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父亲的四表叔张璋烈士

WJ

2021年4月11日下午2点半，<<晓天歌行>>在安徽省徽京剧院拉开了序幕，这是一部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现代徽剧。烈士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一曲悲壮之歌，引发了观众强烈的共鸣。

现代徽剧《晓天歌行》宣传海报

故事的原型是安徽肥西张家四少爷张璋。张家在晚清时期赫赫有名，代表人物是担任两广总督及代理直隶总督、淮军名将的张树声。来自这个家族的“合肥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近年来更是吸引了无数世人追捧的目光，被誉为民国“最后的闺秀”。然而，提到同时期一位张家的叛逆者、革命烈士张璋，除了肥西县外，恐怕没几个人知道。别说外人了，就连我，对他的深入了解，也就是从最近的六七年开始。

我小时候，父亲经常提到他的祖籍地，提到祠堂、宝塔，却很少提及家史，我只是从他冒出的只言片语中，零星拼凑出他有位四表叔，是中共地下党员，后被国民党逮捕枪杀了。偶而我追问，父亲便长叹一声，不再言语。四表叔姓甚名谁，他是怎么牺牲的？这些在我的心里，一直是一个迷。

微信时代的到来，让那些尘封的足迹逐渐显露，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呈现眼前。厚重的迷雾散开，我终于知晓了四表叔的身份。原来，父亲口中的四表叔，就是肥西张家的四少爷张璋，原名张鼎和，曾化名张晓天，生于1906年，是中共早期的党员之一。虽然出生于封建大家庭，但他离经叛道，勇于冒险，信仰坚定。他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聪明正直，才华横溢。他就读过广州黄浦军校，当过军校生；他还考上了辅仁大学化学系，当过理科生；他妙笔生花，曾参与主编进步杂志《动向》，并亲自撰写文章及独幕剧''沽源之战"；他精通日语，曾执笔翻译日本进步作家如小林多喜二等人的作品。

青年时期的四表叔(张璋，张鼎和，张晓天)

因为搞革命，他一生被当局抓过五次。1924年国共关系破裂时，他正在黄埔军校上学，被国民政府关押后竟奇迹般地逃脱了。1929年留学日本时，他因参加反帝大同盟，被日本当局抓获遣返。1930年他在辅仁大学时，奉命筹备成立左翼作家联盟，并担任左联第一任执委。次年中共北平市委遭到破坏，他不能幸免，再次入狱。回安徽后，他又一次在合肥坐牢。最后一次是在安庆被捕直至牺牲。

他为人善良热诚，对同道人更是“见面熟”，只要得知对方是革命队伍中的同志，往往他连姓名都还没弄清楚，便已将人家视为朋友了。每当有同志遇到经济困难，或刚出狱衣食无着时，他都毫不犹豫地解囊相助。他甚至不在家时，也事先嘱咐有需求的同志用他的摺子(餐券)去吃饭。他的衣服挺多，中式西式，同一款式，不同颜色，一做就是几件。他经常变换着穿，说是为了迷惑侦探。但他的这些服装衣帽，却让同志们随便拿走穿戴。

三十年代初期，他带着妻儿回到合肥。他和进步人士组织互济会，开展募捐活动，用来支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活动。后来，他领全家回到肥西张新圩，以四少爷的身份做掩护，暗中在农民中间发展党小组。他施巧计从家中骗走枪支，创建游击队。因信仰理念的严重不同，他和张家主事的大伯父彻底决裂。在即将被家法严惩的前夕，他被游击队救走。妻儿离开张家，重回合肥。

我父亲对四表叔的记忆大多是来自这个时期。那时我的父亲，大约六七岁的样子，随父母住在合肥的南门。

淮军将领家族间彼此联姻很多，亲上加亲的事情屡见不鲜。张吴两家渊源很深，可谓世交。四表叔夫妇跟我的祖父同属安徽肥东六家畈的淮军将领吴毓芬孙辈后代，所以我父亲一直将四表叔的妻子吴昭毅，称为五姑。论起来，四表叔和五姑是表兄妹，四表叔的母亲是五姑的亲姑妈，当初的婚事是由双方父母指腹为婚而成。

全家福(左起: 张以瑞、吴昭毅、四表叔、张以瑛)

四表叔个子很高，相貌英俊，风流倜傥。五姑眉清目秀，温柔恬静，勤劳节俭。四表叔一家从肥西回到城里后，也住在南门。和我祖父家离得不远，步行大概十几分钟。两家来往甚密。四表叔喜欢孩子，跟孩子们处得像朋友。五姑总是笑眯眯，和颜悦色，谁都没见过她发脾气的样子。虽然是堂姑，可孩子们和她特别亲，打小就把她视作亲姑姑。五姑是贤妻良母，有一双巧手，做饭、用缝纫机做西服、织毛衣、给孩子们做衣服、做可爱的花鞋等，样样精通。孩子们之间玩得很好。谁家孩子的衣服穿小了，还会传给另一家的适龄孩子穿。

四表叔有时带着全家来玩，但更多时是他独自而来。革命工作性质使得他常年一个人在外奔波，还常常搞得自己没钱，老要饿肚子。于是，向家里人求助似乎成了唯一的渠道，成为自然而然的事。对此，贤惠的五姑习以为常，无怨无悔，处处支持。我祖父也经常提供资助。有时他会到我祖父家“蹭饭”。每次他来，他都会受到祖父一家的欢迎。孩子们缠住他，要求他讲故事，这是不可或缺的节目。在我父亲这些小孩子们的心中，四表叔绝对是一位英雄，他不光不怕进监狱，令人称奇的是，他居然有次还从被关押的戏楼上逃脱了。这些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被坏人逮住了怎么办？有办法!”四表叔绘声绘色，连说带比划地给孩子们编了一个他是如何借助香烟盒子结成的绳子，飞出牢房的神话故事。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信以为真。神奇的香烟盒，大侠般的四表叔让他们惊呼不已，让他们崇拜之极。

爱戴礼帽的四表叔

四表叔个人魅力十足，他不止俘获了孩子们的心，他那四个风华绝代的嫡亲堂妹同样为之倾倒。在合肥四姐妹的眼里，爱穿西装、爱喝咖啡的四哥不仅是位英俊的美少年，还是一个乐观的革命者。四姐妹中的张允和，在<<回忆四哥鼎和二三事>>一文中这样描述：“记得30年代初的夏天，苏州张家九如巷里忽然天外飞来了四哥。我们小姐妹兄弟欢呼四哥大人的到来。那时我们幼小的心里，把四哥作为我们张家的英雄。”

张允和和周有光(传说中的汉语拼音之父)结婚后，住在上海西区水和里弄堂。她描述说：“有时候四哥来看我，从容不迫地提了个小皮箱，一直跑到我三楼，把箱子放在我的床底下。他悠悠地走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好东西，他走后的晚上，我打开箱子一看，全是共产党的宣传品。他常来，向来没有在我家吃过一顿饭。神出鬼没的，来无踪，去无影。”

四姐妹的大弟张宗和也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四哥。<<张宗和日记>>里记载了四哥的一些活动：为捐助东北义勇军跟剧团演戏；干活非常拼命；挨了几天饿后写信救助等等。宗和感叹道：“他的始终如一的精神，总是可佩服的。”、“我们都佩服他有这样的精神毅力，能刻苦耐劳。但是，我们又都可怜他，觉得他这样的干下去，一定不会得到好的结果。”

四姐妹中的张兆和，和四哥的关系最好。1936年她曾在上海的街头，和四哥有次意想不到的巧遇。那是四哥在合肥入狱获释后，只身前往上海的时期。他在上海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宣传工作，当时的掩护身份是黄包车夫。装扮车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他在学校里就是运动健将，身手敏捷，身体素质还不错，所以车夫这份工作，对他来说，也算应付得过去。有一次，他拉着一位客人到了目的地，客人刚下车，有位小姐紧接着匆匆上了车。他没有细看，拉起车就走。走了一段，忽觉不对，回头一看，所拉的客人竟然是兆和，他立刻收住了脚步，立在她面前。兆和发现车子突然停了，不知为何，开口欲问，忽感对方有些面熟，定睛细看，认出了一身车夫打扮的四哥。两人旋即爆发出一阵大笑。四哥没客气，立刻让兆和下车，要她坐别人的黄包车回家。兆和也很体谅，还主动笑问：要不要钱用?要不要衣服穿？

自赴上海之后，父亲的四表叔就再没回过合肥，父亲他们也就再也没见过他了。1936年夏，四表叔从上海刚抵安庆就被捕入狱。秋日，他英勇就义。1952年，他被定为烈士。之后，他的名字连同他的事迹，渐渐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里。

时光荏苒，在四表叔牺牲81年之后，2017年的一天，一批民国年间的狱中书信重见天日。主要写信人正是父亲口中的四表叔张璋。发信地址分别为安徽高等法院、安庆饮马塘看守所、安庆圣公会三号等，信是寄往杭州、江西、安庆三地，收信人分别是他的母亲、姐姐昭和姐夫林耀北、六弟枢和，以及吴昭毅的二姐吴昭范。发现并破译这批书信的是安庆收藏家张庆先生。9月，他在懒悟艺术馆举办了"信念如磐---张璋烈士遗书展"，使大众了解到张璋烈士狱中及就义的经过。当这些家书映入参观者的眼帘时，写信人和收信人均早已作古。但是，凡看到这些书信的读者，无不被信中传递出来的亲情所感染，被真实的人性所打动，被一个人面对死亡的从容所震撼。透过这些弥足珍贵的信件，穿越时空，仿佛看到了1936年夏秋在安庆监狱里和刑场上所发生的一幕幕......

四表叔在狱中的书信

安庆饮马塘看守所，阴暗、潮湿的牢房，空气中弥漫着汗味、霉味，蚊子、臭虫、虱子不计其数，似乎能把人咬死。每天的饭菜令人难以下咽，黄米糙饭，用白水煮的几片叶子，缺盐少油。一天只提供两顿。坐牢不久的他，患上了疟疾兼痧痢，病势凶猛，每夜烧热，下不了床。同室难友沙大法及时伸手相助，替他端水喂饭，这才让他度过难关。大病未愈，身上的钱已告罄。他实在无法，只好写信向母亲和亲友求援。他待人非常仗义，了解到沙大法家境困难，他在弟弟张枢和汇来的六元钱里，拿出一元分给了这位难友。

身体上的病痛尚能忍受，而心理上的折磨却令人焦虑。以往他每次身陷囹圄，亲人们都要在外为他奔走跑关系，每次他都被成功地保释出来。而在每次逢凶化吉之后，他照例仍以革命事业为己任，义无反顾。这次他被抓后，程序却不一样，没有过庭，没有受审，像是被当局遗忘似的。这使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焦虑和不安。他和外界的唯一联系就是信件。他提笔用他那一手漂亮的行书，给亲人们写信，除了通报近况外，他叫家人通过他旧时的同学、朋友来疏通关系，设法找到在平汉铁路做事的何其巩、中央监察委员高语罕等。看守吴纪林是个诚恳的年轻人，对他很照顾，尽量给他方便，并帮他向外传递信件、打探消息。他自认无以回报，就一再拜托在浙赣铁路局工作的姐夫，替这位看守在铁路上谋一份差事。当得知事情已办好，只要看守收到寄来的车票就可以前去就职时，他还特意叮嘱姐夫对待人家一定要像对他本人一样。

由于案件为特别要案，颇为棘手。在外的亲人们不惜到处花银子托关系，多方营救，就连我的祖父母都为此事上南京找人。大家竭尽全力，安徽省党部总算把他定成无期。然而，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核准时却没有通过，军事法庭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裁决为“就地枪决，立即执行。”

四表叔遗像

一切的努力都成徒劳，一切的希望都成泡影。10月22日(阴历9月8日)中午12点10分，警备部的军警将他戴上手铐脚镣，从饮马塘看守所提出。在突如其来的死亡面前，他表现得异常镇静。临出门时，恰巧看守吴纪林站班，他立刻停下话别：“老弟，我们恐不能再见了。”并托吴纪林捎话：母亲以后只能依靠枢和及昭和了，母亲可在枢弟处常住，家中已无可靠之人。可见这一刻，他心里最放心不下的是母亲。到了警卫署，他从容写下几句话，这是他最后的遗言，写在了香烟盒上。

荷枪实弹的军警押着他，沿途经过孝肃路、黄家狮、小栅子，来到东门外。一路上，他毫不畏惧，高唱“国际歌”，视死如归。路上行人见状，均为惋惜，甚至连军警亦叹息。离刑场十几步时，他停下脚步，要求抽一支烟。一位军警掏出一支香烟，掰成两半。他见了，调侃道：“我已将死，汝等何惜一支烟？”那人只得递上一支整烟。在淡淡的烟雾中，他极为冷静地提出了几个具体条件：第一不跪下执刑；第二派人到二表姐家送信，买一较好的黑漆棺材；第三身上衣服留着送二表姐处作纪念物。

行刑现场有一个小坡，他因有镣铐，行走不便。士兵用足蹬，他目光如炬，声音坚决而又不失礼貌：“请你就干吧！大丈夫男子汉是不跪的！”砰的一声枪响，子弹从脑后穿过前额，人倒地。数分钟嘴唇尚动，又被补枪。就这样，殷红的鲜血染红了安庆这块古老的土地，他以30岁的年轻生命，浇铸了共和国的丰碑。

当我祖父突然接到吴昭毅的大姐吴昭宪从安庆打来的电报，急唤他带张璋的大女儿张以瑛和最小的儿子毛毛火速赶到安庆时，他已经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了。警察在将张璋抓捕后，立刻在合肥诱捕了吴昭毅，并将她押至安庆。经大姐托关系，她很快被保释出来。之后，她就一直留在安庆，参与营救丈夫的行动。我祖父带两个孩子赶到堂姐家，见到了痛不欲生的昭毅。她哭着把丈夫写在香烟盒上的遗书拿出来，只有短短的十六个字：“教育我儿，继承我志，代我收尸，勿告我母。”

《晓天歌行》剧照

令人无比惋惜的是，在张璋牺牲后不到两个月，西安事变发生，国共两党合作结为统一战线。应共产党的要求，蒋介石下令释放了所有的政治犯。

作为革命者的妻子，吴昭毅付出了很多，聚少离多，担惊受怕甚至被牵连，她总是毫无怨言。张璋牺牲后，虽然有亲戚们相助，但她一个人要拉扯几个孩子，生活艰辛。她只有三十岁，亲戚们劝她改嫁，可她怕孩子们受委屈，便一口回绝了。

张璋牺牲后的第三年，其母病逝。长女张以瑛受父亲的影响，很早就参加了革命。为了纪念英雄的父亲，她特意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张小璋。离休前她在天津师范大学担任党委宣传部长。今年她已是96岁高龄的老人，亲笔签下了''晓天歌行"徽剧的授权书。张璋的儿子张以瑞，物资部机电局局长。1966年深秋被迫 害致死。半年后，母亲吴昭毅突发脑溢血过世。1974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张以瑞被追认为烈士。

在"晓天歌行"的首演仪式上，张小璋的长子董路明、张以瑞的儿子张恕代表张璋烈士的亲属，亲临现场，观看了演出。

作家沈从文(张兆和的丈夫)在张璋牺牲后的第二年，以他的事迹，加工创作了短篇小说<<大小阮>>。六十年代初，沈从文开始着手撰写一部以张璋一家为原型的长篇小说。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他几次去宣化，住在张小璋的家中，每天采访吴昭毅，记下了好几万字的内容。他还将昭毅接到北京自己家里详谈。沈从文的小说计划分三部分，共三十万字，框架已初见模型，若干章节已经成文，但后因文革作罢。

在安徽肥西县官亭镇周公山北麓的苍松翠柏之间，有一处环形的墓冢，庄严肃穆，墓碑上有六个苍劲的大字“张璋烈士之墓”。1990年，张小璋将母亲吴昭毅的骨灰迁至合葬，并立碑如下：吾父毕生为革命奋斗，母则素来理解支持父之事业。父牺牲后，母含辛茹苦抚养遗孤，教育子女继父志，续父业，成人才。因父母系革命伴侣， 深意笃，故将二老合葬，以慰在天之灵。

张璋烈士之墓

2019年，安徽卫视精心制作了纪录片《紫蓬山》，在"故园''一集中，用镜头详细记录了93岁高龄的张小璋回乡给父母扫墓的经过，以及张璋烈士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

逝者已矣，精神永存。我要把先辈们的故事讲给我的后代，讲给更多的人听。我更期待疫情过去，我可以飞回祖国。我想到紫蓬山烈士墓前去祭拜，那里有长眠于此的父亲崇拜的四表叔，以及父亲无比热爱的五姑。



2021年5月22日《安庆日报》以''信念如磐的革命者"为标题，刊登了此美篇的删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