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寄语li

浮萍

【加拿大●刘荣萍】写在大洋彼岸的清明寄语​

原创 绝对文学微刊 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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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大洋彼岸的清明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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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大洋彼岸的清明寄语

文 / 刘荣萍

疫情所困。来温哥华十年间雷打不动的“清明”回国祭奠双方父母的惯例又要被“叫停”！

如果说去年的清明节国内基本取消祭扫心里稍些安慰，那么今年政府发文说疫情平稳可以有序祭扫。本当启程回国，但每天看新闻天津的病例均为境外输入；使馆又再三强调非必须不要回国；弟弟妹妹们也几番告知由他们全权代办。更有前年开车陪我们祭奠父母和公婆的先生的发小韩教练特意发来信息说：国外疫情起伏一家三口安心驻外由他夫妇代为祭扫等疫情趋缓再回国相聚……

于是，满满的感恩夹带着一丝丝惆怅涌上心间。接连两次的远在异国他乡遥祭父母，面对摆放在桌子上父母亲和我们的合照，还有弟弟细心交给我带来的圆圆的蜡烛，心里的滋味儿真是难以形容。

分别养育了我41年和48年的母亲和父亲，是我终身获益的第一任老师。

9岁多便走出天津河东李公楼后街荣厚里先后到天津卷烟厂和日本人开设的裕丰纱厂当童工的母亲，到52岁恋恋不舍地超龄退休。用她那厚实的双肩和浑身使不尽的气力帮助外祖父母供养家人。同时与父亲精心养育了我们四姐弟妹和我们的下一代。其间素以勤劳敬业、正直刚强而为人称道。即使在“文革”期间也一直是“先进生产者”，母亲的大照片经常悬挂在万人大厂的橱窗内。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下乡回城顶替母亲也来到这个工厂母亲被挽留带徒弟，我被评为百名学雷锋好青年照片和母亲的照片同挂在一间橱窗内引来啧啧称赞声。

母亲传给我的除了坚韧、勤奋兼有自食其力的本性。而且我从母亲那里还承袭了善待他人和对国粹艺术的挚爱——我大约在还未上小学时便陪同母亲看京戏。母亲年轻时常随她富有且至亲的老姨坐着洋车去天津中国大戏院包厢听戏对戏文是烂熟于心的，而且琴弦儿一响便知是哪一个流派人物要出场。连唱样板戏出身的我的先生都感叹：再要找岳母这样熟知京戏的人怕也是难了。那每一出戏里面的忠孝礼仪则是母亲每每教育我的必修课。恢复传统戏后得益于我工作的纺织局负责宣传的老领导们经常给我前几排的戏票，将近有十年的光景是我陪母亲看戏曲最多的时候也是我常常怀念之处。

母亲在十户干部家属大院中虽年龄稍小却是唯一有工作有见识的职业女性。三年困难时期因父母都属高工资家里顾有保姆生活条件在大院内位于高水准，母亲常常接济院内患有精神病的大婶和孩子较多生活特别困难的两三家。“文革”时那些不上班的进城家属经常闹矛盾，总是互相揪着头发撕扯在一起，每逢母亲在家不管多累也抽出时间去开导劝说。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般人家里孩子初中毕业有份工作就很不简单了,可父母亲几乎不用商量，坚持供我们上学。特别是我受益匪浅，一直是在父母的支持鼓励下，业余时间读了两个“大专”文凭，从4000多顶替进厂的子女中脱颖而出直调到大厂的党委宣传部前途一片光明。靠着父母的砥砺相助我们四姐弟妹中既有高级教师、银行和邮局公务员还有外贸集团的职员，现如今都有一份令人羡慕的高额退休金依然是大院的“首富”这着实要感激父母亲的高瞻远瞩。

母亲的好名声在大院里是常常被老老少少点赞的，到现在老邻居们提起母亲也是泪水连连。母亲从1955年10月1日被父亲单位的吉普车从李公楼荣厚里接到大院，住到脑栓塞复发时整整42年，“120”急救车鸣叫时，帮忙抬母亲上担架的，是门卫工人和与母亲相濡以沫的老姐妹；49天后，为母亲送葬的队伍里，嚎啕大哭的是母亲用两面掺的饽饽喂养大的孤儿——一位非要为母亲戴孝帽子而排到我前面的母亲的“干儿子”。

父亲则是河北沧县王官屯乡一位贫农团团长的遗腹独子。一岁多时我的祖母也因病去世。靠着曾祖母和叔祖父的供养到十四五岁，投奔到东北一只革命的队伍里。南征北战十几年，从朝鲜战场上是让人抬着下来的——光荣负伤在长春第四军医大学养好伤转业到天津已是1953年的冬天。

父母亲结婚晚，父亲37岁时才有了我这个老大。母亲曾告诉我说虽然我是个女孩，可父亲见我出生高兴的好几天不睡觉，抱着不撒手，上个世纪50年代就专为我一个人请了一位保姆及至到我成家后父亲还总是习惯性地资助我。大约从我四五岁时，父亲就教我认字了，父亲是我实际意义上的第一位启蒙老师。父亲积攒了许多的革命书籍，有《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枪声》《烈火金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还有好多的《支部生活》。每天晚饭后我都坐在床上的小板凳上盼着父亲早一点回来从那些书上教我认字。父亲没有进过学堂，可他却写得一手飘逸流畅的钢笔字。父亲的两支宝贵的“英雄”钢笔就是我那时学写字用坏的。从那些书上我不仅认识了许多字，更重要的是父亲用书中的革命道理和高尚的情操时时教育和感召着我，书中许多的名言警句我都背的滚瓜烂熟。

“文革”开始时父亲虽是建设局市政公司的“头儿”，因为口碑和人缘极好并没有被打成“走资派”，但他却不愿跟随“红袖标”们去造当时的党委段书记的反，还不到50岁的父亲被强迫在家“病休”降职降薪且经常被造反派“随叫随到”写各种反省材料。记不清有多少个停电且寒冷的夜晚，母亲去“抓革命促生产”，我拉着年幼的弟弟妹妹们站在黑漆漆的大门外，翘首企盼迟归的父亲。有一次看着黑影里的我们，一向刚强的父亲竟垂泪说“要不是看你们姐儿四个还没有成年，我早就从十一经路摆渡那里跳到海河去啦”！吓得十岁多的我浑身发抖，也哭着对父亲说“爸，你要是走了妈天天上班谁来照看我们呢？”父亲叹了口气说“那就不死啦！”

父亲好像从那时候起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情绪，将全部的热情转到我们四姐弟身上。家里的保姆早已被迫辞掉，父亲担当起了所有的家务活。我们上学用的书包总是干干净净的，书皮也都是父亲给包好。要强的母亲买回来一台上海“蜜蜂”牌缝纫机，却怎么也挪不开在车间里长期移动的僵硬的双腿，父亲说了一句“我试试”，这一试就是二十多年——我们身上那令伙伴们羡慕的好看的衣服全是出自父亲那双握了十几年枪炮的老茧的手，而且每到春节时，父亲还总是乐呵呵地为家属大院买不起新衣服的工友们的孩子连夜赶制劳动布的节日服装，有的叔叔不忍心竞把单位刚发的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悄悄送给“刘头儿”！父亲给我们做了一茬又一茬的新衣服，可他自己身上的衣服却都是补了又补，父亲心灵手巧的补丁针脚特密象花儿一样好看。但父亲很讲卫生，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身上那件带铜纽扣的老式布军上衣总是洗得发白，脚下那双礼服尼的布便鞋也总是墨黑笔挺的，走起路来似乎带着一阵风。

父亲对我们及晚辈们的言传身教也是即潜移默化又很有说服力的。我们四姐弟妹家庭生活均很宽裕，但对方家里却都有下岗的兄妹或母亲无工作，父亲经常“命令”我们去给公婆或岳父母送钱送物，还让我们接济生活困难的对方的兄妹。每当我们给父亲送去好吃的东西时，父亲总要问一句：“给人家爹妈送了没有?”母亲去世后的逢年过节，父亲宁肯自己忍受孤独（我经常看到父亲送我们走时，自己缓缓地坐在大门外的石阶上点燃一只香烟，慢慢地吞云吐雾），也将我们“轰”到公婆或岳父母家陪人家父母过节。父亲对晚辈十分有耐心，从不发脾气。70多岁的父亲还总是将外孙、外孙女抱在手里或举过头顶“疯玩儿”，孩子们更是将父亲视为最亲近的老人，小的在父亲的身上爬上爬下，大的倚在父亲身边听有趣的故事。父亲哄他们睡觉时左右摇摆，常哼的小曲是那首“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的解放军进行曲。单位里每年夏天都发给老干部一箱“可乐”，父亲总是用塑料袋分为五份——四个孙女、外孙、外孙女加上他自己每人一兜。

父亲晚年时总算是有了幸福的时光——因母亲早于父亲六年去世，我们四姐弟争先恐后地将对母亲未及尽的孝心一古脑儿地全都给了父亲。每天父亲身边都有我们陪伴左右，我们还合力贷款在我家住的海关宿舍内为父亲买下了一处带电梯近70平米的单元房。在这之后直到父亲去世前的四五年的时间里，父亲每周末几乎都要在这里“打个小牌儿”，同儿子姑爷们喝上几盅好酒。席间总不忘嘱咐当“小头头”的姑爷和儿子们千万不能犯错误，那句“别不知足了，共产党让你们当官儿可没让你们犯错误”的话每次都得说好几遍，还要附上自己总结的“打江山不易坐江山更难”的座右铭。每年寒暑假父亲都要楼上楼下的“上岗”陪我女儿讲革命故事，监督写作业，当然外孙女也义不容辞的给姥爷准备早、午饭，祖孙二人其乐融融。在姥爷的言传身教下，我的女儿从小就知道吃饭不撒饭粒儿；不和别的小朋友攀比；不许生在福中不知福；不准讲吃讲喝等等的道理，即便从小身为领导的“千金”也没有娇骄二气非常朴实近人，还极富同情心乐于助人逢事常挂在嘴上的是“姥爷这样或那样说过……”在这一点上，父亲的作用是我们所无法比拟的。

清明在即。默诵着我出词儿刻在爹爹妈妈墓碑后面的“父扛枪母织梭终身报国 教子女育孙辈世代栋梁”的真实写照，更加感恩父母的无私教养和辛勤培育。 

这几日与父母梦中相见的场景令我伤情又温馨——遥远的天津西城寝园这尊镶嵌着我淳朴善良的父母各自殊荣照片的黑褐色大理石碑前那棵连年成长频频摆动的垂柳喂！你与遍布温哥华37000多株盛开的樱花遥相呼应，传递着千万里间的两地情和母女（父女）年年岁岁的绵绵意。

2021.03.16.三稿改于温哥华

作者简介

刘荣萍，天津市人，现居加拿大，1975年高中毕业下乡宁河县赵本公社。1979年顶替母亲入纺织厂挡车工。1983年专科毕业于天津市河东区职工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10年本科毕业于中央党校天津警备区分校法律专业。先后任天津日报、今晚报、天津电视台、天津电台、天津工人报等新闻单位通讯员。高级政工师。喜欢读书习作、听唱京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