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一一张鼎安传略

雷江波

　　澄城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这是一片神圣庄严的土地，周秦汉唐的风云仍然回荡在历史的天空；这又是一片人才辈出的土地，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生动鲜活的面容。纵观其史，风骄云傲竞风流，澄城这片热土人文荟萃，岁月峥嵘，走出了许多颇有影响的，让澄城人引以为荣的历史风流人物。生于斯，长于斯，又献身于斯的共产党人张鼎安，就是这一片沃土培育造就的英雄豪杰和革命先烈的优秀代表。

张鼎安（1903---1936），陕西澄城县刘家洼良周村人，曾用名新法、仲时、王子清等。张鼎安生于清朝未期，求学于民国初期，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张鼎安在新文化新思潮的推动下，逐步走在时代前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张鼎安在西安第三中学就读，这时他便和共产党员魏野畴接触，受其启发影响，决心锐意从新，接受革命洪流的庄严洗礼。1923年加入共青团,以后转为党员。1925年在西安学生驱逐陕西督军吴新田运动中,回澄城与由上海回来的王超北一起组织“驱吴后援会”、“五卅惨案后援会”,印刷传单,举行集会、游行,揭露封建军阀、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掀起“五四”以后澄城县学生运动又一高潮。1926年西安反围城斗争期间，根据西安党、团组织的安排，张鼎安组织省立三中学生，参加“五四运动”纪念大会，举行演讲活动，激励守城军民的斗志。

　　1926年底，张鼎安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前往长安县东南部地区领导农民运动。他以教书为掩护，以学校为基础，经常披星戴月，四处奔走，向农民群众宣传马列主义，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1927年2月，他组织成立了长安县杜曲农民协会，开展了清算大恶霸王孝廉、郭庚伯剥削帐目的斗争，追退银元2800块，分配给贫困农民。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政治风云突变，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在白色恐怖下，1928年张鼎安出任长安县委书记，他奔波于长安、户县、咸阳的广大农村，以贩卖青菜和挑大粪作掩护，承上启下，组织联络，秘密开展工作，对土豪恶霸的反攻倒算和反动当局的压榨盘剥，进行坚决斗争。渭华起义发动前后，张鼎安发动了咸（阳）长（安）暴动，以响应渭华起义，打击了当地劣绅恶霸的反动气焰。随后，又组织抗粮抗税，发动群众捣毁三桥廒所，打死国民党长安县政府催粮催税人员六名，并以中共长安县委的名义发布公告，以此扩大政治影响，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

　　1928年11月28日，长安县委在秘密工作机关召开会议，省委书记潘自力出席指导，由于叛徒出卖，潘自力和张鼎安等被敌人逮捕。这是他第一次被捕，在狱中，张鼎安惨遭毒打，受尽折磨，但他坚贞不屈，不仅保守了党的秘密，还掩护了其他同志的安全。1930年5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爆发，乘杨虎城部队10月25日攻克潼关，西安城内混乱之际，张鼎安等成功逃出监狱。

　　铁窗难锁革命心，死里逃生唯斗争。张鼎安脱险后，即返回澄城家乡，和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31年，张鼎安在澄城县王庄镇创办了县立第二模范小学，并担任校长。对广大贫苦农民的子弟免收学费，这一举动在当地引起轰动，一时之间张鼎安与王庄小学的名声远播四方，为后来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31年春，当时的澄城春荒严重，已经连续三年欠收，国民党地方政府不但不减粮免差，反而横征暴敛，更加肆无忌惮的剥削农民，广大农民苦不堪言，挣扎在死亡线上。张鼎安根据陕西省委第六次会议精神，结合澄城的实际情况，领导农民开展‘交农’斗争。经过艰苦的斗争，国民党澄城县政府发布公告，豁免了全县本年粮差，‘交农’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在全国和陕西兴起，1931年10月，张鼎安以王庄小学为中心，发起成立抗日救国会，以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宣传抗日，组织募捐活动，支持沦陷区同胞。同年11月，他创办王庄农民夜校，学员高达60多人，经过夜校培训和实际斗争考验，郭书定、问水平、刘景堂、成志俊等经张鼎安介绍，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张鼎安的亲自主持下，王庄农民夜校成为澄城县北区重要的革命斗争基地，推动了全县抗日救亡运动和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

　　1932年春，澄城县地方政府置群众饥荒于不顾，不断提高税率，疯狂搜刮民财，广大农民叫苦连天。张鼎安耳闻目睹群众不堪赋税之苦，便以王庄小学和农民夜校为阵地，深入田间地头 、商店和村镇，宣传鼓动群众，进行“抗税斗争”，将税收人员韦永康赶走，又发动县学联配合，迫使县政府将税务局长韦子轩撤职，并减轻税款，在澄城县引起了轰动。经过张鼎安和其他同志的艰苦斗争，澄城县党的工作发展很快，成为全省工作基础较好的县份之一。特别是张鼎安直接领导的澄城县北部地区，相继建立保安团、公安局中共支部，使党的力量有较大的发展，党团组织得到迅速巩固与壮大。

　　1932年初,中共韩城中心县委成立,他担任宣传部长,负责澄城工作。1932年5月，红军陕甘游击队总志挥刘志丹率部队袭击国民党井岳秀部及反动民团，由于敌众我寡，致使战斗失利，刘志丹率陕甘游击队挥师南下，6月初进入韩城县北乡，计划在韩城开辟苏区。为了配合陕甘游击队在韩城作战行动，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会议，决定由张鼎安负责，在澄城县公安局发动警变，以牵制国民党军队在韩城对陕甘游击队的军事进攻。8月8日,中共韩城、蒲城、澄城三党组织,在醍醐举行联席会议，于8月10日发动澄城保安团、公安局士兵起义(后称“警变”)。经过紧张准备,10日晚,共产党员雷振东、雷起云等进入澄城城内，参加起义；共产党员王雨璋破坏切断县城周围及代庄至合阳电线,共产党员丁本淳、雷德时破坏原畔的电汛线路。计划午夜开始行动，傍晚,正当张鼎安在南城楼向起义的警察和学生、农民、士兵等发布命令时，澄城县公安局局长邵某忽来巡查,行动提前，收缴了四五十支枪，抄袭了县政府，没收了上缴的银元，但由于提前暴露，加之缺乏战斗经验，造成了“警变”的由胜转败。澄城“警变”虽然失败了，但其震动很大，就当时来说，它在传播革命思想，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广泛发展革命力量，进一步锻炼了当地党团组织，写下了澄城革命斗争史上重要的篇章。

　　由于澄城警变的失败，使当地的党团组织受到了很大的损失，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张鼎安亳不气绥，不屈不饶，坚持斗争。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千方百计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使澄城一带的党团组织得到逐步巩固与发展。1933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组建澄城县委，张鼎安任书记，并在澄城县酥酪、醍醐等地召开过几次县委会议，对全县党的工作进行了认真的部署，在此期间，陕西省委派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前来澄城指导工作。在听取张鼎安工作汇报，高政委对澄城县委的工作进展表示满意，并指示要进一步加强革命武装的创建，以期发动游击战争。随后，张鼎安指示王庄区委书记管建勋前往黄龙山区改造土匪武装，发动游击战争。1933年5月，中共澄城中心县委成立，统一领导澄城、大茘、合阳三县党的工作，张鼎安任书记，机关设驻在澄城县王庄镇，隶属陕西省委领导。在中共澄城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党在关中东部地区的工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933年7月，由于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判变投敌，陕西省委遭遇第三次大破坏，省委秘书长贾拓夫决定立即组建临时省委，决定由张鼎安总负责，与各地党、团组织建立联系，开展工作。在陕西地区的革命形势又一次陷入低潮的危急关头，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张鼎安不畏艰险，千方百计地采取一切措施，保护身份没有暴露的同志，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有效保护全省各地未遭破坏的党组织。

　　1933年9月上、中旬，担任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宣传部长的张鼎安由于内奸出卖，被敌人逮捕入狱，这是他第二次入狱。在狱中，身患肺结核病的张鼎安饱受折磨，但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对革命的胜利充满了信心。1933年11月上旬，历经磨难的张鼎安获释出狱后，返回了澄城家乡。当时在澄城县北酥酪小学教书的党文伯问张鼎安“这次受惊不小，你现在还敢再干？”，他说“你说的哪是啥话，人家没杀你，就是叫你革命呀，不敢干怕啥！”，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

　　1934年至1935年,他在良周村及刘家洼小学教书,藉机系统地阅读《资本论》等马列著作,写有《论意阿战争》一文。同时，与吴仲六、张卓之等想方设法，筹措经费，创办了进步刊物《渭北人民》，宣传抗日救国等革命道理。同时，他派孙苟娃、贾武祥去尧头组织煤矿工人发展壮大革命队伍,通过崖畔教师吴建初争取与地方力量王保坤建立统战关系并派人察看毛老鼠沟一带地形,准备开展游击活动。

当时新文字运动正在兴起,他与刘仲棣、张景茂创办刘家洼农民识字班,通过教学新文字,宣传抗日救国。农民识字班发展至王庄、冯原、赵庄、韦庄等地,在全国闻名,当年11月筹措经费380元(银元),派刘仲棣、孙次青去参观南京燕子矶小学、上海山海工学团,学习陶行知改革教育的经验。

　　在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从此，陕西临时省委受党中央直接领导。1936年2月25日，经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批准，中共澄城县委在醍醐镇重新成立，张鼎安再次担任书记。这时，澄城县南区和北区己恢复了11个党支部，共产党员80多人。中共澄城县委重新成立后，张鼎安带领县委一班人，多次圆满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办的重要任务。1936年5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给党中央辗转送来一部无线电台，电台运送至澄城时，张鼎安负责接送，在王超北的具体指导下，与吴卜亭、刘正基等共产党员赶着大车，于夜间秘密行动，将电台安全送出澄城县境，并最终安全运抵陕北。同年春夏之间，张鼎安还为掩护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做出了很大贡献。在陕北地下交通线暂时中断，张瑞华化名王洁云在张鼎安创办的刘家洼小学担任教师，大约两个多月，七月中旬，经王超北周密安排，张瑞华离开澄城，前往陕北，下旬顺利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城。张鼎安在七月上旬将张瑞华安全送离刘家洼后，即着手“启智派报社”的正式运营，一方面公开宣传抗日救国，另一方面报社又做为党的地下秘密基地，为澄城县党组织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6年8月，张鼎安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在贾拓夫的安排下，张鼎安向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汇报了澄城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情况，周恩来指示他开辟韩城、宜川一线的工作,与国民党42师(柳子俊部)建立联系。归途至宜川云崖镇被42师逮捕,并受到严刑拷打，先后在合阳、大荔、西安狱中关押，这是他第三次入狱。解经合阳时,给翟贞祥的信中说:“我找周恩来同志被捕,受了古今中外未有过的极刑,这次到西安可能牺牲……”。第三次入狱两个多月，经中共党员蒲克敏(时任杨虎城私人秘书)解救,到西安后即获释。

　　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此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宣传部长兼秘书长、澄城县委书记张鼎安，策动其兄张绍安（时任澄城县保安大队大队长）等爱国志士武装响应，成立了“抗日救国牺牲团”“澄城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发表了拥护张、杨八大主张的通电，在县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当时杨虎城将军部驻防大荔县的42师师长冯钦哉叛杨附蒋，妄图扼杀澄城县这支革命武装力量。在此形势危急之情况下，张鼎安和张绍安等人研究决定，立即举行武装起义，遂于21日晚12时率保安大队和抗日救国牺牲团300余人离开县城，进驻崖畔寨，（注：崖畔寨位于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赵庄镇邵家村西南，距离县城25公里。清末民初，县北沿山一带土匪猖獗，村民筑寨以自卫，曾经居住过300多户、1000余人，为当时境内土寨之最。1994年，中共澄城县委把崖畔寨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派人分头去陕北和西安与省委及杨虎城将军联系，准备东渡黄河抗日。12月30日，盘踞在赵庄、刘家洼一带的王保坤等土豪劣绅和地方反动势力，勾结驻防合阳县42师已背叛杨虎城将军的旅长柳子俊，向驻扎在崖畔寨的这支革命武装发动进攻。由于敌人买通内奸，内外夹击，起义部队腹背受敌，在浴血奋战中，张鼎安与两位胞兄张绍安、张德安和共产党员袁子厚、潘书堂、刘仲棣，起义战士张自强、张官保、张相平、李振江、杨兴运等11人壮烈牺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崖畔寨事件牵制了当时国民党一个师的兵力，支持了“西安事变”。这次武装响应“西安事变”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写下了渭北乃至陕西革命斗争史上极为壮丽的篇章！

　　张鼎安生前的一副对联这样写道：“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不仅是他忧国忧民的真实写照，更反映了他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张鼎安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出生如死，历经血雨腥风、千难万险，他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百折不挠、英勇奋斗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的一生。

　　“先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瞬之间，中国共产党走过100年的风风雨雨。今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富裕的中国梦而高歌猛进。倘若张鼎安等革命先烈在天之灵有知，也当含笑于九霄之上。

张鼎安为民族大义而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世长存，与日月同辉！