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风暴》：“好人奏鸣曲”难掩悲戚

老徐文痕

我们的观影经验里，德国影片印记尚属稀缺。对德国这个具有一段极端黑暗历史且同时具有强烈反思意识的国度，我们实在比较陌生。影视界面里，德系片较大面积的留白，给人们更完整观照色彩斑驳的世界文化，或多或少留下了遗憾。

当我们今天有可能对缺憾进行弥补的时候，我觉得下面将谈及的这部《窃听风暴》，最有资格成为首选。200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桂冠和当年狂揽欧美各大电影奖项的出色表现，足以明示影片的内在品质和认识价值。

影片2006年完成并上映。十几年的时光，对正确理会、深入解读一部好电影，也许够了。

先简单复述一下影片故事。

镜头定格在1984年，“柏林墙”把德国一分为二的年代。东德国家情报局（斯塔西）以绝对威权，对所有被人为贴上“异端人士”标签者进行大规模行动监控。颇具才华的剧作家德瑞曼和他的演员女友西兰在毫不知情中，成为秘密警察吉德·维斯勒的监控对象。

每天昼夜不间断的全方位家庭窃听中，维斯勒不但揣摸到德瑞曼的思想和行为，也洞悉了两位艺术家情侣浪漫又充斥着矛盾和苦涩的私人生活。不知不觉间，他对窃听对象的境遇渐渐产生了某种同情，职业行为中渗透进越来越多的“人性”因子。从刻意隐瞒窃听“罪证”开始，到秘密帮助转移“获罪”物证，窃听风暴最终演变成一场人性的救赎，如同冷峻冰山上投射进一束暖光。

德瑞曼安然无恙，窃听专家维斯勒却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当柏林墙倒塌数年之后，一直蒙在鼓里的德瑞曼才知晓自己曾被监控6年的真相，才从历史档案中查到帮助自己摆脱厄运的“好人”维斯勒。在街头书店，已经成为普通邮递员的维斯勒看到了剧作家德瑞曼一部新作：《献给好人的奏鸣曲》。“那是给我的”。一句话，不但解开了影片所有“悬念”，也为人性的胜利做了最令人动心的点赞！

严格说来，《窃听风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悬疑片。因为它无意制造烧脑剧情，不靠似是而非或云遮雾障刺激观众神经。影片线索十分明晰，故事走向几乎不需要猜测，每个“疑点”都可以轻易找到答案。包括那篇写东德自杀现状的文章何以能顺利刊于国外杂志；老艺术家雅斯卡自杀之谜；那台要命打字机的去向；西兰撞车而亡的缘由等等桥段，皆无须抽丝剥茧，不搞基本认知之外的多指向弯弯绕。如此结构，似乎算不上悬疑片的“标配”。而编导者恰是在一种无悬念中营造出影片环环相扣的紧张感，彰显了丝毫不弱化的艺术魅力。

严肃的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才是影片独到价值之所在。而覆盖于整个故事之上的浓重悲戚色彩，则给观众留下了深长的思考线索。当然这一切，是靠人物塑造和剧情编织完成的。

维斯勒，一个内敛、少言寡语却极端精明的斯塔西窃听专家。对秘密警察的专业手段有着精湛理解。他同情监控对象的起因，并非来自对体制的怀疑或叛逆，而是缘于对著名演员西兰的钦敬，以及对德瑞曼、西兰两人间浪漫爱情的羡慕，更来自对那位高官为满足占有西兰的淫邪欲念，无端加害他人不耻之举的极度厌恶。影片在情节推进中，一步步还原他人性本真。观看演出，他用望远镜窥视台侧德瑞曼与西兰的亲昵举动。窃听到德瑞曼和西兰亲热的声音，独居的他便招妓满足男人的欲望。知道西兰迫不得已去与高官幽会，便在小酒馆暗示她应该拒绝……真实善良的本性，逐渐疏离着他与职业的关系，默然走向身份和体制的悖反。而维斯勒最终的命运，却令人唏嘘。虽然他用人性谱就了一支“好人奏鸣曲”，但基调依然充满悲戚！

维斯勒的人设，寄托了导演多纳斯马尔克对人性的基本判断和反省精神。一个高级特工悲剧性又极其撩人思索的结局，实际上是试图彻底推倒横亘在人们心底的那堵“柏林墙”。从监听者到地下室拆信人，再到游走街头的普通邮递员，不但是维斯勒个体身份的变迁，更暗寓一种体制的更替。当窃听风暴终于吹得一地鸡毛之后，清明晴朗便可以驱散阴霾，弥足珍贵！

德瑞曼和西兰，是恐怖高压环境中充满矛盾的人物。德瑞曼对现实不满，表面却只能言不由衷的逢迎周旋，对权贵人物汉普染指心爱的女友和西兰的逆来顺受，他看在眼里，却表现得懦弱窝囊，始终纠结煎熬于无奈之中。他缺少记者豪瑟拍案而起，仗义执言的骨气，也没有老导演雅斯卡以死与迫害抗争的勇气，在体制铁桶里，他虽然做着良知未泯的反抗，但这种反抗，注定写满虚弱及悲情。不否认，德瑞曼是个有思想、正派善良的艺术家，但他对残酷的现实缺乏深度敏感，以至于被命运戏弄而不自知。他的悲情，覆盖了太多的历史尘埃。

西兰，是体制的牺牲品。她爱舞台，爱艺术，爱男友德瑞曼，所有的爱，来得纯真简单。为了这些爱，她以委身权贵做代价，甚至幼稚地企图以背叛换取虚幻的安宁。政治上的懵懂无知，高压下的脆弱无助，无情打碎了她的艺术梦幻，从灵魂到肉体彻底湮没于历史狂潮之下。最后倒在汽车轮下的西兰的悲剧人生，在爱恨交织中生发出令人警醒的震撼。

影片对德瑞曼和西兰充满了同情悲悯。是啊，在那样一种专制恐怖的环境里，你没有理由要求每个人都是斗士，无法苛责软弱或者欺骗之下的背叛。但同时，你也无法童话故事般轻描淡写，云淡风轻去讲述一幕幕残酷到滴血的过往。因为，黑暗与残酷，就是曾经的社会真实，真实到生命不可回避！

虚伪、贪欲、阴毒、卑鄙，是影片中“大人物”汉普和文化部长格鲁兹的性格标签。他们位高权重，控制着斯塔西10万秘密警察、20万线人的国家机器，随心所欲制造恐怖，把眼中的“敌人”和无辜者玩弄于股掌之中。汉普在行进的汽车里强占西兰，格鲁兹一副媚上欺下嘴脸，为迎合汉普的兽欲，有意把德瑞曼列为监控对象欲置之死地。这些时代怪胎操弄着一个国家，制造出再多的人间悲剧也不足为奇！

需要强调的是，汉普与格鲁兹一类人渣的沉浮存亡，往往不决定于历史的迁移。倒塌的柏林墙，也不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维斯勒的人生悲剧，唤不醒已经堕入十八层地狱的卑鄙灵魂，他们可能依然在权势圈里流连，抓住那点既得利益舍不得放手。他们也依然会继续徇私枉法，在道貌岸然和无耻下流之间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只是，体制的最终良性走势，将逐渐把污浊推向消亡！

人性的回归或者救赎，背后常常是难掩的悲戚悲情。而正视和反思历史，敢于剖析不堪过往，则是治愈以至消弭悲戚悲情的良药。从这个角度讲，《窃听风暴》获得了超越地域和文化差异的认同，尽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