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初中记忆

玉树金蝉

 

1964年夏天，我小学毕业。继而，准备考初中了。初中升学考试是在涛雒的日照五中进行的，这对于我们那个年代读书的孩子们来说，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通过紧张的复习和准备之后的一天，我们早早的吃过早饭到班里集合，由班主任沈老师带着队伍一起到了五中。数学考的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有码子题，有文字题。语文有造句解词什么的，作文的题目是《你最受感动的一堂课》，我写的最受感动的课是《奴隶船》。考过试后我被录取了，我们村同在南店上小学的十个人，只有我和黄六昌考取了五中。后来听同学说，那年初中新生与小学毕业生的录取比例是十五比一，从小学毕业生与初中新生的录取比例来看，我村能考两个应该算是考得很好了。我不知道离学校近是不是录取因素，如果是我应该是沾光了！

学生录取后是体检，那时涛雒医院不能做体检，只能到比较远的高旺医院进行。当时的高旺医院是仅次于县医院的大医院，于是我们两个班排着队走到距学校十几里地的高旺医院。在等待捡查的过程中，心情很是忐忑。黄六昌查出来是色盲，我很害怕，因为我不知道色盲是什么毛病，怎样才能避免被查出来而不影响了上学。记得的检查项目好象有身高、体重、视力、听力、色辨。我当时的身高是一点二九米，体重是二十四点五公斤，视力两眼都是一点五，其他都正常。体检关过后，我就成为日照五中最瘦小的一名学生了。再看那贴在教室门外面的新生录取榜上，我是全校的两名备取生之一。

(一)、我的校园和同学

我们的学校在涛雒镇北不远处，这里地势比涛雒街高一些，应该叫“右所岭”。据说当时建校的原则就是：“高亢有水不占用耕地。”周边没有直接挨到村庄，平时上课时学校里静悄悄的。学校的西北面和北面没有院墙，长了一排的杨楝条就作为校园的边界了。北面靠边界外面有个水塘，水塘中间竖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水深危险"。水塘北边连着一个大点的人工水塘，那时也叫"小水库"。

　　过水塘再往西北地势更高，就是土岭的顶部了，那时在土岭的高处驻有解放军的高炮连，高炮连训练时的操炮口令我们都能听得清楚，有时夜晚实弹演习，同学们就会欣赏到多门高炮同时发出的拽光弹，它们在很远的地方交汇，并且能精准的击中靶子。当时看那演习比现在看激光焰火的兴趣高昂多了。我们都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与那高炮连为邻，能看到他们的演习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我们看到了，我们是幸运的！

八十年代中期七级宋佃厢孙树步闫章春孙树金，八级张守英秦洪贞九级秦玉环等七位同学与宋老师合影留念：

1、校园情景

学校的大门朝南，进门十几米是一排青砖小房子，那是教职员工的办公室兼宿舍，张文江校长就住在中间的一间小房子里，宋主任就住在西头第二间。教语文的张家甫老师住东头第一间，教化学的石含玉老师就住东边第二间，教生物的姚宏俊老师住第三间。一圈的长青树苗绿化带围绕着这排青砖小房子。

小房子东西有两条路把学校分成了三大片：东片有三排房子，前面是教室，三个九间。中间一排，西头是教务处，中间是女生宿舍，东头是图书馆。图书管理员叫范联玉，他的宿舍也在这一排。第三排是教师宿舍。再往后就是操场了，操场跨东中两片，操场上有沙坑、篮球架子、双杠、高低杠、还有吊环架子，吊环架子上面有两条大粗绳子垂下来。但是比较高，我的个子太小，够不到绳子，所以爬绳一直是我可望不可及的事。在这个操场上，我学会了前滚翻、后滚翻、头手倒立、肩肘倒立、侧手翻等。学校的体育器材室里还有一架平衡木，那是我的最爱，我还在上面做过体操梦呢！操场的北边是一排比前面房子简易的房子。西边是卫生室，校医姓吴，我们都叫他吴医生。他有忠厚长者的风范，待人真诚说话和气，同学们都很喜欢他。有的同学喜欢有事无事的到他的卫生室去，目的就是为了和他说句话。再东边就是体育器材室什么的。我们上体育课的时候就从这里抬垫子搬“山羊”。这排房子中间的四间是乒乓球室，我就是在这里学会的打乒乓球。

过那排青砖小房子再往西就是学校的西片，前面一排是教室，我们七级一班就在东边第一口教室。西面两口教室是八级的两个班。第二排是男生宿舍，再往后走就是一口井这里是全校师生的水源地，井口上架着水车水车上安着一个长木柄，人推动木柄围着水井转，水就从出水口哗哗啦啦的流出来。水井的西面和北面就都是菜地了，那里的菜长得很旺盛，学校食堂里大多数时间吃的菜都是来自于这块菜地的。记得那时我们轮到打扫厕所的时候，就会把粪便直接抬到校院西墙边的粪池子里，有时也会挖坑撒上土埋起来，那些尿就直接浇在菜地里了。关于这菜地和大粪池子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那件事情当时波及全校，令好多同学记忆终生。下面是八级一班庄殿新五十三年以后，回忆起那件事情时写下的小文，现抄录如下：

　　“初一下学期那个夏天的一天晚上，同学们刚刚睡下，突然听到学校里一阵大乱，象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大事情，朦朦胧胧的听到有人在喊着什么，好像是有人跳井了！我惊恐慌忙的爬了起来，心里怕的要命，浑身都在发抖，一颗心即刻提到了嗓子眼上，抖抖的手抓过短裤，也不管反正套在了腿上，鞋也顾不得穿，赤着脚就跑到学校的水井旁边，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的同学。因为白天我的班主任苗老师刚刚被批斗过。所以，一听到有人那样喊可把我吓死了。其实我是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我的老师才没有那么脆弱，他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呢。白天那些所有挨批斗的老师没有人出来。现在想来当时可能也不准他们出来。可是我那苗老师竟然在现场组织指挥着维持秩序呢。我惊恐高悬的心放下了，我害怕的事情没有发生。我说呢，那水井上有水车盖着，那水车的空隙很小，人是跳不进去的。后来听说，原来就是抓了个偷黄瓜的小偷而已！之所以弄出那么大的动静也是因为当时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罢了。

叶秀云和王延华

　　那个时候学校里是比较混乱的，经常会有批斗会召开，应该是老师学生都有点人心惶惶所导致的。当时为了保证学校的安全，每个班都派出了巡逻小组。这天睌上轮到我班的刘从群和庄建堂同学值班，他们在学校巡逻时，发现菜地的黄瓜地边有一堆黄瓜，知道是有小偷进来了。刘从群个高人壮身体条件好，他立马发现并逮住了一个小偷，并把他按在地上，紧接着他让庄建堂把小偷按住，他又去追另一个，但是另一个小偷跑的太快，他没有追上被逃掉了。当他回来时，那个被庄建堂按住的小偷鼓足劲头爬起来就跑，于是他们两个人又赶紧来追这个唯一的战利品。

惊恐逃窜的小偷朝着西墙跟跑去，因为学校西北边没有院墙，小偷是想从那里逃走，可是学校的大粪池在那边，慌不择路的小偷朝着大粪池就跑了过去。黑黑的夜，惶惶的心，逃跑的腿，逃到那大粪池里去了。那坑很深，小偷掉下去后只露出了两只手和脑袋，看来小偷人长的不高。紧追不舍两人一看傻了眼，赶快找根木棒把那小偷从粪坑里拖了出来。那小偷也吓坏了，哆哆嗦嗦的一身臭大粪。老师同学们看了都哭笑不得，立刻让他到后面的小水库里去洗澡，洗完就放他回家了。不过是个摘了几根黄瓜的半大小子而已。

就在学校非常慌乱的时刻，右所岭上高炮连的解放军跑过来了一个班，他们仅穿着短裤，背着冲锋枪，原来他们以为学校里出了什么大事情，可是来到一看没有什么大事，只不过是逮住了一个偷黄瓜吃的小屁孩罢了。可能他们也觉得有点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了吧。所以，明白了情况的班长喊了一声“立整！向后转，跑步走！”战士们齐刷刷的又跑回驻地去了。虽然解放军同志空跑了一趟，但是同学们都为解放军战士们这种崇高负责的爱民精神所感动！都对他们这神速的反应能力敬佩不已。”

我们学校的伙房在最后面的一排房子里，伙夫是三个老光棍汉：老盛、老卢和老徐，他们都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兵，算是有功之臣。数盛大爷个头最矮，年龄最大，走路像个大布娃娃，应该有六十多岁，口里好像是没有牙了。嘴边还常挂着一句话，“奶奶的，老子过江打过舟山！”可是这样的老革命，退休了却没地方去，就一直住在学校里。后来我回校上高中的时候就没再见到他了，可能是回老家去了。徐师傅管教职工食堂，是专门给老师们做饭的。老卢是三人中最年轻的，是炊事班的头，我们都叫他“卢班长”，他是管学生食堂的。那时的学生食堂主要是烧水，中午有时做一顿大锅菜。

 

二零一七年秋天，五中校友多人去青岛看望宋老师，那天是老师生日。我（右后）秦洪贞（左后）与老师师母留下了这张珍贵合影：

2、七级一班的丑小鸭

我们七级一班共五十二人，十二个女生，四十个男生。我是班里年龄最小，个子最矮，体重最轻的，所以也有人叫我“小孩”。我们班最大的同学大我六七岁、其他人至少大我一两岁，我那时是个没有性别、但还算是讨人喜欢的“丑小鸭” 。班里的同学从没有欺负过我，倒是我有时刁难他们，可能是他们觉得我小，不和我一般见识吧。我的同位叫刘贤忠，他是我班的体育委员，因他长的壮实个子也高，经常把胳膊肘伸到我的课桌这边，每到这时我就打他一下，掐他一下。有时拿粉笔从桌子中间划道线，一过线我就说:“过了杠，烂眼眶，过了杠，烂眼眶”。他也不太生气，只是把胳膊往回挪一挪。五中五十年校庆时，他还当笑话说起这事。七零年我们上高中时又同班，他是我们的副班长。二零一八年高中同学聚会赶海园，那个我初中时的老大哥同位，竟然不比我高了，因我穿着高跟鞋。最巧合的是在吃饭的时侯，我高中的同位宋文年，竟与他比肩而坐，两人一样高，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我高中、初中的同位，他们都没有再长高。我终于赶上他们了！

我那时记忆力特好，一个星期我就记住了全班同学的名字。在不长的时间内我就认识了六级，五级那些有特长，学习好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现在那些师哥师姐们建微信群也都拉上我，有什么聚会也都叫上我。总之那时的我是一个受宠爱受呵护的小妹妹。我的小不光是年令小，更重要的是发育晚，我比同令人至少要晚四五年。所以，不管做了什么不合时宜的糗事，老师同学们也都不会在乎计较。记忆中有两件事特别深刻：一件是上初一时跑错了厕所，当时学校东墙下是一排厕所，从南向北依次是：男生，女生，女教工，男教工厕所。那时许多女同学都来了大姨妈，她们在换纸处理的时，是不愿意让我这少不更事的人看见的，当然我也不愿意看。有一天下了早操，跑进女生厕所，看到有好几个女生在换纸，于是掉头出来往女教工厕所跑，由于跑的太快，结果跑过了头，一下冲进了男教工厕所。当时教初三的赵老师蹲在里边，抬头看见是我就说“唉！孙树金，你干么？”回过神来的我吓得拔腿就跑。后来见了老师很是不好意思，可是老师并没什么别扭不得劲的样子，看来老师也没把我当女生看，而只当是个没有性别的小孩子罢了。

另一件事发生在初一的下学期。上语文课时，单老师叫王茂山朗读课文，课文的内容记不请了，只记得老师让给提缺点纠错时我可出了大丑了。当全班同学都没有举手的了，我却一枝独秀的，高高的举起了右手，没等老师叫，我就腾的站起来，理直气壮的说打扮的“扮”读错了，应该读“氛”。这时教室可乱了套，有笑的、有说的、有支持的、有反对的，看来和我一样读法的人不只我自己，只是他们不举手罢了。尊敬的单老师没有直接判我错误，而是在讲了汉字的形旁声旁的结构后，才把汉语拼音标在ban “扮”字上。这事之后有同学戏称我为“孙大胆”，说我大胆举手，大胆犯错，也能大胆改错。此后，我这有边念边无边胡猜的毛病有所收敛。但有时还会旧病复发，那是后话了。

我是走读生，但中午带饭在女生宿舍吃。我们班十二个女生，两个走读，另一个走读的叫王世芳，她是涛雒四村人，她家离学校比我家近一些，所以有时中午她也回家吃。女生宿舍住着六级、七级四个班的二十多名女生。我们班住校的女生有十人，陶来敏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她后来和我的班长高士如成了一对；丁立芬是我们班年龄最大的同学。孙树娥，毕业后当了民办老师，后转正。孙云先上了沂水医专，是工农兵学员，后从医。刘克约，民办教师转正。刘昌英，临沂师范毕业后当小学教师。叶秀云后来在济南工作；王延华，是我班学习委员，作文写的特好，但后来沒有出来工作，嫁人后生了四五个孩子，不过听说她的孩子们还比较争气，有两个考上了大学。这对她的人生来说也应该是一种补偿吧。刘庆英，学习很好，后去了东北，好像也当了教师。杨永彩，这是毕业后唯一一个不知下落的女生，至今也打听不到她的消息。我班十二个女生到文革年代有十一人被配了对，只有我"幸免于难"，所有男同学都把我当小妹妹，我庆幸还是一只没有性别的自由自在的丑小鸭！

朋友：您能认出哪一个是我吗？

（二）、我和我的老师们

我们的校长叫张文江，沂水人，黑黄的面孔，中等的个子，腰有一点弯，体型偏瘦，好抽烟，平时总把拴有烟包子的烟袋拿在手上。他好蹲着，有时坐一个小板凳，在看我们跑步或上体育课。有时会把我叫到面前，用烟袋锅指指面前的地面说:“孙树金，唱个歌（guo）子给我听”，于是我就立正站好唱给他听。他一点领导的架子都没有，是个很慈祥善良的忠厚长者，还是个幽默风趣记忆力超好的人。好像学校里的每一个学生他都认识，不论是调皮捣蛋的还是认真学习的，他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张校长是个正直善良办事公道的人。去年单老师告诉我，我入校时他受郑老师委托去向张校长推荐我，按如今的说法应该是去走后门。可敬爱的张校长却说："孙树金？你不用说了，她已经考上了。"我很感谢老校长的知遇之恩。好像文革中期他就调回沂水原籍了，七零年我回校上高中时，就没有再见到他。

我们的教导主任叫宋绪宗，江苏丕县人，他中等身材，白静面皮，戴一付金边眼镜，一派儒雅干练的样子。他的字写的非常漂亮。对我的瘦小身材他很关注。记得我初中毕业隔两年再回校上高中的时候，他看着我笑嘻嘻的说："哎呀，孙树金，你这不是也长高了吗"！他还对我的写字很关心，我从小光爱念书不会写字，光练嘴不练笔，所以到上初一的时候我的字都写不成行。为了把作业写整齐，我就把尺子放在本子上，与纸上的暗格对齐，然后在尺子上面的横格里写字。这样齐是齐了，可字就不象样子了。这件事教导主任竞然知道了，并且放在心上，还找我谈话，叫我以后不要这样做。可惜我那时并没引起重视。要是我从那时听老师的话，好好练习写字，就不会有后来因写字不好而遗憾的事了，可惜历史没有假没。

我的班主任叫陈秀海，是数学老师。我数学成绩不是很好，原因是我的心没在数学上， 上数学课经常在课堂上看课外书。上了十几年学，我从来没做过课外作业或家庭作业。好像也不记得老师布置过那样的作业。课外时间就是拾草、剜菜、赶海和看书。这看课外书的毛病后来竟然发展到了课堂上。我的课桌上面有个洞，上课时我就把课外读物放在桌洞里，然后从那个破洞里看，现在想来，这洞应该是哪位爱看课外书的调皮学兄所为，让我赶巧享受了这“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成果了。为这事陈老师去我家家访过，此后上课不敢再看，但课下看的更多了。

我家离学校四里多路，每天要四趟或六趟要走在路上，所以走路看书成了习惯，这条路的两边都是水沟。因看书掉到沟里也不是希罕事。记得有一次下午放学后，和王世芳一起往回走，我在右她在左，边走边看书，我被书里的故事情节所吸引，忘记了路边的水沟。一脚踏空掉进沟里，幸亏沟里水不深，王世芳赶紧把我拉出来，鞋湿了，可路却照样走书照样看，只是她和我换了个位置。那时看的书很杂，什么都看，凡是到我手的书我一定得看完，从图书馆一周借一次书，我们几个人搭伙，分别借不同的书，看完后再换着看，这样一星期就可以看好几本书了。我看书很快，几百页的书一天就能看完，因为借的书有时限，有时月光下面也看，现在想来那月光下看书的感觉还是很好的，没有油烟熏也还能看得清。母亲看到我看书总是很高兴的鼓励从不制止；那时也不知道那样看书会损坏眼睛。当然我的眼睛一直也没受影响。这段时间我被人叫作“书虫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图书馆关闭了。没书看的日子不好受，我们女生宿舍与图书馆挨着，我不敢从前面走，怕被管理员老师发现。于是我就从女生宿舍的后窗爬出去，再从图书室的后窗爬进图书馆里，从里面抱出好多书。可后来还是被管理员范联域老师发现了，爬了四次窗子才拿回来的书又让老师给抱回去了！我有点心疼，又有点害怕。虽然“读书人偷书不算偷”，可那毕竟还是“偷”！好在那时侯学校管理也不太正常了，况且偷书看的也不只是我一个人。所以也没受什么处分，但是书却没的看了。

进学校大门，路东第二排房子靠路两间是教导处。我们的教务员叫迟玉兰，她的相貌和她的名子一样美丽，那真是一朵美丽的白玉兰。她高挑身材，杨柳细腰，皮肤光滑洁白，高鼻梁，大眼睛，长睫毛，嘴唇红润，牙齿洁白，她是个真正的美女。她的“字”和她的人一样漂亮，迟老师字写的非常好，尤其是刻得一手好钢板，那时我们班里的课程表就是迟老师刻印填写的，那字漂亮好看极了。她是教务员，主要任务是打钟，她打的钟准确度不会有几秒的误差，记得有一次上体育课时，看到老师右手拽着钟绳，眼晴看着左手拿的闹钟，非等到秒针指向12才打钟。看到这场景的我既敬佩又感动。所以她打的钟我们都爱听，她说的事我们都信任，这可能也算爱屋及乌吧。迟老师还分管我们女生工作，因她是学校唯一的女教师。教导处又和女宿舍挨门，方便管理。迟老师还教过一个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歌曲，歌词是这样的：“草原到北京要走多少天，草原到北京能有多少里？跨上红彤彤的枣红马，穿上白生生的羊毛衣。草原上人们千万个呀，哪一个都想见到你；草原上鲜花千万朵呀，哪一朵都想带给你；知心的话千万句，那一句都想带给你。左挑右挑挑几句：内蒙的兄弟们哪都是英雄，内蒙的兄弟们哪跟着毛主席；各民族团结一条心，咱让她草原更美丽！”那歌名叫什么已不记得了。

迟老师的丈夫在日照城里上班，有时也到五中来。多年以后迟老师调往城里，七三年我上师范的时候又见面了。说来也巧，她丈夫竟是我师范的姚庆波老师。一七年教师节，五中校友请迟老师吃饭，看到八十一岁的老师依然是那资深美女的模样，我心里真高兴。正可谓；岁月从不敗美人，美人到老依然美丽。向老师学习，争取做个令人羡慕喜欢的美人！

下面这张照片是三十年前我随七四级同学去探望姚老师和迟老师时，孩子们与两位老师的合影，那时候的老师依然是气质不凡光彩照人！

我的体育老师叫宋昌合，他是青岛人。宋老师个头不高，身健体壮；行动敏捷，声音爽朗；浓眉大眼，健康阳光。乐于助人，热情大方；那时的宋老师就和后来的体育王子李小双一个模样，我不知道是怎样把他俩联系到一起的，但我为这个联系而沾沾自喜，他俩确实很像。老师爱生如子，真诚善良；多才多艺，醉心教育。他是我这辈子见过的人中最有个性，最抗打击，最不记仇，最宽容大度的人。不管遭受多么不公正的待遇；不论受到多么惨烈的批判；不管遭遇到多么令人难以承受的误解；不论遭受到多么大的无法解释的委屈；他都能从容面对。他相信乌云遮不住太阳，相信正义，保持善良。始终以一颗宽容大度的爱心来对待他的每一个学生和朋友。

在体育课上他教我的很多技能，有的至今仍然受益。他不光会教体育，他还会朗诵表演唱歌。他教我唱歌如何发声怎样呼吸，如何声情并茂的歌唱，虽然当时听不太懂，也做不到，但老师的能力和水平是我们很佩服的。文革时五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演的《智取威虎山》就是宋老师饰演的杨子荣，那部大戏在当时演遍了日照县的南半天，受到了热烈欢迎。我的普通话、朗诵、歌唱水平的提高也得益于宋老师的培养，那时有的同学就开始叫我”百灵鸟”，这可能也是我后来能到万人大会上去教歌的原因吧。

宋老师的文学水平也很高，那时宣传队里表演的很多节目都是他编写的。这种创编能力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在后来工作中还是受益匪浅的。宋老师有很多藏书，可以说他是个名著的收藏者《战争与和平》、《红与黑》、《灵与肉》、《简爱》、《安娜卡列妮娜》、《死魂灵》《悲惨世界》、《茶花女》、《契柯夫短篇小说集》、《猎人笔记》《静静的顿河》、《大卫克勃菲尔》、《高老头》、《欧耶妮葛朗台》、《莎士比亚戏剧集》、《普希金诗集》等等还有很多我不可尽数。为了买书他可以节衣缩食，那部《战争与和平》就是他从青岛回学校，走到胶县用一双刚买的万里鞋换来的。宋老师很喜欢我，在学校图书馆关闭之后，他的藏书成了我的图书馆，并且从六六年一直开放到八十年代。宋老师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的贵人！

二零一七秋天，五中校友一行十二人去青岛看望了宋老师。八十一岁的老师竟然能从远处听出我的声音，并叫出我的名字，我很感动同时也有点难过。那健康阳光壮实的宋老师如今已不能下楼。听师母说，老师心脏不好，多次住院抢救还安了支架。临走老师每人送我们一本他写的打油诗。老师还为我写了一首诗

悠悠引吭吐心声，

翩翩起舞颂升平。

谆谆教导育弟子，

拳拳之心抚亲朋。

老师短短的四句话真实的总结了我的爱好特长工作和生活，感谢老师的知遇之恩。九八年老

二零一七年秋五中校友看望宋老师合影留念：中排左起刘维国、庄建伦、乔贞华、冯启录、孙树步，后排左起郭师哥、滕以友、王均科、王纪进。前排左起是秦洪贞、师母杨秀珍、老师、孙树金。

（三）、“消遥派” 与“百灵鸟”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党中央下发了关于“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毛主席亲手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燃遍了大江南北祖国大地。全国各地的大中专院校纷纷投入到运动之中，“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各地学校首先兴起。我们学校当然也不例外，造反派们成立了“红卫兵”，开始了他们的革命征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班里就不大上课了，所以教室里的人是不多的。但我还是坚持按时到校的。有一天，发现教室的人多了，但还是不齐，因为造反派的骨干们还在坚守革命岗位。听说是选赴京代表，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那时多数同学还是比较正统的，基本是按照传统标准来评定选择的。全校六个班，大都选了各班的班长、团支部书记，或者是学习委员。我们班选了陶来敏，她是我班的团支部书记，她当时应该是十七或十八岁，思想进步，团结同学，助人为乐学习也不错。那时能与她竟争的那人是我班班长高士如，后来他们两人成了一家人，至于当时他们有没有互让就不得而知了。赴京代表走后，家里的同学们也就不太像样的上课了，造反派们在写大字报，贴大标语，上街游行，在忙着当红卫兵闹革命，忙着发展壮大组织。

我那时太小，又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看课外书的“书虫子”，高刚过一米四，重量只有六十来斤；字写的不好，连毛笔也不会拿，更不会写大字报；贴大字报也够不着。造反派看不上我，没有人注意我的存在和感受，也没有人介绍我加入他们的组织。我也乐得无人管束自由自在，所以也没有想向那造反派红卫兵组织靠拢的意愿和行动。于是，没有加入组织的我就被 “保皇派”收留了，终于我也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袖标。其实说我是“消遥派”才更准确一些，因为这时没人管，也没人问。不上课不学习，正好有大把的时间做我喜欢的事情，看课外书成了我此段时间的主业。这也是我天天按时到校，从不旷课的重要原因，现在回想起来颇有怀念的感觉。

我想，在我十年不看书不写字的今天，我还能写点东西，应该与我那时酷爱读书，以及后来多年喜欢看书是有密切关系的。记得上高中写作文时我还埋怨过，什么“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我看书也不少怎么没多大用处呢？因为我那时作文不好，每当写作文就愁得要命，我的作文从来也没有被当做范文来读过。现在看来，我这人大概属于慢热型，那时及后来读过的书慢慢的融化沉淀成了一种能力。我从来没想过我竟然能写出这么长的文字，还能写的这么顺畅流利，而且是大有欲罢不能之势。看来人读书和不读书，读书多和读书少是不一样的，力没有白费的，书不会白读的！这是我的切身体会。书籍是人类灵魂的结晶，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能有书看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感恩书籍，感恩我的宋老师，在那无书可读的年代让我读到了他精心收藏的那些书！

赴京代表们回校后，介绍了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经过，以及那无比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同学们都很羡慕很向往，都在想着怎样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甚至能到北京去看看那世界革命的中心，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捡阅。当时听说有的红卫兵与毛主席握过手后好多天不舍得洗手，我心里对他们羡慕极了，能受到他老人家接见，并与之握手那该是多大的幸福和幸运！那时人心不稳，人心不定，大家不想再过那按部就班的日子，光想着怎样去参加那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了。

暑徦的期间，岚山一名叫徐子芳的民办女教师，因抢救落水儿童以身殉职。当时各级领导组织还没有被完全打倒，他们可能是想借这件事树个英雄，来压一压造反派的势头。于是全县组织了向徐子芳学习的活动。那时各公社都召开誓师大会，开展向英雄学习的活动。当时涛雒公社是在放电影的那个操场上召开的万人誓师大会。大会的议程中有一项，教唱向英雄学习的歌曲，这项任务是由我来完成的。记得那是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当主持人宣布：“大会进行最后一项，请五中孙树金同学教唱，向徐子芳同志学习的歌曲”时。我快步走上主席台，那时的我长的很瘦小，大该有一米四多点吧，连现在二年级小学生的平均身高还不到，站在桌子后面就看不到人了。

　　会场上一阵骚动，大家在找那个教歌的人，于是大会主持人把我抱起来，放到了桌子上面，那桌子就是普通的双人课桌，是从涛雒小学高年级借来的。接着另一个人递给我一个带底座的麦克风，那是主席台上的麦克风，会场上共有两个麥可风，另一个在主席台右侧的桌子上，是大会上领呼口号用的。站在桌子上的我第一次有了俯视人群的经历，站在桌子上的我应该有两米半高吧。望着会场上那万人攒动的场面，我很兴奋，也很激动，一点害怕的感觉也没有，心里反而有一种跃跃欲试，一展歌喉的冲动，还像有一种初为人师的喜悦。我满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伴着充足的信心，对着麦克风大声的教唱了起来，我唱一句，大家跟我唱一句。那首歌的曲谱好象是移植的，第一段歌词共有四句：模范共青团员徐子芳，你是人民的好女儿，你是我们的好榜样，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上。第二段歌词现在已经不记得了。这歌教完后，我在涛雒可真出名了，那可真成了名符其实的百灵鸟了。我为这次经历感到无比的激动和高兴，那盛大的场面，那俯视人群的感觉都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

那次参加大会的，是全涛雒公社各个村里选拔出来的人，有大队干部、民办教师和各大队选出的积极分子等。所以小小的我不说是家喻户晓，也算是名人一个了。也可能是我瘦小的身材，与那嘹亮的歌声反差太大的原因，让人们感到奇怪，从而记忆深刻。这次教歌的经历也为我后来的的学习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为那时大会的主办单位和参会者以教育口为主，那些听过我唱歌的人大多都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他们在等我长大！

（四）、我的革命大串联

1、征途中的故事

学校里的人越来越少，好多人都自发的组织起来出去串联。他们上北京，去上海，到韶山，反正坐车坐船不花钱，到哪里也有吃、有喝、有招待，何乐而不为呢。全学校三百多人，最后经常到校的只剩下不足百人了人了。我们那老保组织的头子，组织起这些虾兵蟹将准备串连的时候，中央就开始倡导徒步大串连了。我们与坐车坐船不花钱的革命大串联失之交臂。我们那个组织的领导多是原来的班干部，是最听党中央毛主席话的人，所以，我们的串联，就真得是实实在在的徒步“革命大串联”了。 我们背着颜色、花色各异，但背包带却是相同的背包，因为那被包带是统一购买的，那也是我们串联队唯一统一的东西。挎着颜色各异，但以军绿色为主的挎包，包里装着毛主席语录、传单和洗刷用具等等。记得母亲为了我的徒步串联，特地给我买了一双军绿色胶鞋，那鞋也叫“解放鞋”，那双鞋出发时是打在了背包上的，要等到了青岛，再穿着去我大姑家。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在“东方红战斗兵团革命串联队”大旗的引导下，浩浩荡荡的向青岛出发了。

因为我的个子最矮，所以我和另一个小个子女生庄见芹排在第一，我们两个人就走在旗手的后面。我的后面是宋全秀，我们两个人共用一床她的被子，因为她住校，是有被子的。背包两人轮流背也免得疲劳。和全秀一排的那个人我忘记是谁了。我们走得可带劲了，甚至有点洋洋得意，因为队伍的行进速度由我们来决定，我虽然个子矮小，但我走路快，所以当排头丝毫影响不了前进速度，有时领队甚至让我压一压步速。我们喊着口号、边走边唱，有时还背诵毛主席语录，那可真是欢歌笑语喜气洋洋。那心情、那感觉真是棒极了，走到刘家寨时，我们散发了传单，还演了几个小节目。这都是出发前就计划好的。下午三点多钟我们走到了日照城，当时就住在县文化馆里。那时的文化馆早就变成了红卫兵接待站，我们是他们接待的第无数批次的串联队，或者说是他们的收尾的接待任务了。屋子里铺了一些草，草上铺着苇席。我们把背包放下就结伴上大街了，绝大多数人这是第一次进县城，那好奇激动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出大门向南，绕县府大院门前向北，看到了当年日照县最大的娱乐中心“戏院”，也就是日照县的“大礼堂”。再往西经被服厂、第一百貨公司向西、再向南从第二百货公司，就是现在的百货大楼，转回到宿营地。第一天的行程比较轻松，又加上逛了日照城，了了多年的心愿。所以晚上虽然睡在地铺上，依然是好梦连连，兴奋无比，甚至梦中笑醒。

那时各地的接待站大多是地铺，有床的很少，床只能用来接待小的串联队。我们串联队太大，所到之处不会有那么多床接待我们。所以，我们这次去青岛的革命大串联，一路之上全是睡地铺。只有在薛家岛接待站，我们几个小女生享受到了床的待遇，那是一种用绳子绑起木棍搭起来的大统铺，离地面有七十公分高，上面铺着草和苇席。估记那时各接待站的床应该都是这样的吧，可是当时的我们，不管是睡地铺还是睡那样的床，都能倒头便睡一觉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打起背包，每人领了两个馒头，一个是早饭，另一个带着中午吃，因为中午经过的地方没有接待站。吃过早饭，我们背上背包，排起队伍，高高兴兴的又出发了。队伍到达两城的时侯，我们又散发了传单，又演了几个简单的小节目。因为，只有这样，才算是革命的大串联；才能起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作用；才能对得起毛主席他老人家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革命大串联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在行动、在实践，在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才是真正的、称职的、毛主席的红卫兵”！

傍晚时侯，我们到达泊里。

　　两天的奔波劳累，消耗掉了同学们大半的体力和热情，接下来第三天的行程变的没有那么兴高采烈，情趣昂然了。路上的气氛也没有前两天那样兴奋热烈了，出发时的万丈豪情已经消磨掉了大半。我和庄见芹依然走在队伍的前面，可是不知什么时候，队伍的前面多了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孩，我心想，你那么高还是男生，干么跑到我们前面去？我心里有点不太高兴。可是看到他那一瘸一拐的样子我又释然了。原来是八级一班那个长腿长胳膊的瘦男孩庄殿新，原来是哪个跑冰挣了三分钱的男生。因为他走路就爱连蹦带跳，看来这次尝到了不会好好走路的苦头了。

那晚我们的宿营地是胶县的李哥庄镇，那是个比较出名的大镇。设有红卫兵接待站。我们为了能在天黑前赶到接待站，早晨太阳刚出的时侯就从泊里出发了。中午在王台接待站都没敢停留，记得那时王台的接待站里聚集了好几支串联队在吃饭，应该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徒步串联队伍吧。吃饭领饭的人很多，院子里像在赶大集，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我们的到来让本来就很拥挤的接待站更加拥挤了。队领导们找了几个人去领饭，抬水。我们多数人则退到了院子外面的大街上等候。饭和水领来了，每人拿了饭打上水，快速的吃完，大约是十分钟以后就马上赶路了。

队伍紧赶慢赶，终于在天黑的时侯到达了预定的目的地：“李哥庄红卫兵接待站。”李哥庄是个很有名的大镇，我们在家的时候就知道她的名子。可是极度劳累的我们已经无暇观看欣赏她的镇容镇貌，吃完饭后便倒头睡去了。后来听说那天我们走了九十多里路。我不知道劳累是否会降低人的记忆力，反正那天晚上所有的事情后来一丁点的记忆也没有了，连这镇的名称和所在地都是别人帮我回忆和查找地图得来的。看来人是不能过度劳累的！

第三天的状况让我们的领导认识到，六十六人的庞大串联队，完全靠徒步走到青岛去好像是不太可能了。于是他们紧急商讨后，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兵分两路，大部队取道薛家岛，然后乘船去青岛；那十几个身强力壮的男生组成小分队，继续按原定路线前进，走旱路经由“棘洪滩”去青岛，去完成我们的初始计划。我有点不太愿意去薛家岛坐船，而想继续走那我们出发前定下的路线。因为我觉得走旱路能看到沿途的风光和村庄，能观景。可是绝大多数同学都累了，同意去薛家岛乘船，我也就只好少数服从多数随大溜了。现在想来当时可能也是逞能思想在作祟，因为我的脚上没有起泡，好像还能走得了路，所以想试一试自己的承受能力。

第四天我们排好了队伍继续行军。昨天那个一瘸一拐的庄殿新仍然走在我们的前面。看上去比前一天瘸的差点了，听他说，晚上他住宿的那屋里有外地串联队的人同住。那些人用针把头发穿进脚上磨起的大水泡里，水顺着头发流出来，泡消了皮却不破，不碍走路。所以他的脚上就多了两根头发，少了两个水泡。稍觉舒服的男生又不按正形走路了，他行走的路线都是斜线或曲线，有时甚至走到前面再折回来。看来那头发穿水泡还是个很好的偏方呢。大约九点钟的时候，远远看见对面大路上陆续开来好多辆军用大卡车。不知何时，走在我前面的那个男生不见了，只看见那长长的车队缓缓地停下了。我们则望着那车队继续前行。心里却在想，这车真好，要是和我们一个方向就好了，那就可以让我们搭顺风车了，可惜这只是幻想！我们的队伍在继续前行，与车队错开一小段距离之后，后面传来了原地休息的命令。队伍后面的人都跑去看军车了，我们前面女生多，比较老实，基本都坐在原地休息。昨天的过度劳累，让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多精神和劲头了。

当队伍准备继续前进的时侯，庄殿新连蹦带跳的赶来了。他告诉我们：那车队是陆军38师的汽车连，那连长是他三叔，他们在执行任务。三叔叫他跟车去部队，改天再送他去青岛。可是他为了心中那高于天的革命理想，竟然拒绝了叔叔的好意，还是回到了我们这个六十六人的庞大串联队伍里。在走到下一个村庄的时侯，我们大部队与走旱路的小分队分道扬镳，那个脚上多了两根头发的男生竟然跟小分队他们走了，我心想他真是个怪人，有车不坐、有船不乘、脚还不好，这不是自找罪受吗？看来他心中自有他的崇高的革命理想呢！后来听他说，他们小分队那天是宿营在一个叫“营房”的村子里，他们被分到了各家农户住宿，那里的社员们对他们像亲人一样，不但给他们蒸了馒头，而且还给他们煮了好吃的地瓜。最重要的是那些老乡家的大姐还给他们端来了热乎乎的洗脚水，让他们享受到了贵宾的待遇，品尝到了家的味道。他说：他很庆幸他的“英明选择！”

因为我们第三天的宿营地离薛家岛不是很远，所以这一天我们只走了十几里路。大概是中午的时候我们就到达了目的地。一下午的休息，同学们的体力和士气得到很大的休整和恢复。我很庆幸没跟着那些走陆路去青岛的人，要是跟他们走不但我自己会累的要命，可能还要拖他们的后腿。也不知那个庄殿新走到咋样，真是有点担心。

　　在薛家岛住宿的那天晚上，遇到了青岛海洋学院去瑞金串联回程的一小队人。他们不足十人，有男有女，都穿着深蓝色崭新的海军军装，戴着三页瓦的棉军帽，看上去好英俊帅气，我们真是羡慕极了！再看看我们那五花八门的杂牌军，却是有点寒酸，有点自卑。那些大学生们真是令人羡慕；那大学的生活该是多么令人向往，我要是能上大学该有多好，我能上大学吗？我不知道，那时的想法非常简单，幸福指数却非常高，串联路上的一切都让我充满兴趣高兴异常。

2、青岛！青岛！

第五天我们乘船到了青岛。住在四方机床厂的一个大礼堂里。第六天的下午，我们那支走旱路的队伍也来到了驻地。分别只有两天再见都很惊喜，看来人类就是奇怪的感情动物。那个具有崇高革命理想的庄殿新也来了，他走路还是有点不太得劲的样子。我很惊喜也很高兴，毕竟我们同时出发的六十六个人总算是胜利会师了！

同时住在机床厂的还有好几支串联队，但数我们队人最多。女生住在舞台上，那舞台很高很大，由木板铺成，那是我当时见过的最大最豪华的舞台。睡觉时，我们就把被子铺在舞台的地板上。男生住观众席，那时的礼堂没有椅子，也没有凳子，不知是他们为建接待站撤掉了，还是原来就没有。观众席就是光滑的水泥地面，阔大的礼堂内安装了四个很大的铁制取暖炉，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炉子。那炉子加满煤炭烧上一夜到早晨还很旺。地上铺着一些蒲草帘子，男生就睡在草帘子上。这大礼堂虽然四处透风，但是那四个大火炉却让我们的身心都感觉暖意融融。男女生之间只隔一道幕布，白天拉开，夜里关上。那幕布是深紫色的天鹅绒，那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华美的布料。所以每天晚上我都会把幕布拿在手上抚摸玩耍一会，因为那幕布就垂在我的“枕头”边。手里捧着那柔软丝滑的幕布，即是睡在那没有东西铺垫的地板上，心里也会生出无限融融的暖意，丝毫感觉不到冬天的寒冷。

接待站的人组织我们参观了机床厂的各个车间，看着那些复杂的设备，听着那轰鸣的机器声，想想连根铁钉子都需要进口的旧中国；再看看建国十几年来这天翻地覆的变化，我的心里充满了惊异，脸上布满了惊喜。当听到讲解员说四方机床厂的产品绝大多数是用来出口的，我的心被我是中国人的自豪感充满。那天我们还参观了青岛火柴厂，看着那一段段粗大的原木，经过多道工序变成了细细的火柴棍，我惊叹人类怎会有如此惊人的生产能力。可是想起去大姑家看到她和她邻居们糊的火柴盒，我又有点美中不足的遗憾！那时厂里好像也没按部就班的上班，只是我们参观的那天上班的人比较多一些。接待站的人对我们很热情友好，想来他们也是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在办事，用他们的真诚和热心，来接待我们这些毛主席的红卫兵吧。

四方机床厂令人最难忘的是他们那乒乓球室，宽大的房间里，安放着两付标准的乒乓球台，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的球台，在这样的环境下打球那可真是个享受。每天的早饭前晚饭后我都会在这里打乒乓球，这里可让我过足了球瘾同时。那时和我打球的全是男生，他们都是别的串联队的，并且多数人打得比我好，他们都很真诚友爱热心待人，初次见面犹如故交，切搓球技交流谈笑就如同学一般。每天都觉得生活在友谊快乐和幸福之中。

忽然有一天，大家接到通知，说厂里的文艺宣传队要演节目，欢迎我们这些来厂里串联的同学们。于是大家很快帮助清理了舞台上的被褥之类的东西，虽然麻烦忙乱尘土飞扬，但是大家都很兴奋，期待着看看拥有这样高级幕布和舞台的工厂宣传队是个什么水平。看看这大城市里大工厂的高水平演出是什么样子。演出开始，当那垂挂的漂亮的紫色天鹅绒大幕徐徐拉开的时侯；当那五彩的聚光灯投向舞台的时侯；同学们都被那炫目多彩的灯光和叫不上名子的乐器惊呆了！我的老天爷，我们真是大饱眼福了，那舞台、那灯光、那乐器真是美花了我们的双眼！演员一出场，同学们更是满怀惊喜双目放光的样子。男女演员个个身材高挑形体匀称，

服装整齐妆容漂亮，扮相俊美激情飞扬。演出内容在那个年代没有很大变化，几乎都是歌颂歌颂再歌颂，欢迎欢迎再欢迎！但是演员们的优美舞姿，和精神风貌至今还深深的留在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

现在的我有时在想，为什么那时的人际关系会这样融恰，人与人之间是那样容易接近交心，我突然想起了“原始共产主义”这个词。看来人的思想情感欲望，是会随着时间环境物质生活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提高，私有化程度越严重人的私心就越大，私心越大人心就越容易设防，让人心很难再靠近。人的欲望是永远满足不了的，这就是所谓的“欲壑难填”。我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但我看到的现实确实是这样的。这也是现在很多六十岁，甚至是年近古稀的人在寻找初高中同学，建立微信群的原因。他们是在寻找那份纯真快乐的，逝去多年的友谊和幸福感；那种不掺杂任何私心杂念，不携带任何利益目的的，心与心的靠近和交流。这种寻找和交流的过程让人感到快乐满足和欣慰。

　　现在的每一天，我都在享受着这种感觉。这是一种让人放松、舒心、畅快、知足、怀念、感恩的正能量，他可以使人产生正面情绪，从而抵消负面情绪对人身体的危害。所以这对老年人来说是一件大大的好事。我喜欢珍惜这种美好的感觉。

在青岛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串联的每个同学都发了一张免费乘车证，每天吃过早饭，我穿着母亲给我买的新鞋，乘着不花钱的公交车，转遍了青岛几乎所有好玩的地方。什么栈桥、鲁迅公园、动物园、八大关、大港、小港、中山路等等。到过台东、台西、市中、市南多个区。当然去大姑家玩也是一个重要项目。大姑家住在嘉祥路，我在贵州路下车问路时，发现一些青岛人竞然不知道方向。到大姑家后，问表哥表姐，他（她）们竟然也都没有方向感。我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在我们农村那么重要的事情在这里竟然无关紧要。我那时在想，青岛人也了了，连个东西南北都不知道。在我们农村连小孩子都知道的事，青岛的成年人竟然不知道。其实这就是我的无知或者叫无知自大吧，应该和夜郎自大一个道理。

在青岛住到第七天的早晨，起床后突然觉的特别寒冷，我心想是不是炉火灭了，可是四个大炉子的炉火都很旺。这时有同学进来说，下雪了快出来看雪吧！当我跑到马路边的时侯，那里已经站了好多同学，他们都在看着马路上的车辆和行人。洁白的大雪覆盖了四方这个灰头土脸的重工业区，我很厌烦的那些灰尘不见了。那满天飘落的雪花把它们掩盖了起来，那空气好像也清新了不少。青岛的路坡比较多，有些坡还比较陡，机床厂附近就有一陡坡，雪后的路面特别滑，不时会看到跌倒的人，我到的时候听到殿新说一小会跌倒四个了。我也饶有兴趣的朝着路上望去，坡路上有推自行车的，也有空手行走的，还有胆大的骑车飞奔而下的。看来下雪并没有阻挡人们的出行。突然看几个推着婴儿车（那好像是用钢筋焊接的那种长方形小车，十几年后我在西湖中学也见过这种车）的老太太从那坡上走来。我心想，这大的年纪，这样的雪天，推着孩子出来，还敢走这样的路，太吓人了！可是老太太们竟然稳稳的走下坡来，走到了我们面前。我急忙看那车里，车里没有孩子，原来她们是把车子当拐杖的。这时同学们都在议论这青岛市里的老太太，我身边的宋全秀拽拽我的衣服说：“看看她们的脚”，我急忙低头看去，我的天哪，老太太们竟然是小脚，和我奶奶一样的脚！那前尖后阔的鞋子上还缠了好几道草绳。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继而升起的是对老奶奶们的钦佩之情。好智慧的老奶奶，怎么会想到如此精妙的防滑措施，看来“生姜还是老的辣”！现在想来，那仨老太太应该是机床厂工人的母亲们，雪后结伴出来观景，或者是买菜的吧？

3、“红旗一号”与“掉向”

这突然而至的大雪缩短了我们在青岛逗留时间，同学们的衣服鞋袜都不适合再做停留。第九天，公交车把我们送到大港码头附近，大家排好队，鱼贯而行登上了“红旗一号”客轮。那是当时青岛到日照的唯一大型现代化交通工具。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坐大轮船，又离家快半个月了，所以多数人的心情都是兴奋急切盼望的。登船之后，来到我们处在轮船最下层的舱位，绝大多数同学都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了。开始，我认为每个人必须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可是看到几个“不安定分子”窜上蹿下，到处乱走，也没有人管；再问问他们为啥乱走，他们说那样可以不晕船。于是我也就不再安安稳稳的坐着了，我也成了“不安定分子”的一员。我跟着他们几个，顺着扶梯从最下层攀登到了船面的甲板上。 这不安定的举动可让我尝到了甜头，看到了奇景：记得轮船启航时，看着那缓缓远离的码头，和港口内那大小不同形色各异的船只在离我们而去，我没觉得我们的船在走，而是看见它们在移动，我的心里好生奇怪。十四年的人生中这是第一次，我亲眼看到的景象竟然是与事实相反的！我们开动的大船变成静止的，静止的码头和停靠的船只却好像在运动。轮船向大海驶去，青岛越来越远了。

看完轮船出港，我又回到了下层的船舱，看到了号称“小钢炮”的徐华姐姐脸色发黄两眼无神的样子，看来她是晕船了。我赶忙拉着她攀上扶梯来到了甲板上，亮丽的阳光广阔的视野清凉的海风，顿时让有点晕船的姐姐来了精神。我俩结伴逗留在了虽然清冷但却不晕船的甲板上，随着太阳的高高升起甲板上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可是同学之中的那几个不安定分子却不知跑到那里去了。我和姐姐扶着船舷眺望着无边的大海，仰望那湛蓝的天空再低头俯视那碧蓝的海面。那心旷神怡幸福满满的感觉真是令人享受，我沉浸在自己美好的心境之中。突然姐姐拉起我跑向船的另一边，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只看到有些人在和我们同方向跑着。跑到船边的我被海面上的景象震撼了，在离我们大船不足百米远的地方露出一个黑黑长长的东西，那东西的一端还朝上喷着高高的水柱。只听到有人说：“我们遇上鲸鱼了”！我想我真有福，竟然在这航船上，在这根本不可能有鲸鱼的地方看到了鲸鱼。

可是接下来看到的情景却让我不解甚至有些担心了。只见一个船上的工作人员过来让我们不要大声说话，船长则带领几个船员在哪里烧香磕头，口中好像还在念念有词。我的高兴顿时被惊异和担心所替代。我突然想起母亲讲过的关于大鱼的传说故事，如果那大鱼一转身，我们的船可就完了。于是我赶忙靠着姐姐屏息静气不敢说话，也不敢乱动，我觉得姐姐也在害怕担心，她好像在发抖，但她在硬撑着，因为我依靠着她，她是我的支柱！慢慢的那水柱不喷了，那黑黑的鱼背也望不见了。那大鱼没动，轮船从她身边慢慢开过来了，当我回头再看的时候，海面上很平静。我们脱险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纷纷离开了甲板。

中午吃饭的时侯，好几个同学晕的根本不敢吃饭，有的还吐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头一次坐船的我竟然没有晕。可能与到处走动、观景、分散注意力有关？总之那几个不安定分子也都没有晕船。

客轮，依旧平稳的航行在大海上。下午一点多，石臼码头遥遥在望了，可是离码头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轮船却停止不动了，归心似箭的我们很着急又很纳闷，等了一段时间，码头上划来了两只小船，摇船的叔叔告诉我们，因为落潮，轮船靠不上码头。而我们下午还要步行赶回涛雒，若是等到涨潮船靠码头再下船，当天就走不回家了。所以轮船公司安排小船接我们下船。我们女生和那几个“不安定分子”上了一条船，上了小船的我们，很高兴也很感动，高兴的是我们晚上就可以到家了。感动的是轮船公司那么为我们着想，我们真得努力学习，学好本领做个有用的人，让自己有能力回报社会。我正在想着，不知是谁起头唱起了《洪湖水浪打浪》那首歌。我心情激动的跟着大声唱了起来。当唱到“晚上回来鱼满仓”的时侯，突然觉得有点文不对题。可是摇船的师傅却直夸我们唱的好。小船靠向码头，但是我们却登不上码头，因为那是大码头，我们的船太小够不着。所以摇船师傅只好把我们一个一个的举起来扔到码头上。用不安定分子庄殿新的话说：“那被扔的感觉还很不错” 。站在码头上回望那海中的大船我们感慨万千！再见了青岛，再见了“红旗一号”！我人生中乘坐的第一艘大船。

当串联队的六十六人聚齐后，我们又排着队伍走在石臼到涛雒的乡间小路上，路的两边有大约一尺厚的积雪。看来那天我们家里也下了大雪。

当我从石臼走回到涛雒家中的时候，家里的煤油灯已经亮了起来。 隔了一些日子我们又组队去了一趟临沂。我们是乘几辆敞篷大卡车去的，那时候很少坐汽车的，所以大家一路都站着，享受那风驰电掣般的感觉。

这次到了临沂的最大收获是“掉向”了。没想到从没掉过向的我，在临沂这不该掉向的小城市却掉向了。这次掉向令我印像深刻，同时对我影响也很大。我引以为傲的方向感，这时却成了令我难受的原因。掉向后，所有原来的认知全部被颠覆，原来熟悉的街景全部变得陌生，好像在梦游。这件事让我知道了，没有方向感的青岛人该是多么幸福。他们永远不会因掉向而烦恼，这可能就是青岛人的聪明所在吧。他们为了不掉向,竟然拒绝绝或者是淡化了方向感。在青岛大街上如鱼得水随心所欲的我，在临沂的大街上却不敢自己单独行动，离开同伴寸步难行。因掉向后就找不到回旅社的路，所有的街景全部变了样，甚至连同学也变得怪怪的。所以在临沂我必须与同学们结伴而且得跟紧。 后来还听说那个好单独行动的不安定分子庄殿新也掉了向，惶恐中在街边抱着一棵树等待救援呢。看来掉向并不是稀罕事。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大串联中我去过地方，真是可喜又可惜。喜的是毕竟是搭上了末班车参加了大串联，有了这难得的人生经历。通过串联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增长了知识拓宽了眼界。可惜的是我去的地方太少了，竟然还在临沂这样的，街道方向都很正的小城市“掉了向”。这次的“掉向”让我懂得，人非全能，每个人都会有盲点。人经过的事情越多，暴露的缺点也会越多，当然学到的东西也会越多。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这个道理。

 

（五）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文化大革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各派组织纷纷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那时，我们一起去青岛串联的同学，加上还有没出去串联的一些同学成立了 “东方红战斗兵团”。我这个些没人要的人，就加入了东方红战斗兵团，这帮人情况各异，我属于‘人微言轻’佃中农出身，不在红五类之列。但是不管咋样，我终于成了一名可以戴红袖标的正式的“红卫兵”了。当时我不知道我们兵团有多少人。至今更不可能知道当时组织里有多少人，我想大概百人左右。我们的团长叫庄聿明他是官庄人，是六级老大哥，人长得高大英俊帅气，用当今的话说那是标准的帅哥；副团长叫徐茂山，涛雒右所人，也是六级，他当时应该有二十多岁了吧。 那时造反派的主要任务是闹革命，搞革命大批判。我们这所谓“老保组织”的任务，就只剩下宣传毛泽东思想了，既然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主要任务，那我们的兵团领导绝不会掉以轻心。于是兵团团长庄聿明亲自挂帅，担任宣传队长，组建宣传队，直接抓宣传队的各项工作。其实我们去青岛串联时，路上所演的节目，就是我们宣传队的“小试牛刀”。那时宣传队人员不多，我能记得名子的有侯世诺、侯世谦，他们是哥俩，他们的父亲叫侯元吉，是五中的后勤主；王茂山，后改名叫王峰，他是我高小、初中的同班同学；丁建棠，后改名丁东海。女生有：徐华，我的师姐、好朋友，是对我的人生之路颇有影响的人；马世娟、马世凤，她三人是六级；丁原香、张峯、庄见芹，她三人都是八级，丁元香和张峯的父亲都是涛雒街乃至日照县出名的老革命。

1、军营歌声

当时支左的解放军已进驻学校，军宣队的杨代表就是我们宣传队的导演。他个子很高，是个细高挑，好像是江苏人。当时我们基本不懂得怎样排节目，只会唱个歌，说几句快板，或是大声读书一样的朗颂。其实样样都是一甁子不满，半甁子咣荡，只是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硬演罢了。是杨代表带给了我们新的表演形式，把说、唱、歌、舞揉在一起，他是部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主要演员，所以给我们当老师那是小菜一碟的事。记得每天下午，他就带我们到涛雒部队营房，教我们说、唱、朗颂，给我们排练。当时帮我们排练的还有两名解放军战士，至今已不记得姓甚名谁，长啥样子。只是觉得他们的水平棒极了，不仅说的、唱得好听，动作也好看，就连走路的姿势我们甚至也要学上好长时间。那时对解放军的崇拜就具体体现在他们身上了。

在他们给我们排练的节目中，有两个很跟形势的节目我印象最深刻。军代表入校时党中央正式下发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规定，杨代表马上帮我们编演了宣传十六条的表演唱《十唱十六条》。记得第一段歌词是：一唱十六条十六条定的好，毛泽东思想来统帅，一轮红日心头照。后面把十六条的内容分别编排融在了节目的说唱当中。当时共有八个人参加表演，四男四女，女生每人手里拿两块小竹板，一边击打一边演唱。男生拿大板，边打板边说唱，那板既是道具又是乐器。女生每个人领唱一两段歌词简单又易记，所以我们排这节目的速度很快，没排几天就能上台演出了。这活泼新颖的表演形式很受群众欢迎，那节目在当时既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又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受到了广大社员群众的好评，我们也越演越有劲。

那个年代会特别多，每次开大会，我們宣传队定会到场助兴，其实那时，我们的节目，好像成了开大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当时每次开大会，都是为了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所以我们都要在开会之前把指示内容编排在节目里，那时，脑子好用，记忆力强，头天拿到稿子，第二天就能上台演出。有时甚至临上台前现看，也不会出什么大错。因为多数的歌词或词句都是几乎天天挂在嘴边上的。所以说起来顺口流利，记起来简单容易。开会时的演出既活跃了气氛，又让与会者直观的，感受到了上级指示的内容。因此每次大会的组织者都会让我们出节目，并把我们的节目当作会议的重要内容。我们当然也会乐此不疲干劲倍增，因为我们是在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是在宣传毛泽东思想！

　　他给我们编排的第二个节目是歌颂好人好事的，也是说唱形式，大致和《歌唱十六条》的表演形式差不多。但是不再拿板，演员徒手配合歌词做出相应的动作。那歌词内容灵活多变，不管到哪里都可把那里的人物、事件编写、填词、表演在节目当中。所以当时很多邀请我们去演出的大队干部和社员，常常会感到奇怪甚至对我们有点小小的崇拜。他们弄不明白我们怎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能把他们村庄的好人好事编演到节目里。从而把我们当成了真正的“秀才”觉得我们很有文化。记得第一段歌词是：“满山的红花幺千呀千万朵，天上的星星呀千呀千万颗，千万朵呀千万颗，千万颗呀千万朵，怎能比得上咱村的好人好事多。”后来才知道，那是当时部队宣传队的一个成品节目。那节目放在现在看，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宣传形式。看来经典就是经典，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精品永不过时。

那时我们排练演出的节目，主要是跟随形势，宣传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在批判走资派时，我们排了一个《造反有理》的表演唱。演员身穿军装，头戴军帽，脚蹬解放鞋，背着军挎包，扎着军腰带，当然，这浑身行头都是山寨的，还要佩戴红卫兵袖标，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有力的步伐，走到场地中央开始表演。边唱边根据歌词做出相应的动作，第一段歌词是这样的：“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第二段“忠于革命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后面还有一段，那歌词已经记不得了。表演结束，仍然排队喊口号走下台。还有一个是批判当地走资派的节目，那节目名叫《打倒牟丁庄》，当时日照县的三大领导人：牟步善、丁立廉、庄茂禄。这样的节目只是在上街搞宣传的时侯演。其实当时演这样的节目也是形势所迫，目的是为了脱掉那老保的“皮”，表示我们也是革命造反派。也在造走资派的反，也在闹革命！其实从心眼里是不情愿演的，这俩节目我记得只是在大批判运动刚开始时，在涛雒大集上和大礼堂里各演过几次。后来下乡再没演过，因为从心里面反感这样的内容，总觉得他不太符合我们的本心，与懂事以后所受的教育是背道而驰的，完全颠倒了以往所形成的是非观念。

忆苦思甜的节目是我们宣传队的主打节目，这类节目我们也有两个。一个是表演唱《不忘阶级苦》，这节目由我和庄见芹两人主演，我在台左侧随乐队唱歌，庄见芹在台上表演，她是南店人，我的好朋友，我们宣传队的台柱子，有时也当当小导演，她身材很瘦小，人送外号“养不活”，穿着破烂的衣衫，配上她那出奇的大眼睛，活脱脱就是一个非洲难民儿。她不光形像逼真，表演更是到位，那身材、那装扮、那表情，那眼神，伴随着哀伤的前奏，每次一出场立刻就把台上台下带到了痛苦凄凉的氛围中。她的表演对我的感情也起到了催化作用，使我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全进入到那演唱当中，融进节目的设定情绪里。第一段歌词是这样的：“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千头万绪涌上我的心，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乐队奏完过门，我接唱“不忘那一年，北风刺骨凉，地主闯进我的家，狗腿子一大帮”这时其他扮演地主和狗腿子的演员会上台做他们相应的表演。此时我的演唱会变得如泣如诉：“说我们欠他的债，又说欠他的粮，地主逼债好像个活闫王。可怜我的爹爹，把命丧。”每当表演到这里，台上台下都会有哭声传来，我自己会哭的再也唱不下去，这时台下会响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声。所以这节目是不能每场都演的，因为我们两人都受不了这巨大的感情冲击。一般是和另一个节目轮番上演。每场演出的节目安排，不同内容、不同形式、演员的调配等等，这些也都是需要老师花费不少心思来安排的。

作者（左后）和庄见芹（右后）庄建娟等五十二年前合影留念

2、凄凉的《江河水》

另一个节目是配乐诗表演，那是一首很长的，有故事情节的，忆苦思甜的叙事诗，当时是庄见芹朗颂，另外几个人表演，记得他们穿着很破烂的衣服，基本按照朗颂词来表演。这个节目头几次演出时，我曾经给朗颂者提过词，后来熟悉了也就无需再提了，所以，那稿子用完后我就再也没见过。

有一天晚上到达演出的村庄时，才发现庄见芹有事请徦了，两个忆苦思甜的节目她都是主角，没她一个也演不成。大家最后商量确定上配乐诗表演。本来想找人照稿朗读，可是诗稿又找不到了。现在想来，那搞子应该是见芹带着。但是节目又必需得演，如果不演这节目，就会使整场演出受到影响，甚至影响我们宣传队的声誉。如果我不接这任务，这节目就不能演了。于是我被逼上“梁山”，硬着头皮大着胆接下了这捡来的任务，凭记忆背颂那长诗，当好朗诵者，做好解说员。其实当时我是没有什么底气的，因为我从来没有通篇朗读过，更没有刻意记忆过。可当二胡拉起那凄凉的《江河水》，演员们各就各位的时侯，平时提词和站在台侧听过的那些诗句，全部浮现在脑海涌上了喉头 。那天晚上我饱含深情的朗颂，深深的打动了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也深深的打动了我自己。演出效果好极了，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同时也惊呆了我自己。我至今也想不明白，那么长的稿子，只提词时看过几遍，我怎么会在那种场合基本无误的背颂出来。可是如今，那长诗我一句也不记的，竟然连题目也想不起来。我很纳闷，难道是当时的短时应急记忆，把那些脑细胞都累死了，所以现在对那长诗的记忆成了空白？我真的想不明白！

写到这里，我猛然想起一件事情，那是六七年的夏末还是六八年的初夏，已记不太清，那晚演出结束带妆回家时，东邻大娘家及我家的人都还在我家门前的小广场上乘凉聊天。那晚月光很亮，二妹看看我的脸说，“姐，你脸怎么了？”我楞了一下反问：“怎么了？”她说：“你自己照照镜子吧。”一照镜子，我才想起，原来演出时流的眼泪把妆冲花了，那时我们化妆用的是油彩，妆化的很浓，妆花了以后很难看，看到镜子里的脸，我自己也吓了一跳。赶快卸妆，洗完脸来到外面，父母亲都还在乘凉。在我的记忆中，这是难得的场景，因为父亲是饲养员，晚上很少在家，有时在家也是忙这忙那，和母亲一起乘凉这真是难得。于是我向他们提出了，在我脑子里想了很久，却一直没有想明白的问题。“旧社会，地主真是那么狠那么坏吗？”母亲说：“财主家的财贝是人家命好，过日子过出来的，其实做坏事的都是那些狗腿子，狗腿子比地主坏多了。听说有的佃户给“五宅”上粮、上草，有的人就把沙掺在粮食里，把豆秸里捆上石头压称，人家财主也没把他们怎样，地主才好哄来。歌里唱的是那些恶霸地主，那些人在打恶霸斗地主时都砸死了。真正的大地主不坏，你看看“山房”、“五宅”里打恶霸时一个人也没砸死。”

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给我讲了一个山房老大人丁守存的故事：父亲说，卸任在家的老大人，晚年很喜欢与市井乡民们亲近聊天，有天傍晚，他背着手站在山房门前，有三级台阶的宽大的门台子上，周围有好些人在玩耍，老大人突发奇想，要与周围的人打睹玩。不得近身，不能推拉，谁能哄他自动走下门台子，他就给谁一个银元，那时的一个银元是了不起的一笔财富。于是，所有的人都在绞尽脑汁，想尽办法，想拿到老大人的那一块银元。可是不管下面弄出怎样的噱头，掀起怎样的风浪，老大人依然稳稳的站在门台子上。这时，一毛头小伙子站出来说：“老大人，您老人家的这个赌，我们没办法赢。天到这般时侯，也快吃晚饭了，你回家吃饭不得下门台吗？那算您输还是赢呢？不如您老到门台下边，我们往上哄您更好一些，实在哄不上去也误不了您老吃饭。”老大人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迈步朝台阶下走去，刚下了一级，毛头小子马上就说：“老大人，您输了”。走南闯北，身经百战的山房老大人，竟然输给了一个毛头小子。老大人没有耍赖，而是赶紧叫佣人拿钱給了毛头小子。

自那晚听过父母的话以后，我再没碰过那长诗，她们演出时我也不再听不再看，想来主观上的刻意忘却，应该是现在一句也不记得的重要原因。其实，长大后我在书上曾看到过类似老大人被“哄下台阶”的故事，只是人物地点不同而已。我不知道这两者谁在前谁在后，但父亲的意思是再明白不过了，我也理解了他的苦心和睿智。

3、毛主席著作闪金光

我们演出的另一类型的节目是毛主席语录、老三篇等内容，形式大都是说唱、表演唱等。记得比较清楚的是《为人民服务》，那是一个大型的说唱节目，有六个男生，六个女生排成两队齐步上场，然后通过不停的队形变换，不同人的分、合、领、齐、说、唱、朗颂等形式，把全篇的《为人民服务》表演完毕。我之所以对这节目印像深刻是因为那奇葩队形的排列，至今想起来还有点忍俊不禁。那时我们宣传队的人员是从上下三个年级里挑选出来的，年令相差很大，个头高低悬殊，大的近二十，小的十三四;高的超过一米七，低的只有一米四，这个节目就是在这样一个奇怪组合体内完成的。 排头的是侯世谦和我，标准的小小少年，排尾的是侯世诺和马世凤，他们两人是六级，都已成年，后来他们两人结为夫妇。我们那队形排的绝对精准，让人一点毛病也挑不出来：“从头至尾，高低有序，一溜排下，绝对无误。每次演出，观众欢喜，喜从何来，队形太奇。这种经历，今生唯一。牢记心怀，美好回忆，现在想来，仍觉可喜，人生经历，有此知足。”

在我们表演的节目当中，印像最深的要数女声表演唱《毛主席著作闪金光》，那是我们演过很多遍的节目，那歌词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朗朗上口、容易记忆，所以五十多年后的今天，那歌词仍然记忆犹新，张口能唱。歌词共有五段，每段四句现记录如下：“1、东方升起了红太阳，手捧书本心向党。要问我读的什么书哎？毛主席著作闪金光。2、毛主席著作是宝藏，句句话儿记心上。要问我得到多少宝哎？千船万船装不下。3、毛主席著作放光芒，照得心里亮堂。要问我干劲有多大哎？千斤的铁锤当针拿。4、毛主席著作指航向，道路指得明又亮哎。要问我走的哪一条路哎？永远跟着共产党。5、毛主席著作传四方，革命烈火高万丈。要问我威力有多大哎？五洲四海红旗杨。”

宣传队压轴的节目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本来这是宣传队刚成立时，排的一个表演唱，后来就成了节目最后台上台下的互动活动。因为那时，凡是会说话的人就会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所以每当节目演完，全体演员走上舞台，同时会有一人当指挥，乐队奏完前奏，台上台下同声唱起那耳熟能详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是呀这就是我们的心声，这就是我们的宣传目的！

我们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思想，引起了观众的共鸣，表达了心声，达到了宣传目的。

所以，尽管每次演出要步行走十几甚至几十里路，演出时每个人都会有多个节目的任务，可是我们在来回的路上，都会一路欢歌，一路笑语，从来不觉得苦和累，也从来没人叫苦喊累。整天是精神饱满，斗志昂杨，心情愉快，幸福满满。我至今弄不不明白，我那小小的身体里，怎会有如此充沛的精力和体力！当时我的身高不足一米五，体重不过七十斤，还是一只未长大的青涩苹果。可是那冲天的干劲和豪情却是今天想都不敢想的。前几天在网上看到北京一地陪导游写的，他接待一西藏旅游团的经历和感想的贴子，题目是：《西藏人进京，震惊了整个北京城！有信仰和无信仰的区别》看完后，我非常震憾，信仰的力量之巨大，是没有信仰的人想像不到的。我想，五十多年前，我那小小的身躯里，只所以能迸发出那样大的能量，想来应该与信仰有关。因为我那时从心眼里信仰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就是我们的天神，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的信仰，宣传他的思想自然会精神百倍，力量无穷！不会感到苦累，确实也没有觉得苦和累，自然更不会叫苦喊累。

　　

4、初中毕业

一九六八年夏天，我们结束了四年的初中学习生活，终于要毕业了，四年的初中：两年的文化课学习，两年的宣传队演出，对我的今生来说，我始终衡量不出哪两年的学习更重要，效率更高。若依现在的体会来说，应该是后两年的学习更令我难忘，且受益扉浅。

一九六八年八月初，学校通知七级、八级所有同学到校集合，照相、开毕业典礼大会。因文化大革命，应该六六年毕业的六级拖到了六七年，我们则拖到了六八年八月，所以我们的初中亦被称作“初中本科”，足足的上了四整年。 八日早上，我早早的起床，穿上我人生中的第一双“凉鞋”，那是母亲，用两年前串联时给我买的那双黄解放鞋改造的，两年的宣传队排练、演出，鞋帮早已穿烂，但鞋底尚好，而且我的脚长的也不快，因为我的人长得也很慢。初中四年，我仅仅长了二十厘米，体重由四十九斤，长到了不足七十斤，那改造的凉鞋刚好可脚。那双鞋现在看也很漂亮，鞋的前面是一横长竖短的丁字形袢，后面是半园形鞋跟，鞋跟两侧有俩小孔，串上鞋带系在脚上，既跟脚又舒服。我穿着这双鞋，照了我人生的第一张照片：《日照五中第七级毕业师生合影》。

可是我当时没有那照片，那时学生都是没有毕业合影的。应该是那时的生活水平，不允许如我们有如此的奢求。如今我相册里的这张合影，是二十多年前闫章春同学给我翻拍洗印的，听说他是从学校留存的历届毕业生合影里找到的原照片。他真是个有心人！谢谢啦，我的老同学，谢谢你的友谊和爱心！让我能在五十年后以的今天，看到了我年少时的模样。那天晚上我找出了这张五十多年前的照片，老花镜、放大镜轮番观看，前排十二个女生，十人穿布鞋，我和王世芳穿“凉鞋”，可是她的那双鞋又大又赖，连脚都柺带丑了，而我的那双鞋合时合脚，时尚漂亮。感谢我母亲那双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的巧手。让我在人生的第一张照片上留下了可爱的形像。同时也给我的人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再见了我的同学；再见了我的宣传队；再见了我的母校！再见了我的学习生活。那时我认为：我再也不能上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