军方向。到湖南通道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否定了李德往北与贺龙会合的提议，通过了毛泽东往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的提议。

第二回合：黎平会议，改变了战略方针。到贵州黎平后，毛泽东主张在遵义地区建立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都支持毛泽东，并以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形式明确为战略方针。

第三回合，否定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李德在贵州瓮安县的猴场，又提出他的老主张。政治局会议再一次否定了他，同时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作战方针“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实际上否定了最高“三人团”的指挥权。

这三个回合的准备，为遵义会议毛泽东的崛起，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准备和基础。



遵义会议

成功崛起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从15日开始在“柏公馆”召开遵义会议。会上围绕总结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情况。

毛泽东发言时指出，其他问题暂不争论，要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他讲了近两个小时，非常深刻透彻。陈云后来回忆说，毛主席讲得非常有道理，非常系统，他的发言一下子把大家折服了。

毛主席讲完后王稼祥接着发言。他除批判博古、李德的错误外，主要讲了三条：一是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发言；二是红军应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三是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提议把军队指挥权交给毛泽东。

张闻天在王稼祥后站出来支持，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等发言都很激烈。刘伯承说：“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朱德虽然说话不多，但份量很重：“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也全力推举由毛泽东领导红军。

当时朱德是军委主席，是中央领导下的军队一号人物，周恩来是政治局常委第三号、“三人团”成员、军委副主席，他们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表态实际上等于大局已定。

会议最后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遵义会议结束时，博古虽然没有交出总负责的权力，但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成为红军的最高指挥者，也成了全党全军的领导核心。

我们今天回望这段历史，并不只是为了辩明历史是非，更重要的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和智慧启迪。

遵义会议之前，包括之后的一段时间，毛主席在事业人生逆境中，如何正确面对，如何走出逆境，如何从曲折中走向伟大成功，为我们现实的奋斗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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